※ [本文轉錄自 NTUND93 看板]
作者: KevinTang (應該要知足了) 看板: NTUND93
標題: 《亞細亞的新身體》書介（上） 傅大為
時間: Fri Mar 4 23:29:39 2005
大正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台北醫院婦產科的高敬遠醫師，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上
發表了一篇論文，「文化、卵巢腫瘍及影響」（1919）。在這篇今天看來十分奇特的論
文裡，高敬遠比較了台北醫院從大正四年到七年，十三位台灣婦人、十七位日本內地婦
人，在同樣的卵巢腫瘤割除手術中，所割除腫瘤的長徑、幅徑、厚徑、與重量四項數據
，並且精確到○點一公分。高敬遠宣稱，平均而言，台灣婦人腫瘤的長徑是內地婦人的
一點八倍、幅徑二點一倍、厚徑二點○倍、重量則達五點四倍。
這論文，是由當年台北醫院婦產科以開刀聞名的迎偕醫長指導的。迎偕以開刀著稱，但
他大部分的病患都是日本婦女，台灣婦人則很少進入台北醫院。在那個時代，因為男女
身體禁忌以及經濟因素等，台灣婦人常避免找男性婦產科醫師，這使得台北醫專畢業的
婦產科醫師，視開業為畏途。一年後，當高敬遠成功地在台北開業時，他立刻成為第一
位開業的台灣人婦產科醫師。所以，我們可以瞭解，當高敬遠來研究台灣文化與專屬婦
產科的卵巢器官二者之關係時，他的心情是甚麼。
高敬遠這篇早期論文，主要的論點大致可以這麼說。當時的醫學認為，女人的卵巢器官
，它病變時產生的腫瘤平均大小，就不同文化間的比較而言，其實頗有深意。高敬遠覺
得，當時台灣婦人常常只用草根木皮製成的外用藥膏來塗抹、或者用漢藥內服、甚至只
對神佛祈願，但他認為這些沒有受「近代文化」洗禮的落後作法，只會延誤病情，完全
沒有真效用。所以，當患者再三拖延，不得不讓婦產科醫師進行內診、不能不上手術台
開刀時，腫瘤已經長得很大。要之，台灣婦人的卵巢腫瘤，比起日本內地婦人，平均較
大。從小看，是因為她們不信賴婦產科醫師，從大看，則是台灣的慣習與「文化程度」
，尚未進入近代文化的範圍。還好，高敬遠最後樂觀的表示，近年來台灣的教化，逐漸
普及，所以手術次數也逐漸增加，真可謂「台灣衛生」上的一大可慶之事！
此文另一層的意義，則在於台灣婦人與內地婦人的比較，其實不止於「不同文化」間的
比較而已。它其實是殖民與被殖民文化間的對比。接受日本殖民醫學教育而表現優異的
高敬遠醫師，當他使用那看似中性的「近代文化」概念時，殖民醫學的色彩，似乎就被
沖淡一點，同時，殖民醫學對台灣婦人的潛在恩澤卻被有趣地點出來：卵巢腫瘤會比較
小。而婦人手術次數逐漸增加，與當時殖民教化的逐漸普及，彼此也被關聯起來，但是
，在當時台灣各級的近代教育中，女性遭受相當不公平的對待這個事實，作者卻是沈默
無言。
比起今天，八十多年前高敬遠的看法、他的憂慮與慶幸，都頗令人驚訝。台灣婦人願意
讓婦產科男醫師看診、願意接受腫瘤「剔出」手術，都成為度量這個社會「近代化」、
衡量這個文化「程度」的標準。傳統內服漢藥，絕不可能解決這可致死的卵巢腫瘤，而
婦產科的腫瘤剔出術，當時已號稱十分安全。這種黑白分明的價值對比，這種拿量尺天
平來熱心度量大量卵巢腫瘤的努力，不禁讓我們領悟到，那殖民時代常聽到的諺語：「
要度量一個文明的程度，要看那個社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女人而定」，此諺語「近代文化
