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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evinTang (應該要知足了) 看板: NTUND93
標題: 《亞細亞的新身體》書介（下） 傅大為
時間: Fri Mar 4 23:30:25 2005
同時，在一九三○年代，透過殖民醫療對台灣痲瘋、結核、與阿片癮這三種慢性疾病的
管理與治療，我們看到另一種熟悉的近代醫療規訓，在台灣一些特別建構起來的醫療空
間中陳列、展示開來。各種封閉式的、可以進行多重監控與規訓的醫療空間，例如治療
痲瘋的樂生院、樂山園（長老會建），治療結核的松山療養院等，最後還有赫赫有名、
治療阿片癮的台北更生院。另外，也可一提對精神病患進行療養的台北養神院。這些院
所的「空間技術」，在一個廣闊的意義來說，構成了日治殖民醫療社會管控的一個重點
。但是，就如清末馬偕的宗教醫療技術，大致沒有延續到日治台灣；而日治殖民的療養
院所技術，因為戰後抗生素藥物的風行，所以大部分也沒有延續到國民黨時代的當代醫
療體系中，而頂多是以一項殖民醫療的遺產而存留下來。故而，順著近代台灣的形成歷
程，鑲嵌在身體上的近代技術，並不單純或必然是越來越多。另外，我們注意到，作為
社會控管的這種院所空間技術，有的頗有成效，並且成為殖民台灣做為日本帝國模範生
的一個櫥窗，例如杜聰明所主持的台北更生院。但是其他一些院所，例如松山療養院、
樂生院、養神院等等，也許只是在殖民台灣土地上「聊備一格」的療養技術，比起歐美
、日本內地，這些療養院真正的社會控管效果、或社會隔離的象徵意義，都是十分稀薄
，只是帝國無力的一種徵兆。
戰後，日本帝國瓦解，退出台灣。很快地一個新的美援醫學（包括大陸的舊協和與國防
系統）浮現，逐漸與日治時代殖民醫學的餘緒，形成既分別又交纏的關係。但是，就身
體與技術的近代史而言，有兩項日治時期的近代身體技術：子宮搔爬墮胎術D&C、還有
子宮頸癌切除術，卻在戰後的二十年間，因為社會條件的改變，而高度發展，並且形成
戰後「近代身體與技術」交纏的主要焦點。前面在討論「性別與醫療」異質性時，筆者
已經大致提過這兩種技術的戰後新意義，現在再以「技術與身體」的角度來談。
理論上，要控制家庭人口、或者減輕母親的多胎生產與養育之苦，當然不一定要找婦產
科醫師。但是如果家庭父權抗拒保險套，而可靠的女性避孕術也沒有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同時，如果婦產科醫師的子宮搔爬墮胎術安全迅速而隱密（隱密於法律、家庭、甚至
先生），甚至有時助產士也參與這項技術，那麼婦女與婦產醫療專業在戰後二三十年來
的這一種「身體與技術」的地下結盟關係，就促成了對雙方都有利的局面。我們知道，
戰後婦產科的發展，一方面逐漸取代了助產士這種女性「近代專業」，另方面則與婦女
形成一種新的地下結盟關係。後者越發展、結盟關係越穩固，則前者的取代也就越迅速
。雖然一些助產士也參與D&C墮胎術，但畢竟在手術的正當性與傳統形象上會吃虧。總
之，這種技術置換的效果之所以可能，也是在其他技術的缺席下，才有可能，例如家庭
父權拒絕使用保險套。在一個保險套與近代避孕術都不流行的時代中，家庭女性如果要
突破傳統家庭婦女的生育惡性循環，甚至出外工作，趕上一九六○年代職業婦女與新興
女工的潮流，她可以選擇的近代「技術與身體」管道，其實並不多。
如果家庭父權拒絕使用保險套，家庭父權通常也對婦女的子宮頸癌病變保持距離，不談
責任的可能性（例如清潔、病毒、與嫖妓等問題）。雖然一九五、六○年代西方子宮頸
抹片檢查技術已經開發與傳播，但是這些外在因素，並沒有改變台灣戰後婦產科以發展
子宮頸癌切除術，乃至發展出開刀術顛峰的「子宮頸癌廣泛性切除術」（R.H.: Radical
Hysterirectomy）大方向的趨勢。雖然戰後台大婦產科抵抗這種趨勢，達二十年之久，
