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BillHuang:Test 06/21 21:11
還歷史以真實面目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對敵後戰場的敘述較多﹐對正面戰場則較少涉及。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方針﹐給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正面戰場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別是近幾年來﹐有關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著作大批出版﹐報刊上也發表了很多見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研究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參照台灣出版的抗日戰爭史籍撰寫的。
然而台灣的有關著作﹐特別是官方著作﹐絕大多數對抗日戰爭總體格局的敘述不符史實。如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全書隻提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行動及其文件﹐對共產黨的抗戰﹐則除了否定與批判外﹐不著隻字。甚至國民黨中堅持抗戰的馮玉祥和李宗仁﹐在書中也被寫成"反叛將軍"、"陰謀活動"家。有的書更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肆意誣蔑。如何應欽在《為邦百年集》中說﹕在抗日戰爭中﹐"我們中國的內姦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軍閥內外勾結﹐互相利用﹐狼狽為姦﹐共同顛覆我們的國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戰史》仍稱抗日人民武裝為"匪"ꄊM說共產黨"從不從事抗日﹐專門打擊國軍"﹐甚至說"原本純凈的淪陷區﹐由於新四軍之進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對正面戰場作戰的敘述﹐則多有掩蓋事實、捏造戰況的問題。以淞滬會戰為例﹕中國軍隊的作戰是英勇的﹐但最後造成大潰敗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適時轉移部隊﹐延誤了撤退的時機。據始終參加該會戰的原第36師師長宋希濂說﹕"在淞滬戰場打了近三個月﹐傷亡過重﹐部隊殘缺﹐每個師所存人數﹐多的不過三四千人。當時主管作戰的軍事委員會第一部(後改稱'軍令部')及前線的高級指揮官﹐鑒於已被日軍攻佔了瀏河、劉行、江灣、真茹（今真如）等地﹐後ꐊ銴w無可以抽調的兵力增援﹐均建議迅速將上海戰場的主力部隊﹐有計劃地逐步撤到常熟、蘇州、嘉興之線及江陰、無錫、嘉善之線進行整補﹐實行和日軍持久作戰的方針。無疑﹐這一方針是正確的﹐並已獲得蔣介石委員長的批準。十月底﹐這一方案正在開始實行之際﹐蔣介石突然於十一月一日晚十時左右﹐乘專車來到南翔附近的一個小學校裡﹐隨來的有白崇禧、顧祝同等人。隨即召集師以上將領會議……他說'九國公約會議﹐將於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國家命運關系甚大。我要求你們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十天到兩個星期﹐
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於是部隊轉移的計劃遂中止執行。正是由於蔣介石的這一錯誤決定﹐才導致淞滬戰場幾十萬部隊的大潰敗。可是台灣出版的抗日戰爭史籍中根本不提這一關鍵性的問題﹐卻大肆宣揚"領袖天縱英明﹐肆應萬當﹐無不終獲勝利"﹐"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軍解放的國民黨將領。台灣國民黨當局說﹕"國軍部分將校於戡亂作戰期間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誘下﹐發表不實之言論文字﹐歪曲史實或破壞政府威信﹐或為匪偽鼓吹﹐言行乖謬﹐不足采信"﹐〔9〕並中똊邟漣ⅹﰢ甘為中共統戰工具"﹐"甘為中共鷹犬"。〔10〕姑不論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國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誘下﹐發表不實之言論文字"﹐我們看一看沒有被解放軍俘虜﹐逃至台、港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是怎麼說的。