」的真義，豈不正是「要度量一個文明的程度，要看那個社會的婦女是否信賴婦產科醫
師而定」？
在這裡，高敬遠的大膽想像，不得不引人注目。在一個還沒有婦產科醫師敢開業的年代
裡，婦產科醫學，卻一躍而被他視為近代文化的指標。而在台灣漢人社會中，飽受傳統
父權「三從四德」虐待的婦女，在男性「近代化」的大追逐、大事業中，突然又有個新
的任務，那就是要把自己的身體，交給家庭外的陌生男性婦產科醫師來照顧。但這二者
間的衝突，她卻又要如何處理？傳統上，台灣家庭的父權，對女性身體宣示所有權與懲
罰權，然而當日本殖民台灣後，殖民醫學也開始對台灣女性身體宣示它「近代文化」的
任務與義務，所以，這兩種權力在女性身體上的競逐與較勁，最後只能留給婦女默默地
去承受與處理。
大正八年，青年高敬遠大膽想像「近代文化」中婦產科醫學與婦女的關係；但是，當時
也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西元一九一九年，關於「近代文化」、「文明」、「民族主義
」等概念與意識型態，也正經歷著很大的改變。近代文化或文明，不再自然等同於歐洲
（含日本）集啟蒙、武力與資本、殖民地於一身的那些帝國或國家。民族主義，也開始
指涉弱小、甚至被殖民的民族與社會。過去常說落後社會無法自治，是文明國家、白人
的負擔，而文明國家本來就有殖民與啟蒙的正當性，但這些意識型態，在一九一九年的
西方，也已經日薄西山1。取而代之的，是史賓格勒說自己西方的「沒落」，或者是東
方的列寧革命論與新世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不過，西方近代文化的意義，雖然已有
改變，但是大正八年東方台灣文明人所提倡的近代文化，仍然企圖堅持自己的歷史軌跡
，走自己的宿命。
當然，青年高敬遠的年代，已經逝去，大正台灣已遠。但是，高敬遠當年所感受到、所
欲攀附的那個「近代文化」的歷史潮流，其實從清末天津條約的時代，就已經在台灣悄
悄登陸—本書所關切時代的結尾，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八、九○年代—這一百多年來可說
源遠流長、高潮起伏，並沒有真正結束。而這個百多年來的近代化過程，它與台灣近代
醫療史的關係、它與台灣婦女「近代身體」的交纏、乃至與台灣「近代性／別」
（modern gender / sexuality）的互動，正是本書的主題。
從清末天津條約開港於台灣，到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前後一百三十多年，其中大致經歷
了清朝、日本帝國、還有國民黨這三個時代的政權；同時在醫療建制上，也經歷了清末
的傳道醫學、日治的殖民醫學、乃至戰後初年的美援醫學、以及一九七、八○年代以來
的台灣當代醫學。雖然這中間的體制、知識與技術、醫病關係、性別身體等，都經歷了
相當大的變化，醫學史、婦女史、性別與醫療等學者們，通常也都分開來處理這幾個階
段，並專精於其中一個階段，但是對我這八、九年來的經營而言，寫這本書，卻有著另
一種企圖。
台灣這一百三十年，在近代世界史而言，雖然很短，但是我感興趣的，卻是這個近代化
過程中貫時性的、醫療、性別與身體的複雜互動與演化。我覺得，「近代台灣」的形成
，常常並不因為政權的轉移、或世界醫學中心的變更而作很大的改變。從清末到日治以
來「醫療的近代台灣」（medical modernity）2，在它與近代台灣性別身體的互動歷史
