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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政 ／中山大學社會系
◎碾碎自我身心，貢獻給國家資本積累
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是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為了不斷追求資本積累，資本主義進行的形式
繁複多變，簡直是變形金剛。它可以是壟斷生產工具的積累，或大規模生產的福特主積累
，也可以是販賣品牌商標或文化符號的「晚期資本主義」，或是全球化製造與管理的彈性
積累，還可以是把錢本身當商品拿來賣錢的金融資本主義，甚至於可以是通過戰爭來「創
造性毀滅」，解決生產過剩危機，製造出戰後的長期榮景。
不過這個不斷追求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有一個內在的緊張性，一方面，積累的要求，會將人
類社會與周遭環境不斷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做為勞動力來源的人，卻不可能只以勞動
力商品的方式存在，因為人同時也是道德、宗教與美學上的存有者，後者才是構成人類存
在的終極價值。理應成為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本身卻被資本積累的日常運作所凌越踐踏
，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
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為何會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中提供了一個饒富深意的論證：工具理性之所以凌越人類存在的價值理性，是宗教
因素，它讓資本積累成為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的象徵，換言之，工具理性之所以能轉化成為
終極的價值理性，是由於的人們自我定義而成，人類在資本積累中找到他們皈依的終極價
值。
事實上，資本積累被轉化為俗世的終極價值，有著比韋伯論證更為普遍的世界史意義。從
重商主義開始，「資本積累」一直都是民族- 國家發展策略的主要政治經濟學邏輯。只是
這個終極價值不是由宗教母體破繭而出的自利動機，而是一種被想像成道德共同體的民族
主義，人們義無反顧地碾碎自我身心，奉獻於國家的資本積累，以便在民族興盛的英靈殿
中獲得永生。
這一發展策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真實，戰後所誕生的一百多個
新國家，大多是由戰前的殖民地與次殖民地演變而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在形式上的
政治獨立之後，追求脫離殖民地時期的經濟依賴，達致真正的民族獨立。在當時的歷史條
件中，經濟獨立意味著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特別是上游的重工業，這也就構成了戰後第
三世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基本發展理路。
◎「以農養工」創造出的階層化社會福利體制
作為一個大型但發展落後的農業國家，戰後中國所採取的進口替代重工業化路線，事實上
也是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主流思想，只是中國的成就尤其突出。在
人口年增率2.4%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在第一個五年計畫（1952-1957）中依然達到8.9%的
年平均成長率，亦即每11年國民所得達到倍增，其中農業產出與工業產出分別以3.8%與
18.7%的速度增長。戰後的投資增長率由戰前的5%陡增到20%，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大約
等同於1928年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最高峰。
如此異於其他國家的超標積累率，依賴的是中國不尋常的農業剩餘汲取，以便轉移至工業
部門，形成一個後進農業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計畫經濟的基調，就是以犧牲農民，
來換取高度工業資本積累的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的二元發展。在國家高度汲取政策下，雖
然工人與農民一樣處於所得過低的待遇，但是工人過低的現金工資是由相對優厚的社會福
利實物給付來補充。
在這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維持再生產的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被分為三個階層。首先是
國家機器的執行者，包括行政單位與事業單位人員，他們擁有高所得替代率的退休金，以
及優厚的公費醫療，資金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財政補助。其次為城市工業部門的職
工，有相對完整的養老、醫療保險與住房、副食、教育等津貼。最後是佔當時人口七成多
的農村居民，他們是重工業化高度積累的直接負擔者，國家宣稱農民可以用土地產出進行
風險防禦，所以沒有養老制度的設計，只有屬於社會救助的「五保」制度（保吃、保穿、
保住、保醫、保葬）。在醫療保險上則有普及式的合作醫療，維持基本水準的公共衛生與
醫療照護。城鄉明顯的生活差距使得國家必須在1958年實施戶籍制度，將往都市移動的農
