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談思想史，拜託，我們是經濟學家
2002年4月16日
Mark Blaug著
高景仲、賴建誠譯
眾所周知，研究經濟思想史不僅被主流經濟學家看輕，有時還被公然奚落為嗜古成癖。這
種現象並非今天才發生。實際上，過去三十年來，提到經濟思想史在現代經濟學所扮演的
角色，論者都不禁要喟嘆自二次大戰以來，經濟思想史的日趨衰微，甚至幾乎從大學課程
中銷聲匿跡；不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學部也一樣。（註1）這個趨勢在美國比歐洲明顯
，但舉世皆然。（註2）
雖然大學的經濟思想史課程愈來愈少，卻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出席經濟思想史會議，並發表
相關論文。經濟思想史的學術期刊急速增長，品質佳，而且愈來愈好。除了創刊於1969年
的龍頭專業期刊《政治經濟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981年的《
經濟學史評論》（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之外，還有自1983年起每年出刊的《
經濟思想史與方法論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起的《經濟思想史學報》（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起的《歐洲經濟思想史學報》（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經濟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美國經濟學史學會在1973年成立時，僅有兩百多名會員，1974年的首屆年會只有五十人出
席；1999年時，會員總數已超過六百，其中有三百人參與年會，並在三天的會議中發表大
約一百五十篇論文。此外，歐洲目前有三個活躍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每年都出版會訊，並
在英國與歐陸的兩個地點舉行會議。日本與澳洲也有類似的學會在運作。Schabas（1992
）推估當時全世界約有五百至六百名專業的經濟思想史學者，大概有千名學者教授在做經
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現在若將Schabas的數字更新，成長的幅度應該有百分之五十。
經濟思想史一方面在課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這個領域的研究論文、研討會、專業期刊
卻又在增加。我們應該如何解說這兩種背道而馳的趨勢？
經濟思想史的伏與起
我們先看正統經濟學者，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興趣如何衰退。這相當容易解釋，以致於任
何嘗試都會出現方法論上的「過度解釋」。
先談實證主義在哲學上的強勢影響力。Alfred Whitehead（1929, p. 162）曾說：「不能
爽快遺忘其創始者的科學，是個失敗的學門。」這句話已說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
曾更簡潔地表達相似的概念：「愈完美的科學，歷史愈短。」（引自Barber, 1997, p.
93）。自然科學不管自身的歷史（這個說法的真實性現在要打折扣），（註3）因此，若
經濟學是真正的科學，那就應該輕忽自身的歷史。
第二個解釋較溫和，是個標準經濟學的例子。在一個理想的世界中，來一點經濟思想史課
程作為學生的娛樂，當作學生狂熱鑽研數學或統計學之餘的休憩，當然不是什麼錯事。但
是，最重要的稀少資源是時間。經濟思想史在眾多課程的權衡取捨中，因而不能自保。如
Paul Samuelson（1988, p. 52）所說：「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個小時，那是放諸四海
皆準的法則，因此，經濟學的課程中有些必須割捨。」此外，經濟思想史對就業沒有幫助
。有誰曾經聽過，任何學術圈之外的雇主，會因為求職者修過經濟思想史而對他印象深刻
呢？
但是，若以上的說法成立，那我們要如何說明，有愈來愈多人參與經濟思想史的學術會議
，以及經濟思想史專業期刊的持續增加呢？
一個過度簡化的解釋是：在這個人口持續增加、高等教育的參與率、教師人數皆上升的世
界，所有的數字都必然會增加，其中也包括不願被淘汰而積極著述的年輕教師所發表的論
文數量。這個純數量的論點是有幾分道理，但有點過度簡單。各國唸經濟學的學生人數並
未增加。此外，在重量級的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固然有助學術生涯，但大學系主任對經濟
思想史的專業期刊評價並不高。（註4）
經濟思想史學者之所以會增加，較具說服力的解釋是：經濟思想史吸引了異於主流經濟學
家的知識分子。具數學天分者，學習物理、工程、現代經濟學時，會有如魚得水之感。具
哲學天分者（知識分子而非技術專才），會因經濟學與政策具有相關性，或是認為社會的
基礎在於經濟，因而被經濟學吸引。這種人很可能會選擇經濟思想史，作為研究的專長之
一。由於經濟思想史的論文鮮少有大量數學或經濟計量，有些學生可能會認為經濟思想史
是個軟柿子。事實上，從許多方面來看，經濟思想史會比主流經濟學更艱難、更精妙、較
無法依樣畫葫蘆。儘管如此，令人訝異的是，經濟思想史的學術會議，竟然會吸引不同比
例的奧地利學派、馬克思學派、激進政治經濟學派、Sraffa學派、制度經濟學派、後凱因
斯學派，等等的各路人馬。這些人都不是新古典，或甚至是反對新古典學派；他們在這個
會議裡，才有機會與自己狹窄學術圈之外的學者對話（Vaughn, 1993, p. 180）。換言之
，經濟思想史是異端者的避風港。這種異端，無疑地會有許多根源；但我認為，從另一種
心靈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從某些意氣相投的思維出發。
為經濟思想史辯護
然而，經濟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嗎？面對這個問題，有些文章的標題採取痛苦護衛的語
調，來討論經濟思想史在現代經濟學中的角色：＜經濟思想史，多少錢一斤？＞（
Winch, 1962）；＜經濟學的過去有用嗎？＞（Stigler, 1969）；＜在Samuelson之後，
誰還需要Adam Smith？＞（Boulding, 1971）；＜經濟學家應該放棄政治經濟學史嗎？＞
（Corry, 1975）；＜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嗎？＞（Backhouse, 1992）；以及＜為什
麼要教經濟思想史？＞（Vaughn, 1993）。從這些辯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
因為要替知性的偏好做有力的辯護，原本就不容易；尤其所面對的，是本來就心懷疑難的
對象。看看Schumpeter （1954, p. 4）在其鉅著《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所提出的軟弱辯護。他自問為什麼要研究經濟思想史，接著回