淞滬會戰時任第8集團軍總司令和右翼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在其《八一三淞滬戰役回憶》中說﹕"從整個戰略上著眼﹐敵人強渡蘇州河後﹐退卻已是無可疑義而不能再遲延的事……當時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來到我的指揮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見。可是﹐最高統帥部卻仍遲遲未決﹐等情況已到了最危急之際﹐才於九日下達退卻命令……當我接到命令時﹐部隊已댊握J極度紊亂狀態﹐各級司令部亦已很難掌握其部隊了。因而演成了最後一幕可避免而終不能避免的大悲劇。"當時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的顧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說﹕我軍退守蘇州河時﹐"全般態勢癒形不利。委員長等於十月二十八日﹐親臨蘇州指示作戰機宜"。下文不說蔣介石指示了什麼機宜﹐卻說"十一月五日﹐日軍以有力部隊﹐突由金山衛一帶登陸﹐企圖抄襲鬆江、青浦、安亭﹐堵截斷京滬、滬杭兩路交通﹐同時蘇州河南岸陣地亦被日軍突破﹐我軍以腹背受脅﹐又缺精銳之生力軍可資使用﹐乃不得不於十一月八日夜開始向嘉興、蘇州一帶撤退……部隊單位既ꘊh﹐沿途擁塞﹐加以飛機轟炸掃射﹐死傷不少﹐秩序混亂﹐部隊大都失去掌握。"張發奎、顧祝同雖因立場、地位等關系不得不為其尊者諱﹐但從字裡行間還是可以看出某些實情。當時的前敵總指揮陳誠﹐在抗戰剛勝利時的私人回憶中就明確地說明﹕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時﹐領袖由電話問陳如何處置﹐陳答以須調整戰線後﹐領袖又命陳再支持三日﹐結果蒙受不利之潰退。"〔11〕由此可見﹐蔣介石由於決策錯誤、貽失戰機﹐而成為中國軍隊大潰敗的主要責任者。這一點事實上是知情國民黨將領早就形成的共識。可是台灣當局出版的各種抗日戰史﹐對此均不提及。
台灣當局出版的許多戰史﹐為了掩蓋某些事實或制造某種假象﹐有時還故意篡改檔案。仍以淞滬會戰為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戰區對左翼軍下達的"作字第十號"撤退命令﹐"收容陣地之佔領"一項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團軍以第六十六軍佔領安亭、方泰、外崗(不含)附近要點……第二十一集團軍以有力部隊佔領外崗、嘉定附近諸要點……以五十六師佔領晏塘、瀏河附近要點"﹐以掩護第十五集團軍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團軍自身的撤退﹐並未令陳誠的第十五集團軍佔領收容陣地。但蔣緯國主編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編的《抗日戰史》等書﹐都改為"눊臚Q九集團軍以第七十三軍佔領楊家村、方泰鎮附近各要點……第十五集團軍以有力部隊佔領石崗門、嘉定城附近諸要點……"掩護撤退。當時陳誠並未在左翼軍中指揮作戰﹐是薛岳指揮的﹐所以命令中"本陣地佔領部署"一項的原文是﹕"在轉進期間應由左翼軍薛總司令適應狀況部署各集團軍之行動"﹐而上述兩書竟將"薛總司令"篡改為"陳總司令"。
又﹐《第三戰區第三期作戰計劃》本來是在淞滬作戰部隊分別撤至吳福線和平望以南地區時﹐於11月16日由南京下達的﹐其方針是"為了打破敵由杭州灣方面包圍我軍之企圖﹐並鞏固首都"。可是台灣當局出版的戰史﹐卻將這一計劃下達的日期改為11月8日﹐並刪掉了打破敵軍包圍企圖這一首要目的。同時還在顧祝同於11月8日夜匆忙下達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戰區基於上述第三期作戰計劃﹐隨即於11月8日下達初期陣地轉移部署命令"。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制造蔣介石早有預見的假象﹐使讀者相信淞滬作戰部隊是預有計劃地轉移陣地﹐而不是倉皇潰退。不過這種꜊@偽手法破綻太多﹐即使不與其他大量資料對照﹐僅從計劃自身內容亦可看出其不實之處。《計劃》中的"指導要領"規定﹕"由京滬方面抽調兩個師經宜興至吳興"﹔第三條規定﹕"滬杭線方面應扼守崇德、石灣、南潯及臨平、吳興線"。人們不禁要問﹕在11月8日﹐杭州灣登陸日軍第一梯隊第18師團和第6師團尚在鬆江西南及亭林鎮附近﹐第二梯隊第114師團尚未登陸﹐淞滬戰場左右翼軍也還未被切斷聯系﹐而且軍事委員會9日尚"決定以右翼軍扼守既設之乍嘉陣地"﹐〔12〕為什麼要京滬兩個師從太湖北繞道去太湖以南的吳興呢?為什麼放棄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線和海嘉線兩道國
防線防衛工事﹐而要求扼守兩陣地以南並沒有既設國防工事的崇德至臨平之線呢?可見這個計劃絕不是11月8日下達的。這類的例子俯拾皆是﹐幾乎在每個戰役的敘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因而﹐台灣當局出版的抗日戰爭史籍﹐絕大多數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戰場的真實面貌。
