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陸政策”的中心內容是﹕首先滅亡中國﹐進而吞並亞洲﹐最後稱霸世界。這是日本在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所定的基本國策。這一基本國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明治維新以前為思想準備時期﹐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前夕為基本形成時期﹐甲午戰爭至全面侵華戰爭為推行和發展時期。
大陸政策的思想準備時期
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國土狹小﹐資源缺乏﹐其地理位置又靠近亞洲大陸﹐因而日本的一些擴張主義分子﹐不論是封建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都對中國懷有強烈的征服欲望。這種擴張、侵略思想早在16世紀即已存在。日本戰國末期統一全國的豐臣秀吉﹐在其剛剛被任命為關白(攝政大臣)不到兩個月的1585年9月﹐給其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說﹕“余之被任命為關白﹐除統治日本外﹐同時其統治大權也及於唐國(即明王朝)。”1586年﹐豐臣秀吉又說﹕“當我統治日本成功之後﹐我就把日本交給弟弟秀長﹐我自己則專心一意去征服朝鮮和中國。”1587年還說﹕“在我生存ꐊ圻~﹐誓將唐(明王朝)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1590年﹐他在接見朝鮮使臣黃允吉時﹐不僅表示他要征服中國﹐而且要朝鮮為其向導﹔他在致朝鮮國王的復書中說﹕“……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貴國先驅入朝……”1592年9月18日﹐豐臣秀吉給關白秀次的《二十五條覺書》中更具體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國的狂妄野心。他企圖把中國作為日本的領土﹐讓天皇到北京做皇帝﹐朝鮮則由豐臣一族來統治。《覺書》的主要內容有﹕“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十國(州)予
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大唐國之關白﹐授予秀次……日本之關白則由大和中納言(羽柴秀保)、備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擇一人任之”﹐“高麗(朝鮮)國由岐阜宰相(羽柴秀勝)或備前宰相秀家統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來泊之寧波”。1592年和1597年兩次征服朝鮮的戰爭雖然在中、朝兩國軍隊的抗擊下失敗了﹐但是豐臣秀吉侵略大陸、征服朝鮮和中國的擴張思想卻對日本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豐臣秀吉的侵略擴張思想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並河天民所著《開疆錄》說﹕“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了大大日本國也。”這種“大大日本”的構想正是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先聲。佐籐信淵則更進一步﹐不僅提出了擴張的目標﹐而且設想了侵略的步驟。他在所著《宇內混同秘策》中說﹕“皇國日本之開辟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並中國……中國既入日本版圖﹐其他西域、羅、印度諸國……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又說﹕“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之世界萬國中
﹐皇國易取易攻之土地﹐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故征服滿洲……不僅在取得滿洲……而在圖謀朝鮮及中國。”精於軍事學的藩士吉田鬆陰也主張﹕“急修武備﹐一俟船堅炮足﹐北割滿洲之地﹐南取台灣、呂宋諸島﹐漸作進取之勢。”〔２１〕總之﹐日本幕府時代中後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上都主張向大陸擴張。而其中又以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更具有理論的代表性。1885年3月﹐中法戰爭正在緊張進行、中國東南沿海面臨嚴重危機之際﹐福澤諭吉在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脫亞論》。其主要內容是說﹕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日本國民已漸知采納ꘊ鼓韖@之文明。不幸其近鄰有兩國曰“支那”、曰“朝鮮”者﹐在方今文明東漸之潮中﹐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維持其獨立﹐今後不出數年其國將亡﹐其領土將為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故“為今之計﹐我國不可再猶豫躊躇、坐待鄰國之文明開化而與之共同振興亞洲﹐毋寧應脫離其行列﹐去與西洋文明諸國共進退。我國對待支那、朝鮮之法﹐無須因其為鄰國而有所顧忌﹐隻能按照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處理。”〔２２〕這一理論既指出了在西方列強競相侵略中國之際日本應采取的立場和態度﹐又在輿論上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擴軍備戰。這時﹐大陸政策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w齊備﹐以後即進入形成時期。
大陸政策的基本形成時期 1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即將向外擴張作為其基本國策。掌握政府實權的藩主薩長以天皇的名義發布施政綱領《五條誓文》和《宸翰》﹐宣稱要“經營天下﹐安撫汝等億兆﹐欲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２３〕當時擴張的主要目標是大陸上的中國和朝鮮。參謀本部成立之初即成立了專門負責偵察、調查中國東北地區及西伯利亞等地和朝鮮及中國沿海地區軍事地理、軍政情況等的管東局和管西局。1879年至1880年間﹐參謀本部派出管西局局長桂太郎、局員小川又次以及志水直大尉等十幾名軍官﹐以駐華武官和語文研究生等名義到中國搜集軍政情報。他們在歸國後寫成《鄰邦