答說：「教學上有用、會有新的想法、會對人類的心靈產生洞見。」
「教學上有用」，是指在寬廣的歷史與知識背景下，去傳授經濟學的基礎概念（機會成本
、依邊際法則作決策、個人成本vs. 社會成本、利潤誘因、跨期協調、市場結清、市場失
靈、訊息不完全、道德風險、交易成本，等等）。幾乎所有的教師都認為，大三學生有一
些經濟學的底子之後，以及在大四決定是否要繼續唸經濟所之前，最合適講授經濟思想史
。
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發現「新的（或是被遺忘的）想法」，因為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Pareto的最適境界」被忽略二十六年之後，於1930年代重新被發現；Coase早在1937年
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三十年之後，這個概念才有人探索。這類例子，在經濟學
的演進過程中並不多見。
某些經濟思想史的評論者相信，經濟學界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完全市場」：透過由期刊、
書籍、研討會與會議所組成的通訊網絡，新的概念在這個市場中相當有效率地傳佈，幾乎
沒有重要的內容會流失。這個「思想市場有效率」的觀點，隱含著說：經濟思想史可以被
當代經濟學家忽略而無損失，原因是具有價值的概念，應該已經完全包含在現代的課程中
了。Stigler（1969）既能忽略經濟思想史，但也能針對經濟思想史中的某些議題，做出
許多極具價值，至今仍稱得上經典的研究。「思想市場」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對
這種說法的聲音都無須討論。「市場」是學術（或任何）貨品的品質仲裁者，所以也必然
會受到流行風潮或勢利眼的影響；原因很簡單，因為學者通常是在非營利機構，或是在接
受補助的高等研究機構工作。（註5）此外，在經濟思想史的領域中，我們所憂慮會流失
的內容，並非無法修復或是會完全失去的想法，而都只是一些醞釀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
本）；這些見解對當前經濟難題的深刻洞見，都尚未被適當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把Edgeworth經濟理論中的「核心」（core）概念，與非合作賽局的Nash均衡聯繫起來，
前後花了多長的時間！
關於經濟思想史的實用功能，Stigler只提出一項。這有點奇怪，因為他說經濟思想史能
教人「如何閱讀，以及如何對所閱讀的東西作出反應」；他表示，這種技巧從過去真正的
偉大著作中最能磨鍊出來，因為這樣最能透過時間的差距，來顯示出不同的觀點。
Boulding（1971, p. 235）也有相同的觀點：閱讀《國富論》這類的經濟學鉅著，「讓我
們對一位真正出眾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約略的了解。」這個說法和Schumpeter對經濟思
想史的第三種說法類似：對人類的心靈方式產生洞見。但對Boulding來說，事情還不只是
這樣。他認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所的訓練，若遺漏經濟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養出有知識而
無常識的書呆子（idiots savant）。（註6）
當Schumpeter替經濟思想史辯護時，他心裡想的是經濟「分析」史。然而，幾乎所有後來
為經濟思想史教學辯護的主張，如同上面提到的Stigler和Boulding的說法，都是有關經
濟「學說」史，亦即在討論：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係，社會、哲學與政治概念對
經濟思想發展的影響，經濟大師的方法論觀點，經濟學界的社會學，經濟思想在國際間的
傳佈，以及如何把經濟思想史應用到經濟學的諸多相關問題（特別參見Winch, 1962;
Corry, 1975 p. 260; Cesarano, 1983）。從這個較寬宏的角度來看，要替經濟思想史的
教學辯護並不難。事實上，唯有透過經濟思想史的教學，才能讓學生更理解，經濟學在更
廣泛的社會科學社群內的相對位置，也才有能力辯解學術分工之優缺點，這類的重要問題
。我們在教授過往經濟學大師的思想時，若能留意他們的學術背景、哲學方面的概念、以
及他們寫作時的制度環境，那麼就能做到Schumpeter所提出的第三個理由，亦即「對人類
的心靈產生洞見」。但更要緊的是，我們因而能進一步了解，經濟學是如何發展到今天的
狀況。如同Karen Vaughn（1993, p. 178）為經濟思想史所做的強烈辯護：「我們必須直
截了當地說，經濟學史之所以"有用"，並非因為它能幫助學生磨練理論技巧，或給他們一
點跨學門的廣度，而是因為它能影響學生對經濟學本身、它的潛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
所了解。」她的結論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學一點經濟思想史，少學一點數理經濟學與高階
的計量經濟。我完全同意她的說法。
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是多面向、多層次的。經濟學的知識包括分析、數據、歷史、制度與政
策問題。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細區分研究之後，才能和其他有密切相關的概念
，一齊得到較好的理解。因此，知識的寬廣度要看如何去做細膩的區分與深入的探討。這
些知識的層面，在不同的背景下，會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來，經濟思想史對許多學生
而言，具有潛在廣泛的應用性，能幫助他們對廣博的觀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如何重建過去
有些經濟思想史學者，試圖對系上同事證明經濟思想史的價值。他們把經濟思想史簡化成
經濟分析史，然後給過去的思想穿上現代的外衣。所謂現代的外衣，是讓他們的文章看起
來，像是最近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經濟學學報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的文章，所具備的數學模型。我稱之為「理性
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並用它來和「歷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相對照，後者是從Richard Rorty的哲學史學借來的（Blaug, 1990; 也
參見Backhouse, 1992, p. 24; Khalil, 1995, pp. 46-9）。Schumpeter（1954）所說的
「經濟分析史」，其實是一種理性重建。Schumpeter在其偉大著作的首章，雖然宣示了他
