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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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範岱年
四 成都會議以後（1983-1997）
成都會議以後，自1984年開始，中國學術界開始了持續多年的文化熱。而關於近代
科學落後的原因或“李約瑟難題”的討論，也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山大學哲學系“馬應彪
科學哲學論壇”還設立了“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鼓勵這方面的研究。
這十多年來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繼續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和回答
。例如，吳忠在1985年發表的〈自然法、自然規律與近代科學〉一文，探討了李約瑟提出
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也許是中國未能發展出近代科學的一個原因”。1987年，他又
在〈科學傳統與科學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科學傳統模型，這是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模
型（核心理論、保護帶）之外，加上一個文化傳統的硬外殼。他認為科學革命是一種科學
傳統的改變，而舊中國的堅固的文化傳統正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
1990年，為了表示對李約瑟九十華誕的慶賀，上海《自然雜誌》該年11期特輯了“
‘李約瑟難題’征答”專欄，從收到的60餘篇應答稿件中，選載了龐朴、聞人軍、李迪等
13人的11篇短文。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文章中除龐朴的文章介紹了1981年11月他與
李約瑟本人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以及李迪關於“‘西學中源說’的惡果”的論述有一點
新意外，其他的短文，比起成都會議的論文來，看不出有甚麼進展。更為令人不解的是，
對1984和1986年國內兩次翻譯、發表的美國科學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為甚麼中國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或者它真的沒有發生嗎？〉一文，以及在
1986年出版的潘吉星主編的《李約瑟文集》中的第一部分“科學技術史通論”中大量有關
內容幾乎沒有反應。
上海《自然雜誌》在刊載了“‘李約瑟難題’征答”專欄之後，緊接著在下一期又譯
載了李約瑟的〈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這是李約瑟應《自然雜誌》之約，特地從英
國寄來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對1964年發表的原文稍有修改，把寫作的年代從1964年改為
1990年（例如把“過去30年間”都改為“過去50年間”）。這表明李約瑟到晚年仍堅持該
文的觀點。國內有些學者，都期待著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七卷對他的難題作
出最終的回答，其實在李約瑟的這篇文章和《大滴定》一書中的其他論文以及《中國科技
史》前幾卷中的某些章節已亮出了他的基本觀點，提出了許多論據，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
和理解。
1997年吳彤發表〈從自組織觀看“李約瑟問題”〉一文，認為近代科學之所以未
能發生於中國，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為科學性知識的演化提供了一個被組織環境，沒
有形成一個開放的、非線性的、遠離平衡態的自組織系統。這篇文章的思路和金觀濤等人
的文章相似，都是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來探討問題。
另一類文章則對“李約瑟問題”本身提出了質疑。
1984年，《科學與哲學》譯刊發表了席文的〈為甚麼中國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或者
它真的沒有發生嗎？〉一文。席文對“李約瑟問題”本身和一系列的解答提出了質疑。他
認為，問“為甚麼十七世紀中國沒有發生歐洲那樣的科學革命”這類問題雖有啟發性，但
沒有歷史學的意義和價值。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曆境（Context）不同於西歐，不應該要求
西方發生的事情同樣也發生於中國。席文認為，實際上，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的天文學發
生了一場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但它對中國傳統文化、其他科學以及社會狀況沒有產生巨
大的影響，也沒有形成自主的科學家團體。同時，中國早期工藝技術的成就，並不取決於
它應用當時科學知識的程度。因此，因為古代中國工藝技術的成就，就斷言它有比歐洲更
高的科學成就，也是缺乏根據的。
更重要的是，席文反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的歷史研究方法，反對用歐洲早期
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把歐洲的歷史描繪成一條逐步取得成功的上
升的曲線（當然也有挫折，……），而把非歐洲文明描繪成失敗者的舞臺造型”。他提倡
