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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苓／台大社會系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嗯，這個問題起碼一年值得關注兩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
母親節，所以就讓我們在五月的第二個禮拜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如果你去問醫學百科，可
能會得到這樣的回應：「當子宮收縮的時候，下節子宮便逐漸延伸並變薄，子宮頸亦隨著
擴張，於是產道逐漸形成，而胎兒也下降經過骨盆…」。
於是你查到的資料，可能也適用於小英與阿仁，村上春樹與西蒙波娃。但是這個問題如果
問到社會學家，她們通常會把問題變複雜，把簡答題變成申論題，而且還堅持要跟你互動
問答。她們強調，生產並非僅是生理過程，而是個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每個社會如何組織
生產照護的資源，還是個充滿權力糾葛的過程。
三姑六婆來助產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這得看你生在哪個時代。先假設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的讀者包括一
百歲的人瑞，讓我們從一百年前的台灣社會談起。早年大部分的婦女在生產時，往往由家
庭成員來協助在家中進行。很多婦女都是下田到最後一分鐘，痛得到無法忍受，才回家生
產。她們可能利用蹲坐跪臥等各種身體姿勢的調整，來減緩陣痛，而有經驗的年長女性，
也會參與協助產婦的生產。有時村子裡會有一名特別睿智而有膽識的婦女，自己生過幾個
小孩，之前也見習過其他生產，學得一些技藝，就擔任其他婦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台灣，開啟了新式產婆的訓練，也讓台灣首度以稱之為現代醫學的模式，來
進行助產。日本政府在台推行這項新的政策，當成是「科學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進
新式的醫學措施，以這種統治的福利，換得民心。當時很多政府官員、公衛專家與醫師，
在推行新式產婆時，大力批評台灣傳統產婆如何愚昧無知，造成母嬰的傷害，在許多衛教
宣導上，也會把採用舊式產婆，當成是台灣民間的陋習。
社會學對於這種「新一定比舊好」的說法，總會特別謹慎。這些譴責傳統產婆的說法，主
要來自於有書寫能力、能夠將自己意見廣為流傳的政府官僚與知識菁英，他們的說法也可
能僅是一家之言，並不能輕易地就當是社會事實。傳統產婆、產婦、鄉里村民這些當事人
的經驗與看法，由於較少以書寫的形式來正式記錄，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義特
別會注意這類邊緣化、甚至被醜化的女性經驗與觀點。社會學家劉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
婆，原來是九種女性的工作，現在卻被扭曲成婦女說長道短的負面說法。三姑是尼姑、道
姑、卦姑，六婆為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而穩婆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接
生婆。這些三頭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鄰里所仰賴，卻可能因為知道很多身體的知識，社
會關係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壓。於是近年來一些研究，就特別強調要突破菁英書寫的史料
，透過傳統產婆與婦女的口述歷史、民間歌謠如歌仔冊等資料，重新看待傳統產婆的貢獻
。
助產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風貌。首先，日治時期常把新生兒破傷風
歸於傳統產婆缺乏現代醫學知識，然而當時醫界的實證研究，根本無法輕易判定新生兒死
亡是否來自於破傷風，自然破傷風與接生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輕易成立。再者，口述
歷史資料提出，傳統產婆以苧仔絲綁緊臍帶、斷臍後在肚臍塗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
果[1]。更重要的是，在婦女的口中，這些協助婦女生產的年長女性，能幹、熱心、有膽
識、經驗豐富，是大家敬重的長者。在日治時期後期，其實台灣各地都設有新式產婆，仍
只有一半的婦女採用，又讓政府官員與醫界大嘆台灣婦女愚昧無知，殊不知這可能是傳統
產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間信賴。
助產士的全盛與凋零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初期國家政策也設定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助產士逐漸成