我國大陸各地現存的抗日戰爭時期的軍事檔案異常豐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為正面戰場作戰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但國民政府時期的戰鬥詳報、作戰總結以及各種新聞媒介在當時發表的戰況報道等﹐因國民黨軍一些將領為邀功、諉過等個人目的﹐或為激勵士氣、鼓舞人心等宣傳需要﹐經常虛構戰情﹐浮夸戰績。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實。據抗戰時任第18軍參謀長的趙秀昆說﹕1940年棗、宜會戰時﹐他"任宜昌守城部隊18軍18師參謀長﹐是放棄宜昌最後陣地飛機場東北角鎮境山的人﹐時在6月11日黃昏……但在檔案資料中﹐6月14日陳誠致蔣介石密電說ꄊR'宜昌城區仍由我羅師(18師)一部固守'。"他還說﹕"1943年5月……下旬﹐(日軍)向長江南岸的18軍防守的石碑要塞進攻。六戰區盡其所有兵力增援18軍﹐但未能阻止住日軍攻勢……蔣介石急令六戰區留11師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後撤到茅坪、野山關一線﹐組織新的抵抗。18軍18師在撤退中發現日軍已經趁夜全線撤走﹐向軍長方天報告……(我)直接以電話報告軍令部。蔣介石接到報告後喜出望外﹐命軍令部次長林蔚直接以電話告18軍軍長方天﹐大意﹕鄂西戰役結局﹐國內外影響甚大﹐要注意宣傳﹐你們速擬一戰報﹐以電話直接報軍令部﹐政府將對有功將領加以勛獎。方天令
我親擬戰報﹐肆意夸張﹐軍令部更進一步虛構、夸張﹐這就出現了6月3日重慶《中央日報》以及各大報紙的'鄂西大捷之經過'的戰報報道。其中有﹕'據軍委會發表﹐此次敵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個師團為骨幹﹐另附第14、第17獨立旅團所編成之第11軍﹐向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我軍以石碑要塞為軸心﹐誘敵至要塞地帶﹐我統帥則特頒手令於要塞守備部隊方天……諸將領﹐明示以此為我國之斯大林格勒……嚴令全體官兵固守要塞……敵軍屢以密集部隊向我要塞決死猛攻﹐我守備部隊待其陷於我火網之內以後﹐予以全部殲滅﹐使之無一生還。積屍之多﹐僅ꔊ_鬥沖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
其中除'僅北鬥沖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筆編造外﹐其余敵軍總兵力和什麼蔣介石手令﹐都是軍令部捏造的。"〔13〕新聞媒介在當時進行宣傳﹐或者還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實卻作為史實﹐寫成重要文件就很難使人理解了。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1946年抗戰勝利後寫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中對此次戰役是這樣寫的﹕"敵第39師團、第13師團主力﹐及第3師團、第34師團、第58師團一部﹐均先後轉用於宜昌西岸地區。敵酋第11軍軍長高木義人(系橫山勇之誤)親至宜昌指揮﹐似有一舉攻佔我第一線要塞﹐威脅恩、巴之企圖。我軍早有周密之準備﹐我最高統帥並手令江ꠊ齒u備部隊諸將領﹐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國之史達林格勒﹐為聚殲倭寇之惟一良機……當敵開始向我要塞外進攻時﹐我守備部隊沉著應戰﹐待敵陷入我之圈內﹐將其全部殲滅﹐故八鬥沖、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戰鬥﹐屢次進犯之敵﹐均無一生還。敵第39師團主力及第34師團之一部﹐幾全部被我消滅﹐而由偏巖竄佔木橋之敵﹐亦被我消滅大半……此次進犯之敵﹐總兵力約十萬之兵……其結果隻贏得數萬具屍體"﹐等等。另外﹐國民黨政府軍隊在一些作戰中制定的計劃、命令﹐文字闡述也是頭頭是道﹐但有些並未實行﹐有的未全執行。由此可見﹐即使是原始檔案﹐亦可
