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martken ()
看板Sociology
標題Fw: [評論] 趙鼎新：倫敦騷亂
時間Wed Nov 9 22:03:50 2011
※ [本文轉錄自 IA 看板 #1EkccRSV ]
作者: qilai (左是一種心智缺陷) 看板: IA
標題: [評論] 趙鼎新：倫敦騷亂
時間: Wed Nov 9 19:52:57 2011
趙鼎新：倫敦騷亂
發佈時間:2011-10-16 09:28
今年8月6日，倫敦北部發生了持續五天的大騷亂。騷亂在8月9日後擴散至伯明罕、利
物浦、里茲、布里斯托等城市。許多人在騷亂中打砸搶，縱火焚燒大樓、民居和汽車，搗
毀了警車。英國政府出動了一萬六千名員警才將騷亂平息了下來。這是英國近二十五年來
發生的最大規模的騷亂。
倫敦騷亂不但給英國帶來了超過兩億英鎊的財產損失和人員的傷亡，而且給西方政府
在世界面前帶來了尷尬。多年來，西方政府一直抨擊中國對社交網路的管控，但是這一次
他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嘗到了社交網路的苦頭，並不得不採取種種措施對此加以約束。
多年來，他們把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騷亂的參加者捧為反體制的英雄，而這次他們卻把
自己社會中騷亂的參加者描繪成不折不扣的罪犯。多年來，他們指責他國對騷亂的鎮壓和
對騷亂參加者的法律制裁，而這次英國員警一下子就逮捕了三千多人，並對其中一千多人
進行了起訴和從嚴的判決。種種這些都引發了世人的議論。在國內，有人撰文指出西方政
客的虛偽——他們攻擊中國對社交網路的管理，卻同時合理化自己國家對社交網路的控制
；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在平息騷亂時所採取的手段要比西方國家平和很多；有人由此稱頌中
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並抨擊西方社會的腐朽和沒落。
本文的目的不在支援和反對國內這些文章的觀點，但我想引導讀者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問題。以下我首先扼要介紹一下騷亂發生的一般原因以及倫敦騷亂的具體原因，隨後我將
對倫敦騷亂中英國官員對騷亂的態度、政府處理騷亂的特點以及英國社會各界對騷亂的反
應做出分析。筆者認為，雖然英國政府在騷亂起始時反應很慢（因為大多數高官都在度假
），雖然社交網路的存在使得騷亂能迅速地擴散，但是英國政府一旦反應過來，僅用了兩
三天時間就把騷亂熄滅，並且能以“殺一儆百”的方式迅速嚴判數百名打砸搶犯罪嫌疑人
而不引起社會的反感。與其他許多國家對騷亂的處理能力相比，至少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
，英國政府對倫敦騷亂的處理是很成功的。筆者還提出，
英國平息騷亂成功，在於英國政
府能在騷亂面前保持強硬的姿態、高度的意見統一和很強的政策自主性，而英國政府之所
以能做到這一點則主要是因為它有著主流媒體的支持。英國的主流媒體在騷亂過程中既能
和政府緊緊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國公眾對騷亂的看法。媒體的輿論導向使得英國
公眾能迅速地站到了政府的背後，從而改變了英國社交網路的性質，這才是英國政府能迅
速熄滅騷亂的關鍵所在。英國政府能如此迅速地制止一場波及許多城市的大騷亂而不留嚴
重後遺症，其背後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騷亂的原因
大規模的騷亂、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產生都是社會結構性矛盾加深的表現。當結構性矛
盾加深到一定程度時，社會上自認為處於相似境遇下的人們就會產生共同的不滿。如果這
些境遇相似的人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並且社會有一定的空間讓他們能在合法管道下進行抗
爭以改變他們的處境，那麼他們的抗爭形式就會朝著有具體訴求的、組織性較強的社會運
動和利益集團政治的方向發展。如果境遇相似的人既有組織能力又認同某一種意識形態，
而這些人所面對的國家卻既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爭管道，也沒有能力對他們的抗爭進
行有效鎮壓，那麼他們的抗爭形式就有可能朝著革命的方向發展。如果處於相似境遇下的
人們既沒有組織能力也沒有知識份子給他們提供革命性的意識形態，而且他們所面對的國
家卻保持著較強的管控能力，那麼他們的不滿就往往只能以騷亂的形式得以表達。因此，