曆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科學史研究方法，要“深入完整地瞭解從事科學技術工作
的人們的情況”，把科學革命看成是“類似於歷史的進化”的一個過程。他反對把近代科
學看成是“普遍的、客觀的和沒有價值偏見的”科學觀，認為“歐洲近代科學的發展帶有
特定的環境特徵”。從這種科學觀和史學研究方法出發，席文對中外學者以及李約瑟的著
作中提出的二、三十個“抑制近代科學在中國和西歐出現的因素”進行了考察，指出其中
的推理錯誤。
席文的文章在中國大陸引起了一定的反響。1986年底，《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
葉曉青的〈科學史研究中的文化觀〉，讚賞了席文的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其實，李
約瑟也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推崇中國文化與古代科學。但葉認為，“與李約瑟傾慕……中
國文化的熱情不同，席文更多地……帶著一種類似人類學家的眼光和胸懷”。吳忠在1987
年的文章中表示，如果從當時中國科學傳統的角度出發，探討一下為何西學東漸會受到阻
礙的問題，那就不僅並非“毫無價值”，或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確實具有“‘科
學’”歷史學價值”。
1990年，董光璧在他的〈移植、融合、還是革命？〉一文中，同意席文把中國十
七世紀的天文學復興看作是一場有限的革命。但這不同於歐洲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在那
場革命中，西歐的科學結構範式、研究方法的模式、研究活動的組織方式都發生了變革。
董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科學革命要到二十世紀前期，通過全面移植西方科學才得以實現
。
1991年10月，江曉原發表了〈“李約瑟難題”獻疑〉一文。認為（1）中國古代並
沒有在現今意義上的科學；（2）“據和現代科學水平接近的程度”，來說中國古代科學成
就的“傑出”，來衡量一種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也大成問題。
1993年，大陸發表了在瑞典的臺灣學者王禹凡女士的〈淺談中國科學史之外史研
究〉一文。作者介紹了席文、何丙㗳對“李約瑟難題”的質疑。對大陸學者從1982年到
1990年有關“李約瑟難題”的討論作了直率的批評，介紹了臺灣學者的有關工作。她還指
出，大陸科學外史作者“大都持和李約瑟同樣的論調，即龐大的中央官僚體系壓抑了工商
階級的發展與其社會地位”，但忽視了“中國民間強烈的鄉黨意識與世族感情似乎阻礙了
城市中工商行會團體的成長”這一面。
1993年，澳大利亞華裔歷史學家陳民熙的〈比較科學史中的共時分析與歷時分析
〉一文，贊同席文的觀點，主張對科學史進行曆境主義的研究。他還比較了古代中國與古
希臘的科學及其曆境、十七世紀西歐的科學革命和中國的復舊的非革命性的變革，探討了
二十世紀中國的科學及其曆境。
同年發表的張秉倫和徐飛的論文，首先分析了“李約瑟難題”的邏輯矛盾。他們認為
：（1）李約瑟把近代以來產生於西方的各種科學理論與傳統的一個集合定義為近代科學，
然後又問為甚麼產生於西方，這是同義反覆；（2）按照李約瑟表述，近代科學是伽利略、
哈維、維薩留斯、格斯納、牛頓等一大批不同國家的科學家所開創的一種科學傳統，如果
要問近代科學為甚麼沒有在中國產生，那麼它同樣也沒有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單獨產生
。作者進一步論證，若把近代科學的產生改換成科學革命，仍不能清除李約瑟難題中的邏
輯矛盾。但是，作者仍然承認“李約瑟難題”大大促進了中西方科學與文化的歷史的比較
研究。
1996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席澤宗在《科學》雜誌上發表
了〈關於“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於希臘的對話〉一文。文中，席澤宗贊同席文的見
解，認為“李約瑟難題”的提法不妥。“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情，不是歷史學家研究的對
象。”但他在論證古希臘文化對近代科學的阻礙作用時，強調了托勒密學說、亞裏斯多德
的物理學對哥白尼學說的阻礙，歐幾裏德幾何阻礙了微積分的發展，對牛頓沒有多大幫助
，牛頓的《自然哲學數學原理》只學了《幾何原理》的形式，……如此等等。使人感到，
他的論證有很多輝格式傾向，只看到近代科學對中世紀流行的古希臘科學的革命與斷裂，
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繼承與連續。
五 反思與展望
回顧近八十年來我國學者有關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以及近十年來對“
李約瑟難題”本身的質疑，我感到，我們可以對“李約瑟難題”的表述中的缺陷進行修正
，但有關從古到今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史、科學史的比較研究，始終是一個既有學術意義又
有現實意義並具有巨大魅力的課題。
為了進一步開展中西方文化史、科學史的研究，我們是否可以把“李約瑟難題”加以
修正，並分解為幾個不同的時期：（1）首先是對從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
）到十七世紀中西方文化和古代科學作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比較研究，特別是要研究近代科
學或科學革命在十七世紀的西歐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生的，中國古代科學是如何長期緩慢地
發展的；（2）研究十七世紀以後到二十世紀初，經過兩次西學東漸，中國為甚麼不能很好
地學習、吸收西方近代科學，使中國近代科學落後於西方；（3）研究二十世紀以來，中國
