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上)
作者：範岱年
為了發展科學，把古老的中國現代化，中國學術界多次開展了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
的討論。這個問題，國際科學史界都把它稱為“李約瑟難題”。許多人都以為，這是李約
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
的，他的問題是：
“為甚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
“為甚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期間，在應用人類的自然知識於人類的
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遠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其實，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的探討，在李約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學者的
關注。韓琦在〈關於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科學落後原因的論述〉一文中，就介紹
了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D. Parrenin）、啟蒙思想家伏爾泰（F. Voltaire）、重農學派
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法國哲學家狄德羅（D.
Diderot）的有關論述。而中國學者，早在本世紀新文化運動之初，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因限於資料，作者擬在本文中對中國大陸學者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作一簡單的回顧。
一 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1924）的討論
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任鴻雋（1886-1961）在1915年創辦
《科學》雜誌之時，就探討了“說中國之無科學的原因”，認為“無歸納法為無科學之大
原因”。
1920年，我國啟蒙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清
代“樸學”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學的’”，而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我國人有“‘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之觀念，因襲已久，本不易驟然解放，其對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
素乏趣味”，又因為清代中國沒有學校、學會、報館之類的建制，科學上之發明不能流傳
和交流，“因秘而失傳者，蓋不少矣”。有趣的是，蔣方震（1882-1938）在1921年為這
部著作寫的序中主要討論的，也是清代“純正科學，卒不揚”的原因。他列舉了四條：
（1）“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
（2）“耶穌會黨太子”，得罪了雍正，“竟為西學輸入之一障害”；
（3）“民族富於調和性，……此科學之大障也”；
（4）“民族尚談玄”。
化學家王鈄（1888-1966）在1922年《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之科學思想〉一
文。他認為中國科學不振之原因，不僅是“吾國學者之不知歸納法”，或“我國素鄙視物
質科學，不加注意”；而強調“歷史之影響，即專制之影響”，以及“民性之影響，乃依
賴之影響也”。王?認為政府的專制、學術（如易經、陰陽五行學說）的專制，對中國科
學的發展是極大的“摧殘”。而社會與學者的心理，“皆不視科學為研究真理之學問、不
知其自身有獨立之資格、固不必依賴富強之號召為其存在之保護人也”。這缺乏獨立性、
自主性的依賴心理也“斷喪了”科學的發展。
與此同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的馮友蘭，在〈為甚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
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一文中認為，探討中國沒有自然科學的原因，主要不
能歸之於地理、氣候、經濟，……而主要應歸之於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國人的哲學。接著
他指出：中國古代有三大學派，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為，儒家主張中道，而後墨家
失敗，人為路線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張“制天命而用之”，類似於培根的征服自然的
觀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後也衰落了。宋代興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與道家的學說，而
佛家也是主張自然的。新儒家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不尋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內
心。這樣，民族思想注重人倫實用，只在人心之內尋求善與幸福，而不尋求認識外部世界
的確定性；只尋求對人的治理，而不尋求對自然界的征服。這就是中國沒有科學的原因。
1924年，梁啟超發表了《清代學術概論》的姐妹篇《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
進一步綜述了乾嘉時期只有考證學得到畸形發展，而自然科學未能發展起來的原因。他認
為，最大的障礙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
綜觀上述學者的論述，他們把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歸之於研究方法、哲學
思想、價值觀念、專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舉制度）等，而沒有涉及社會經濟制度。
二 抗日戰爭勝利前後（1944-1947）的討論
1944年，這是抗日戰爭勝利前一年，也是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在這一年，中
國學術界又一次展開了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
1944年7月，當時在貴州的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陳立（1902- ）討論了我國科學
不發達的心理因素：（1）擬人思想的泛生論；（2）沒有工具思想的直觀方法；（3）沒
有邏輯；（4）沒有分工；（5）客觀與主觀的混淆；（6）理智的不誠實等等。而這一切
