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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ostt (事不過三！) 看板: politics
標題: [評論] 進步的本土主義-陳芳明
時間: Thu May 31 00:54:04 2007
[陳芳明] 進步的本土主義
引言
社會內部的族群對峙與分裂，在我的前半生投下巨大的陰影。這種持久的緊張關係，不僅
在我精神上構成無止盡的凌遲，也對我的知識產生與思維模式產生深刻的影響。我總以為
這個問題會隨著社會朝向開放、政治朝向民主而次第獲得合理解決。民進黨在2000年完成
其初步的歷史任務，取得執政地位。這個依賴民間力量，訴諸民主改革的政黨，誠然受到
高度期待。
這樣的期待在綠色執政六年以後，顯然宣告落空。在我精神上進行鞭笞刑求的族群議題，
繼續帶給我無限的苦悶與苦惱，而且問題似乎變得更為嚴重。在國民黨時期，「中國」的
符號，以及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支配著整個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價
值觀念，本土固有的歷史記憶及其延伸出來的知識系統都受到嚴重的壓制與貶抑。民進黨
執政後，本土意識崛起，逐漸取代中華民族主義的位置。國民黨時期建構起來的民族主義
與歷史記憶，也開始受到邊緣化。
台灣歷史的不幸，就在政權更迭之際，往往牽涉到族群的歷史記憶。綠色執政高舉本土意
識的主張時，並未把外省族群視為本土意識的形塑者的一環。因此，主張本土之餘，無可
避免傷害外省族群的情感與記憶，「本土」一詞的定義與解釋，似乎已被民進黨壟斷。如
果繼續把本土意識等同於本省人的歷史意識，族群的對峙與分裂就註定要不止不懈地凌遲
台灣住民的精神。
本土精神的最初意義
本土精神的鍛鑄，在台灣歷史上曾有過漫長的演變過程。不過，自二十世紀初期以降，本
土精神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隨著反帝反殖民運動開展而逐漸累積形成。所謂本土精神
，其實只是在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而已。文化主體的建立，從來就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
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而產生全新的意義。自一八九五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社會之後，固
有的文化主體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侵蝕。
在殖民地社會時期，本土精神的最初意義，就在於對抗帝國體制挾帶而來的霸權論述。日
本殖民者為了迅速展開對台灣社會的剝削掠奪，在最短期間內介紹資本主義與現代化觀念
來到島內。表面上，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運動彷彿是為了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事實上，在
科學、理性、文明的假面下，日本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有效統治的殖民政府。這個政府一方
面教育島上住民成為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也讓這些知識分子相信，日本的文化是比較優
越而進步的。為達此目的，殖民政府強迫台灣人民必須學習日本語文，並且也灌輸一種偏
見給台灣知識分子，使他們認為台灣固有文化是落後而腐敗的。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在一九二○年左右宣告誕生時，立即在文化認同上發生了危機。有許
多作家以為，日本文化確實是屬於先進的文明，遂有部分知識分子以會說日本話為榮；甚
至希望改造自己的人格，以便昇華成日本人。在這種強勢文化的席捲之下，較具自覺性、
自主性的知識分子終於警覺到啟蒙運動的重要性。一九二○年發軔的台灣新近代政治運動
的領導者，包括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賴和，透過思想啟蒙的方式
，揭露日本統治者的現代化假面。在政治運動的文學中，第一世代知識分子批判日本文化
並不等同於現代化，並且也揭露日本文化的墮落與倒退。當時的作家大量把漢語與台語寫
入文學作品中，證明台灣的語言與固有的風俗文化也具有進步與善良的一面。因此，這段
時期的台灣文學本土精神完全是針對殖民論述的粗暴傲慢，以護衛並鞏固台灣人的自尊心
與自信心。
一九三五年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台灣博覽會」，主要在於宣揚日本人如何使台灣社會
接受現代化改造而成功的事實。透過博覽會，日本人向國際社會誇耀殖民政府的文明進步
，也向台灣人展示統治者的現代化德政。然而，台灣作家包括楊達、呂赫若、王詩琅等，
則以小說形式揭穿現代化的虛相。從小說的內容可以發現，台灣的農民、工人並沒有因現
代化的到來而獲得生活水準的提升。恰恰相反，日本人所誇耀的現代化事實，使許多無助
的人民陷於經濟窘境，甚至瀕臨死亡。文學的批判力量，遂在此彰顯出來。小說可能是靜
態的，卻足以拆穿官方歷史記憶的蒙蔽與欺罔。即使在六、七年後的今天重新回顧，還可
以生動地感受到殖民地文學中的本土精神是何等雄辯地存在著。
戰後本土精神的挫折與復甦
日本殖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瓦解之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台灣社會
在日據時期所建構起來的本土精神，並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恰當尊重。台灣知識分子秉持
