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chuck158207:啊，你先貼了XDDD 04/21 20:07
※ 編輯: ccyares 來自: 58.114.212.67 (04/2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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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場] 各位希望我談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1) 這個題目。我們國民經濟學
者，通常有個學究習慣，總是從問題的外緣條件講起，我也預備從俗。因此，首先我要提
出一個問題：學術作為一種物質意義下的職業，具有怎樣的面貌？基本言之，這個問題在
今天實際問的是：一個決心取在學院裡從事學術工作(Wissenschaft)為職業的研究生，居
於怎樣的處境？為了解德國情況的特殊性，透過比較方式，知道一些外國的情形，將是有
助益的。在這方面，美國與德國恰成最鮮明的對比。就讓我們把焦點放在美國方面。
(1) 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就志業問題作輔導，而發表的演
講。─德注
"Wissenschaft"(science)一字，隨脈絡不同，譯作「學術」、「學問」、「學術工
作」、「學術研究」、「科學」、「知識」等。"Beruf"(vocation, calling)一字，
則譯作「志業」、「使命」、「職業」、「去從事某事的召喚」等。在德文中，"Be-
ruf"是一個很普通的字，一般用來指我們從事的職業，不過因為馬丁路德譯基督教聖
經時，給這個字提供了強烈的基督教背景，強調「奉神所召去從事某事」，因此它有
強烈的道德意含。關於"Beruf"這個概念的宗教背景，參見周伯戡，〈韋伯的「天職
」觀〉，《食貨月刊》，第十三卷11, 12期合刊（台北，民國73年3月）pp.36-58。
[2 年輕學者學術生涯的外緣條件：德國與美國] 大家都知道，在德國，有志獻身
學術研究的年輕人，通常都是從「私講師」(Privatdozent)(2) 的職位做起。經過與某大
學裡的本科專家學者討論並得到他們同意之後，他提出一本著作，通過教授團所舉行的一
場通常屬於形式的面試，然後才具備這所大學的正式教書資格。接下來，他可以按照自己
的專長，選開一門課，但是，除了學生的聽講費之外，別無薪水可領。在美國，學術生涯
通常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開始，即先以「助理」(assistant) 身分受聘。這種身分，
類似德國自然科學與醫學大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其中只有一部分助理可望獲得私講師的
正式職位，而且這種機會經常來得很遲。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實際上表示，一般而言，德
國學者的事業是建立在金權取向(plutokratie) 的前提上。事實上，一個身無恆產的年輕
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至少幾年之內，時間長短不定
，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
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相反的，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
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當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幾乎比不上一個半熟練勞工的收入。可
是，表面上他已經有了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因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不過，通常他也和德
國的助理一樣，有被解聘的危險；如果他的表現不符期望，他得經常有這種心理準備，不
必奢望同情。這些期望是什麼呢？很簡單，他必須招徠眾多學生。類此不幸事件，不會威
脅到德國的私講師。他的情形是一朝在位，沒有人可以請他走路。當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但是，基於頗自然的想法，他會期望在工作幾年之後，別人會給予他某種考慮
。在他，這可以說是一種道德權利。同時，他也預期─這點常常是很要緊的─別人在討論
其他私講師的進用問題時，會想到他。所有條件符合的年輕學者，原則上均應取得教書資
格，抑或考慮「教學需要」，因而讓授課成為私講師的專利，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兩難問題
；這和學院這門行業的雙重性格有關，我們稍後即會談到。多半時候，人們會贊同第二種
選擇。但是它也增添了若干危險，也就是相關的專任教授，無論用心多麼嶔崎磊落，都不
免袒好自己的學生。我個人的作法，奉行下面這個原則：我要求經我指導完成論文的學生