的意圖，但他其實一直陷在他當時所稱的「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裡（p. 303），這種做法和我所說的「歷史重建」，幾乎是同一回
事。（註7）
我刻意用「重建」這個詞，目的是要向Jacques Derrida與Michel Foucault在結構主義上
的洞見致敬。他們認為，過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為這些文本的意義並非全無晦澀
之處，並不是只能有一種詮釋。甚至連作者也沒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義。文本既然必須重
建，問題在於我們要怎麼做：是要以我們現在的全部所知來重建，或是儘可能忠實文本寫
作時的背景？
選擇前者的誘惑幾乎難以抵擋。這麼做的話，我們是在讓經濟思想史與當代經濟學家之間
，有清楚的關聯；同時，我們也在運用現代的專業技法，看是否能對當代的問題有所助益
。當然，用三條聯立方程式的成長模型，來表達Adam Smith的見解，或用兩條微分方程式
來說明Malthus（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都必然是時空錯置的做法。但我們終於可以用理
解Samuelson 的方式，去了解Ricardo。在這種情況下，「時空錯置」的代價，怎能和那
種狂喜的感覺相提並論？
相對地，歷史重建是在運用過去思想家、同時代追隨者所能接受的方法，來正確地描述其
意圖，來解釋其思想，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歷史重建必須仔細閱讀這些經濟學家的文本，
以及在他們之前的思想家著作，來了解他們寫作時所處的大環境。歷史重建猶如駕駛著經
濟學的列車，藉著後照鏡在時光中回溯。這時我們就會安慰自己說：毫無疑問，無論就心
理面、智識面、或甚至邏輯面而言，嚴格來說，歷史重建都不可能做到這幾個面向的要求
。我們讀Karl Marx時，怎麼可能，或甚至假裝不管當代經濟學？為什麼可憐的Marx，會
試圖把產出的價值歸因於單一的投入（勞動力），而對邊際生產力一無所知？怎麼可以跟
心理分析師談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裝在青春期曾經發生失憶症？
展讀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Hans Brems 、Jurgen Niehans、Takashi
Negishi等理性重建大師的作品，（註8）我們無疑地能學到許多用數學模型表達的經濟思
想史，甚至還能多學到一些對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的理解。然而，
無論理性重建的手法如何地理所當然，但到了某個時間點，其敗象就至為明顯。我們可以
寫出數學模型，來描述農業經濟體系內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沒有補充的可能，這種手
法是在用現代的外衣來包裝Ricardo。這麼做的話，會削去整個大問題中不少難以處理的
稜角，但這只是在把Ricardo當作個廣告商標，他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若你手上有一把
鐵鎚，那麼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會像是釘子。經濟學家擁有現代的數理工具，每個議題在
他們眼中，就像是可以運用這些工具的好機會。鐵鎚若能有新釘子可敲，總是件好事。如
果重點只是在運用現代工具，那麼理性重建終必會使經濟思想史殘障。如果你很想展現新
武器，那有許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這裡。
我自己也犯過上面所撻伐的罪行，但我還是要下結論說：歷史重建才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
唯一路徑，這麼做才能尊重所研究素材的獨特本質，而非只是遷就現代分析工具的應用。
理性重建會使過去的思想家看起來更像我們，然而實際上他們並非如此；歷史重建會使他
們顯得較不像我們，但會較像他們的原貌。我們無法重建Adam Smith的心靈狀態，以及他
所繼承的知識遺產，但我們可以盡力嘗試趨近。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在進步，正如經濟學整
體來說也是在進展一樣。閱讀Jacob Hollander與Jacob Viner這些前輩學者對Adam Smith
的研究，就可以了解近數十年來我們對Smith研究的重大進展。我們知道，要把過去的思
想以其「原貌」還原重建，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們不可能重建1792年巴黎、或
1917年莫斯科的革命熱潮一樣。若經濟思想史對歷史重建的問題確實難以克服，那麼任何
寫作歷史、政治或經濟史的嘗試也就都免談了。
魚與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建與歷史重建必然涇渭分明，區分這兩種詮釋便不成問題。然而大多數奉行理
性重建者，都自認比那些只能重現過去的純粹經濟思想史學者，更能以歷史的眼光對思想
大家作更深層的解讀。我曾多次指出這種魚與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此我
僅藉兩個有力的例證，說明經濟思想史如何能釐清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並啟發經濟思想的
開展。
Adam Smith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是經濟學文獻中最知名的比喻
之一。Kenneth Arrow與Frank Hahn在《一般競爭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歷史導論」中（Arrow and Hahn, 1971, pp. 1-2），向Adam Smith致敬
，因為Smith在兩百年前已洞知，完全競爭會導致Pareto最適的多重市場均衡。對Smith作
這樣的解讀，在許多初階教科書中也以可看到類似的說法（Blaug, 1997a, p. 82）。這
種褒揚其實是歷史的大烏龍。Smith所說的競爭，係指現代奧地利學派所稱的「過程競爭
」（process competition）。我們今天所說的競爭，對Smith而言是「明顯且單純的自然
自由體系」，意謂沒有人為的限制，尤其是不對進出產業或職業設限。無論是競爭或壟斷
，皆與市場內的賣方人數無關；壟斷所指的，並非賣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產要素因未能
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給缺乏彈性；競爭的相反並非壟斷，而是合作。簡言之，所謂的競爭，
是我們從「競爭」這個動詞所聯想到的商業行為模式，亦即進入能獲利的產業、以削價來