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仍然決定投入。尤有甚者，RH手術的技藝與份量，還有它所需要
的手術室人力與器材等「重裝配備」，儼然成為當年台灣婦產科醫師手術技藝的最高成
就與標竿。甚至，台灣婦產科醫師的RH技藝的「漂亮」，D&C墮胎術的流利與嫻熟，都
聲聞國際。但是，為什麼台灣婦女需要那麼多的RH？為什麼提供有心鍛鍊絕技的醫師的
癌症女體，源源不斷？
一九一○年代台灣早期婦產科醫師高敬遠，開始度量台灣與內地婦女卵巢瘤大小的歷史
故事，仍然在這個時刻裡突然闖回來、並大聲困擾著我們。諷刺的是，今天台灣有些婦
產科醫師承認，因為西方子宮頸抹片技術施行成功，子宮頸癌已經不是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台灣醫師研究它，反而容易在國際上出名，因為其他國家的醫師已經越來越不識此
病了。總之，從上面提到RH手術房的重裝配備開始，我們可以再思考，近代台灣在戰後
的歷程中，技術、女性身體、婦產科醫療傳統、台灣父權傳統這四項要素，如何在戰後
台灣的幾十年間，交纏引繞，共同互動而演化，構成一幅既難以解讀又難以釋懷的歷史
圖像。
最後，如果近代女體與婦產科近代技術彼此交纏的歷史大門已經打開，那麼在家庭與國
家父權下成長的男人們，近代男人的性身體，又與醫療技術的關係是甚麼？似乎，比起
近代女體，男人的性身體比較難被近代醫療技術所鑲嵌或穿透。這可說是男人性身體的
特性、也可說是父權對自己身體的屏障？翻翻西方近代醫療史，很難不產生這種印象。
從近代婦產科在十九世紀的大幅發展，除了肉體器官與手術外，更深入女性的心靈，而
與近代女性精神醫學結盟（在當代則以女性憂鬱症為前矛）。連近代解剖學的發展，女
性身體也佔有特別的位置，它代表了「科學揭開自然（女性）身體祕密」這樣的近代科
學之原始動機6。至於二十世紀以來的更年期研究、二次大戰後的避孕丸研究7、一九六
○年代以來馬斯特與瓊森的性高潮研究、乃至不孕症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以及相關的
各種醫療與藥品跨國大企業等，莫不以女性身體為首要的目標，而男性泌尿科的迎頭趕
上，一般說是很晚近的事，況且還附帶有女性尿失禁研究的新版圖。
至於台灣，日治早期的皮膚病花柳科、或是帝大時的皮膚泌尿器科，還有他們在台灣民
間的操作，今天我們所知甚少。到了戰後，一九五、六○年代，泌尿科與皮膚科分家，
我們所知的男體與技術，才慢慢多起來。不過，即使在戰後早期，除了一些抗生素、特
效藥之外，泌尿科技術之於男人性身體的，恐怕仍然以心理、家庭夫婦相處、逢場作戲
之智慧等這些心理技術為多，這與後來金賽、馬斯特與瓊森、精神分析等相關性論述於
一九六、七○年代進入台灣的時刻，彼此配合的並不錯。其實，從筆者人文社會的角度
看來，這是個蠻有趣的時代，比起金屬物質性的儀器與理化技術，心理技術之於男人性
身體，彈性與流動的空間要大很多。但是，就如本書第六章所言，近二十年來，西方泌
尿醫學在技術、「生物醫療化」的速度上，步伐很大，最近引人注意的威而剛藥物的發
展，只是泌尿科技術系列中較新的一支而已。曾幾何時，高度專業的生物醫療技術，也
開始深深鑲嵌進男人的性身體，金屬的晶片與理化的分子，也不斷注射入男人的性器、
性表現、乃至傳統所說的男人性本質之中。
技術與身體的交纏，在近代台灣的形成中發展與演化。加諸於身體的近代技術，不斷進
展，但同時又與身體的脈絡互動。共同演化的結果，卻不是單純的進步，對身體而言，
也不是愉快或解放。更不用提，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台灣婦產科醫學的手術操作，更走
偏鋒，使得台灣剖腹產的比例，名列世界前矛，而剖腹產後自然產VBAC的比例，在醫院
