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
文／陳文茜
整理／李瑞玉
「你只認識別人給你的名字，卻不認識自己的名字。」──薩拉馬戈，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不知名的島嶼，不確定的年代。司機趁黃燈停下來，聽地下電台轉述李
前總統的話：「台灣錢跑去中國大陸，大家才會這麼苦啦！」再轉News
98：「根據《天下》雜誌調查，政府部門決策不穩定、戒急用忍政策，
都是使台灣喪失全球競爭力的因素。」等綠燈亮時，司機要開動車，卻
發現自己什麼也看不見了。
根據衛生署消息，當天只要聽到這項廣播的每位市民，都因感染而眼盲。
市政府忙著把這些被感染的人們隔離，卻依然繼續蔓延全城。
在盲目的世界中，真相逐漸被彰顯出來。所有假的、真的答案相互影響
。城都給圍了，人人盲了眼，少數看得見的，也懷疑自己眼前的，是否
只是記憶中的幻覺。走起路來，個個抓著一只「愛國」牌柺杖，只剩一
隻導盲犬，自信怡然地飛躍城中。
無論是被感染或未感染的「病人」，如今只剩一個信念，依賴導盲犬的腳
步定立該走的方向。最後，人們跟著牠的腳步聲橫衝直撞，陣陣哀嚎，終
於聲音越來越大，才把整座城牆給破了。細菌飛出牆外的空氣，人人突然
又看得見了，原本沒被感染，卻以為自己瞎了的人們，才發現自己一直看
得到的不是幻覺，而是真實景象。城裡的人們，想給導盲犬立塊碑，卻發
現滿城犬中，當時人人跟隨的，已不知是其中哪一隻了。
以上小說預言，看來城中之人笨得很糟糕，但按照統計，七年來，全台灣
至少有七○％的人活在圍城的狀態。我們的錢，被中國大陸吸走了；我們
的工作被中國大陸的勞工拿走了。二二八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本省恨中國人
的怨氣，五十年的冷戰、飛彈、那怕只是空包彈射來射去，都加大了以上
的想像空間。
如今回頭，很難相信長達七年的時間，台灣多數民眾，約莫七○％，有時
高達八○％，相信戒急用忍或類似瘋狂的理論。
每個社會都難免存在瘋狂的理論，但是有些時代瘋子的確可以帶動潮流。
一九九四年，台灣的行政體系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這群可能是華
人政治史上首批繼承最優秀經濟傳統、在科學園區裡曾為台灣提出上階段
產業方向的菁英，亟欲以台灣為中心、以台灣為重心、以台灣為基地，建
立一個以中國大陸為腹地的運籌中心。
在蔣介石獨夫時代、蔣經國威權時代，經濟官僚鮮少感受到威權體制的壓
迫，那怕是今日對岸的共產黨吧，面對法輪功，天安門前隨便打幾個熟棒
子，兩隻手在頭上高高低低地傳來傳去，就被抓著蹲進牢裡。但朱鎔基、
李嵐清等經濟官僚，共產黨碰都碰不得。因為二次大戰後，國家領袖學得
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政治可以亂搞，經濟頂好完全尊重專業。不過，我們
有位農經學博士領袖，他有時叫「民主先生」；有時也會叫算命的給他排
鐵板神算，算算自己和江澤民、李光耀誰高誰低；有時則只是痛恨宋某某
的遲暮老人，他堅強的意志，第一次「勇」過蔣氏父子，硬生生廢了經濟
官僚的專業武功。
過去，如果你曾有機會和台灣幾位著名的經濟決策者談話，蕭萬長、江丙
坤等人，無論公開發言如何，私下都不難嗅出他們對戒急用忍政策不贊成
，對亞太營運中心停擺憂心，但即便所有經濟官僚與專家同聲反對，台灣
仍寫了七年的圍城史。在整個全球布局中，台灣把自己圍起來，資金不准
出去，才叫愛國；投資大陸，叫媚共；出走台灣，只能南向東南亞，終於
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吹倒了無數「愛國」商人。
偉大的經濟學家，眉頭皺了。戒急用忍實質堅持了七年，一場為期三天的
經發會竟能輕易把它給停掉？真是輕到令人不能置信，也重到令人不敢承
受。我用了瘋子二字，聽來對李前總統並不尊敬，雖說天才與瘋子只有一