擴張市場佔有率，以及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取利益。「完全競爭」這個概念，是到了1838年
才由Auguste Cournot提出。在完全競爭下，廠商為數眾多，每個廠商都必須接受既定的
市場價格，僅能自由調整自已的產量。這種廠商只能作為「價格接受者」，而非「價格制
定者」的概念，完全異於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經濟學家思考競爭的方式。再者，
若把古典經濟學家從競爭過程所得到的「動態效率」概念，等同於Pareto與Arrow、
Debreu所提出的「靜態效率」，那就更是烏龍加烏龍了（Hutchison, 1999）。
此外，Smith在三個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見的手」這個辭彙。Smith每次用它時，都不是用
來說明市場必將能把個人的「惡行」（如自私），轉化為公共之「德行」（例如眾人之所
得與就業）；而是要證明如Robert Burns所說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第四卷第二章談到國際貿易時，「看不見的手」僅出現一次。Smith指出，
對國內產業的自利偏好超過國外產業時，就會不經意地替捍衛本國利益出一份力（
Grampp, 2000）。Smith還輕蔑地補充說，裝模作樣的商人刻意促進公共福利，所造成的
傷害總是多過助益。Friedrich Hayek與Robert Nozick在二十世紀重新發現，與Smith同
時期的Adam Ferguson（1978），所提出的「個人行為的意外社會結果」學說，就是在用
「看不見的手」來解釋社會制度。Ferguson的說法，在Smith的作品中並不存在。所以呢
，若要援引歷史來替當代的信仰背書，則漠視文本證據是沒水準的做法。再者，相對於現
代盛行的終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競爭的過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Smith對價格制度之優點的真正想法。
接下來所要提出的例證，更能清楚呈現我的觀點。我確信，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思想
史的評價相當低，部份原因是他們將經濟思想史視為很久以前的經濟學史，所處理的議題
或許是Aristotle對貨幣的看法，或是經院學派（scholastics）對高利貸的觀點，或是重
商主義學派對進口關稅的論點。然而，對後世的學者而言，最近一期的Econometrica必然
是後人眼中的經濟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見解，和Pigou謔稱的「死人的謬見」其實並無差
別。經濟思想史的範圍，可溯及昨日才出現的經濟見解；活著的經濟學家與逝去的經濟學
家，皆可為經濟思想史學者所用。Robert Lucas（1996）以貨幣的長期中立性，作為諾貝
爾獎演說的題材，正可說明此點。Lucas沿襲Milton Friedman的作風，只要一討論到貨幣
理論，就必先闡釋David Hume在1752年發表的＜論貨幣＞與＜論利率＞這兩篇「宏文」。
Lucas援引Hume兩段討論「我們現在稱為貨幣數量理論」的論述，內容是︰（1）貨幣供給
量的變動，將會等比例地改變貨幣價格；（2）因此，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將不會對產出
與就業有實質的影響。Lucas（pp. 661-3）也注意到Hume所宣稱的：「事物在調整至新的
情勢之前，總有一段間隔空檔。」Lucas於是提出疑問：若個人採取理性的預期，那麼為
何在貨幣擴張或緊縮的初期效應，會異於其最終的效應？貨幣的中立性變動，如何會使就
業與生產作同方向的變動？
Lucas（1996, p. 664）認為Hume的論述有矛盾之處，他的解釋是Hume欠缺現代經濟學的
工具。他說：「我認為實際的情況是，對一個僅具有文字工具的經濟學家，即使是能力超
卓如Hume，這個（問題）畢竟太難。」Lucas還指出，十八世紀缺乏有系統的貨幣與價格
數據，迫使Hume相當依賴純理論式的思考推理。「基於日常生活的知識，Hume確信貨幣變
動與生產變動之間，存在著短期的相關性。然而這樣的想法，經過非正式的測試之後，會
與Hume的廣博歷史知識牴觸。」Lucas（1996, pp. 668-9）針對Hume的論點，作更進一步
的歷史重建。他說︰
「Hume比較不同經濟體在不同貨幣成長率下的長期一般行為時，能作出嚴謹的理論化工作
，而且我們也都看見，他在實證上也相當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時，他就被迫採
取較鬆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較粗糙的實證資料，來作出一般化的結論。經濟理論經過十九
世紀，以及整個二十世紀的演進，Hume論述的雙重標準特徵依然存活著。運用最新發展的
靜態一般均衡理論，可以更準確地描述貨幣數量理論說中的"貨幣中立性定理"。這項定理
若用動態的一般均衡理論來解釋，則會出現捉襟見肘的窘況。」
Lucas告訴我們說，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Patinkin等人，都是以一般均衡的模
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為被視為總是在追求極大化，所要解決的是跨時期的替代
性問題。但Wicksell等人的做法，到頭來和Hume一樣，受到所運用的分析工具之限制，無
奈之餘也只能訴諸鬆散的動態均衡。對Lucas而言，這一切「只是要強調，如果沒有現代
的數理經濟學工具，任何解析困難動態問題的嘗試必然徒勞無功。」Lucas的諾貝爾獎演
說，在闡明此點之後，說我們現在終於可以適切地探討總體經濟學的一般均衡。他也證明
說，若個體對其所作決定的隨機結果具有完全的資訊，則菲利浦曲線必然會垂直。
Lucas似乎渾然不覺，他的說法並非Hume和同時期的人士，或是在1970年代理性預期革命
發生之前的學者，對貨幣數量理論的詮釋。貨幣的效果在長期是中立性的，這在當時殆無
疑義（由此可見，重商主義學派對長期出口順差情有獨鍾，實在是大錯特錯的觀念）；但
就短期而言，貨幣的效果並非中立性。的確，Hume以及後來的Marshall、 Fisher、
Wicksell、Mises、Hayek與Keynes等人，皆極度強調貨幣的短期非中立性。在此之前被大
力鼓吹過的貨幣長期中立性、等比率定理這類的相關理論，幾乎都已不見蹤影（Mayer,
1980; Patinkin, 1990; Humphrey, 1991; Blaug, 1997c, pp. 19-21, 614-28, 638-40
）。Hume指出：「主事者的最佳政策，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發行量，藉此可活絡國
家的產業士氣。」Hume所開的處方，是漸進式的通貨膨脹。從這個角度來看，Hume甚至比
Friedman或Lucas所想像的還要更現代。
Hume對短期的強調，成為第一次與二次大戰之間凱因斯總體經濟學的特色。然而這項強調
，幾乎被Lucas以及所有現代教科書對貨幣數量理論的論述所忽略（Laidler, 1991, pp.