世界上的騷亂雖然形態各異，究其根本原因卻很簡單。因為需要許多人的參與才能形成，
所以騷亂往往發生在人員密集、戶外活動頻繁的地方。如果在某時某地發生了一個誘發事
件（經常是一個謠言），並且這一誘發事件激發了普遍的不公正感，那麼一些在場的人士
就會一哄而起。而如果國家控制機器反應緩慢或者是反應不當，事情就會失控，許多與該
誘發事件毫不相干的人就會進入其中，通過打砸搶來發洩他們平日裏的不滿，甚至是通過
搶劫來獲得平時得不到的財富，於是就有了騷亂。
雖然騷亂都是緣起於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但在不同國家中這結構性矛盾的性質可以是
完全不同的。就倫敦騷亂來說，
作為其起因的結構性矛盾並不主要來自於政治體制而是來
自於英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非企及結果。任何國家在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
後，其工資水準就會跟著提高，而人們的吃苦精神就必然下降（中國也一樣）。這時候，
該國的低端產業就會流失到窮國，社會上就會出現高失業率的貧困群體，經濟增長速度就
會減慢，政府為社會提供福利的能力就會降低，這些都構成了倫敦騷亂的背景。但是，英
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日本也面臨著，而大規模騷亂在日本卻十分稀有。這兒我必須提出另
一個原因，那就是英殖民地的歷史遺產。英國的帝國歷史、政治避難和窮人高出生率等等
因素給英國帶來了數目很大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在1983年英國國籍法生效前，大
英帝國前殖民地的人只要前往英國本土就自動成為英國公民）。他們是英國高失業率群體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英國的多元主義文化又使得他們保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融
入主流社會。平時這些人靠著國家福利維持著生活，當英國在經濟衰退的壓力下不得不削
減社會福利時，這些群體的怨恨和失望就構成了倫敦騷亂產生的第二個結構性因素。
但是，倫敦騷亂並不象徵著英國的總體性衰落或者說社會矛盾的加劇。設想一下，近
十年來我國騷亂事件頻有發生，面對一次次騷亂，國內外的一些評論家不是也把這些騷亂
看作是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大爆發並作出各種預測嗎？可是，中國社會的實際發展與這些唱
衰的預測卻不怎麼相符，使得這些唱衰的言論顯得幼稚和偏激。因此我們必須把鏡頭拉遠
一些，用比較超脫的眼光來看待倫敦騷亂。
英國政府面對騷亂時的強硬和自信
在倫敦騷亂中，英國政府的表現只可以用強硬兩字來形容。英國高官紛紛出場對騷亂
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首相卡梅倫斷然否定倫敦騷亂是社會抗議的說法。他聲稱騷亂的參與
者都是“是非麻木、道德扭曲和完全缺乏自制的一群人”，並強調這次騷亂是“徹頭徹尾
的犯罪行為”。內政大臣梅伊說“嚴重的無秩序的行為和對公眾安全和財產的侵害是絕對
不能容忍的”，並表示將“全力支持員警廳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司法部長克拉克認為騷
亂的起因在於英國“刑罰制度的鬆懈”。在統一的意志下，英國政府對騷亂參加者採取了
嚴厲的鎮壓。他們不但逮捕了數千人，而且根據政府高官的建議，打破法院原有的判罪準
則，對被抓獲的騷亂嫌疑犯加以重判。以至於有人因為接受了一雙別人給她的在騷亂時搶
來的鞋子而被判了刑。首相卡梅倫甚至提出連坐，即一個家庭中如有一人加入了暴亂，全
家都得被政府從廉租房中驅趕出去。
如果讀者對英國政府的強硬感受不深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英國和中國官員在騷亂時
的反應加以對比。在中國如果發生一場騷亂，不管其原因如何，我們的官員在評價騷亂時
往往會強調捲入騷亂的大多數是好人，打砸搶的僅僅是一小撮，在騷亂後經常會以某種形
式向社會致歉，承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才導致了百姓的失望，而執法部門在面對
因為加入騷亂而被抓獲的嫌疑犯時則是慎之又慎，除了少數打砸搶行為嚴重的領頭人之外
，基本是採取“從寬處理”，生怕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大局。這些都與英國官員的強硬表現
形成鮮明對比。
英國政府態度強硬的資本
英國官員強硬態度的背後是他們的信心。他們不會認為騷亂的根源在於他們的體制，