為協助媽媽們生產的主力。從日治時期以來，這些婦女進入現代產婆學校，獲取正式訓練
，之後常開設助產所，四處奔波為人接生，堪稱新時代的職業婦女。當初固然是因為男女
授受不親的傳統性別規範，才以女性來協助女性生產，而助產士往往要獨立作業、冷靜判
斷、處理產家各種狀況，卻也開拓了女性氣質的光譜。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級中段班，那還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產士接生，也許
你媽媽開始陣痛時，會請她們來家裡協助，或是自己前去助產所。當時僅有兩成由醫師接
生，其他則為所謂的「不合格接生人員」接生。然而，對六年級生而言，醫師接生的比例
首度超過了助產士，而且從此一路取代。現今的年輕世代，大概都以為助產士是歷史名詞
，沒當成是現在進行式。
如何解釋助產士在台灣的式微？常見的說法是，助產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學知識累進、社會
發展所不可避免的趨勢。1996年，衛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說：「我國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
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目前絕大多數之產婦，已習慣於分娩前後，接受婦產科專科醫
療院所提供的整體性專業服務。」 這種過於簡化的線性進步史觀，或是現代化的觀點，
社會學總是會睜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是我們常用的存疑起點。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台灣更加「經濟快
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相對提升」，卻仍然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英國的產
婦們多由社區的助產士進行產檢，七成的英國產婦由助產士接生。荷蘭的媽媽們不只由助
產士接生，還有三成在家裡生產。藉由這種跨國比較，也容易讓我們開始反思，解釋台灣
助產士的式微，也許需要其他的解釋模型。
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更精緻的解釋模型，建議我們要觀察四個行動者－國家、醫師、助產
士、消費者－如何在三個面向採取行動：生產照護的福利體系、專業界線、消費者組織動
員程度。就台灣而言，在醫學與護理教育都有碩博士學位之際，國家一直未能提升助產教
育為高等教育；在公保開辦初期也排除開業助產士在給付範圍、納入後也給予較為低廉的
費用。這些教育與社福制度設計都貶抑了助產士。醫師與助產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
產與異常產上各司其職，卻在提倡裝置樂普（一種子宮內避孕器）的家庭計畫年代，逐漸
發展出上下的從屬關係，衛生署甚至違背助產士法，提出「助產士必須在醫師的指導之下
才能擔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規定能夠獨立作業的助產士，貶為醫的助手。
隨著「生產很危險」的意識型態加強，民眾傾向進入醫院生產，而助產士也鮮少進入醫院
體系，民眾就越來越難以接觸到助產士。相較於其他國家陸續發展出民眾走上街頭，要求
「給我助產士」的社會運動，台灣這方面的訴求僅在1990年代，助產士跌到谷底之際，出
現了一批要求由助產士居家分娩的行動。這批很不尋常的婦女，從現今主流的醫療體系出
走，往往是不滿於當代「過度醫療化」的生產，於是另闢蹊徑。這樣的行動，雖然引發了
一些省思，但還沒有撼動主流的生產模式。
你我都是剖腹兒？反思過度醫療化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今日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要問，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透過剖腹
產手術而誕生的。昔日有句「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意味著生產的風險，而現代醫
療科技，像是剖腹手術，也成為救命的資源，但是如果每三個新生兒就有一個需要透過這
樣的手術而誕生，顯然不是婦女都不會生產、或是胎兒都變得更加異常，那到底是為什麼
？
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中期，統計數字開始揭露台灣的高剖腹產率名列前茅之後，大家也紛
紛提出原因與對策。其中，譴責婦女又成為最常聽到的說法，包括婦女迷信選時辰、婦女
怕痛等等，既然錯在婦女，因此該做的就變成教育婦女。然而，一些本地的研究發現，健
康產婦為了選時辰、怕痛而自行要求剖腹產僅是少數案例，大多是事先由醫師表示有狀況