18-9, 79; 1999）。所以我的結論是：Lucas對Hume所做的理性重建，是個彆腳的歷史重
建，並因而嚴重地誤解兩個多世紀的貨幣理論史。
Lucas的理論架構，在說明經濟學家的唯一關切是長期均衡的特性。只要脫離這個框架的
文本，Lucas就無法詮釋。儘管理性預期與現代的隨機分析工具，確實有助於釐清Hume對
貨幣長期中立性主張的一些根本問題，但若要說這些前輩經濟學家的目的，是在試圖建立
貨幣長期中立性的模型，那必非實情。在理性預期的特殊假定條件下，運用某些分析工具
所得到的理論分析，其實完全不能回答下列的問題：貨幣政策是否應針對短期的景氣循環
而發？或是在貨幣長期中立性的假設下，來指導短期的貨幣政策？
為經濟思想史研究作最後的辯駁
我現在要回到先前提及的那個既困難又關鍵的問題：如何替「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作為
經濟學的專業」辯護？我們已經討論過一些人所做的有力論證，我敢說，沒有一個說法可
以完全說服死硬派的存疑者。我在此提出自己的壓箱說帖，同時我也充分理解，這個說法
也不是完全具有說服力。那就是：經濟、物理、化學、生物、哲學，甚至數學等學門的思
想或理論，除非對自己學門的歷史有透徹的研究，否則這些想法或理論就不可能被充分了
解。我在學生時期所不能理解的微積分，是後來讀了Newton與Leibniz對「微積分基本定
理」的爭議論述，才豁然開朗的。微積分的基本原理，植基於微量增加或微量減少的形而
上意義；直到那時我才頓時了然，確切明白為何微分是積分的對立面。讀了Hayek那本相
當整人的《價格與生產》（Price and Production）（1931），以及Robbins對《經濟大
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1934）的混淆解說之後，我才了解凱因斯革命的真正
意義。我想，所有的經濟理論都可適用這個道理。經濟知識本來就是隨境而變的。我們現
在所知曉的經濟體系，並非我們剛剛才發現的東西，相反地，它是過去所有發現、洞見、
起步錯誤等等的總和。沒有Hayek、Robbins、Pigou，就沒有Keynes；沒有Keynes就沒有
Friedman；沒有Friedman就沒有Lucas；沒有Lucas就沒有…。Leijonhufvud（1999）曾經
將經濟思想史與決策樹叉圖相提並論：樹幹有許多分枝，有些長得飽滿結實，其他則在萎
縮枯死後，樹液回流主幹，滋養其他分枝。我們目前的經濟理論，並非早就注定的。假若
幾年前，經濟學在關鍵的岔點上選擇了另一個轉折，那我們今天可能就會鼓吹不同的經濟
理論。
我真的可以信手舉出幾十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基本的想法，但在此我只提一個例子。
Stigler的《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第三版（1966, p. 113），提出所謂的
Coase定理，這項理論已成為現代「法律經濟學運動」的核心概念。試著想像：如何從
Stigler的書去了解Coase定理的完整意義。Stigler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個人
與社會的成本將會相等」，因此，「產出的組合內容，將不受法律對損害責任之規定的影
響。」Stigler的自信結論，結合了「效率」與「不變」兩種說法。所謂的效率說，指的
是若當事者自願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進行談判，則完全競爭恆為最適狀態（optimal
）。所謂的不變說，是指資源的最後配置，不會因財產權不同的初始分配而不同。隨後的
大量文獻顯示，無論是效率說或不變說，在完全競爭的世界之外，都有高度的爭議性。或
甚至在完全競爭、完全資訊與零交易成本都能精確定義的情況下，效率說與不變說都會變
成只是套套邏輯（tautology）而已（Usher, 1998; Medema and Zerbe, 2000）。但若我
們回到Coase的＜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這篇著名文
章時，我們會發現，所謂的Coase定理完全沒有包含上述的名詞。此外，所謂的「交易成
本」，在Coase的文章中僅被定義為「行銷成本」（marketing costs）。無論在此處的「
行銷成本」意義為何，距離Coase討論「廠商理論」（"The Theory of the Firm", 1937
）的文章已有二十三年，交易成本的概念在那篇文章中初次出現。Coase本人用了好幾年
的時間，藉助他人所發展出來的Coase經濟學，才能較精確地將「交易成本」定義為協商
契約的成本（無論是以明顯或不明顯的方式來定義），以及監督或警戒契約執行的成本。
Coase也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強調說交易成本可以被極小化，但即使在完全競爭的狀態下
，也恆為正數。簡言之，Stigler與其他許多人所描述的「Coase定理」，對Coase自己而
言，是永遠無法應用在現實世界的「黑板經濟學」。
這個錯中錯大喜劇給我們的教訓是：第一，即使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自己
的創見。其次，偉大思想的潛力，要靠門生與批評者用好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夫，才能
充分發掘。我們現在不時提到Coase 那篇1960年的文章，是因為它教導我們說，「政府失
靈」與Pigou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同樣重大的問題；因此，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
未能兩相吻合，並不足以構成政府介入的充分理由。然而，當我們以不同的眼光重讀這篇
