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兩個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這個問題時﹐應該從抗日戰爭的全局和全過程各方面著眼﹐不應隻從某一局部或一時著眼。
正面戰場擔負著較大規模的正規戰任務﹐抗擊敵人的較大規模進攻。在八年抗戰中﹐正面戰場共進行22次會戰﹐一部分為反擊戰。正面作戰線雖然從華北、華東一直撤退到華南和西南﹐後撤幾千公裡﹐失地100多萬平方公裡﹐但這是制定"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方針時所估計到了的(毛澤東曾估計日軍攻佔武漢、廣州、西安、蘭州、南昌、長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時才能停止戰略進攻)﹐達到了分散敵之兵力、消耗與遲滯敵人、掩護大後方等戰略目的。
敵後戰場擔負著在敵人佔領區內進行遊擊戰爭的任務。由於與正面戰場相隔甚遠﹐遊擊戰爭隻能在敵人的深遠後方﹐在被敵人嚴密封鎖和瘋狂"掃盪"的狀態下進行﹐遊擊隊常常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生存與作戰極其困難。但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幹的敵後抗日部隊以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深入虎穴﹐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猛烈的遊擊戰爭﹐8年間共進行大小戰鬥１２５１６５次﹐使敵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終日﹐收復失地近100萬平方公裡﹐解救同胞近1億人口﹐粉碎了日軍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圓滿完成了配合正面戰場、堅持持久戰的戰略任務。國民黨的高級將領ꔊ梇R禧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打遊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後遊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遊擊戰不打無把握之仗﹐此與孫子所雲'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唐太宗所雲'見利速進﹐不利速退'﹐有異曲同工之妙。"〔２１〕這段話﹐可謂知兵之談、公允之談。
在8年的浴血奮戰中﹐正面戰場部隊傷亡320多萬人﹐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傷亡58萬多人。(正面戰場部隊較多。《抗日御侮》一書說﹐1943年中國軍隊總數達650萬人﹐敵後戰場部隊在抗戰末期約達到100萬人。)廣大愛國官兵同仇敵愾﹐盡忠報國﹐他們的血同灑在捍衛民族生存的神聖而崇高的正義之戰中。他們的愛國精神都值得我們永遠崇敬和懷念。
由於中國堅持抵抗﹐日軍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華兵力。據日方資料﹐日本平時常備軍有17個師團﹐發動侵華戰爭後一再動員﹐到1938年底達到34個師團。其中23個師團用於華北、華中和華南﹐如加上關東軍的8個師團﹐則共有31個師團用於中國。1939年﹐日軍侵華兵力達到其最高點﹐為85萬人(不含關東軍)﹐以後幾年減少到70萬以下﹔1944年至1945年﹐為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的"1號作戰"﹐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達到118萬人。從8年的全過程來看﹐日軍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戰略進攻和1944年4月以後的第二次戰略進攻期間﹐用於正面戰場的兵力較多﹔中間的5年為戰略保守期
﹐用於敵後戰場的兵力較多(另有幾十萬偽軍在敵後戰場)。所以兩個戰場牽制的敵軍兵力是大體相當的。如果少了任何一個戰場﹐日軍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個戰場。那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
所以綜觀中國的抗日戰爭﹐兩個戰場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的﹐猶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紀念抗戰六周年宣言》中說﹕"整個中國戰場上﹐六年來的作戰﹐實際上是被劃分為正面與敵後兩大戰場﹐這兩個戰場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因此﹐必須增強這兩個戰場互相援助的作用。"〔２２〕這段話﹐對統一的中國抗戰中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說得十分清楚。
為了充分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說明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關系﹐我們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資料。日本是中國抗戰的直接敵國﹐它對於如何征服中國﹐自有其通盤一貫的打算﹐重慶也罷﹐延安也罷﹐正面戰場也罷﹐敵後戰場也罷﹐都在它的一攬子考慮之中。現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文件資料﹐這些文件資料是我們研究和總結中國抗戰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証。