，需要剖腹產，婦女才選個好時間。怕痛的擔憂也顯示台灣產科對於非藥物減痛的資源太
稀少，搞得產婦十分無助，只得想到求助於剖腹產。真正該探討的，可能在於醫界對於要
施行剖腹產的臨床理由太過寬鬆，以及生產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社會學界所指稱的「醫療化」，指的是一些狀況與行為定義為醫療問題、且需要醫療手段
來解決的過程。社會學很關注，一些原先被視為是人生命的自然現象，如生產、性、月經
、老化、死亡等等，也逐漸成為醫療事件，往往由醫療模式來做處置。想想一下我們並不
陌生的生產畫面：即使是健康的產婦，到了醫院，也一樣換穿病人服，待在病房裡，躺在
病房裡，不時吊著點滴，被當為病人處理….。曾有一度，醫院生產又多只重視生產生理
上的結果，忽略產婦所需心理上的支持。生產過程中也逐漸以胎兒健康為重心，醫護人員
為主導，沒有充分注意到產婦的各種需求。如果像這樣仍將生產定義為一病理現象，且仍
以接生人員，而非產婦為生產的主導者，各種醫療介入就容易頻繁地被使用。剖腹手術以
及一些醫療措施，有時的確是救命的必要措施，但是非必要性的醫療介入，卻可能帶來不
必要的健康危險。
開發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
助產士幾已消失、剖腹產居高不下，這樣極端的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促發了台灣社會
各種改革倡議，像是人性化生產、溫柔生產、友善生產等等新型態的生產模式。說法看似
不同，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提出生產改革的願景，建立一個以產婦為中心的生產照護環境，
適當地使用助產資源與科技，支持產婦的需求，讓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達到良好的
生產效果。目前這些措施，有些已經得到醫界的認可，有些僅限於少數醫師在施行，有些
在政府缺乏相關政策下，仍窒礙難行。
換一個角度來看，缺乏多元的生產模式，仍是台灣目前的生產困境。也就是說，如果要問
近年來的新世代要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從接生人、生產空間、到生產措施，答
案可能相當單一。
目前的接生人力主要以婦產科醫師為主，並在偏遠地區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醫院醫師與護
理界也都有過勞的現象。學理上，如果生產過程中可以提供連續性支持，那麼可以達到比
較好的生產品質，而如果須要高品質的陪產與助產措施，那就需要優質的助產人力。在英
國，國家即規劃一比一的人力配置，力求達到一對一的照護人力比，台灣的產科人力配置
遠低於此。而台灣目前已經有五百多人取得「助產師」（助產士的進階版）資格，以此身
份執業的卻僅有四人，明顯浪費優質的助產人力。
【從三姑六婆的消失，反思我們需要那類的生產體系】
目前台灣有七成的生產在醫院進行，三成在診所，僅少數在助產所、或由助產師進行居家
分娩。傳統在醫療院所生產，必須與其他病患出入同一空間，而大多數的產婦都是健康的
人，並無病痛。待產與生產時，往往要與諸多陌生人共用空間，並無留予親友陪產的空間
，很難讓待產與生產成為一家人共享的時光，也有礙產婦透過走動、按摩、使用產球、淋
浴等方式來減緩陣痛、舒展身體。更可能因為醫院科層組織層層分工的方式，產婦往往一
路要從從檢查室，到待產室、經推床轉到生產室、再經推床轉到恢復室，最後到產後病房
，一共要換五個房間，可能換八次床，增加產婦的不便。
經過多年的倡議與討論，過去有些不合宜的例行性措施，例如對於低風險的健康產婦在待
產期執行常規性灌腸、剃毛、禁食、點滴給予、人工破水等等，已逐漸被醫界所檢討。然
而，還有許多溫柔生產與友善生產的措施，台灣還沒有普遍施行。例如，在許多文獻上提
出各種處理待產婦陣痛的措施，包括有人持續的陪伴鼓勵、按摩腰背部和腳部、淋浴、身
體的放鬆和視覺想像、調整呼吸節率、下床走動和改變姿勢（側躺、步行、蹲踞、坐姿等
）、下床坐生產球等。這些方法都可以增進舒適，促進有效的子宮收縮，有助於產程進展
。
在今年的母親節前夕，台灣婦運的龍頭婦女新知基金會，以及立法院幾位女性立委，要求
政府提供更多「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的訴求。生產是女性成為母親的重要歷程，也是檢
驗一個社會是否尊重母親的重要指標。她們提出，政府在助產人力、生產空間、生產措施
的改革上，責無旁貸。在醫院人力配置上，要求增設助產師，並在國家所屬的醫療院所帶
頭推行優質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措施，並透過獎勵措施給予少數具前瞻性的醫師與助產師資
源，並在孕產婦手冊以及其他生產推廣的資源上，提出這些國際上行之已久的友善生產理
念。這些團體呼籲，與其浮誇地歌頌母親，不如從制度面給予這些婦女友善的生產環境、
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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