文章時，並不能明顯地感受到上述的說法。
時間對文本所產生的作用，並非只對Coase定理有效。正因如此，經濟學作為一個專業學
門，必須揚棄對經濟思想史的鄙視。經濟思想史並非經濟學內的特殊專業，它本身就是經
濟學，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法：從時間的橫軸縱切下去，進行深入的研究。
經濟思想史的新潮流
與其他經濟學家對話，讓我深切了解到，在他們的印象中，經濟思想史是一種知性的考古
學。經濟思想史或許能偶爾挖掘出新手稿或文件，但這類事情並不會影響經濟思想史本身
。此外，與經濟學內的其他領域相比，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與進步，並未與時推移。這完全
是個誤導性的印象。在此我試圖描繪經濟思想史中，若干領域近年來的劇烈改變。當然，
我的看法會深受自身興趣的影響。我無法和以博覽群書著稱的Jacob Viner媲美。
讓我們回溯至1980年代，向Odd Langholm（1987）的著作致敬。他有三本討論經院學派經
濟學的專書，徹底改寫了先前研究「後羅馬與前古典」經濟思想的論述。事實上，他的《
亞理斯多德傳統中的價格與價值理論》（Price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1979），可稱為經濟思想史的經典之一而無愧，足以與
Heckscher（1935）論重商主義、Viner（1937）論國貿理論、Collison Black（1960）論
古典發展經濟學（與愛爾蘭相關）、Fetter（1965）論英國貨幣正統思想，等等鉅著等量
齊觀。
自從Glasgow版的Adam Smith全集與書信集在1970年代問世後，Smith的面貌也隨之改變。
Glasgow版的編輯傾力弭平所謂的「Adam Smith難題」。這個難題在於Smith的《道德情操
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與《國富論》之間的矛盾關係。《道德情操論》這
部藝高膽大的鉅著，所探討的倫理理論，是奠基在「同理心」這個心理學概念上；而《國
富論》的主題是經濟成長，其立論基礎則是受商業社會傳統習俗影響的自利心。Glasgow
版的編輯指出，《道德情操論》說人類的動力是利他主義，而《國富論》則說人類的動力
是自利。兩者之間的出入，表象多於本質。原因是，《道德情操論》中的重要概念「同情
心」或「同理心」，完全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犧牲自己以造福他人的利他主義。此外，令
人困惑的是，Smith從來不曾互相引證這兩本書，但他曾計畫將這兩本書整合寫成另一本
，當作討論法理學的第三本專書，而這個想法並未實現。
我們曾經短暫地認為，這個難題終於解決了。但這難題陰魂不散，繼續出現在探討Adam
Smith的論文中。這些年來，Smith已經成為整個經濟思想領域中，最莫測高深與複雜的思
想家。從各個面向來討論Smith著作的專書與文章汗牛充棟，內容高潮迭起，我們亟需重
新整理這些研究成果。（註9）
相對地，與David Ricardo、John Stuart Mill相關的研究則較不活躍。雖然Samuel
Hollander對Ricardo的工資理論提出「新觀點」（Peach, 1988），此外也有人對先前未
曾得到應有獨立思想家地位的古典經濟學作家，做了全新的重新評價（O'Brian, 1998）
，但都未引起多大注意。此外，Sraffa派的學者，試圖重新將整個古典經濟學詮釋為「剩
餘理論」。這樣的詮釋，目的在一勞永逸地揭示，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應該將「新古典
」招牌中的「古典」去掉（Kurz and Salvador, 1998）。然而，這些努力僅得到些許（
特別是來自美國）的關注，他們所處理的議題仍有爭議（見Blaug, 1999a）。（註10）
Thomas Robert Malthus是近年來受到最徹底重新詮釋的古典經濟學家。一方面，Samuel
Hollander（1996）在對Malthus所做的理性重建鉅著中，將Malthus說成是堅決反對
Ricardo價值與分配理論的人；我們（或與Malthus同時代的人）視Malthus為人口理論家
，那是純屬偶然意外之事。另一方面，Donald Winch（1987, 1996）對Malthus所做的有
力歷史重建，將他描繪為維多利亞時代人人必讀的經濟學家。Malthus的宗教觀一直被貶
抑，在我們對古典時期基督教政治經濟學有了新的認知後，其價值現在已經得到全然的認
可。對Malthus的重新評價，無法完全平反舊馬克思主義者所作的聲稱，說Malthus是替地
主階級辯護的人；也無法辯駁自由主義者的見解，認為Malthus是捍衛社會舊秩序的人。
但這些對Malthus 所持的老舊觀點，已經很難在新的詮釋中找到（Waterman, 1998;
Pullen, 1998）。
近來對十九世紀德國與法國經濟思想的重新認識，已經扭轉以往處理1870年代邊際革命時
所持的見解。我們都知道有一種標準的說法，認為Jevons、Menger、Walras這三人幫，在
1870年與1874年間，各自獨立地發現新邊際經濟學。但這個說法之中有些例外，其中包括
好幾項重要的突破：Cournot（1838）、Dupuit（1844）、von Thunen（1852）、Gossen
（1855），而這些人的成就都被忽略了。Eric Streissler（1990, 1994）的研究指出，
十九世紀中期已有一個新古典原型的德國傳統，其中有von Thunen，以及Hermann、Rau、
Hufeland、Mangoldt、Schaffle等等較不知名的作者。這些人都了解邊際效用遞減、邊際
生產力遞減、機會成本與邊際替代性這些概念。因此，「所有基本的邊際概念都已齊備，
可以讓Menger進一步發揮。」（Streissler, 1990, p. 46）。的確，主觀價值理論與供