中則是出奇的低。而子宮頸癌，仍然是台灣婦女十大癌症死亡率的前一、二名。近來對
人類乳突病毒HPV的理解，使得過去懷疑男人的性活動是致癌重要原因的可能性，也越
來越高。反之，威而剛強調男人「單一性器官」的技術意識，在台灣民間卻引起搶購的
大風潮，從解禁前的水貨與走私，到後來各種模仿威而剛藍色小丸子的藥物氾濫市場來
看，被傳統父權所纏繞的男人性身體，似乎很快地就將被新生物醫療科技所取代與鑲嵌
，中間好像也沒有引起甚麼大的反抗。從近代的歷史來看，這真是個令人遺憾的「近代
技術與身體」的交纏引繞史。拉圖（Bruno Latour）過去強調近代世界中，技術與人、
非人三者的交纏引繞史，雖然描述得很好，但畢竟是太過描述性了點。反之傅科過去對
規訓、對性部署歷史的警告，在今天技術與身體的交纏史中，仍然歷久而彌新?從本章
前面討論的醫療的近代台灣、性別化的近代台灣，到目前提及的亞細亞的孤兒。從清末
、日治、到戰後初年，吳濁流經歷了三個時代，從台灣、日本、到上海南京的中國，他
也經歷了三種社會，但是台灣的未來命運，仍然如迷霧般的令人難以捉摸。在日本帝國
勢力範圍的這個「亞細亞」時空裡，當年吳濁流心中浮起的是一種孤兒意識。不過，在
無花果自傳裡，他反身自省，以無花果「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開花」的謙卑心懷自勉，
同時對台灣的未來，也作了點烏托邦的祝福：!
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檢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
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
人會弄髒公共廁所；作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走甚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
同樣的，本書也經歷了三個時代、兩三種社會，而近代台灣所建構起來的「新身體」，
在西方或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的「亞細亞」時空裡，也仍然如迷霧般的令人感到不暢快、
遺憾、與受束縛。這本書的主題，是在當年亞細亞時空裡的近代新身體。在還沒有觸及
「他是否是個孤兒」這種認同政治的熱門議題之前，在一個更根本的層次上，我們討論
與分析近代台灣人的新身體──討論這個新身體的物質性、它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還有
它性與性別的歷史意義。雖然是個小說家，談認同政治的迷惘，吳濁流想像的烏托邦裡
，仍然處處涉及身體、衛生、與監控的問題意識。至於筆者自己，雖然從後啟蒙觀點娓
娓走來，想向傅科、女性主義認真學習，但是撫今思昔，前後估量，仍覺得需要追隨前
輩，稱自己這本書的書名為「亞細亞的新身體」。除了紀錄與分析新身體的不快與遺憾
之外，它部分的意義，還在於學習吳濁流，對台灣的未來，做出點虔誠的新祝福。
在這篇緒論的前頭，我說過，一百多年前，當近代醫學及其一切相關體制登陸台灣時，
台灣各族群的人民、婦女、與在地士人，沒有多少與之協商的機會，因為那是帝國勢力
下的傳道醫學，或根本就是殖民醫學。在沒有真正的協商下，缺席、不參與「醫療的近
代台灣」的各種過程，或默默地只靠傳統民間的草藥知識來應對8，雖然要付出代價，
有時也是個反抗的手段吧。戰後開始的墮胎潮，也許是一種避開國家父權的祕密協商、
單獨私下的協商，婦女仍然要付出代價，但比傳統的缺席與不參與，似乎總是個進展。
到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當近代醫學要重新進行詮釋與書寫它的醫學進步史時，台灣已