不會對自己權力的來源產生懷疑，不會擔心國際影響，不會怕犯了眾怒而導致革命或者政
變，也不會因為自己支持鎮壓而產生道德負擔，也不擔心因此而聲名狼藉。我不知道英國
的政治家是否清楚為什麼他們在面對騷亂時能如此輕鬆地採取了強硬立場。我所知道的是
，
英國的主流媒體在重大價值觀上能與政府保持一致，並且英國的主流媒體有著主導社會
輿論的能力。有了這兩點，英國的政治家們還怕什麼？
的確，英國主流媒體在對倫敦騷亂的定性上與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並對政府的鎮
壓行為表示堅決支持。比如，《每日電訊報》的社論指出：“這場騷亂的全部意圖就在犯
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反應也只能是一個，那就是我們必須用強制手段來教訓
這些暴徒怎麼來尊重國家法律。”《泰晤士報》認為倫敦的騷亂已經發展到了毫無動機的
暴力與破壞行為，警方該以更強硬的手段來應對了。《太陽報》稱騷亂的場面是值得“羞
恥的”，“是絕對的混亂狀態，它對生命和財產來說都是嚴重的威脅”。《衛報》則呼籲
公眾支持員警，並強調 ：“2011年英格蘭的騷亂是無序和有序之間的一場競賽……而這
一競賽的雙方只有一方是對的。暴力襲擊、破壞必須停止……”
除了對騷亂進行定性之外，英國媒體還通過大量新聞“事實”來說明政府和媒體對騷
亂定性的正確以及百姓對騷亂的普遍反感。英國媒體廣泛報導了這次騷亂中所發生的打砸
搶行為，強調騷亂怎麼使個人財產受到損失，強調十八歲以上的被判刑的騷亂參加者中四
分之三的人都有前科。英國媒體還廣泛報導了英國人民怎麼自發起來反對騷亂。騷亂期間
，英國新聞報導了伯明罕等地的公眾怎麼組織起來發起反騷亂和平運動，報導了英國各地
人民怎麼自發上街清除騷亂後的狼藉，報導了英國的報業和公眾怎麼為幫助受到騷亂影響
的當地生意人恢復營業而發起捐款活動，甚至報導了倫敦奧運會形象大使的母親在得知女
兒參與騷亂後去警方舉報女兒的大義滅親的壯舉。
讀者千萬不要誤解，以為我在以上的事實兩字外面打上引號是在影射這些新聞的不真
實性。我相信這些新聞極可能是真實的。我打引號的目的在於強調以下的一個現實：即在
面對一個複雜事件時，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士是很容易生產出性質截然不同的新聞來的。
比如說，有75%的十八歲以上被判刑的騷亂參加者都有前科這一說法來之英國官方，而英
國官方公佈這一資料的目的就在於證明他們對倫敦騷亂的犯罪行為定性的正確性。可是，
這一資料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些事實。比如，員警在騷亂中可能更想首先逮捕那些有前科的
嫌疑犯以起到擒賊先擒王的目的，法院也一般會首先起訴和加重判決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
。這些原因都會大大提高被判刑的騷亂參加者中有前科人士的百分比。如果把這些因素考
慮進去，英國的新聞記者將肯定會生產出性質完全不同的新聞。問題是英國記者所持的價
值觀使他們很難將這些因素加入他們的分析視野。
但是讀者千萬不要過於意識形態化，認定英國媒體就是權力的附庸。要知道，英國政
府是沒有能力來命令他們國家的媒體該以什麼方式來報導倫敦騷亂的。英國記者也不會認
為自己是政府的附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均認為自己掌握著新聞自由。最後，英國公眾中
的大多數也不會認為主流媒體僅僅是政府的附庸。在英國大多數人的眼裏，英國的報紙和
電視都有著各自的立場（比如《衛報》在英國普遍被認為是一家持有偏左的自由派思想的
報紙，而《泰晤士報》的政治傾向則往往偏向保守黨）。如果人家的新聞從業人員和百姓
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的媒體是權力的附庸，而我們身處局外的人卻強行說是，這
不是有些荒唐嗎？當然，一些評論者從局外人眼裏認定英國媒體是權力的附庸也不是完全
不靠譜。的確，英國主流媒體在面對倫敦騷亂時其重大立場與政府有著高度的一致。但是
，我們必須注意，
這高度的一致不是來源於政府對新聞的控制，而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新
聞從業人員在核心價值認同上的高度一致。價值觀與新聞的生產方式之間高度一致使得英
國新聞從業人員能夠在完全沒有良心負擔的情況下，製造出一些在局外人看來是“權力的
附庸”式的新聞。
雖然英國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在核心價值觀上能與政治精英保持一致，這絕不等於他
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上能達成完全一致，不等於每個新聞從業人員就失
