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deathwomen:推 01/07 12:22
關於民族主義史觀的討論，我想提供一點不同的意見。我想，去爭論民族、現
代國家的形成歷史，或是界定某些概念的意涵、轉譯問題，多少都有點繞遠路
而行。
如果我們將「民族主義史觀」，界定為「以書寫民族史為方向的史學」，或是
「為民族書寫一部淵遠流長的歷史」。那麼，在史學界裡面，對於民族主義史
觀的反省，既有的反省已經不少。譬如，以前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服務的印度
裔學者 Prasenjit Duara，就於1995年發表過一本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中國有翻譯本「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這本書的觀點，就清楚
的指出民族史觀可能具有的問題：（一）從歷史的觀點看，民族主義是近現代
才浮現的思維，但當民族主義滲透進研究者的熱情時，經常會將這種現在才擁
有的概念，回過頭詮釋過去的歷史，以造成「民族淵遠流長」的效果；（二）
從歷史研究帶來的權力效果來看，民族史的書寫，也經常掩蓋了實際歷史過程
的複雜、分歧狀態。要塑造一個「穩固民族的想像」，通常需要掩蓋一連串不
和諧的雜音。
這種批判，在歷史學中從來不是少數。又比方像台灣廣為人知的E. Hobsbawm
，他那本有名的論文集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難道不是談相同的問
題嗎？為什麼「民族」是給「創作」出來的？就是因為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年代
，基於民族情感，許多研究者有意無意，回過頭從歷史中尋找，不斷將在浮現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前的歷史判斷，重新「詮釋」或「建構」為民族自身的一
部分。或著，像是台灣學界中，沈松僑那篇「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經驗研究，
不就以中國為例，說明晚近中國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如何回過頭創造神話、編
篡歷史書寫，塑造「新」的卻又號稱「自古即有」？的黃帝想像如果，我們同
意民族主義是晚近誕生的產物（也就是，抱持歷史學者該有的警醒，而不是以
一個民族主義者進行研究），那麼，在上述的意義下，拒絕「民族主義史觀」
，我想是毫無問題的。
比方，前面有朋友提到吳叡人，我就以他的博士論文為例吧。吳叡人老師，是
個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我想這應該沒有什麼人懷疑。但是，他的博士論文
裡面，卻能夠「歷史學的」處理台灣民族想像的萌芽問題。換言之，在問題意
識上，他已經先同意了，自己固然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但這無關乎從歷史的眼
光來看待這個「晚近才浮現的人造之物」。他寫廖文奎思想的「祖國的辨證」
一文，也是從歷史的眼光，看待某一種戰後才新浮現的台灣民族想像──但同
時，他還是抱持高度警覺，這時期對「臺灣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想像，與時下
的談法恐怕大不相同。這就是歷史學的警覺，一種「將一個概念或想像，回到
其歷史脈絡中進行解讀」的作法。
所以，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是不是就不能做歷史研究？或是其歷史研究，
就必然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史觀」？我想這也未必。我記得某個學期，台大
歷史所也開過 M. Weber 的專題，那我就借用他的觀點：歷史研究中，每個研
究者選定什麼題目研究，經常與他個人的價值偏好相關──這當然包括民族主
義在內， Weber自己就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歷史研究方法的價值，
就在於能在進入詮釋、解讀過程中，透過「方法論」的層次，使得自己的價值
偏好，不會滲入到對研究題材的詮釋中。板上應該有不少朋友熟悉他的說法，
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我想，就台灣當前的情境來說，如果對「民族主義史觀」抱持警覺，我想大概
有下列幾重現實意義：（一）在統獨認同分歧嚴重的同時，必須抱持警覺，審
慎詮釋我們研究對象的意向、概念、思想方式。這就是歷史學裡頭關於「概念
史」、「觀念史」、甚至於某些派別之「思想史」的要旨：概念、觀念，自然
也有其歷史，許多看似相同的概念，實際上的意義卻不見得相同。這一點區別
，卻經常在充滿民族認同情感的歷史研究中被忽略掉，而形成「今之古有」這
種追塑性、並混淆了脈絡差異的作法；（二）在歷史寫作中，經常將「實然」
與「應然」的層次混淆。自然，不見得所有的歷史學研究派別，都同意兩者的
區分。但是，我自己的立場還是認為：嚴謹的歷史研究，在於儘可能以貼近當
時脈絡的策略，去理解不同時代中人、事、物的起落、互動。至於通過歷史研
究，對大眾進行道德說教，這或許可以作為「衍生」的用途，但是在嚴謹的研
究中，這種價值的定奪，卻不是詮釋性研究可以處理的問題；（三）不需要透
過歷史研究，來壯大自己「身為某個民族成員」的信心。實際上，認同不就是
這樣？我認為我是台灣人，那我就是台灣人。至於歷史中發生的眾多事情，無
涉「民族榮辱」，歷史研究求的只是儘可能貼近去掌握之，與我是否能成為、
該不該成為臺灣人無關？
所以，反對「民族主義史觀」，並不等於反對現實中的「民族主義」主張，當
然也不意味就必然要去贊成。就好像前面幾位朋友提到，人類社會的「想像」
不等於「虛假」。人本來在成長過程中，就會逐漸形成各種認同，只不過認同
的「內在結構」有著不同時代的差異而已。我們可以身為一個熱情的民族主義
者，甚至願意獻身到某個民族主義運動中；但歷史學作為一門「學」，仍然有
其內在邏輯，因此不需要、也不應該將民族主義的動員情感，帶到歷史學內部
的書寫中。若非如此，前面幾位史家所提到的毛病，就很可能在其中出現。
最後，我想補充說明，我贊成「台灣史」研究。我的意思是，以台灣社會出現
過的眾多人物、事件、時空變化為研究對象。但是，其中的每一個主題，都很
可能牽涉到不同層次、範圍的因果關係，有的僅限於台灣島內的一地，有的則
可能牽涉到更廣遠的地緣、甚至世界局勢。我在這層意義上，非常支持「台灣
史」的研究工作。「台灣史」的研究困境之一，在於昔日台灣學界的歷史研究
產出，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被「中國民族主義」滲入的情感所影響。但是，這
絕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要以「另一種民族認同」去滲入研究作為替代方案。如
果黃帝與三皇五帝的「傳說」，現在看起來荒謬－－哪麼，實在要謹慎避免，
在另一種民族情感主導下，我們做了相似的事情。
這是我的一點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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