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手再貼一篇Laclau的文章。 :p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不過也是可以八卦一下，
他是Mouffe的老公。
--------------------------------------------
話語（Discourse）
作者：恩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著/
本文探討了關於「話語」的概念的兩種主要的當代路徑：後結構主義的路徑
與福柯主義的路徑，並將它們的諸種理論根源追溯回康德主義的先驗哲學、現象
學、結構主義、以及索緒爾主義與後索緒爾主義的語言學。它也處理了這兩種思
潮對於政治的概念化所帶來的各種後果，包括葛蘭西主義的領導權理論（拉克勞
與穆芙）、對於意識形態、主體與認同化的拉康主義路徑、以及福柯主義對於權
力的概念化。
「話語」（discourse）的概念，它乃是在關於政治分析的一些當代路徑中
發展起來的，的諸種遙遠的根源，可以在那被稱作為現代哲學中的先驗轉向（the
transcendental turn）中找到，比如，那種主要不是處理各種事實而是處理它
們的各種可能性的條件/狀況（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的分析。一種話語
路徑的基本假設是，感知、思想與行動的可能性，乃建立在某個先於任何事實直
觀性而存在的有意義的領域的結構化之上。作為對經驗之可能性的各種條件/狀
況的調查的一個先驗研究，始自於康德（Kant）。對康德來說，空間、時間、以
及理解之諸範疇，在現象界的構建中構成了一個先天（a priori）的向度。在二
十世紀早期，胡塞爾（Husserl）的現象學嚴格地區分了一種針對各種事實的直
覺與一種針對各種本質的直覺，並聲稱後者是由所有的「給定物」構成。不過，
這些古典的先驗路徑在兩個關鍵的方面，與當代的諸種話語理論不同。第一，在
像康德那樣的哲學中，「先天」構成了超越所有歷史變化的一種思想的基本結構
；而當代的諸種話語理論則是非常歷史性的，且試圖研究這樣一些話語場域：這
些話語場域歷經著各種時間性的變化，儘管它們具有著先驗的角色：比如劃分經
驗的和先驗的那條界線，乃是一條不純的、不斷有著各種位移的界線。第二個區
別性的特徵是，在各種當代的路徑中，「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s）的
概念乃是建立在一種關於結構的概念之上；這種結構的概念受到索緒爾主義與後
索緒爾主義的語言學的全面影響。
即使在這個非常一般的特徵描述中，我們仍必須區分兩大類話語理論：前一
類是同結構語言學領域中的各種轉型緊密相關的那些話語理論，而後一類則是同
結構分析的關係比較遠、且沒有經過一種針對索緒爾主義關於符號之概念的內部
批判的那些話語理論。第一個路徑以廣義的後結構主義為代表，而第二個路徑則
以米契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學派的研究為代表。我們將接連討論
這兩個思潮（I），並隨後處理對於政治的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s）而言，這兩種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後果（II）。
一、諸種話語理論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最初在1906年至1911年間於日內瓦講授
的三堂課程中提出的語言學理論[1]，扭轉了關於符號（the sign）的概念，它
現在被認為一個聲像（能指，the signifier）與一個概念（所指，the signified）
之間的關係。根據索緒爾，結構語言學圍繞著兩條基本原則而被組織起來。第一
，在語言中，沒有各種實定的（positive）詞，只有各種差異。要理解父親一詞
的意義，我必須理解母親、兒子等詞的意義。這一關於語言的各種認同（identities）
的純粹關係性的、差異性的特徵意味著，語言構成了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
沒有元素可以獨立於其他元素而被定義。第二條原則是，語言是形式而非實體。
換言之，系統的每個元素通過關於它和其他元素的各種組合與各種替代的諸種規
則，而被排他性地定義。用索緒爾的類比來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
至是紙張，來代替棋盤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規定棋子移動的諸
種規則保持不變。在這個由各種純粹形式的規則所支配的、完全差異性的世界中
，存在著一個嚴格的對應性（isomorphism）：構成一個詞的每一組聲音，和一
個且只和一個概念相對應。能指的秩序與所指的秩序，彼此嚴格地重疊。
但對索緒爾來說，對於發展一個關於話語的語言學理論之可能性來說，存在
著諸種嚴格的限制。從一個索緒爾主義的觀點來看，話語是任何比句子更為擴展