的抗日精神及其傳統，在強勢文化政策的扭曲之下，完全遭到排斥與漠視。在「國語政策
」的驅使之下，受到現代化洗禮的台灣知識分子，被指控是「接受奴化教育」，也被貶抑
為「接受日本思想毒素」。這是本土精神在戰後所受到的最大挫折，也是台灣知識分子的
抵抗精神與批判精神所遭逢的最大誤解。
進入五○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完全籠罩在戒嚴體制之下。所謂戒嚴體制，在一定程度上與
日本殖民體制有許多相通之處。它完全無視台灣的歷史經驗，也全然忽視台灣的文化傳統
，甚至相當有系統、有計畫地抽離台灣社會的文化主體。自五○年代以降，台灣社會終於
患有嚴重的歷史失憶症與文化失語症，可以說都是由於偏頗的官方文化政策所導致。戰後
出生的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歷史、文學、語言產生了陌生化與疏離感，並且更為嚴重的
是，對自己的母語與風俗習慣也產生高度的嫌惡與自卑。本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與
動搖，從而也使知識分子不敢以台灣為榮為傲。
在所有正常社會的教育體制，都是在使學生獲得啟蒙與啟智。但是，在戒嚴文化下的教育
制度，卻是使台灣知識分子受到蒙蔽與異化。如果沒有戰後文學運動的展開，本土精神或
許被清除殆盡也未可知。所謂本土精神並非止於靜態的文化傳統而已，政治上的改革運動
，社會上的解放運動，都是建立本土意識的重要歷史根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提出
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基本上就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所追求改良主義與自治主義。這
種溫和的、合法的政治改革要求，雖然在事件中受到污衊與湮滅，卻為戰後的民主運動開
啟無窮的想像。戰後民主運動的發展史，無疑是本土意志不斷掙扎、不斷開拓的歷史。在
運動過程中，無可否認的，有許多參與者把外省族群把國民黨政權等同起來，從而對國民
黨體制的反抗也無形中轉化成為對外省族群的敵意與抗衡。
如果回到本土最初的歷史意義，就可理解這種對峙與分裂並不符合改革開放的精神。國民
黨政權的終結，在文化上的原因之一，便是它並未處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族群問題。由於
語言政策與族群政策的失衡，終於促使民間力量匯集起來的草根民主運動瓦解了國民黨政
權。綠色執政在族群問題上似乎還未出現改弦更張的跡象。在錯誤的歷史問題上繼續製造
歷史的錯誤，對台灣民主精神不僅造成傷害，而且對本土意識也將帶來更為嚴重的扭曲。
進步的本土精神，寬容的多元文化
進入後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迎接了一個空前解放階段的到來。精神束縛的鬆綁、思想枷
鎖的鬆動，使得被壓抑在社會底層的智慧能量釋放出來。動員戡亂體制宣告結束，政黨政
治的新時期儼然浮現，整個大環境的活潑生機，使得文學想像變得更為豐富，也變得更具
彈性。
如果說，日據時期的本土精神是為了對抗殖民體制，戰後時期的本土精神為了抵抗戒嚴體
制，那麼解嚴以後的本土精神又是要抵抗什麼 ? 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的制度確立之後
，威權時代已正式從歷史地平線消失。比政治運動還更為精采豐頓的文學運動，展現了台
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魅力。台灣社會見證了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意識文學、眷村意識文學
同志意識文學，以及原住民意識文學紛紛誕生。百家爭鳴的文學思考，盛開了一個罕見的
文化花季。
這些多元化的文學背後，都富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義。台灣意識文學是為了批判過時的中
原沙文主義，眷村意識文學在於拒斥氾濫的福佬沙文主義，同志意識文學在於抵抗偏頗的
異性戀沙文主義，而原住民意識文學則在於悖離粗暴的漢人沙文主義。所有具備壟斷傾向
的思考，都必然招來強烈的挑戰。任何威權式的欲望與支配，再也不可能有復辟的機會。
這些事實顯示，本土精神不再是某一特定族群、特定階級、特定性別所能獨占。
具體而言，當台灣社會到達一個開放的歷史時期，本土精神自然也必須從歷史枷鎖中釋放
出來。伴隨著外來霸權論述的式微與削弱，文化工作者有義務重新審視本土精神的真正意
涵。構成本土文學的重要內容，再也不是只有歷史悲情而已；在悲情之外，在特定族群之
外，還有更為豐富的想像，情感，經驗。在繼續維護本土精神中既有的批判性格之外，還
需要注入昇華的、多元的、開放的思考。畢竟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並不能夠取代另一族群
的歷史經驗。正是這些不同的記憶與經驗，為本土精神融入了更為細緻而深刻的題材。
如果台灣社會要繼續向前進步，向上提升，則本土精神就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靜止的歷史階
段。台灣文化主體的建構，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去進行。以族群發展的歷史來
看，除了原住民之外，必須承認我們都是外來者。台灣畢竟是一個移民社會，它永遠是變
動不居的。台灣文化主體也是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而不斷填補累積，從而台灣的本土
精神更是相應於客觀現實的變化而產生動態的鍛鑄。
陳芳明 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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