民汙名化為「盲流」，強行將他們封閉在農村出生地，從而造成城鄉之間所得與生活機會
的不平等。
因此，即使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交易在1950年代後期基本上已經被消除，但還是
得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進行重工業化資本積累，中國政府之所以必須在國內運用農工剪
刀差以汲取農業剩餘，正是因為它必須藉此在世界市場上交換工業產品。所以中國農民事
實上承受了雙重的剝削，除了全球市場的競爭外，他們還必須忍受國家刻意壓低到維生水
準以下的實物工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只是把生產工具由資產階級壟斷轉變成國家
機器壟斷，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農民有著異於其它國家的高強度剝削
。為了將有限資源投入重工業化，有效的生產活動不是來自於市場的自由競爭，而是國家
指導下的紀律與順從，有限的資源也不能用來改善民生，所以需要大多數人為國家民族做
更大的犧牲，以求得民族工業的儘早建立。
◎中國經改的趨勢，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成長率在今天一再地被歌頌，情形一如1980年代的日本。其實，以貧富
差距加大、私有化加劇、以及金融深化所帶來的商品化傷害而言，中國經改反映的趨勢其
實就是世界經濟體系在1980年代中期發動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如同Karl Polanyi所指出的
，一個完全按照市場原則來自我組建的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
依賴國家機器這隻看得見的手，強力介入，才能改造社會，使社會真正配合勞動力、資本
與商品的「自由」流通。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主要關鍵，就是國家配合跨國資本，以城
鄉差距拉動了地表上最大規模的移工群─農民工，以戶籍制度維持階層化的公民身份，使
得農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視性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工資被看得見的手，制度性地壓低到
「廉價」程度，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繳費與給付之間講求嚴格的對應關係，因此工
資的階層化直接代換為福利階層化，去商品化的能力必須視被保險人繳費能力的高低而定
，低工資的結果就是低保障水準的社會保險，因此農民的再生產成本幾乎都由他們自己負
責，低工資與低福利就是中國勞工廉價的公開秘密，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閒人莫進」的剝
削機房。中國農民，這個維持計劃經濟高積累率的法寶，在改革開放後繼續擔任「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的高積累率之踏腳石。即使是根據官方的數據，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
到，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自由化造成的城鄉差距，幾乎無法逆轉了。
◎資本積累的安全閥：社會保障
從早期心虛的「市場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到中期遮掩的「姓社姓資，存而不論」，
以至於現今昂首高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張茵，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同
時也是東莞富商與富比士榜上的富豪，如今已經可以毫無愧色、甚至於受盡委屈般地說「
血汗工廠是遭人忌妒」，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甚至於強調，血汗工廠是中國的「後進
發展優勢」。
但是Polanyi曾論斷：「倘若容許市場機制成為人類之命運、自然環境、甚至於購買力大
小之唯一主導者，它就會摧毀這個社會」。2003年的SARS風暴終於讓中國政府意識到落後
的農村會帶來整體發展上多致命的衝擊，從2003年之後，中國政府就計畫在城鄉統籌發展
下，實施全民醫保。在城鄉醫療統籌規劃的方針下，重慶市在2007年推出「城鄉居民合作
醫療保險」，凡是具有本市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
城鎮居民，包括學生（除大學生外）和兒童，以及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均可在戶籍所在
地自願參加這個保險。
「左派」學者對「重慶模式」高度評價，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崔之元也還堅持：「如果說
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徵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
國的發展勢頭」。在他的描述中，重慶的城鄉統籌實驗可以無條件地賦予農民工城市居民
戶口，「使得他們在養老、住房、醫療、就業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
待遇」。依照2010年重慶市政府發佈的《關於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也的確計