的語言序列。現在，在一個索緒爾主義的觀點中，一種關於話語的語言學是不可
能的，因為由多個句子組成的序列，僅僅是受說話者一時的想法所控制，並未呈
現出任何為一種一般理論所能掌握的結構性的規律。伴隨著這一笛卡爾主義的關
於主體之全能性的論斷，一種關於話語的語言學理論之可能性便被排除出去了。
此外，索緒爾主義的符號理論最終並不協調一致，因為如果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
體，如果在能指的秩序與所指的秩序之間存在著一個嚴格的對應性，那麼（從一
個形式的觀點來看），這兩個秩序是不能區分彼此的，語言學符號的二元性也便
無法保持了。這樣，索緒爾不得不悄悄地再次引入關於聲音性實體與概念性實體
之間的區分，其結果便是使結構分析更緊密地同語言學符號聯繫在一起。儘管他
含糊地宣佈了一門符號學的可能性：作為在社會中的一門關於各種符號的一般科
學，但他對於各種語言實體的依賴，使得這一對諸種結構性原則的各應用領域的
擴展，變得相當困難。
只有通過哥本哈根的語符學學派（glossematic school），索緒爾主義的這
些內部不一致才得到了妥當處理。其結果便是關於結構語言學的第二種模型的一
個表述；這第二種模型明顯地在一個不斷增長中的形式主義的方向上前進。通過
把能指的秩序與所指的秩序再劃分成比符號更小的單位，葉爾姆斯列夫（Hjelmslev）
打破了索緒爾關於能指與所指之關係的對應性觀念[2]：
音素學家們……已經發現諸種比符號更小的語言單位：各種音素（phonemes）
……（符號calf[小牛]由三個音素k/ae/ 和f/ 組成）。適用於內容（content）的
同一方法，使得在同一符號中可以區分出至少三個元素……或語素（semes）……
牛的/公的/年輕的。因此現在，各種語義的和語音的單位顯然可以從形式的觀點
加以區分：有關一個語言的各種音素的諸種組合法則，和那些適用於各種語素的
諸種組合法則，無法被表明為是一一對應的……[3]
若是考慮到一種關於話語的理論，這個朝向形式主義邁進的趨勢的諸種後果
，乃是意義深遠。那些主要的後果如下：
１，如果那控制各元素之間的組合與替代的諸種形式規則的抽象系統，不再
必然同任何特定的實體相連，那麼社會中的任何符號指向系統（signifying system）
，比如，食物代碼、傢俱、時尚，等等，都可以用這個系統來進行描述。這是符
號學自1960年代以降的發展方向，其始自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諸
種先驅性研究。[4]事實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話語”並不是指一系列特定
的物件，而是指一個觀點——從這一觀點出發，重新描述社會生活的總體是可能
的。
２，如果形式主義嚴格適用，這意味著，語言的（the linguistic）與非語
言的（the non-linguistic）之間的諸種實質性差異，也必須被拋棄。換句話說
，行動與結構之間的區分成為了在關於各種有意義的總體（meaningful totalities）
的更廣闊的範疇中的一個次要區分。拉克勞和穆芙（Mouffe）特別強調了這點。
[5]它使得了話語理論接近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後期研究所得出的諸種
結論，比方說以下這個概念：各種「語言遊戲」同時包含了語言與各種行動，語
言交織在各種行動中。[6]
３，最後，嚴格的形式主義還使得克服另一個障礙，它妨礙了一種關於話語
的語言學理論的表述，成為可能：當所有的區分不得不被認為僅僅是差異性的，
比如，內在於結構——那麼主體就不能再被認為是意義的來源，而只是一個有意
義的總體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位置。「主體之死」，曾是古典的結構主義的戰鬥
口號之一。說話者將多個句子組織在一起的方式，不再被認為是一個完全自主的
主體的各種一時想法的表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種制度被結構化的方式
，取決於在一些語境下什麼是「可說的」，等等。對古典的結構主義來說，話語
分析的任務乃是揭示這些在社會生活中控制意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從一個技術的
角度來看，這個規劃乃是通過把不同學科的各種貢獻放在一起而貫徹落實的。這
些學科包括：論證理論（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闡述理論（the theory
of enunciation）、言語-行動理論（speech-act theory）、語義分析和句法分
析等。
近年來，結構主義傳統在各種不同的面向上經歷了一系列的重新表述，從而
迎來了一個可以被稱作是後結構主義的時刻。這些修正的共同特徵便是，質疑了
作為古典結構主義之基石的關於封閉的總體（closed totality）的概念。（如
果各種認同是一個話語系統中的唯一差異，那麼沒有一種認同可以被完全地構建
，除非該系統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從構建一個封閉系統之邏輯不可能性上，可