去了個性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不同看法。英國新聞從業人員的個性和對一些具體問題的
不同看法是英國新聞報導中爭論和衝突的來源。也許這些爭論和衝突在觀點偏激的局外人
眼裏都是些枝節問題，但是正是這些爭論和衝突給新聞從業人員帶來了快樂的自由感受，
給讀者帶來了真實的感覺。
在倫敦騷亂問題上，英國的主流媒體雖然在根本立場上與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
但是
他們對英國政府鎮壓騷亂的效率持有監督的自由。例如，在騷亂過程中，英國媒體公開抨
擊警方在騷亂早期反應的不力，公開報導了政府部門和員警方面的互相指責。媒體還不受
限制地報導了政府官員在一些次要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比如首相卡梅倫提出要對在騷亂
的擴散過程中起有很大作用的社交網路進行管制，而倫敦市長則公開反對封鎖社交網站。
媒體還能針對法院對個別打砸搶嫌疑犯的判決提出質疑。媒體能在不受政府干擾的情況下
與社會上的基金會共同集資請專家對騷亂進行系統研究。媒體還能在痛斥騷亂暴徒的同時
發表文章分析騷亂背後的一些結構性原因。媒體甚至能公開報導他們與政府在騷亂處理方
式的一些技術問題上的分歧，比如邀請政府官員到電視臺與記者就社交網路管制必要性等
問題進行辯論（這樣的辯論往往是由於辯論的雙方自說自話而毫無結果，但辯論卻造就了
社會聲音的多樣性，使百姓認識到了現實政治的複雜性，並增進了大眾對媒體的信任）。
面對英國主流媒體中出現的聲音的多樣性，英國政府一方面保持了開放的心態，另一
方面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不被其左右。比如，在面對輿論對英國司法對騷亂參加者進行嚴
判的一些微詞時，司法部長克拉克明確地回答，英國這次針對騷亂參加者的判決力度“掌
握得很有分寸”。在核心政策方面的自主性是英國政府能迅速制止倫敦騷亂的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
大眾輿論和社交網路
在中國，當地方群體事件發生時，如果一個媒體的報導完全採取了與地方政府相同的
立場，這一報導往往就會被公眾以“五毛”譏笑之；如果一個媒體揭露了群體事件背後的
社會問題時，我們不但會認為該媒體的報導是事實，而且會認為該報導僅僅揭露了社會問
題的滄海一粟；如果有人在中國敢於採取偏激的姿態，不管他是一個自由派、反體制左派
，還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很可能會被大眾捧為英雄。但是在英國，除非是那些親歷其境
的人們，一般大眾往往會把主流媒體的報導看作是事實，把主流媒體的觀點視為正確。至
於那些在中國被尊為英雄的人士，假如他們是英國人在表達對英國的看法，將會由於得不
到社會承認而痛苦不堪。英國公共輿論的這一性質在政府平息騷亂過程中起有關鍵作用。
正是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公眾迅速對倫敦騷亂形成了與政府相近的看法。
英國的《太陽報》在8月8日和9日就百姓對騷亂起因的看法作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
是42%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犯罪行為”，26%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黑幫文化”，8%的人
認為騷亂起因於“政府財政削減”，5%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高失業率”，5%的人認為騷
亂起因於“族群矛盾”，3%的人認為騷亂起因於“員警治安不力”。在倫敦騷亂期間，英
國主流媒體的報導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集中在對騷亂中年輕人打砸搶行為的描述、抨擊和分
析上，其次才是討論騷亂的原因。這個民意調查中的問題也都是在英國媒體報導倫敦騷亂
期間反復涉及的議題。從有68%的英國民眾認為騷亂起因於“犯罪行為”或者“黑幫文化
”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的公眾對倫敦騷亂的看法與他們的政府首腦和主流媒體的
觀點何其相似，或者說可以看出英國的主流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塑造能力有多大。
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民眾紛紛在報紙和網路上發表文章抨擊倫敦騷亂。在英國
政府開設的電子請願網站上，要求嚴懲騷亂者並剝奪他們所享受的國家福利的聯名信在短