，他都認為是反映著宗法社會的組織。與此同時，浙江大學教授、數學史家錢寶琮
（1892-1974）則把“吾國自然科學不發達”歸因於中國人太重實用。而這些又是由中國
的大陸文化，自給自足之經濟所使然。
同年10月1日，《科學時報》復刊第一期刊載了對李約瑟有很大影響的馬克思主
義者、德籍猶太人維特福格爾（A. Wittfogel）討論“中國為甚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
譯文。
1944年10月24-25日，在貴州湄潭浙江大學內舉行了中國科學社湄潭區年會。24日下
午7時，李約瑟（當時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中國科學社名譽社友）作了題為“中國之
科學與文化”的講演。李約瑟在演講中，首先批駁了“泰西與中國學人”的“中國自來無
科學”的論點，指出：“古代之中國哲學頗合科學之理解，而後世繼續發揚之技術上發明
與創獲亦予舉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響。問題之癥結乃為現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
，何以發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國也。”這裏，他實際上已提出了1964年發表的“李約瑟難題
”。對於這個難題，他認為：“此當於堅實物質因素中求答。……中國之經濟制度，迥不
同於歐洲。繼封建制度之後者為亞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為資本主義。……
大商人之未嘗產生，此科學之所以不發達也。”
浙江大學校長、氣象學家、科學史家竺可楨（1890-1974）參加了這次演講會。他在
當天的日記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李約瑟對“中國近世科學之不能興起”的回答，即“由於
環境，即四個抑制因素，為地理、氣候、經濟與社會。後二者乃由中國之無商人階級。地
理方面，中國為大陸國，故閉關自守，固步自封，與希臘、羅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
天氣方面因雨量無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盡為一國之王所吞如。而封建
官僚的基礎制度不可消滅，商人無由興起云云”。接著，竺可楨在日記中還記載了他本人
、鄭曉滄、王鈄、錢寶琮在隨後的討論中發表的意見。
1945年，竺可楨發表了〈為甚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他在文中首先分析
了錢寶琮、李約瑟、維特福格爾和陳立四人的結論，指出“前三位先生一致主張是農業社
會在作別；陳立先生的意見是由於宗法社會的組織。兩者的意見實是二而一。因為宗法社
會只有以農業為經濟核心時才能維持，才能發展”。竺可楨然後進一步探討了第二個問題
：“為甚麼在中國歷史上農業社會能保持這種壓倒的勢力如此之久？”竺可楨考察了中國
的歷史，指出：“從戰國到漢初，一方面是工商業發達時期，一方面也是中國思想最燦爛
的一個時期。但是，由於漢武帝厲行了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工商業的發展被扼殺。至於在
戰國思想解放的時代，科學的思潮也未能發展，則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中國人對
實際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於純粹活動之上。”“中國人講好德如好色，而絕不說愛智愛
天。古西方人說愛智愛天，而絕不說好德如好色。”竺可楨進一步認為，“中西文化在這
種價值意義上的差異”，“也是因為中國社會一直以農業為核心的關係”。希臘曾經經過
遊牧時代，它是一個半島，和海外來往很便利，所以商業從頭即易於發達；而中國是一個
大陸國家，從殷墟時代起，即以農業為主要生產。古代帝王認為“民農則朴，朴則易用，
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詐”，因此提倡重農抑商，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
之心不得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從發展。所以竺可楨的結論是：“中國農業社會的機構和
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
有意思的是，有別於二十多年前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學者們，這次參加討論的學者
們，幾乎都一致把中國科學的落後溯因於社會經濟制度。
1947年，《科學》雜誌又發表了朱伯康〈論中國科學技術之發展與中斷〉和李曉
舫〈論中國科學化的社會條件〉兩篇文章。
三 改革開放初期（1980-1982）的討論和成都會議
從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政治風雲使科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稀少，
僅有的一些成果也都屬於中國古代科學史和內史方面的成果。對外史和中國近代科學落後
的原因問題幾乎無人問津。
可是，在海外，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從1954到1980年出了前四卷和第五卷中的三個分冊。李約瑟在他的“全書編寫計劃”中表
明，這部巨著的第四部分（即第七卷）所要回答的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與此同時
，李約瑟還撰寫了《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等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對“李約瑟難
題”作出了種種解答。歐、美、日本、南韓的不少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發
表了許多論文。而在中國大陸，除了在1975年翻譯出版了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
第一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兩分冊外，對李約瑟以及海外學者有關“李約瑟難
題”的探討的論文與著作則完全沒有介紹和反應。
80年代初期，在解放思想、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號召的鼓舞下，面對十年“文
革”給中國科學事業帶來的巨大摧殘，中國學者又對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產生了興趣
。1980年，陳平從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哲學傳統三個方面，探討了中國科學落後的歷史
根源。
198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杜石然等六位研究人員集體編寫的《中國科學
技術史稿》出版。在此書結論的第四節中，作者專門論述了“中國科學技術在近代落後的
原因”。作者仍堅持當時大陸公認的觀點，把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歸之於長期
封建制度的束縛。但是作者似乎沒有掌握李約瑟在《大滴定》中的有關論述，特別是對李