中，其實也逐漸形成了它自己的慣性與能動的方向。即使在解嚴後的台灣，我們在性別
與醫療相關議題上所碰到的問題，也常常有其歷史與社會的根源，而非單純的父權、醫
學權威、或健保等概念可以來簡單解釋與處理。何況，在解嚴後的台灣來思考與經營此
書的主題，所面對的台灣社會，更是一個從近代台灣，逐漸轉移到現代或近代「之後」
的社會。許多在近代化過程中被大家所無條件推崇的科技、醫學、近代身體體制等，正
開始被「科技之外」的社會人文學立場、STS3立場，來重新檢討與書寫新歷史。許多在
近代化中被污名化、以「保守傳統」之名而棄之不顧的另類醫療與身體的小傳統，也開
始被重新的評估與重建。
同時，台灣醫學界本身，近年來也頻頻對他們百年的近代醫學傳統，作回顧與論述，而
在當今台灣這個「近代之後」的社會文化中，積極更新台灣醫學的面貌與社會位置。自
然，近代台灣中的性別與身體，也會重新被詮釋與書寫。然而，一個近代之後的新意義
與新行動方向，十分需要來自各方面的交流與協商。一百多年前，當近代醫學及其一切
相關體制登陸台灣時，台灣各族群的人民、婦女、與在地士人，沒有多少與之協商的機
會。一百多年後，當近代醫學要重新進行詮釋與書寫時，台灣當代的婦女、性別研究、
女性主義者、基進知識分子、STS行動者等等，這次卻不能缺席，需要進行多元的挑戰
、協商與對話。這些種種，都使我覺得，書寫一本貫時性書籍的時機，已經成熟。
回憶二十年前，我在美國學習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當時所銜接上的認知，是西方一九六
○年代以來如孔恩、拉克圖、費若本、傅科等人對近代科技醫療的重新反省：特別是在
近代科學的啟蒙熱情之後、對之失望後的重新反省—我稱之為「後啟蒙」的科技研究觀
點。當時我認識與研究的，是西方近代科學。後來回國執教，立基於台灣，開始對中國
古代科技史作研究，並接觸西方漢學界與東方主義，而當時我認識古代科技的觀點，仍
然是「後啟蒙」觀點。所以我避免對古代中國科技，做李約瑟式的啟蒙推崇，反而去思
考與欣賞古代科技迥異於近代科技的另類性與異質性。解嚴後，社會一時大為震盪，但
在社運逐漸降溫後，近十年來，順著從社運轉變為文化與思想運動的邏輯，我的注意力
更集中在近代台灣。同時，因為各種因素，我開始大量接觸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性與
身體的研究，遂而接觸與深入近代台灣社會的醫學、婦女、與性別。基於二十年來我一
貫對科技的後啟蒙觀點，同時以「性別與身體」作為台灣歷史社會研究的主要切入點，
那麼，以今觀昔，似乎可以夢見是這樣的一條路，輾轉蜿蜒地走到今天這本書來。
在這樣子的立場與時代下，我自然要問，那個如海洋般深邃的近代台灣，究竟是甚麼？
從清末、日治、到國民黨時代，台灣人，特別是台灣婦女，他／她們的艱苦、隱忍、驕
傲、與徬徨，究竟有著甚麼深沈的意義？從清末台灣的邊緣近代化開始、到日治的殖民
近代化、以至於到國民黨時期的威權近代化，就如當年後藤新平所預言的，醫療、身體
、與性別的軸線，形構成近代台灣的主要軸線之一。但似乎不同於「近代西方」的光照
、強勢、與規訓，近代台灣的形成，卻是從邊緣、殖民、威權、與艱苦的沈默中逐漸浮
現。好不容易後來有了解嚴、政黨輪替，台灣有了初步的民主，但是在社會力的發展上
，卻往往力不從心、不能長久。在選舉與言論上，我們固然有了民主自由的姿勢，但是
在歷史文化的深沈伏流裡，卻仍然處處都是問題，需要我們更努力的去深耕與挖掘。雖
然有了稍嫌瘋狂的民主選舉∣庸俗的德先生，我們還得去處理近代台灣另一項深沈而悠