需圖（他們和Marshall一樣，把價格放在縱軸上），首度出現在Rau於1841年出版的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基礎經濟學》第四版）。這是第一部標準的
德文經濟學教科書，在往後的四十年間印行八版。（註11）
相似地，我們近年來發現，Cournot與Dupuit在法國的經濟學中並非孤立人物。Ekelund
and Hebert（1989）指出，一批法國國立道路橋樑學院的工程師，比Jevons、Menger、
Walras早半世紀，就獨立地闡述現代個體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這些工程師並非學術界的人
，他們的分析焦點是道路、運河、鐵路的實際問題。他們的研究以實用為導向，因而能創
造新思惟來解決經濟問題；但也正因如此，他們的想法從未有系統地發展，也沒有與法國
大學中的傳統經濟學對話。
根據一般經濟思想史的教科書，邊際革命是發生在曼徹斯特、維也納與洛桑等地的奇特單
一事件，歷經三十、四十或甚至五十年，才全面存在於經濟學界。綜合前述Streissler與
Ekelund、Hebert的說法，這樣的描述必須改寫。的確，這個歷史在翻案之後，令人更難
解釋邊際革命為何用這麼長的時間才成功。歷時三十至四十年的演進，怎麼還能稱得上革
命？
三人幫當中，Walras是最複雜矛盾的人，其理論意圖的神祕性直追Adam Smith。我們久知
Walras是最抽象的經濟理論家，他也相當熱中應用經濟學，但其經濟理念中實證面與規範
面的確切關係，最近才逐漸被了解（Jolink, 1996）。Donald Walker（1996）指出，
Walras如何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Pure Elements of Economics）前後不同的改版中
，針對長久以來為人所知的「存在性問題」（亦即一個經濟體的所有市場，是否可能同時
產生市場結清），終於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學形式解，而揚棄了他先前所提出的見解：
經由反覆摸索的過程，對「穩定性問題」所得到的半真實解。由於均衡的概念逐漸受到注
意，不均衡的概念，以及任何有關市場制度的敘述，就都跟著消失了（Walker, 1997）。
總而言之，從Walras到Arrow與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論史，可說是在暗道中摸索前進，最
後由經濟思想史家來蓋棺論定（Ingro and Israel, 1991）。這條暗路原本是死胡同，因
為Arrow與Debreu對存在性問題提出最嚴謹的解答，把一般均衡理論轉化為數學謎題的形
式，應用在只能想像但不可能存在的虛擬經濟體上。然而，非常相關的「穩定性問題」，
則從未被嚴謹或鬆散地解決。一般均衡理論只是一個脫離現實的研究方向（Blaug, 1997a
）。這是個可以爭論的說法，但我相信，這是因為必須藉由一般均衡理論，才能說明經濟
體內各部門之間的互相依存性。但這個「各部門之間相互依存」的觀念，全然不是Walras
所發明的理論。
一般均衡理論在Walras死後就逐漸衰微，到了1930年代才被Hicks、Lange、Hotelling、
Samuelson等人復興。此時正值凱因斯革命、獨佔性競爭革命、社會計算革命（即社會主
義經濟是否可行的爭辯）、新福利經濟學等達到頂峰。另一方面，奧地利學派的「競爭的
過程」概念，逐漸從所謂的「社會主義的計算辯論」中浮現。多年來，我們傻傻地認為
Oskar Lange輕鬆贏了那場論戰，並證明一般均衡理論也能探討實際議題，例如用來研究
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重估這項辯論（Lavoie, 1985; Blaug, 1997a），使我們了解上
述想法的荒謬性，這也再度揭示經濟學史是經常地在改寫。但是要如何改寫，則與我們解
讀當前學說（例如一般均衡理論）的方式有直接關係。
1930年代在經濟思想上，是前所未有繁花似錦的十年，二次大戰之後的十年成果更是豐碩
。Arrow and Debreu（1954）那篇證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文章，加上Samuelson在其《經
濟學入門》（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1955）第三版中所宣稱的「新古典綜合」
，代表著往後我們稱之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真正誕生。這就是我所說的「形式主義革命
」（Blaug, 1999b）。要解釋為何發生在1945至1955年，而非更早或更晚，則仍是個問號
。這個問題還在探索中，必須仰靠那關鍵十年間的文獻；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這些新文獻
還不斷地出現。
現在剛剛浮上檯面的新經濟思想史，是德國人以往所稱的Geistesgeschichte（時代精神
史），是以一些關鍵主題來研究經濟思想史，或是以一個博大的思想來統攝整個年代。
Philip Mirowski的著作，特別是More Heat Than Light（1989），是最顯著的例證。他
以全新的眼光來看經濟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與物理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家觀察世界
的方式，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本書在歷史細節上有頗多舛誤，de Marchi （1993）
曾嚴厲批評Mirowski對Walras、Marshall、Wicksell等指標性人物的處理。然而，此書仍
持續展現出一種歷史風格，引導我們較不關切這些過往的大師實際上說了什麼，而較關切
他們發言時的大環境。
