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7.18
真實的暴露
◎張君玫
真實的暴露，是法律的專有名詞，意指案情真相在被告自白中浮現。真實地暴露，
卻也指向了人間的性情曲折，以及體制的盲目破綻。
一九九一年，吳銘漢夫妻在家中慘遭殺害，在現場留下血指紋的王文孝被捕後不久
槍決，但他審訊過程中指為共犯的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至今仍在審判。根據二
○○七年六月廿九日的更審判決，他們仍是三名死囚。十六年的審判歷程，道出了台灣
司法的問題癥結。
輿論對於這個案子的「立場」經常陷入化約的二元對立：被害人家屬VS.殺人兇手。
很明顯，這個對立本身已然預設這三名死囚有罪。然而，花點時間閱讀審判書，卻不難
發現，有罪的確切證據唯有「自白」，沒有腳印，沒有指紋，沒有任何具體事證或微物
證據直接指向這三人犯案。
自白做為唯一「證據」，在台灣的司法上行之有年，很多案子就是這樣宣告終結。
問題是：自白，何以如此重要，甚至神聖？足以決斷一個人的生死？
以歷史縱觀的角度而言，獨尊自白絕非當今台灣的特產。在人類漫長的審判史中，
自白往往就是定罪的主因。從古至今，都有「屈打成招」的情況。中國古代雖然也發展
出一定程度的物證技術與法醫系統，但以當時的科技來說，對案情的釐清很有限。自白
的取得及其與事實之間的驗證仍是關鍵，因此發展出「五聽」的心理觀察原則，亦即《
周禮秋官》所說的，「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除了要細聽其言之外，更要
觀其臉色、氣息、眼眸等，藉以判定自白的真偽。
而在歐洲中世紀，審判異教徒的法官藉以判定火燒之刑的，也唯有自白，加上鄉里
的指控與傳言。引起當代史家熱烈探討的獵巫行動就是其中慘痛的一頁。這些現在看似
野蠻恐怖的行為全是在被賦予神聖法律意義的審判庭中進行。因此，在法庭的檔案中不
免留下白紙黑紙，儘管已有許多資料佚失。幸好，當時不少法官都不吝出書分享他們如
何「突破心防」的審訊功績。
根據一五九○年，法蘭西法官包傑特（Judge Henry Boguet）所出版的報告，一名
被告在被拘禁三天之後，仍不認罪，她手裡始終緊握玫瑰念珠，訴說著上帝與聖母的恩
德。她甚至不曾掉下一滴眼淚，如此堅強的意志幾乎已足證她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巫類。
就算他們剝光她的衣服檢查有無魔鬼的記號，都無法令這個弱女子屈服。但是，就在她
的秀髮被剃光沒多久，她動搖了。她開始惶惑不安，全身顫抖，她俯首認罪，而且「每
天都有新的自白出現」。
在歐洲的審判史上，自白確實充滿了宗教的神聖性。你會說出來，終究是上帝讓你
吐露真言，是透過你的話語而揭示的真實。無論是周禮的「五聽」或歐洲的宗教法庭，
其實都是講究心理攻防。在台灣的檢警環境中，疲勞偵訊，威脅利誘，甚至刑求所得出
的自白，確實也揭露了某種真實，卻很可能並不是關於犯行，而是整個體制的荒謬。
自白或告解，總是帶著一種救贖與傾洩的情感作用。可是，倘若你知道，即便在毫
無肢體暴力的心理分析情境中，都可能透過分析師的過度引導而產生「偽記憶症候群」
，並對至親做出不實的指控，我們還可以把一個公民的生死運命付託給刑事偵訊中所取
得的自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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