，在另一所大學獲得另一位教授的認可，給予他私講師的位置。這樣做的結果，我的一位
學生，而且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沒有被別人接受，因為沒有人相信我所說的理由是真的
。
德國與美國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在德國，一般情形是私講師開的課比他希望的要少
。照規定，他有權開他研究範圍之內的任何一門課。但是，此舉若付諸實行，將會被認為
是對資深的先生們不恭敬。因此，「重頭」課都留給正教授，私講師則開次要課程。這種
安排的好處是，學者在年輕的時候，有充裕的時間作研究，雖然這不一定出於當事人自願
。
美國的情形，與此有基本上的差異。最初幾年，正是助理教授學術生涯中工作負荷超
重的時候，只因為他拿了薪水。例如，在德文系裡，正教授只要開門三小時關於歌德的課
就夠了。可是對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每週十二節課之中，如果除去德語聽講實習，能夠
獲准教一些如烏蘭德(Ludwig Uhland) 之類的作家，他就很高興了。學校當局決定課程表
，而助理教授和德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一樣，得向它屈服。
(2) 「私講師」是德語國家的大學教職中最低的一級；私講師沒有大學所發的薪水，而是
直接向聽課的學生收費以取得收入。
[3 學術研究機構的「國家資本主義化」] 最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學術的
許多領域裡，德國大學也走上美國大學的發展路線。大型醫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本
是「國家資本主義型態」的企業；如果沒有龐大經費，這些機構即難以維持。這裡，我們
碰到一個一切資本主義滋長之後都會造成的情況：「工人與生產工具的分離」。工人，即
助理，完全仰賴國家交給他使用的工具；如此一來，他之依賴所屬機構的負責人，就如同
工廠工人依賴僱主。機構負責人誠心地認為機構是「他的」機構，用他的方式去管理。因
而助理的位置，經常和「準無產階級」或美國大學助理的差事一樣，缺乏保障。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德國大學和德國人的一般生活一樣，正在美國化。我相信，此一
發展終將波及那些研究人員自行擁有工具的學科，這裡工具主要是指圖書館。目前，在我
這行裡，研究人員多半仍是這種狀況，如同過去工匠曾經有過的情形。不過，資本主義化
的發展，現在已成為全面的趨勢。
[4 學術生涯中的機運問題] 不可否認，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資本主義型態企業一樣
，這一切的確有它技術層面的優點。但是，這種新「精神」，卻與德國大學傳統的氣氛不
同。無論就外觀與本質而言，這些大型資本主義企業型態大學的主持者，與一般舊式的教
授之間，都有一道鴻溝，心態方面也呈現同樣的對比。關於後面這個問題，我不擬在此深
究。在本質與外觀兩方面，舊式大學的構成方式都已成為幻影。唯一不曾消失，並且有變
本加厲之勢的，乃是機運(Hasard)在大學學術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一個私講
師，乃至於一名助理，是否有朝一日能夠升成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主持人，純粹
靠運氣。當然，在這場賭博中，機運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卻佔有非常高的比重。我幾
乎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種行業，機運在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尤其有資格說這種話
，因為當我相當年輕的時候，純粹靠著一些意外的機運，我便被聘為正教授，而在這個學
科中，一些與我年齡相若的同行的成就，無疑早超過我。我猜想，因為有這段個人親身經
驗，我特別有銳利的目光，看出許多人儘管才氣縱橫，但因時運不濟，而不能在這套選拔
制度裡，取得他們應得的職位。
機運，而非真才實學，之所以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不能完全歸咎於人性，甚至我們
不能說人性是主要因素。學術界的選拔過程，和其他選拔過程一樣，必然會牽涉到人性因
素。但是，如果把眾多才智平庸之士在大學裡扮演重大角色這個事實，歸罪於學校教授或
教育主管個人程度低劣，卻是不公平的。造成凡才當道的原因，要到人類協作的法則中去
找，尤其是好幾組人的協作的法則。在這裡，這是指負責推薦的教授與教育官員之間的協
調合作。幾個世紀以來選舉教宗的情形，與此相彷彿。教宗選舉的性質與學界選拔人才相
同，是同類選拔中最重要的可以控制的例子。「眾望看好」的樞機主教，很少有機會脫穎
而出，獲勝的反而往往是那排名第二或第三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樣；如果最傑出的一
流人才得到黨代表大會提名，那是例外，多數情況下，都是名列第二、經常是第三的候選
人獲得提名，參加最後的大選。美國人早已發明了一套技術性的社會學名詞，來替候選人