畫到2020年將市內的1000萬農民轉為市民，實現70%城鎮化水平。
◎重慶社會福利改革模式的困境
但是有些中國學者測算，這個計畫如果實現，因農民遷入所需要的養老金支出缺口在2030
年，最高可能達到市政府財政總收入的22%，而原有城鎮居民所需養老保險支付佔8%。如
果再加上醫療保險，福利支出佔財政負擔的比例，很可能會超出歐洲福利國家水準。重慶
市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麼高額的財政負擔來「結窮親」嗎？城裡人願意將「他們的」養老
基金跟這些湧入的農民風險共攤嗎？福利提供是去商品化的消耗性事業，政府的財政投入
一定會降低重慶的資本積累速度，這是重慶市政府願意接受的嗎？
現實上，重慶市政府並沒有打算推動「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
2007年推出的「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最主要的特徵是，城鄉合作醫保將保險分成繳
費高低兩個方案，高繳費者有高給付水準，低繳費則只有低給付水準。具有本市城鄉戶籍
的農村居民，和不屬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範圍的城鎮居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自願參
加低繳費的保險方案。從長遠的規劃理想來說，這種統籌設計是希望打破過去城鄉二元的
格局，將城鄉人口全部納入單一的醫療保險制度裡面。一個理想的狀況是，給付水準較好
的高檔醫療保險，可以持續吸引所得較高的農村居民與城鎮非就業人口，從而擴大涵蓋人
口，最終與城鎮職工保險整合，達到單一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效果。在高檔醫療保險實施
穩固下來之後，低檔保險的給付水準就可以逐步上調到與高檔相同。當然，低檔的保險費
率也必須相對應地上調，如果因為參保低檔的人都是所得較低的農民，那就通過社會救助
的方式，由政府直接補貼保費差額。
但是這個理想遠景的實現，卻必須有賴於一個關鍵性的條件，那就是大部分農民的收入在
將來要能趕上城鎮居民的水準，一個給付水準不錯的較高檔醫療保險，才能夠吸引足夠多
的農民繳交較高的保費來運作下去。但是，中間收入人口的比例上升意味著中國未來的發
展必須逆轉改革開放以來所得差距擴大趨勢，這才是中國改革真正艱鉅的地方。
如果農民收入無法趕上城鎮居民的工資增長的話，那麼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可能產生兩個
結果。最直接的方式，是重慶市政府對數量龐大的農民進行財政補貼，但這就捨棄社會保
險財務均衡的原則，走向城鄉統一的準公醫制度，姑且不論重慶市政府的政策偏好，這種
計畫所需要的財政能力即使是在毛主席時代，也是無法想像。第二種情形是下調保費（當
然給付也隨之縮減），在高檔與低檔再劃分出中間的檔次適用於不同收入的農民，但這其
實是重複了階層化福利體制的邏輯。它會鞏固現今我們已經看到的福利階層化現象，貧窮
的農民、農民工與城鎮底層工人，是依賴國家補助的低水準醫療保險，擁有平均水準以上
所得的富農、正規城鎮職工與三資企業員工，則成為第二檔醫療保險的主力，最後真正高
所得的經濟菁英則投向豪華的補充醫療。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
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犧牲大多數低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資本資累，這就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右派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排除任何自由市場
的障礙，以達到最大積累；左派則強調用國家專斷的權力「發達國家資本」，才能有計畫
的達到高速資本積累。關於這點，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有頗為生動的描述：「咱們的
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
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
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
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現在
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
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余英時教授曾論斷，原始儒家是立基在道統，對君主專斷的權力持批判的態度，但是在漢
朝之後儒家逐漸法家化，原始儒家批判性的「仁義之道」被代換成法家「尊君卑臣」的君
主權力壟斷。陽儒陰法的結果是，君王們可以用儒家仁義禮教的道德理由，遂行他們「賞
罰不測，群臣震恐」的權力專斷，而知識份子則必須「與時俱進」、「曲學阿世」，為這
種傳統中國權力差序格局構築各式精巧的詭辯，成為附庸權力、「以經術潤飾吏事」的紹
興師爺。如果我們說這個「君」指的是一個無須人民同意的權力壟斷集團，而「臣」指的
是底層農工勞動者，那麼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體現的，還是「尊君卑
臣」邏輯，進行重商主義式的資本積累，只是它現在的響亮的外號是「納貢體系的歷史復
歸」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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