約瑟在〈東西方社會的科學〉一文中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挑戰沒有作出回應。李約
瑟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參照1952年出版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著作，認
為中國沒有經過奴隸制社會，中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官僚社會）既不同於奴隸生產
方式也不同於封建生產方式。而《史稿》則仍然堅持“社會發展階段的‘單向體系’”。
為了促進大陸的科學社會史（外史）的研究，促進內外史研究的結合，也為了總
結歷史經驗，為科學技術現代化服務，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
通訊》雜誌社在四川成都召開了“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學術討論會。會上宣讀並交流
學術論文近50篇，到會代表74人。會後，選出其中論文24篇，集成文集。
在這些論文中，影響最大的是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峰的〈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
的演變〉一文。作者們看到了促進近代科學在西歐產生和近代科學在中國落後的眾多因素
並不是線性並列的，有的是互為因果，有的相互起作用，所以，他們採用系統論、控制論
的方法，把科學看成是社會中的一個內部有結構的子系統，它又與社會中其他子系統（經
濟、政治、文化、哲學、技術）相互發生作用。他們認為西方有構造性的自然觀，逐步形
成了科學理論與受控實驗、科學與開放性技術體系相互促進的循環加速機制，因而近代科
學得以形成和發展。而中國是倫理中心主義的有機自然觀，不進行受控實驗，大一統型技
術不形成開放性技術體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學加速發展的機制。作者還採用了定量的
方法，用圖表曲線對中西方科學發展作了對比，企圖證實李約瑟對中西方科學成就的評價
。
但是，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特別是臺灣學者傅大為對這篇文章有幾點重
要的批評。如（1）引用的資料比較貧乏，不少是一些比較過時的大“通史”之類的材料
；（2）關於科學結構，所依據的是早期實證論和波普爾（Karl Popper）的證偽論
（falsificationism）的科學觀，而沒有汲取後來庫恩（Thomas Kuhn）有關科學革命的
結構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有關精緻的證偽論等成果，也沒有充分注意到意識形態
、形而上學哲學對科學發展的重大影響；（3）在十七世紀西歐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和技
術並未形成相互促進的循環機制；（4）對中西方的科學技術成就作定量比較時，
有關科學技術成就的計分標準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關於這一點，大陸學者劉兵也
有同感。）我認為這些批評都是十分中肯的。金觀濤等人的這篇文章的弱點，確實反映了
經過長期封閉和“文革”的破壞的大陸學術界的一些實際狀況。當時要收集國外資料十分
困難，而許多青年學者亦沒有很好的掌握英文、德文等這些語言工具。我們在準備成都會
議時，對李約瑟的有關論述也未作全面調研，只是組織翻譯了一篇〈中國科學傳統的貧困
與成就〉。但是，金觀濤等人運用系統論、控制論的方法於科學史的研究，是具有開創性
的一條進路，如果結合蠶實的史料，有希望做出有價值的成果。
林文照的〈論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一文，從中國傳統科學的內在缺
陷（重實用，輕理論，思辨性思維，用元氣和陰陽學說來解釋一切，缺乏嚴格的邏輯推理
，缺乏科學實驗精神，格物學說背離實踐方向），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縛（教育和科
舉制度、社會鄙棄或禁錮科學技術），封建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的阻礙（自給自足的小農
和手工業經濟，官營工業和重農輕商的經濟政策）等方面，比較全面地（材料相對比較豐
富）回答了這個問題。但他對中國社會制度的分析，仍擺脫不了當時大陸公認觀點的窠臼
。
戴念祖、何新、葉曉青、劉吉、郭永芳、朱熹豪、樊松林、秦會斌、華大明等人
的文章，有的重複了林文照的論點或稍加發揮，有的補充了“缺乏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傳統
”、“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有機自然觀的阻礙”、“短於分析的民族性格”、“重藏書、
輕流通的圖書情報工作傳統”、“中國的符號體系對數學發展的不利影響”等等因素。
劉戟鋒、宋正海和陳傳康、聞人軍、白尚恕、李迪、陳亞蘭等人的文章則分別從
不同時期對（1）宋代的哲學和科學；（2）明初的鄭和航海；（3）明末阻礙科技發展的
因素；（4）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科學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康熙以後西方科學受阻的原因；
（5）清朝前期科技發展等作了探討。
樂秀成、郭金彬從不同側面探討了中國近代數學落後的原因；梁宗巨從數學史的
角度探討了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梅榮照、王渝生通過分析李善蘭的尖錐術，認為如果沒
有西方近代數學的引進，中國有可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創立解析幾何；胡作玄對比了中日
兩國引進和發展近代數學的例子。
李伯聰探討了至今仍能與西醫並存的中醫學歷史和其發展中的幾個問題。鄒德秀
闡述了自上世紀中葉開始落後、自本世紀30年代和西方國家出現了大差距的農業科技落後
的原因。丘亮輝在探討中國近代冶金技術落後一文中談到清代官僚創辦漢冶萍鋼鐵公司的
種種教訓，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儘管這次會議準備不夠充分，特別是對海外的有關資料掌握得很不夠，但這還是
中國大陸第一次討論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全國性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以中青年科
學史工作者居多，對中國大陸的科學社會史研究和內外史結合起了推動作用。特別是通過
不同時期（如明代、清代），不同學科的探討，使問題討論得更為深入。這次會議在中國
大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據中國文化史家劉志琴說，隨後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掀起的文化
熱就是由這次會議和同年12月上海第一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發軔的。這倒是我們
發起召開這次會議時所沒有預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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