線之隔，但過度具使命感、過度相信自我、及過度使用簡單語言煽動社會
的領袖，和瘋子的差別並不大。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紐約居民手中揮舞著報紙頭條：「希特勒在戰場死
了。」這條新聞即使有些許錯誤，但希特勒確實死了，希特勒和他的一日
新娘波娃，前一天在柏林一處防空洞內自殺身亡，離興登堡任命希特勒出
任總理共十年又九個月。
希特勒曾出版《我的奮鬥》，如今看來，頗像一本獨裁者必備的書。只是
當時世界上多數讀書人，都將《我的奮鬥》視為荒誕不經的瘋書。但在一
般德國人眼中，他們卻深識這本書的本質，這是張德國征服世界的藍圖。
希特勒掌權前，這本書在德國賣了三十幾萬本，所得的版稅更支撐了希特
勒的開銷。在這本書裡，希特勒坦率地建議「說謊，就要說大謊」。全書
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出他對德國人的評價。他基本上相信，一般民眾對事
物的感覺非常遲鈍，對事物的理解力更是有限。他說，回答德國人的問題
，只是要告訴他們究竟該反對誰？該恨誰？
希特勒對德國處境的解釋，共產黨是引起德國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而猶
太人則為了自己經濟上的利益，背地裡扯德國後腿。他甚至還宣稱，猶太
人是歐洲所有問題背後的罪惡淵藪。
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經常把這種瘋子胡說八道的話語，當成陳腔濫
調。他們總說：「民眾怎麼可能相信你們這種謊話呢？」但歷史真相卻偏
像希特勒說的：「說謊，就要說大謊。」如果人民在太大的困難中，無法
理性處理或面對生活四周處境，多次的歷史證明，人們會開始接受偏見，
且在偏見上大作文章。
的確，大多數人都像希特勒所瞧不起的群眾，只是一堆不問究竟的人。專
家們給的答案，無法解釋我的苦、我的痛、我的不幸，所以當他最無助時
，最容易接受的，往往是最傷人的「瘋子」論點。
希特勒只是個最極端的例子，類似情況還多得很。即使民主國家如美國，
麥卡錫主義都讓今日美國的歷史學家，每寫至此，覺得無比丟人、抬不
起頭來。而麥卡錫主義何嘗不是一套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之子所發展出
譁眾取寵、又自吹自擂的冷戰論述？
如果把當時麥卡錫或杜勒斯的冷戰理論攤開來看，現在幾乎沒有任何可
讀
性，更別說令人信服了。就像我們現在如果回過頭把數年前戒急用忍政
策推出時，以及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相關政府官員，從陳博志、蔡英文
到民進黨立委的發言，拿來對照，記得蔡、陳兩人當時曾主張若加入Ｗ
ＴＯ，考慮要對中國使用敵對國家的排除條款；若加入ＷＴＯ，不必然
開放三通，只需要開放通商。我還曾經被民進黨現任海基會副秘書長顏
萬進，囂張地指責：「ＷＴＯ與三通毫無關聯，這是學習兩岸問題的入
門常識。」而顏先生講這句白痴話的時間，是距今沒多遠的一九九九年。
希特勒是史上以最簡單語言、卻創造最瘋狂政治的「成功」領袖。他說
：「煽動群眾就是要用最少的字，告訴民眾最輕易的方法，使他們贏得
對世間的認識。」而任何群眾運動認識的根本，不是摧毀、就是仇恨、
武力與殘忍。他說，一再重複出現這些概念，及借用歇斯底里的語法，
是群眾運動的不二法門。希特勒說：「殘暴及恨，可以使人們留下深刻
的印象。人們需要一些能讓自己害怕的危機、一個屈服的對象。」
這位來自奧地利的鄉下孩子，本來是政治的局外人，曾是落魄的藝術家
和無親無故的士兵。他一路打擊、威脅、叫囂，處心積慮地踏上權力的
頂峰，所憑藉的就是了解如何將社會拖向瘋狂的漩渦中，然後接受他的
指揮。
社會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 Arent）曾經論述《極權主義的起源》，