以得出一種關於各話語性認同（discursive identities）的顛覆邏輯（logic
of subversion）。後結構主義思潮正是將這種顛覆邏輯付諸實驗。這一思潮中
的主要潮流如下：
1、對羅蘭‧巴特後期作品中的關於意義的邏輯（logic of meaning）的再
表述。[7]儘管在其早期的諸種符號學作品中，巴特相信在外延的意義和內涵的
意義之間的一種嚴格差異，但他後來意識到，無法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任何一種
嚴格的差異。這便引出了關於一個多元文本（plural text）的概念：多元文本
的各種能指不能永恆地同各種特定的所指相連。
2、能指與所指之關係的相似的鬆動，出現在受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所啟發的精神分析的潮流中。[8]通過對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之過程
（凝縮與置換），它介入了所有心理構型（psychical formations）之構建，的
強調，佛洛德主義理論已表明，通過能指與所指間的嚴格的相互關聯來固定意義
，乃是不可能的。這個趨勢被拉康主義理論，通過那被稱作為能指的邏輯（logic
of the signifier），即在能指之下的所指的永恆的滑動（能指正變成為穩定的
元素），而被激進化了。
3、最後，始自於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運動[9]，
試圖（用與哥德爾[Gödel]定律並無不同的方式）表明在所有結構性的安排中，
均可以發現各種極端的不可確定性（undecidability）的元素，以及如何任何一
種符號指向的結構（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均不能夠在自身中找到關
於它自己的封閉（closure）的原則。因而，它的封閉需要某一向度的力量來進
行操作，這一力量必須是來自於結構的外部。
在米契爾‧福柯的作品中可以發現一種全然不同的路徑，其通向一種被他稱
為關於各類「話語構型」（discursive formations）的理論。儘管結構主義和
後結構主義都始於符號的邏輯以及，一旦不能獲得關於總體性封閉的各種條件/
狀況，它的顛覆，福柯的起步點卻是一種第二層級的現象學（second-level
phenomenology），試圖將各種總體（totalities）：任何關於意義的生產正
是在這些總體中發生，隔離開來。通過將各種陳述與任何外在現實的參照括置起
來的方式，古典的現象學專注於各種陳述的意義。通過表明意義本身預先假設了
各種生產的條件/狀況（這些意義的生產條件/狀況本身不能簡化為意義），福柯
繼續進行了一種第二層的括置（second bracketing）。這一「准先驗的」舉動
，在現象界中隔離出了一個被福柯稱作為話語的層面。在福柯的分析中，存在著
這樣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要確定什麼構建了一個話語構型的統一性、以及什麼
構建了它的連貫性原則。對福柯來說，任何話語的最小單位，乃是陳述（nonc）
。一個陳述不能被看作是一個命題（proposition），因為同一個命題能夠包含
有兩種不同的陳述（我和一個醫生都能說某人得了癌症，但只有後者的命題能夠
被認為是一個醫療性的陳述）。它也不能被認為是一個言說（utterance），因
為不同的言說能夠包含相同的陳述。最後，各種陳述不能被認為是各種言語-行
動，因為前者被福柯局限為他所說的「嚴肅的言語-行為」：那些不平凡的、非
日常的言語-行動，但卻是通過一個權威性的或自主性的活動所構建（如醫療話
語）。不過，這只是用一個不同的方式來論述同一個問題：什麼構建了一個特殊
的話語場域或話語構型的統一性的原則？福柯一度想在他所說的一種認識型（episteme）中，來尋找這個統一性原則。認識型是將在某一時代內的思想生產統合起來的一個基本的輪廓。“我們用認識型來指……把在一個給定時期內的各種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整合起來的各種關係的一個總體性的集合。這些話語實踐引發了「
各種認識論的觀點、各種科學、以及可能被形式化的各種系統。」[10]在這個意
義上，他試圖將各個時代的各種基本的認識型隔離開來；對於這些被隔離開來的
不同時代的認識型，他曾分別稱之為（大寫的）文藝復興、古典時代與現代性。
[11]揭示這些基本的話語策略的思想操作，就是他所說的考古學（archeology）
。但他思想的主要趨向使他越來越意識到，一個話語構型的異質性不能被簡化為
這樣一種簡單的統一性原則。因此他總結道，在對於同一物件的參照中、或在諸
種陳述的生產中的一種共同風格中、或在各種概念的恒定性中、或在對於一個共
同主題的參照中，一個話語構型的統一性原則是無法被找到的；而只有在他所稱
之為的「彌散中的規律」（regularity in dispersion）中，一個話語構型的統
一性原則才能被找到。這種彌散中的規律，乃是指在各元素（這些元素並不遵守