能有失實之處﹐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峽兩岸參加過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的軍官、將領﹐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了不少戰爭回憶錄﹐這是研究正面戰場作戰的寶貴資料。但個人見聞總難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憑記憶也易因年久產生錯誤。以南京保衛戰為例﹐當時的第103師第618團團長萬式炯和該團第3營營長趙旭對參加江陰防守戰鬥的回憶就有矛盾。萬說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鎮江轉進"﹐"夜晚十時﹐我師退至江陰城西方之錢家村﹐遭敵伏擊"﹐"第613團團長羅熠斌中彈陣亡"。而趙則說12月1日日軍"向我103師陣地猛撲"﹐"激戰兩日兩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團團長羅熠斌陣亡﹔12月2日方ꤊ^命"向鎮江轉移"﹐"當夜開始撤退"。〔14〕仍以南京保衛戰為例﹐當時的教導總隊副隊長兼第1旅旅長周振強記該總隊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為右翼隊﹐擔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學校之線的防守。第3旅……為左翼隊……第2旅……為總預備隊﹐集結在太平門、中山門附近。"而當時任第2旅第3團團長的李西開則記為﹕第2旅也在第1線陣地﹐"擔任陵園新村、中山陵西側、靈谷寺至老虎洞側一帶地區之守備。右與第1旅、左與第3旅聯系。"〔15〕由此可見﹐使用回憶資料時﹐仍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實。
研究歷史﹐回顧以往的成就和過失﹐以便達到鑒往知來、古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須對史料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史的研究同樣必須以史料的真實為前提﹐還歷史以本來面貌﹐在弄清戰爭的真實面貌的基礎上﹐從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的高度考察戰局的發展﹐嚴肅認真地把抗日戰爭發生的原因、中日雙方的具體情況、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性質、正面戰場作戰的歷史過程以及戰略決策和戰役指導的成敗得失等﹐如實、系統地反映出來。雖然現在的常規戰爭已進入高新技術戰爭時代﹐不同於過去的抗日戰爭﹐戰場環境、作戰樣式、戰術原則
、作戰理論以及後勤保障等方面都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但它們本身都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都不能與歷史截然分開。在著眼於特點、著眼於發展的原則下總結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仍有許多東西﹐特別是戰略運用和戰役指導等方面可資借鑒。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軍事領導者誤認為多地帶陣地防御﹐第一陣地帶尚未被突破﹐後方陣地帶又構築起來﹐因而是不能突破的﹐於是建築馬其諾防線﹐實行甘末林的防御戰略。英國在亞敏會戰使用坦克﹐德軍交叉火網不能阻止其前進﹐隻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協同的步兵延誤了時間﹐德陣地才未被突破。德國從中認識到
﹕如果攻者改進步、坦協同作戰﹐提高進攻速度﹐使防者來不及建築後方陣地﹐則多地帶陣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閃擊戰略﹐提高進攻速度﹐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一戰而潰、希特勒蹂躪歐洲。有鑒於此﹐我們編寫這部《正面戰場作戰記》。參加撰寫和編審的人員﹐有曾經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國共兩黨的將領﹐也有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軍事史的學者。我們站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力求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對中日及各有關方面的資料進行相互印証、研究﹐實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戰場的作戰﹐既不增加什麼﹐也不減少什麼﹔既不為之"쀊膳묢﹐也不為之"抹黑"﹐讓世界各國的讀者了解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的真實歷史﹐也為今後《中國抗日戰爭作戰史》的撰寫奠定一些基礎﹐同時希望有與之配套的《中國抗日戰爭政治史》《中國抗日戰爭外交史》《中國抗日戰爭經濟史》等著作相繼問世﹐以便對這段不能忘卻的歷史作出更為全面、系統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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