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技官僚運動和科技研究的發跡＊
從二次大戰前法西斯國家的建立，戰後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
興起與蘇聯集團的官僚化，二十世紀中期各工業先進國家的社會形構
似乎有一個「技術官僚化」的共同現象。在政治上，各黨各派、各階
級、各團體真刀真槍的鬥爭被專業人員的計畫評量取代。在經濟上，
市場的競爭被壟斷集團管理專業人員的計畫協調取代。在意識型態上
，科技進步取代一切道德倫理成為合理化的基礎。科技決定論也取代
了過去的「天賦使命」之類的形上學成為主流論述的基石。
在西方國家裡首先對毫無反省的科技權威的挑戰，並非來自什麼
偏激份子，而是科學工作者的陣容之中。日本宣佈投降之後，大批原
來在羅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參與曼哈頓計畫的基層科學家組織起
來，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研發，他們組織的「美國科學家
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不久即在白色恐怖下
沈寂下來，但是他們的刊物「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直到今日還是一份重要的反核、反戰、反科技權
威的政論雜誌。
五、六十年代裡，對科技社會的批判逐漸在思想界生根，參與者
包括德國左翼的法蘭克福學派、右翼的海德格和門生阿連特(Hannah
Arendt)、法國天主教思想家沙克愛呂(Jacque Ellul)，甚至還包括
三十年代參與「新政」、倡議「科技官僚運動」的美國思想家孟福
(Lewis Mumford)。這些門派共通的對當代社會的批判是：科技──
對器物、方法、過程的追求──掩蓋了政治、倫理等課題，手段變成
一切、目的不見了。這個論點之後變成批判的科技研究的主調，加上
科學哲學、科學史技術史、與莫頓(Robert Merton)等人的科學社會
學等發展出的研究方法、課題與經驗材料，成為科技研究的理論傳統
。
真正促成科技研究作為一個跨科際事業出現的，是六十年代的反
戰運動。柏克萊學運領袖撒維歐(Mario Savio)「砸碎機器」的口號
、MIT師生1969年的三０四大罷課、環境保護運動的出現，一連串的
事件把科學技術問題抬到政治辯論的前端。備受尊崇的物理學家吳健
雄也在同一時期提出至今女性主義科技批判的經典論題：男性主宰的
科技發展造成了環境災難與戰爭。對科技文明的反叛成為整個六、七
十年代西方反對運動的主軸。馬庫色、哈伯馬斯等盛極一時的理論家
無不把對科技社會、科技理性、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等等的批判作為
理論的重心。
在學界裡，生物學家雷文廷(Richard Lewentin)、科學社會學家
雷斯蒂沃(Sal Restivo)等當時的年輕學者同「原子科學家公報」的
前輩結合起來，創立了「人民科學」運動(Science for the People)
，力促科學家、工程師走出象牙塔，成為積極公民、向人民學習、為
人民服務。這個運動隨即拓展到西方各國及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中
國當年「兩條腿走路」的新舊土洋結合路線更是各國運動者景仰的典
範。雷斯蒂沃曾跟我提到，積極支持「人民科學」的李約瑟直到過世
前一直把一條繡著中文「為人民服務」的圍巾掛在頸上，捨不得拿下
來。今天在科技研究領域裡，尤其是以藍賽勒學派和「科學作為文化
」學刊(Science as Culture，前為「基進科學」Radical Science）
等機構為主的傾向學術與社運結合的派系裡頭，「人民科學」運動的
經驗一直被視為珍貴的政治遺產──雖然每個人對它的這點或那點的
主張都有意見。
在這個歷史情境下，索可站在「人民科學」的立場上對STS發動
的攻擊，很多行內人並不視為保守派的挑戰，而是，像我一位同學開
玩笑地說：「祖師爺顯靈來打師父的屁股。」
七十年代末關心科技問題的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史學與哲
學家們（其中許多是由理工科轉行的）組織了「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歐洲科技的社
會研究協會」(EASSST)和「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d
Science)等學刊，蘭賽勒學院並創辦了第一個科技研究學系，「科技
研究」正式成為一個具備社會組織與操作典範的學科，也開始它走向
學院化的進程。與STS同期出現的還有「文化研究」、「女性研究」
、、、等等跨科際領域，一致以打破傳統科際藩籬為目標，卻也在二
十年來紛紛樹立了自己的藩籬。但是這些領域裡的學者還是在從理論
到政治的各個層次上緊密交流，像傅大為教授的「我不是做文化研究
的人，對目前流行時髦的文化研究，為什麼會囫圇吞棗地吃下索可的
病毒，我就不做進一步評論。」這種謹守藩籬的態度，在STS裡是很
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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