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曾寫過《極端年代》。
他們經常問：為何人類會有極端主義出現？極端主義的出現迄今，並未
因世界大戰、希特勒死亡而停止。以何梅尼為中心，在回教世界出現；
以民族主義的心態，在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國家出現；以翻掉傳統的心
態，在中國進行一場長達十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它幾乎在人
類每一段歷史以及每一塊土地出現，從未終止。
是什麼樣的社會，會集體渴望這種瘋狂？又是什麼樣的社會性格，會讓
人牽扯上這些瘋狂？這是許多社會學家及精神學家特別愛研究的話題。
歷史學家們更發覺，每個年代都有瘋狂的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看起來
最理性的政治圈裡，都不乏一些瘋狂的政治領袖，不論是美國宣布即將
退休的參議員赫姆斯、以前專門和柯林頓作對的Greenwidge，華盛頓特
區裡、越戰紀念碑上的人物，或者歐洲任何一個美麗的湖畔，極端主義
隨時蠢蠢欲動。
極端主義未必永遠與恐怖有關，雖然它必然在瘋狂邊緣。可笑的是，幾
乎大多數的極端主義都和民族主義及國家或宗教畫上等號。它可以撇開
人類關於人性、經濟、理性行為的論述，而訴諸一種他與你之間的仇恨
與利益衝突矛盾。當你進入屬於你體內「恨」的原生細胞時，你已被輕
易地帶入瘋狂隧道中。
整整七年，台灣沒有產業政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兒去。經歷了製造
業的末期、再末期，新政府把前一階段因科學園區所帶來的繁華景象，
拖到最後一分鐘、最後一刻，然後經發會把一個再也不能承受的重政策
給丟掉了。丟完後，誰來反省這段歷史呢？而歷史如何不重複它的錯誤？
有些專以諂媚聞名的記者，稱讚陳水扁總統在經發會的表現，是上台以
來最成功的一次政治策略。但若了解未來陳總統即將面臨的政策選擇，
恐怕這句話實在諂媚得太早、也說得太沒基礎了。
台灣現在失業率，年底前一定會破五％，將來景氣即使慢慢復甦，恐怕失
業率下降的幅度也不會太大。我們不只面臨了低成長率、高失業率的階段
，還迎向一個重大的經濟轉型。今天差不多與我同年齡的人，一旦失業，
只要是原來製造業的勞工，均無能力進入新資訊或服務產業，注定將要終
身失業。上有父母、下有妻小，若從四十歲開始失業，往後人生還那麼長
，該怎麼過？該怎麼看？
政府不教怎麼看，勞委會即丟了一個全球化下必須鬆綁勞動市場的法律。
陳菊一句「no pay, no work」，勞工團體聚集於經發會場外叫囂。多數人
把這群勞工當瘋子，他們的聲音很少人聽到，但也有些立法院的短視政客
聽到了，他們回應這句話，而且說陳菊出賣勞工。
一個太重視政治利益的政黨、一個太重視政治利害的勞委會主委，終究沒
有足夠的道德勇氣為她的政策做辯護。於是在進入全球競爭的世界其他國
家，都做到了起碼的財政平衡、勞動條件鬆綁之時，台灣自己卻固執地維
持一個古老的勞動論述。
什麼叫愛勞工？什麼叫放棄勞工？台灣政府若不願意做更多的教育投資，
不願意大幅改變既有勞工的角色，中國大陸迅速提供充沛的廉價勞力，只
要能取代台灣既有製造業，在未來幾年內，不論政策怎麼擋、城怎麼圍，
都是台灣不容逃避的夢魘。
台灣勞工享有的高工資，在全球競爭下，永遠得比中國大陸的勞工先走一
步。他不會動腦，你會；他不會基礎打字，你會；他不會基本英文，你會
；他們是一群識字不多的勞工，而你卻是技術教育非常充沛的勞動者。只
是，我們的政府像一九二九年時的英國和美國，對經濟大恐慌的來臨，束
手無策。
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前，許多經濟學家包括熊彼得，都預言這不過是
個經濟循環，而這個經濟循環對未來治療下一波的經濟是有助益的，因為