然解嚴。台灣當代的婦女、性別研究、女性主義者、基進知識分子、STS行動者等等，
這次卻不能缺席、逃逸、或只是單獨私下協商。就如第七章我提到的機器動物人，
Haraway 所說的Cyborg（cybernetic organism），跨越、流動在技術、醫學、身體、
性別之間的近代複合有機體，我們需要進行多元的挑戰，進行跨越公、私領域的大協商
，並持續近代、前近代、還有近代之後三者間的對話。我們真的需要突破；台灣婦女，
還有旁邊新近也被纏繞的台灣男人，真需要從一片片近代醫療所纏繞的技術之繭中，破
繭而出?如果我們幸運，曾經纏繞身體的技術之繭，在未來可以化為機器動物人自由飛
翔的技術羽翼。
大為，2004, Feb., 8於風冷陰濕的新竹十八尖山
1 參考Duara（2003）, Hobsbawm（1990）。
2 在本書中，筆者將儘量少用「近代性」（modernity）這樣的翻譯，畢竟其與中
文相差較遠，而儘量用「近代」、甚至摩登、毛斷等「形容詞」來取代
"modernity" 這樣的抽象名詞。一些關於「近代性」的理論性反思，筆者都儘
量轉移到「近代」這個形容詞的理論反思上面去。後面當筆者用「現代」一詞
時，則專指當代（例如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台灣），至於「近代之後」一詞，
則要指涉台灣作為近代社會「之後」（在時間上的後面、在意義上的新轉變）
的新發展，而希望迴避一般討論「後現代」的過度複雜性。
3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技與社會研究），請參考筆者主持的
「台灣STS虛擬社群」網站：http://sts.nthu.edu.tw/
4 這個簡單的概念 "gendered"，在本書中會常出現。性別化的近代 "gendered
modernity"、性別化的教育、性別化的醫療、性別化的近代台灣 "gendered
modern Taiwan" 等詞，它們都指性別差異、男女分別，在台灣的近代化過程
裡，有顯著的在知識、權力、身分、機會、教育上的不平等、不對等的結構與
歷史軌跡。在本書的第二章三、四節，筆者有更仔細的討論。
5 一八九八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首任校長山口秀高在開校式的席上演講說：「
若把日本看做是三十歲的青年，則台灣尚是十四、五歲的小伙子而已。」這個
說法，也許是頗為慷慨而有領導智慧的，見山口秀高（1898, 1966中譯），頁
五十四。
6 請參考Jordanova（1989）。
7 二十世紀以來的更年期研究，請參考Judy Houck（2002）。戰後避孕丸的新研
究，則請參考Marks （2001）。因為男性精路系統的複雜度，導致男性避孕丸
研究的低度開發，是醫學界很容易想到的角度。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RU486，
也是個明顯的例子。
8 筆者這裡所說的缺席與不參與，是指沒有參與到「醫療的近代台灣」（medical
modernity）這個大事業裡面去，或與之進行甚麼有意義的協商。這並沒有否認
清末以來台灣婦女的民間主體性。雖然幅度我們還不清楚，但是她們多多少少
對自己的身體、以及生育管理方面，有一些民間知識與信仰，傳統產婆也擁有
一些相關的知識，多少會在女性圈子中流動。雖然這些民間知識與草藥問題不
少，但在長期的使用下，多少總會有些用處。進一步的討論，請見本書的第三
章產婆的故事、還有第八章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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