遠的知識／權力殿堂∣威權的賽先生。雖然有了西裝革履的文明大男人，但是佔台灣人
一半的婦女，仍然還沒有成為近代台灣的半邊天。雖然有了初步的市民社會與公共空間
，但是深沈廣闊的私領域、性與身體，固然在這十多年已如冰山一角地開始浮現，但是
我們尚未真正去面對一個「性別化」4近代台灣的全幅歷史意義與後果。
當然，我絕不輕忽近代台灣中那悠久的知識權力與身體規訓的複雜系統：台灣的近代醫
學。我絕不輕率地小看早期的長老會近代化、更不用說那大名鼎鼎的日治殖民醫學。而
即使在國民黨的威權時代，有殖民傳統基礎的台灣當代醫學，也該在知識、權力、性別
與身體的交錯空間中，給予恰當的定位。同時，在沒有具體的歷史社會分析之前，我反
對純粹地從「反父權」的西方意識型態或理論，直接來定位與批判近代台灣的醫療知識
與規訓。同樣地，在沒有給予近代台灣的婦女、產婆、男醫師等充分的發聲機會之前，
我也不贊成立即進行高姿態的理論或道德批判。我希望能夠尊敬近代台灣深沉的歷史社
會經驗，進而與之作有意義的對話與協商。其實，八、九年的書寫、累積、與醞釀的過
程裡，近代台灣的歷史光影，往往一山更比一山高地向我逼來，讀不勝讀、學不勝學，
即使曾自負為快筆快語、理論與歷史兼顧，也不得不要適可而止、喟然而嘆。真的，如
果我繼續如此多讀多學下去，近代台灣將成為我的囚牢，書籍筆記電腦網路將成為我的
鎖鍊。總之，這個近代台灣的朝聖之旅，需要結束；無止盡的閱讀也需要告一段落，我
需要出走，逃逸出來，才能說個簡短的故事。
這個關於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的故事，可以有兩種說法。一個說法，是從近代台灣
的形成中，「性別與醫療」關係發展的異質性與多樣性角度來說。另一個說法，則是從
近代台灣「技術與身體」的關係與共同交纏演化的角度來說。這兩種說法，有不同的重
點、不同的時空定位，當然，也希望有不同的教訓。
如果，我們把西方的近代醫療，看成一組物質性的論述與操作，那麼，當它在清末逐漸
進入半殖民意義下的台灣時，它從哪裡進入、何時進入、它與在地權力機制的關係與結
盟為何，自然會影響到「醫療的近代台灣」的形成、慣性與特色。透過英國長老教會，
近代醫療進入南台灣，而透過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另一組近代醫療進入北台灣。因
為英國與加拿大兩個長老教會的海外宣教，在東亞的情境不同，所以兩組近代醫療的論
述雛形，在台南與淡水分別發展時，也生出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性別與醫療之關係。以
馬偕及其男弟子為主的北台灣傳道醫療，就成為本書的焦點之一，南部新樓醫院系統的
傳道醫療，則與北台灣傳道醫療對照討論。同時，北台灣傳道醫療與在地家庭父權比較
緊密的結合，也成為後來近代殖民醫學在台灣順利在地化的一個基礎。對照而言，南台
灣傳道醫療，無論在醫療操作或在基礎教育方面，都比較重視女性。不過一般而言，傳
道醫學，除非透過女醫，對女性身體都保持距離；而由男醫師來定義的近代殖民醫學，
它侵入、切割、研究與管理女性身體的那個時代，還沒有來臨。
到了日治時代，日本殖民醫學開始有系統地登陸台灣，由北往南在全島伸展。除了進行
日常醫療操作外，還成立了影響深遠的醫學校，訓練台灣子弟成為醫師，同時並制止傳
統漢醫發展，排除殖民醫學的潛在競爭者。以上國指導者的身分，日本殖民權威開明地
