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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
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
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
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
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
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
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
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
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
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
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
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
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
」。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
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
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
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
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
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
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
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
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
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
，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
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
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
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第三世界
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2001）等書。達瓦諾布試圖從當代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
經驗，提出中藏關係的新見解，並思考圖博問題的出路。
作為一個歷經流亡的圖博人，達瓦諾布見證了圖博當代歷史的變遷，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
尋求出路，並以此作為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知識份子使命，他在書中寫道：「親身的經驗幫
助我看透那些捉摸不定事物的內在動力本質。因此，我將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普世的類別，
但卻是透過特定的文化媒介而產生的，對活生生傳統的親身經歷，使我能夠成為局內人，
並因此與眾不同。」社會科學的現代教育訓練，讓他能夠以更開放的格局，從國際關係和
現實政治的結構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在China’s Tibet Policy一書寫道：「這是
一個對圖博問題沒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包括從最早的中藏關係，到後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
權力、政策和執行都一樣。就如同我一貫所主張的精神：對話、討論和辯論。」，儘管如
此，他依然強調唯有尊重圖博文化主權獨立，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否則任何對話都是空
談。
由於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洗禮，他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對於流亡政府的封建作為提出
批評，在當時依然保守的流亡社會中，此舉被認為是破壞團結：在國家存亡危急之際，救
亡圖存是最高使命，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
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使得他經常被批評為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
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
控，達賴喇嘛曾經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雖然品種不同
，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他，而不是將他拔掉。」但
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抑鬱而終，在58歲就英年早逝的
原因。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時代的先知
近年從事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一直找不到圖博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直到發
現達瓦諾布的研究。他的研究是走訪藏人定居點的觀察，而所發表的論文和專書章節。我
曾在2006年年初寫信給他，希望到印度進行田野時，有機會向他請教相關的議題。然而，
此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無法跟我見面。當時回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
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我還期待著未來他能夠病癒而見面的機會，
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遠再也不可能了。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他的家人，跟仍保留著他研究室和宿舍的學校。在那佈滿塵埃的書架
和凌亂的書桌上，排列著我很熟悉的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等書籍，從這裡可以
看出，達瓦諾布希望持續透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對圖博問題提出超越兩邊對立的觀點
，摒棄政府宣傳之陳腔濫調的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他的書房中，竟然蒐藏有翻譯成
圖博文字的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
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在那一刻，我真正覺得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實
在是莫大的遺憾！
雖然達瓦諾布已經離開人世，但隨著國際政治局勢演變，流亡社會內部民主化，以及圖博
人接受現代教育的影響，越來越多流亡社會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他作品的價值，
體會到他對圖博前途的用心，進而將他尊崇為知識份子的典範，追隨他未竟的志業。雖然
我沒來得及見到他一面，但那次的書房拜訪，卻如同見到他本人般的相會，心領神會他一
生所要追求的理想。他不但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更是用生命將他的知識透過作
品為他的圖博社會服務。由於流亡社會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他進行的公共社會
學行動，就像是圖博花園中的外國玫瑰，成為異類。
再過一個月，就是達瓦諾布辭世七週年紀念，僅以此文紀念這位孤獨先知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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