最後，以計量經濟史為主題的書籍，近來有幾乎爆炸性的增加。從Epstein（1987）、
Morgan （1990）、Duo Qin （1993）討論1940年代的機率研究法，以及Cowles
Commission的結構估算法；後來發展到Hendry and Morgan（1995）的博大研究，可謂燦
然備矣。Hendry and Morgan將二十世紀計量經濟史的重要論文納入討論，並以現代工具
（另見Darnell, 1994）重新演算當初使用的實證方法。在這波熱潮之後，我的印象是，
對計量經濟學史的興趣已再度降溫。只要計量經濟在經濟學中仍是熱門的議題，進一步探
索計量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間的演進過程，必然會產生可觀的效益。總體經濟學在1980與
1990年代變得日益理論化，而計量經濟則變得更加非理論化，這是由於許多頂尖計量經濟
學者，在著手做實證研究之前，會先深入探討數據。為何會如此？我敢說，大部分的人會
相信，這不是經濟思想史學者所要解答的問題。但是，錯了，他們正在找答案。
■Mark Blaug現為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學，經濟與計量經濟學院訪問教授。
〔譯自"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1):145-64。〕Blaug感謝Roger Backhouse, Brad De Long,
Alan Krueger, Timothy Taylor, Ruth Towse與Michael Waldman等人極有助益的評論。
（註 1）Blaug（1991）與Cardosa（1995, p. 198）內有十分完整的參考書目。
（註 2）Cardosa（1995, p. 202）對二十五個國家三百位經濟思想史教師進行調查，發
現經濟思想史在研究所多為必修，在大學部則為選修。這個異常的結果，與一般報導所描
述的美國、英國經驗完全相反。
（註 3）有時會在物理、化學、生物之外的系所開科學史課程（我希望能提出具體數字，
但一直無法找到相關的量化研究）。某些經濟思想史學者，由於受到經濟系同僚的刻意蔑
視，而心灰意冷，想轉而與科學史學者結盟（Schabas, 1992）。這項提議已經被大多數
經濟思想史學者否決。
（註 4）若有人曾蒐集經濟思想史學術會議與期刊的成長數據資料，並和經濟學內的其他
領域相對比，我（與其他人）就不會再使用這種口耳相傳的證據。然而，在歐洲親身參與
一項未盡人意的相關嘗試之後，我不願以Kuznets式的手法，來提出美國的數據，但若有
這些數據出現時，我將會極有興趣運用。
（註 5）對「思想市場有效率」假說的批評，參見Anderson and Tollison （1986）、
Strassman（1993）、Khalil（1995, p. 717）以及Yeager（1997）。思想市場這個觀念
，是新「科學經濟學」的主體。相關的討論參見Hands（1997, pp. 728-9），和Wible（
1998）的專書。
（註 6）Boulding（1971, pp. 232-3）指出：「在反歷史學派盛行的美國，思想史被視
為一種稍稍腐化的娛樂，僅適合真正喜歡中世紀拉丁文的人。因此，只閱讀過去十年文獻
的人，就是個完備而且被認可的經濟學家….。這樣的反歷史學派，造就出訓練有素但缺
乏深度的技術專家；他們知道怎麼用電腦、跑大規模的相關分析與回歸方程式，但對經濟
制度卻無知得令人咋舌，無法掌握經濟學發展過程中所投入的血、汗、淚，對數據背後的
現實也幾無所悉。」以上是1971年的情形。當Boulding面對Klamer and Colander（1990
），以及經濟學研究所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Krueger, 1991）的研究結果時，他會說什麼？
（註 7）英國歷史學者Herbert Butterfield的《歷史的Whig 詮釋 》於1951年出版，之
後這項具有批判意味的「歷史的Whig 詮釋 」，就被用來攻擊英格蘭史學的主流傳統，成
為理性重建的主要標籤。原有的傳統，是將英格蘭史描繪成一個朝著Whig黨所代表的自由
理想，穩定進展的故事。「Whig詮釋」這個辭彙，很快地就被廣泛使用，代表一種歷史學
者應該避免的做法。但批評者指出，Butterfield自己的《現代科學之起源，1300-1800年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本身就帶有強烈的Whig 式作風。關於
理性重建與歷史重建的區分，我的看法和科學史學者對科學史的「時空錯置」（
anachronical）、「與時變化」（diachronical）這兩種觀點的區分是相同的。
（註 8）二次大戰之前的世代中，有一個強烈的例證，參見Knight（1935），以及
Stigler（1941）由Knight指導的博士論文。
（註 9）West（1988）的綜述距今已逾十年。Tribe（1999）的研究不能算是對Smith相關
文獻的全面整理，但確實已足夠顯示Smith文獻的豐富性。
（註 10）現今主要總體經濟學教科書中，對「古典」這個標籤的非歷史用法，可參見
Backhouse（1996, pp. 11-2）。
（註 11）Hutchison（1953, p. 132）指出：「對於價值、生產與分配的分析，有一兩位
德國"古典主義者"在許多問題上，領先同時代的英格蘭學者數十年。」他的唯一錯誤，是
在「一兩位」，其實「四或五位」應較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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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Wind1026 來自: 219.84.125.105 (08/03 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