1937年12月﹐日軍攻佔中國首都南京。它原以為這致命的一擊肯定會使中國屈膝求饒﹐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佔了在地理上處於中樞位置﹐在政治、經濟、交通上堪稱當時中國心臟的武漢﹐同時又攻佔了中國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廣州﹐但它想置中國於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戰速決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對最傷腦筋的戰爭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營發布"大陸命第241號"命令。其中說﹕"大本營的意圖在於確保佔領區﹐促使其安定﹐以堅強的長期圍攻的陣勢﹐努力撲滅抗日的殘余勢力。"〔２３〕從這個命令開始﹐大本營把侵華日軍的任務區別為確保治安和進行作戰兩種。
同年12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根據大本營的命令制訂《對華處理辦法》﹐作更為具體的部署。《辦法》說﹕"為了對付長期作戰﹐當將以前的對華處理辦法明確修改"﹕
一、 如無特別重大的必要時﹐不企圖擴大佔領地區﹐而將佔領地區劃分為以確保治安為主的治安地區與以消滅抗日勢力為主的作戰地區。
二、 治安地區大體包括從包頭連接黃河下遊、新黃河、廬州(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地區……為了在上列治安地區﹐特別是其中重要地區迅速達到恢復治安的目的﹐當固定配備相當的兵力﹐並努力實現長期自給的局面……確保主要交通線……
三、 除上述以外的佔領地區﹐則為作戰地區。在武漢及廣東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隊﹐使之在政治和戰略上成為壓制抗日勢力的根據地﹐敵人集中兵力來攻擊﹐則及時予以反擊﹐消耗其戰鬥力﹐但力戒擴大缺乏準備的戰線﹐進行小接觸……〔２４〕
這兩個文件表明日軍開始被迫轉入"大持久戰略"﹐日軍由此而確定了以後幾年的基本作戰方針和態勢(格局)。文件中所說的"治安地區"即我方所說的"敵後戰場"﹐"作戰地區"即我方所說的"正面戰場"。此後﹐日本大本營或參謀本部逐年制訂的《中國問題處理綱要》《對華作戰指導方針》等等都是這兩個文件精神的延續。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始終是把中國作為單一交戰國對待﹐但其軍事行動中則包括"治安"和"作戰"兩方面的任務和部署。
華北的日軍可以說全部是用於"治安戰"﹐即確保其佔領區﹐對我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的"掃盪"、"討伐"、"肅正作戰"。1940年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給華北日軍以沉重打擊﹐更加引起了日軍對"治安戰"的重視。戰後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編著的戰史中﹐有兩冊厚厚的《華北治安戰》﹐專門記述它在我華北敵後戰場上如何傷透腦筋地進行"治安戰"﹐但一直無法保証"治安"的情況。
華中和華南是日軍的"作戰地區"﹐其主要任務是以有限目標的進攻對正面戰場施加壓力﹔但它也要以相當多的兵力用於保護廬州、蕪湖、杭州一線以東地區﹐特別是寧滬杭三角地區和長江航道的"治安"。在這裡﹐由於它是把治安行動和作戰行動放在一起﹐所以在其戰史中沒有單獨記述華中、華南"治安戰"的有關情況。
1945年6月8日﹐即在日本投降前兩個月﹐它還在作最後掙紮。由日本御前會議所決定的《世界形勢的判斷及今後應采取的指導戰爭的基本大綱》﹐在分析中國方面的情況時說﹕"重慶﹐由於美國的支援﹐一面加強基於戰鬥力量的美國化﹐一面與空軍的增加相配合﹐策應美國的作戰﹐估計很可能在秋季以後﹐實行對日本全面反攻。隨著美國的積極參戰﹐預想在大陸戰線方面也會遭遇真正嚴重的局勢。敵方對於我佔領地區的反攻﹐特別是延安方面的遊擊反攻﹐一定會越來越厲害。"〔２５〕在這個文件中﹐日本當局用"重慶"和"延安"、"大陸戰線"和"佔領地區"﹐來替換"作戰地區"
和"治安地區"的提法。盡管說法不同﹐但其所指還是和中國的兩個戰場相對應的﹐說明日方在它的對華作戰計劃中﹐始終是把中國的兩個戰場作通盤考慮的。這些都是我們統一考察中國抗日戰爭的佐証。
總之﹐中國隻有一個﹐中國的抗日戰爭也隻有一個。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隻是抗日軍隊作戰地域的劃分﹐是統一的抗日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個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戰爭。完整的抗日戰爭是不能割裂的。盡管那時的中國各階級、政黨、社會集團之間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但那是中國內部的事。在抗日救亡這個共同目標上﹐卻實現了全民族的大團結。
綜觀這8年抗戰﹐蔣介石堅持了抗戰﹐又堅持了反共。由於中國共產黨執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取得了國民黨內不少人士﹐包括部隊將領的尊重和信任﹐相互間進行了不少友好交往與相互幫助。這對促使蔣介石堅持抗戰、支持正面戰場作戰﹐對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中﹐為保衛國家、民族﹐在正面戰場英勇作戰而捐軀的軍人不知其數﹐其中高級將領也有一大批﹐如趙登禹、佟麟閣、張自忠、郝夢麟(郝為中將、第9軍軍長﹐忻口作戰中殉國)、劉家麒(中將、第154師師長﹐忻口作戰中殉國)、戴安瀾、王銘章、李家鈺、陳安寶(陳為第29軍軍長﹐南昌會戰中殉國)﹐等等。這些官兵﹐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們的抗日業績﹐頌揚了他們的愛國精神﹐中華各民族人民永遠懷念他們﹔而對那些在列強侵略面前叛國投敵的汪精衛、李長江、孫殿英、孫良誠、龐炳勛等民族敗類則永遠唾棄和蔑
視。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04.7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