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國音"和"人工語言"
清末民初1900年前後，開始對"官話"、"國語"的標準提出了要求。1892年，盧戇章主張把"南京話"[即所謂"藍青官話"，見陳剛 (1984)， p.34]作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則主張用"京話"(北京官話)。1903年出現了"國語"一詞。"國語"這個詞也是"日為中用"，源自日語"kokugo 國語"。1913年"讀音統一會"在北京正式召開會議，定下"國音"。這就是後來所謂"老國音"。
這段歷史， 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1934) (以下簡稱"黎著") 說得很詳細。"讀音統一會"上對語音標準爭執甚烈。由於會員中以江浙人為多 (會員共80人，江浙佔26人，廣東4人，開會日只到44人)， 因此"濁音"問題成為爭議的焦點。議長吳稚暉（武進人)甚至開玩笑地說:"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爭執結果，折中以"每省為一表決權"方法逐字審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讀音。由於是各省代表逐字審定，因此雖然是基本上依據北京話，
但不是嚴格的北京音。同時擬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濁音符號、入聲標調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孃三母。因此這個"老國音"後人又稱之為"人工語言"、"不自然的語言"。
[香港民間長期以來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民國初年審定"國音"時， 粵音僅以一票之差敗於京音。考核史實，便知道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不確實的。本來，民間流傳這種或那種說法，也是常見的，不足為奇。但是上述傳說竟也能在香港語文學術圈內流通，某些學者不加考據便以本身專業地位予以肯定，則是頗為令人惋惜的。]
其後爭論不斷，例如關於聲調，當時僅列陰陽上去入五聲，並未指定以何地之五聲為標準。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錄音時，陰陽上去都依北京，入聲就把北京的去聲讀得短一點，據說從前北京講究讀音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學生的。1921年，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陰陽上去也依北京，而入聲則依照南京，後來黎錦熙更進一步提倡廢止國音中的入聲。這些演變就組成了所謂"國音京調"運動。
"國音京調"再進一步，便是減少"國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讀音，於是"國音京調"就變成"京音京調"。
3."新國音"和"白話文"
"國語統一籌備會"組織的"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在1924-26年內部起草會議中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但是實際上由於出席委員太少，並無正式定案。然而風聲所播，東南各省傳習國語的，從1926年起，大家漸漸地都改用北京音了。此後直到1932年，教育部才正式公佈《國音常用字彙》，字音明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這就是一般所稱的"新國音"。順便說明，這個期間經歷了1926-28年的北伐/大革命，歷經了1931-32年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焚)，因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音常用字彙》實在是在內患和國難中勉力完成的。
與此同時期，1926-28年公佈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既可注音，也可作為譯音工具。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當年出國時便用了Chern Shiing Shen這個國語羅馬字的譯法，其中r代表陽平，ii代表上聲。後來他長期在國外，免不了跟隨洋俗，因此又以S.S.Chern聞名於世，其中Chern一般人也就以英文讀法讀出。
國語羅馬字的特點是用字母標調，不須另設特別符號。舊《辭海》(中華書局1936，1947)"附錄"有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注音的"國音常用字讀音表"，使用方便。"國羅"長期以來也為台灣出國留學生所喜用。如果我們看到姓Jang的，便知道他是姓張或章，並且是根據國語羅馬字轉寫的。
至此，不得不提晚清開始的白話文潮流和五四前後的"文學改良"(胡適、劉復)、"文學革命"(陳獨秀)等各種倡議和運動。1918年，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自此，"文學革命"和"國語統一"運動開始合流。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學校教科書逐步改用語體文。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他的影響和結果，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這裡應該著重指出，只有在民間和政府推廣白話文這個大氣候中，談國音的標準才有意義。如果還是沿用文言文，那麼以"老國音"為正音也無不可，甚至以較接近古音的方言為正音基礎也是無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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