雖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學以及科學的體制，但中國近代科學為何仍不能順利發展，
為何仍然落後於歐美。
為了在中西方科學史研究中有所突破，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內史和外史的結合，
力求從輝格式研究轉向曆境主義的研究。在從事比較科學史研究時，對一些事物，要結合
它們的曆境加以比較。我們還需要吸收解釋學（Hermeneutics）的方法，對不同時期的科
學文本，要從作者本人和當時的讀者的理解去理解，要研究它與後來讀者理解的差異。
雖然早在70年代初，科學哲學家就強調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的結合，但在實際上，
這兩個學科結合的狀況還遠不合乎理想。回顧十多年來大陸學者的討論，大多數學者（自
覺或不自覺地）所依據的還是比較陳舊的實證論的科學觀。近三十年發展起來的自然主義
實在論，通過對當代科學哲學的綜合，結合關於複雜適應系統的新學科，把科學看成是社
會系統中的一個非線性的、複雜的、適應的、自組織調節系統。他們提倡研究科學與哲學
，科學方法與理論，科學與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理解與管理，方法與政策之間的互動
和共同演化。我感到，它為比較研究中西方文化和科學發展的歷史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框架
。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識社會學和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他一生致
力於探討世界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ethos）與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
。他認為，新教倫理的理性主義精神對資本主義和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起著重大作用，
因此，對近代科學的起源問題作出了不同於李約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近代
文化比較研究方面，韋伯勝過李約瑟。可是回顧成都會議，沒有一個人提到韋伯的觀點。
到1985年，韋伯已經引起了大陸學術界的廣泛興趣。從1986到1987年，韋伯的《新教倫理
與資本主義精神》出了兩個中譯本。可是，在1990年對“李約瑟難題”的11篇應答論文中
，仍沒有一個人提到韋伯的觀點。而1922年馮友蘭的論文的思路倒是和韋伯一致的。其實
，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韋伯、默頓（R.K. Merton， 1910- ）、英國的馬爾
凱（M. Mulkay）、愛丁堡學派的巴恩斯（B. Barnes）、法國的拉都爾（B. Latour）以及
當代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特別是科學社會史和比較科學史，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今後
，我們要加強比較科學史的研究，不能不十分關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進展和成果。
近三、四十年來，後現代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環境生態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對現代
性和現代科學進行了種種批判。他們反對現代科學的理性精神，否認科學是客觀的、進步
的，認為科學知識是由權力機制所建構的，現代科學壓倒了人文精神，壓制了非西方文化
的邊緣文化。他們認為，人們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征服、控制自然，而不是關懷（care）
自然，導至自然資源的匱乏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利用現代科學發明的武器，足以消滅人類
，……如此等等。這些批判有一些合理的內容是值得我們汲取的。但他們中的激進者，明
確反對科學，宣告科學的終結。這些觀點仍難讓我們苟同，因為現實的情況是，現代科學
並沒有終結。被破壞的生態環境仍需要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來加以治理。禁止和銷毀各種殺
人武器，也只能通過理性的協商才能解決。比較可行的還是允許一些非西方的傳統科學、
原始科學能夠與現代科學並存（parascience），相互競爭，例如中醫學與西醫學的並存。
這樣，我們就不僅要探討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還應當探討中國有哪些傳統
科學可以與現代科學並存，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傳統科學中汲取哪些仍然有價值的內容，而
且還要考慮，在努力實現中國科學現代化的同時，如何避免西方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
所犯的錯誤，並汲取它們的教訓。
l 本文獲馬文輝科學哲學論壇李約瑟問題基金會贊助。
轉載自知識學術網 http://www.zis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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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puyoyo 來自: 125.229.163.5 (05/28 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