它讓問題冒出頭來。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黑色星期四，股市狂瀉
，投資人都知道完了，瘋狂拋售股票，嚴重程度連英國倫敦計算股票的機
器，都趕不上股市狂跌的速度。
無能的政府永遠在經濟衰退過程中，說這只是全球問題或循環問題，然後
坐在那兒等待。不幸的是，束手無策的政府，當狀況壞到一定程度時，卻
出現瘋狂的領袖「號稱」拯救大眾，無助的人民，只好跟著瘋狂的聲音走，因為它明確、簡單；因為它歇斯底里，足以傾洩你心中的憤恨。
我無法確知明年經濟若未好轉，或失業率續增，這個瘋狂的聲音會來自哪
裡？或者來自台聯成員，或者是民進黨某立委，也或者是金美齡等人，他
們會用比前總統李登輝過往更經濟外行的語言，把失業和愛台灣及各種瘋
狂的愛國主義，像歷史上所有的瘋狂運動一樣，拿來詮釋台灣的經濟現象
與處境。
很高興經發會開完了，踢走了前一個瘋狂的口號，但卻未必有能力攔阻下
一個等待中的瘋狂浪潮。過於樂觀，台灣可以坐著等待，是我們七年來在
經濟產業政策上最大的錯誤。過於樂觀，使政府誤以為簡單「積極開放，
有效管理」八個字，就可以挽救台灣經濟，而無視於即將來臨的新浪潮，
也可能把台灣帶往另一個人們原先無法預期的錯愕失敗中。
金美齡女士在《二一○○全民開講》節目中，曾用著她不甚熟悉的語言、
毫不精準的經濟數據、隨便胡亂引用的日本報導、選擇性地說「許多到中
國大陸投資的日本企業都是賠錢的」，她說「日本報紙經常在登」。她沒
看野村證券的報告，沒看美國商務部的報告，也沒看日本財政大臣的報告
。去年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獲利，高達七十億美元，超過其在拉丁美洲和巴
西、墨西哥的總和。根據日本財政大臣最近公布的數據指稱，日本去年在
中國大陸的獲利，占日本對外出口總值的二七．八％。
極端主義者，或者用白話文說，那些瘋子，其實論述從不需要數字。有時
，他們可能會假裝客觀地給你幾個事實、或幾個依循的法規，甚至免了李
登輝前總統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時，還得加入點經濟學理論的努力包裝。
現在，當這個瘋狂運動走入第二階段，專業也不要了，只訴求人民的痛苦
與不幸。台聯成立，人們只看到它可能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此次年底選舉
所造成的影響，看到李登輝做為台聯的精神領袖，提名了哪些人？會造成
泛綠軍的內訌嗎？會拉走國民黨多少席次？但極少人意識這可能是台灣另
一波極端主義的崛起。
可悲的是，或許我們過去所謂民進黨基本教義派，還帶著一點歷史悲劇的
回憶。在回憶裡，他們凝聚了大量的恨，以致無法走出歷史的胡同，多少
還有令人感嘆的身影。但現在，他們結合了經濟的新內容，告訴民眾他們
不幸該恨的對象，是中國大陸、是主張戒急用忍鬆綁的渾蛋。他們正在發
動另一場圍城戰爭。
很多人嘲笑台聯不會成氣候；譏笑李登輝已晚景淒涼，難與時代相對抗。
如果台灣政府、大多數政黨領袖和立法院政客們，不面對全球化競爭下台
灣勞動市場的重新定位與勞動法令的鬆綁，不面對高度失業下，國家如何
投資大量資源，進行技術再教育的工作，今天所見的極端主義現象，包括
金美齡的狂語，都將只是另一個極端的開始。
戒急用忍，不會過去。因為多數人只認識別人給的名字，不認識自己真正
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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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は何のためにこの世で生きてるのか?
......ものより思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