與支援結構化的本質原則）之間的各種外部關係中的恒定性。然而，如果彌散中
的規律是一個話語構型唯一的統一性原則，那麼仍有待解決的是各種話語構型間
的各類界線的問題。在這個階段，福柯對這個問題不能夠提供任何精確的解答。
二，話語理論和政治
迄今為止，話語理論對政治領域的各種主要貢獻，都同權力的概念化聯繫在
一起。先前所指出的同一種廣泛區分（即指分別以廣義的後結構主義與福柯為代
表的兩種路徑——譯者注），也適用於此處：一方面，我們擁有著在理論上紮根
於後結構主義之符號理論的分析師們，另一方面，我們也擁有著那些主要同福柯
後期作品相聯繫的分析師們，他們致力於對福柯的思想方案進行重新表述。
前一趨向在拉克勞與穆芙的作品中尤其可見。[12]在他們關於一種以領導權
（hegemony）之範疇為核心的政治權力的路徑之表述中，後結構主義傳統的兩個
方面十分重要。第一個是這樣一種關於「話語」的概念：「話語」作為超越語言
的和語言之外的（the extra-linguistic）這一區分的一個有意義的總體。正如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封閉的總體之不可能性，切斷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聯。在
這個意義上，在社會中充斥著各種「浮動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
政治性的競爭可被視為各種對立的政治力量把那些能指，部分性地固定到諸種特
殊的符號指向的構造（signifying configurations）的各種努力。例如，關於
固定一個能指（如「民主」）之意義的各種方式的諸種話語鬥爭（discursive
struggles），對解釋我們當代政治世界的政治語義學來說至關重要。能指與所
指間的關係的部分性的固定，就是這些作品中所說的「領導權」。後結構主義貢
獻給一個關於領導權的理論的第二個方面，乃和第一個方面緊密相聯。正如我們
已經看到，解構（deconstruction）顯示了，在結構的各種元素之間的各種各樣
可能的關聯，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確定的。不過，由於一個構造而不是另一些可
能的構造已經被確實化，因此：（1）這個實際存在著的構造，本質上是偶然的
；（2）它不能被結構本身所解釋，但可以被一個必須是部分性地外在於結構的
力量所解釋。這是一個領導權的力量（hegemonic force）所扮演的角色。「領
導權」是一個關於在某一不可確定的地帶中作出各種決定的理論。結論是，正如
解構所顯示的，由於不可確定性在社會的基層進行操作，客觀性和權力變得彼此
不可區分了。正是根據這些論述，已有人指出道：權力是在結構之內的偶然性的
痕跡。[13]拉克勞和穆芙描述了一個從第二國際到葛蘭西（Gramsci）的馬克思
主義的歷史，作為對各種社會系鏈（social links）的偶然性特徵的一個逐步的
認可，這種偶然性特徵先前被認為是根植於（大寫的）歷史的諸種法則中。這些
已經取得的擴展，總是進一步地深化了各種領導權系鏈（hegemonic links）的
操作性的領域。
最近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努力，那是由斯拉沃耶‧齊澤克（Slavoj Zizek）
所作出的。[14]通過結合拉康主義的精神分析、黑格爾主義哲學、以及在分析哲
學中的一些思潮，尤其是索爾‧克裏普克（Saul Kripke）的反描述主義，齊澤
克把話語理論擴展到政治分析的領域。齊澤克的路徑的核心方面，便是他在不帶
有任何本質主義的含義下，再次引入主體的範疇的努力。他的「主體」不是現代
性的哲學傳統中的實質性的我思（cogito），但也不是結構主義所假定的各種主
體位置（subjective positions）的彌散，而是，追隨拉康，一個屬於缺乏（the
lack）的地方，是各種各樣認同化（identification）的努力所試圖填補的一個
空白的地方。齊澤克表明了在任何認同化（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的過程中所包
含的複雜性，並嘗試在這個基礎上解釋各種政治認同的構建。
福柯後期的作品[15]，是為處理他關於各種話語構型的分析所引致的諸種困
難而作出的一個努力。福柯把話語的王國定義為僅僅是在眾多物件中間的一個。
同陳述相關聯的、作為一個分析物件的話語，明顯地同其他的分析物件區分了開
來：各種話語規律並未橫跨語言的與非語言的之間的諸種界線。結果便是，某些
話語構造的在場，對於他來說，必須用語言之外的術語來解釋。這便產生出了一
種新的路徑，他將其稱之為譜系學（genealogy）。當考古學預先假定了一個話
語場域的統一性（其不能訴諸於任何更深的統一化的原則），譜系學則試圖把各
種參與一個話語構造的元素在一個非連續的歷史框構中進行定位。這一非連續的
歷史中的各種元素，並沒有任何關於目的論的統一性的原則。在各種元素的譜系
學的彌散（genealogical dispersion）背後，各種統一化的力量的外部特徵是
以福柯主義的權力觀念為基礎的：權力是無處不在的，因為各種元素是非連續的
。我們無法從這些元素本身出發，去解釋它們的互相關聯。因此，雖然後結構主