時間內就有超過十萬人簽名。蕭武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了社交網路近幾年來在中東、中
國和西方所發生的騷亂中都有著關鍵的作用，但是他沒有提到
社交網路在不同國家的騷亂
中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在中東，主流媒體基本沒有能力塑造公眾輿論而公眾
則普遍對政府不滿，因此社交網路不但把初始的騷亂催化成了革命並且成了整個革命期間
各階層百姓抨擊政府、傳播資訊以及動員大眾的工具。而在英國，雖然社交網路在騷亂初
期對騷亂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騷亂發生數天後，社交網路在公眾輿論的推動
下迅速改變了其性質。8月8日，一名來自哈克尼區的婦女痛駡騷亂者的畫面被《每日電訊
報》的記者用手機錄了下來，這段名為“哈克尼的女英雄”（Heroine of Hackney）的視
頻在網上廣為流傳。在臉書網上，有近百萬人加入了一個名稱為“支持倫敦都市員警制止
騷亂者”的小組。社交網路還被英國公眾用來動員人們加入反騷亂和平示威，制止打砸搶
行為，和組織上街清理街道。線民們同時還在社交網路上幫助員警尋找參與打砸搶的犯罪
嫌疑人，甚至在社交網路上登出自己所錄到的打砸搶鏡頭以供員警逮捕和法院求證所用，
社交網路簡直就成了人民專政式的“人肉搜索”戰場。倫敦市長反對在騷亂中限制社交網
路通訊。他顯然是比較有遠見的。社交網路本身只是一個工具，它在一場騷亂中的角色主
要取決於使用社交網路人員的性質，而
英國主流媒體的力量和英國百姓的性質決定了其政
府根本就沒必要對社交網路嚴加控制。
結語
面對英國政府迅速制止倫敦騷亂的能力，面對英國的主流媒體和公共輿論在這次騷亂
中的表現，我國的一些態度偏激的左派會極力抨擊而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許會失語。但是
，從執政者的角度看，或者說從馬基雅維利現實政治的角度看，我想每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都會從心底裏對英國政府在騷亂中表現出的有效的強硬和決策的自主性感到羡慕。但是，
羡慕可以，學習卻難。
一個國家想要具有英國政府制止騷亂的能力，以及英國政府的“無
為而治”式的對主流媒體、公共輿論乃至社交網路的駕馭能力，這個國家就要有一個被公
眾廣為認同並自覺接受的核心主流價值觀，有一個不受政府指令但與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
心價值觀的主流媒體，有一個被公眾認為是具有嚴肅性的法律體系，有組織起來運用對社
會破壞較小的社會運動的形式來謀取利益的空間，使得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認為騷亂是犯
罪而革命沒必要。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 來源日期：2011-10-15 | 責任編輯：左小刀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47036
--
Ceterum censeo Iraniam esse delendam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68.219.167
→ takase:> 而大規模騷亂在日本卻十分稀有 11/09 20:06
→ takase:這與事實不符，日本60~70年代騷亂更是不少 11/09 20:07
推 smartken:可以借轉社會學版嗎? 11/09 20:12
不是我自己寫的也不是我親自翻譯的，轉之前就不用問了
→ takase:如果對這段歷史有所接觸 11/09 21:43
→ takase:就知道英國這個算是小case而已 11/09 21:44
我想本文的重點是對比中英兩國政府、媒體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或者也可以說是孔子
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的「民無信不立」問題的現代延伸。日本什麼的，只是作者行文中一
個不重要的小背景，執著於此只會模糊本文的主要論點。
※ 編輯: qilai 來自: 218.168.219.167 (11/09 21:58)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轉錄者: smartken (140.112.156.222), 時間: 11/09/2011 22: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