替台灣殖民小伙子5設定了未來文明化的路徑，要在台灣造就「毛斷」（modern）的文
明男人。同時，日治時代的醫學校、專門學校、帝大醫學部等一系列知識與技術的近代
傳統，不收女生，得以專門造就文明男醫師。但是，因為日本帝國本身的複雜與多重管
道、明治末期到大正民主時代的氣氛，使得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女子醫專等管道，成為
台灣有「知識文明」企圖的女孩，得以繞過殖民的男性體制，遠赴內地讀書與取得醫師
身分的捷徑。這是在日本殖民政權打造文明男人的計畫中，台灣知識女性自主奮鬥的一
次精彩表現。殖民末期，大約有一百位留日女醫師在台灣執業，深受婦女歡迎。這股力
量、這股殖民時代浮現的「另類近代醫師」群體，一直到國民黨的一九六○年代，還持
續是近代台灣女醫師的主流。
大正十年，西元一九二○年，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才剛在日本畢業，而台灣殖民醫
學已經訓練出五百位男醫師。但是其中只有一位婦產科醫師，在台北方才成功開業。雖
然近代殖民醫療進入台灣已經二十五年，但是近代醫療真正殖民女性身體的歷程，才剛
開始建立了橋頭堡。因為男女身體與內外之別，在傳統父權體制有重大的意義，而婦女
自己，當然也不願意輕易接受婦產科醫師的治療。雖然困難，日治殖民醫療，很早就透
過兩種不同的策略來管理女性身體：一，訓練在知識與技術上都附屬於醫師的「近代產
婆」，藉由她們之手，來照顧與培養台灣的「近代婦女」；二，則是透過各種與產婆策
略結盟的方式，提高男婦產科醫師被台灣婦女接受的程度。之後，從一九二○到一九七
○年，五十年間，台灣男婦產科醫師，經營各種策略與結盟，終於逐漸超越了產婆接生
的人數，成為台灣婦女生育與病痛的主要管理者。這使得從日治產婆到戰後助產士的這
種女性專業，成為一種女性的過渡性專業，它是殖民醫學與婦女身體初次遭遇時的「防
震護墊」，當台灣婦女逐漸接受男婦產科醫師後，歷史過渡任務便完成，台灣當代醫學
便準備把助產士排除，說她們已經過時了。
固然，日治時代婦女都十分歡迎產婆，民間的「歌仔冊」也有許多優秀產婆的記載，而
近代興起的婦產科醫師，歷史上也並不必然會取代台灣的產婆傳統，但是，透過策略、
殖民體制、台灣婦產科醫學的優勢條件等，使得在日治後期，婦產科醫師與產婆的均勢
平衡，產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國民黨的一九五、六○年代，禁止墮胎的禁令鬆動、戰後
西方避孕與節育的風潮逐漸傳來，又配合著一九五、六○年代台灣女性就業機會的大增
，台灣婦產科醫師遂抓住機會，利用其較有效率的墮胎技術，為過去被多胎所荼苦的台
灣婦女墮胎。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時空條件下，筆者覺得，台灣婦產科的發展軌跡，正
好與戰後婦女的新行動軌跡交會，造成了當時男性婦產科醫師被婦女接受的有利條件。
我們再來看侵入性的近代醫學與女性身體的歷史發展。前面提過，在清末台灣傳道醫學
的時代中，由男醫師來定義的近代醫學—侵入、切割、研究與管理女性身體的時代，還
沒有來臨。那麼，到了日治中後期，近代婦產科的各種開刀術，大致上都已經進入台灣
。母親難產時，比照於更早的穿顱術，日治時期的剖腹產（國帝截開術），還被認為是
一種人道的手術，是婦產科醫學該努力以赴的目標。到了戰後，在一般婦產科的手術訓