兵備略》《與清朝鬥爭方策》等報告。日本首任參謀總長山縣有朋據此上奏天皇﹐力請加強軍備。1886年參謀本部派荒尾精至中國發展間諜組織﹐派已經升任局長(後又升大將)的小川又次再度至中國進行調查。小川回國後於1888年為參謀本部擬制了《清國征討方略》﹐其中不僅有詳細的中日雙方戰略形勢﹐而且有詳細的作戰計劃和戰後處置中國的辦法。其主要內容為﹕
趣旨﹕
“政略存則戰略成﹐戰略存則政略全。欲確定戰略﹐不可不知政略如何”。“謀清國﹐須先詳知彼我政略與實力﹐做與之相應之準備”。“於今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時”﹐必“取進取計劃”。“自今年起﹐在未來五年間完成準備﹐若有時機到來﹐則攻擊之”。
進攻方略﹕
“第一篇彼我形勢。若欲維護我帝國獨立﹐伸張國威﹐進而巍立於萬國之間﹐保持安寧﹐則不可不分割清國﹐使之成為數個小邦國。”“清國雖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國……清人雖愚蠢不決﹐但受此屢屢失敗刺激﹐對須培養實力已稍有感悟。近來陸海兩軍已漸有講究改良之趨勢。清國優柔﹐顯然不能一舉成強國。但是隻要努力不懈﹐理應達到此境界。由當前形勢看來﹐２０年後可能稍有完備……因此﹐乘彼尚幼稚﹐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我國始能保持安寧﹐亞洲大勢始得以維持。”清國軍隊有“旗兵30萬﹐綠營兵60萬﹐蒙古兵10萬﹐共100萬。八旗兵屬無ꔊ峇妒曭哄M綠營兵之弊風亦與日俱增……近年又選綠營兵中之精兵﹐仿勇軍編制﹐組成所謂練軍。一旦有事﹐入守有用者﹐實此勇、練二種……此二種兵合計40萬﹐而此40萬兵屬各省總督巡撫分轄﹐並非歸一名元帥統轄。故兵制、陣式、槍炮器械各有差異﹐軍制不能統一……加之更可憐者﹐將校雖有文官、武官﹐皆不懂任何兵學﹐隻圖利己。由此可見﹐將校實無指揮此兵臨陣對敵之技。此40萬兵員配置於１０倍於我國之面積上﹐道路粗劣﹐交通不便﹐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從鄰省調兵。且內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亂之徒。防練軍平時主要用於鎮壓叛亂﹐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鄰갊晼C加之戰時無動員編制﹐隻能臨時招募無賴、遊民﹐增加、補充戰兵。以上所論者﹐不過實力之一斑﹐但足以証明其軍備薄弱。”“對如此國家﹐動輒以寬仁相讓﹐實非國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於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自明治維新之初﹐常研究進取方略﹐先討台灣﹐幹涉朝鮮﹐處分琉球﹐以此斷然決心同清國交戰。此國是實應繼續執行。”
“第二篇作戰計劃。若欲使清國於陣頭乞降﹐須先以我國海軍擊敗清國海軍﹐攻佔北京﹐擒獲清帝……而欲奏此功﹐則須於進攻北京之同時阻擊來援京畿之敵兵。”“為達此目的﹐派出遠征軍總數應為八個師團(常備師團六個﹐後備師團兩個)……分北、南兩部。北部六個師團﹐南部兩個師團。此乃依清國今日兵力而定。”“其部署任務如下﹕在海軍掩護下﹐把五個常備師團與一個後備師團運至直隸灣﹐於山海關至灤河口之間登陸﹐奪取昌黎、灤州、永平府”﹔再“命一個常備師團”佔領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樣態﹐以牽制天津兵北上﹐保護我軍背後安全”﹔“以兩個常備
師團﹐經灤州……香河縣進入通州”﹐“對天津方向保持戰備”﹔“另兩個師團經永平……三河縣進入通州”﹐“不斷對通熱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戰備”﹐“防止清帝逃脫﹐阻止援兵”﹔對北京“圍東、西、北三面……以東北角為主攻點”﹐“一個後備師團……堅守山海關﹐斷東三省之援兵”。“以一個常備師團與一個後備師團﹐同海軍一起進入揚子江﹐先克吳淞據之﹐切斷上海及長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後水陸合力攻克江陰……宜昌等沿岸要沖”﹐“使長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對長江以北之地﹐騷擾威脅其背後﹐亦使之不能北上”﹐“使進攻北京之兵專心致力於進攻”。
“第三篇善後”。在西方列強介入之前﹐設法形成有利於日本之態勢。“無論於任何情況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沖劃入我國版圖”﹕一、旅順半島﹔二、山東登州府管轄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島﹔四、澎湖群島﹔五、台灣全島﹔六、揚子江沿岸左右十裡之地。〔２４〕
小川又次的“方略”對以後日本陸軍產生較大影響。
1890年12月6日﹐已擔任內閣首相的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上發表施政演說時毫不掩飾地表達了日本將向大陸擴張的政策。他說﹕“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護主權線﹐第二曰保衛利益線。其中﹐所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也。所謂利益線﹐曰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有關之區域也……欲維持一國之獨立﹐惟獨守主權線決非充分﹐亦必然保護其利益線。”又說﹕“我方利益線之焦點﹐在於朝鮮”﹔他還認為﹕日本對外擴張的主要敵手﹐“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亦不是俄國﹐而是鄰邦清國”〔２５〕。與此同時﹐他還寫出《軍事意見書》、《外交政略論ꄊn等文件﹐主張侵略中國﹐奪佔朝鮮﹐與英、俄列強爭鬥等。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東亞列國之權衡》﹐主張將俄國逐出西伯利亞﹐“日本領有朝鮮、滿洲及俄國沿海州”﹐對朝鮮“采取強硬手段﹐施行幹涉主義”。他的主張也都得到了內閣認可。〔２６〕至此﹐日本的大陸政策在明治初期擴張路線和軍國主義體制的基礎上已經基本形成﹐對大陸發動戰爭的準備也趨於完成﹐剩下的隻是如何尋找時機或制造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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