分門別類。以這些例子探討集體意志進行選拔的法則，將會十分有趣，不過這不是我們今
天的課題。這些法則同樣適用於德國大學裡的合議制。我們不應對經常出現的錯誤感到吃
驚，而應對所擇得人的次數詫異。儘管在種種困難之下，這種情形仍然佔了相當的比例。
唯有當國會（如在某些國家）或君主（德國到目前為止）─二者結果相同─或取得權力的
革命者（如德國當前），因政治原因干預學術界的用人時，我們才能確定有人和的平庸之
輩、及一心上爬的人會壟斷賢路。
沒有一位大學教授喜歡回憶任命案中所進行的討論，因為這種事很少令人感到愉快。
但是，我可以說，我所知道的許多例子，用心一片都是儘量依據純粹客觀的理由來作決定
，沒有一個例外。
[5 學者與教師的難以得兼] 除此之外，我們要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主要憑「機
運」，並非僅只是因為藉集體決定拔擢人才的方式有所不足。每位受到召喚、有志從事學
術工作的年輕人，都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他所肩負的重任具有雙重面貌。他不僅需要具備
學者的資格，同時也必須能夠作一位好老師；而這兩種條件並不一定全然脗合。一個人可
能是十分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位糟糕透頂的老師。說到這裡，我想到韓姆霍茲
(Hermann von Helmholtz) 與蘭克這些人上課的情形，而他們絕非罕見的例外。不過，目
前的情況已演變成我們的大學，尤其是小的大學，競相招徠學生，這真是極其可笑。大學
城裡的房東，在學生人數突破一千大關時，要舉行慶祝會，到超過兩千時，他們必然興奮
地要辦一次火炬遊行。學費收入會因為相近學科聘請到了有辦法「吸引大批學生」的教授
，受到可觀的影響，這點我們必須公開承認。除此之外，學生人數的多寡，乃是一種可以
用數字來表示的通過考驗的標誌，而學者的素質，卻不可測量，碰到勇於創新之士時，更
大有爭議餘地；這是十分自然的。結果，幾乎每個人，都為學生眾多及因此而帶來的好處
而眩惑。說某某教授是個糟糕的老師，通常無異於宣佈他學術生命的死刑，即使他是舉世
數一數二的學者。可是他是好老師還是不好的老師，卻要看學生老爺們上他課的人數多寡
而定。事實上，學生是否湧向某位老師，多半─比一般人認為可能的程度要大─取決於一
些純粹外緣的因素，諸如性情、甚至聲音的抑揚頓挫。根據我個人算得上相當豐富的經驗
，加上平靜的思考，我對那些能夠吸引眾多學生的課程，有很深的懷疑，雖然這類現象也
許是不可避免。民主，只能在該談民主的場合推行。至於學術訓練（如我們在德國大學傳
統下推展的），是精神貴族的事；對這點，我們無需諱言。確實，以適當方式呈現學術問
題，而使一個未曾學而能學的心靈，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並且─這在我們看來是唯一重
要的─對這些問題作獨立的思考，或許是教育使命裡最艱鉅的一項工作。但是，這項使命
有無達成，並非取決於學生人數之多寡。再回到我們的主題上，教學這項藝術，涉及個人
的天賦，並且絕非與學者研究學問的能力相脗合。與法國相對比，德國在學術上並沒有一
群「不死之士」(3) 的制度。依照德國的傳統，大學應同時肩負研究與教學兩種責任。至
於一個人是否同時兼備這兩種能力，完全得靠運氣。
(3) 「不死之士」(die Unsterblichen)指法國學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四十名院
士。所謂「不死」，是指院士死亡之後，隨即遞補新院士，永遠保持四十人在位。院
士所從事的唯一工作，便是有保障的終身研究工作。─日注
[6 學術生涯外緣條件的總結] 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瘋狂的冒險。當年輕學者
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作些建議時，我幾乎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
自然可以說：「放棄一切希望」(4) 。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於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
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
，而既不怨懟、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我活著只是為了我的
『志業』」。然而，我發現只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內在生命
是一種傷害。
關於學者這行的外在條件，所必須說明的，也就是這些了。
(4) 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三章；在《神曲》中，進入地獄的門上寫著這句話：「進
入這裡的人，放棄一切希望」。參見本書〈韋伯的政治關懷〉註14。
（六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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