義和譜系學均處理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的問題、以及處理非連續性從各
種未縫合的認同中的產生，但它們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切入非連續性的：前者
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把話語的範疇擴展到這樣一個點上，在該點上，話
語將包含它的激進他者（radical other）。換言之，問題是這樣的：如何來顯
示出一種差異的邏輯（logic of difference）所起著的作用，這種差異的邏輯
橫跨了語言的和非語言的之間的任何區分。而後者則是要去揭示出這樣的問題：
各種語言的規律是如何依賴於被放置在一起的各種元素，這些元素只有用各種非
話語的術語才能被思考。
[1] 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C. Bailey and A. Sechehay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2] L.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 F. A. White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Hjelmslev,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rans. F. A. White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3] O. Ducrot and T. Todorov,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2.
[4] R.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 A. Laves and C. Smith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68); Barthes, Mythologies, trans. A.
Laves (London: Cape, 1972); Barthes, The Fation System, trans.
M. Ward and R.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83). 也可參見
J. Kristeva, Semeiotik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9).
[5]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6]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d: Blackwell, 1983), p.5.
[7] Barthes, S/Z,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4).
[8] J.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9]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C.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R. Gasché,
The Tain of the Mirr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1972), p.191.
[11]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3).
[12]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13]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14] S.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L Verso, 1989).
[15]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Vintage, 1979);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80.)
--
我是無本體論自由人，我對於一切豪洨的需索都非常的 comfotable～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2.211.92
※ 編輯: KarlShaw 來自: 140.112.211.92 (11/20 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