練中，過去被認為新進、甚至還有點爭議的剖腹產手術、子宮切除術，已經與普通墮胎
用的子宮刮除術，並列為基本訓練。似乎從日治中期開始，近代西方婦產醫學中侵入女
性身體，進行揭露、切割、剔除等繁複的手術技藝，已經在台灣婦女身上開始重現。但
是，戰後台灣婦產科的手術技藝史，卻不是單純的「重現」而已。針對當時台灣婦女的
厲疾，子宮頸癌，台大婦產科所採取的療法，卻不是開刀割除，比起當時以徐千田為首
的中興醫院婦產科，以精鍊的手術刀法聞名全台，台大卻轉向放射性療法來處理。
所以，西方近代「性別與醫療史」裡常討論到的「男醫師切割女性身體」的典型，也許
並不完全是男性婦產科醫學的本質。雖然多少來自同一種殖民醫學，台大與中興醫院的
婦產科，卻有著不太相同的傳統，向上還可以追溯到日本內地醫學傳統的差異。正因為
當年徐千田決定離開台大，在中興醫院自行發展婦產科，遂使得這種技藝的原初差異，
在兩個不同的小生態圈中分別演化，形成了不同的發展取向、不同的性別與醫療的關係
。這種差異發展，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末才結束，台大也終於決定要研發治療子宮頸
癌的繁複開刀手術。同時，也正是因為徐千田一門的開刀術風行，使得許多實習醫師、
婦女病患與家屬趨之若鶩，後來還促使台大改變治療方向，所以間接地延後了子宮頸抹
片檢查在台灣發揮的時機。總之，近代婦產醫學在台大與中興的分別發展，就如清末傳
道醫學在南北台灣二地的分別發展，形成了近代台灣「性別與醫療」關係的多樣性與異
質性。這些異質性，卻往往又互相激盪與競爭，甚至共同互動演化而形成一個新的關係
。例如台大與中興後來彼此競爭子宮頸癌的開刀術，卻又都很快地不得不聲稱抹片篩檢
的重要性。
婦產科的性別政治之外，本書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近代台灣的「性別與醫療」關係，
那就是戰後台灣發展出來的泌尿科性醫學。順著之前台灣對「威而剛」壯陽藥的激情脈
絡，筆者與成令方教授合作，針對當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討論了戰後台灣泌尿
科性醫學發展的三個階段：一九五、六○年代夫唱婦隨的模糊雙人身體觀，一九七○年
代揉合了馬斯特與瓊森性醫學與精神分析的多重性身體觀，還有到一九九○年代泌尿科
高度科技化後的器官化身體觀。有趣的是，在這三個階段裡，都蘊含了不同的「性別與
醫療」關係、也反映了不同時代中，醫學、身體、與社會的關係。粗略而言，這是戰後
台灣社會不斷「醫療化」男人性身體的大趨勢。雖然婦女在這三個階段中，相對於男人
的性身體而言，似乎地位都不高，但也許在最後一個階段情況最低，同時，男性性身體
，也在最後一階段被化約成一個性器官的表現問題。固然，我們理解，威而剛對老年男
人的性身體，有著特別的男性意義，但是，因為泌尿科近年來的高科技化，使得男人的
性身體被切割、剔除成單一的性器官；這是頗為激烈的新發展，與台灣傳統男人的自我
形象，有不少的差異。最後，我們提出一種另類的「雙人性身體觀」作為對照，來抗衡
泌尿科「單一性器官」身體觀的發展。
以上，我們說完了「性別與醫療」權力關係的異質性與多樣化歷史發展。之後，我們再
從「技術與身體」的多重關係，來簡單分析「近代台灣形成」的另一組歷史現象。如果
從普通生物學來說，近代台灣裡的「近代身體」，與前近代時期、清國時代的一般身體
，有何不同？也許沒有甚麼大不同，也許近代台灣的營養、食物、衛生都有所改進，所
以近代身體，平均會比較高壯吧。但是，近代與前近代身體的最大區別，也許並不在於
身高體重，而在於環繞身體四周甚至內部、與身體交纏的各種事物組合的整套改變。從
本書所關切的角度，我們特別要來注意身體與技術的關係。
首先，我們知道，近代台灣的形成，必然也伴隨著「近代台灣身體」的形成。這個近代
身體的形成，最明顯的要素之一，就是各種近代的身體技術與醫療技術，它們或者與身
體緊密交纏、或者是隨身伺候的配備，如有需要，隨時可以施加在身體上。所以，是否
我們可以這樣說：從清末、日治、到國民黨時代，隨著近代台灣的形成，伺候或交纏在
近代身體上的近代技術或技藝，也越來越多？同時，附著在前近代身體上的傳統技藝，
也一片片地被有系統地剝落與取代。
粗略來說，的確如此。從清末台灣的長老會近代化開始，特別從馬偕的詳細描述中循序
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屬於近代的身體技術，逐漸一片片地鑲嵌在「即將成為近代
」的身體上。從集體攝影、參與教會公共講道、欣賞自然之美，到參與馬偕的「宗教‧
醫療」公眾儀式與拔牙，這些種種，都是清末傳道者及其醫學，種植在近代身體上的技
術種子。透過早期攝影機、教堂公共講堂、「認識自然」的論述學習、還有「拔牙、散
發奎寧、唱聖歌」的整合儀式訓練等，這一連串技術與身體的交纏，可謂建構了台灣的
早期近代身體。同時，它也逐漸取代了一些環繞在前近代身體四周的傳統技術。例如身
體與漢醫、各種禁忌的關係，還有家庭中祖先崇拜的儀式技術等等。雖然尊重傳統家庭
與父權，傳道醫療的近代化，基本上是在漢人家庭外，設立一個新的「公共‧醫療‧傳
道」的身體技術中心，由少數菁英男牧師來操弄與演練，並與漢人傳統父權進行協商。
傳道醫學之後，我們進入日本殖民醫學的時代：全面打造近代文明男人的殖民努力，於
焉開始。當然，殖民政權所施行的全面「打造近代身體」的工作，本書不可能來討論；
在這裡，只能就醫療與性別的近代身體技術來說。首先，在殖民台灣建立日本近代婦產
科醫學的主要挑戰，就是如何來分類、研究、接生、入侵、切割與縫合台灣婦女的身體
。第一，透過在地醫師的系統性調查與分類技術，先建立起台灣婦女的基本資料，如月
經、骨盆等相關資料。第二，透過如消毒、打針、聽診器、鴨嘴擴充器、內診床、產鉗
、乃至手術房配備等一系列的近代婦產技術器材，輔之以近代產婆的初步訓練，殖民醫
療主動召喚台灣婦女身體來配備這一整套的技術。讀者可以回想，我們在緒論一開始，
不是也認識到「要度量一個文明的程度，要看那個社會的婦女是否信賴婦產科醫師而定
」嗎？第三，透過法律、論述與警力，殖民醫療積極地置換與取代許多傳統的身體技藝
、甚至後來也不惜批判稍早傳道醫療所建立的宗教醫療技術。傳統漢醫的成長被制止、
他們的知識被批判，傳統產婆的操作被制止、起碼是透過再訓練來監控與管理。但是，
這一連串技術的「社會部署」（social deployment），有多少效果，當然還值得進一
步商榷。諷刺的是，也許是歷史機緣吧，在打造土人男醫師的殖民體制之外，兩百位台
灣女性主動到日本學醫，一百位回台，一旦拿起本來為男醫師所設計的擴充器、產鉗、
手術刀等器材，她們反而容易接近女性身體、獲得女性更多的信任。不論如何，這些部
署與機緣的總體效果，悄悄敲開了台灣婦女與婦產科近代技術交纏的歷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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