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對西班牙戰爭的經驗總結概括在一份1939年的研究中。
研究報告的開頭提到，西班牙戰爭的經驗是重要的因為所有現代作戰武器都參加了戰鬥，
結果很可能為所有的現代歐洲陸軍所研究。
戰爭中特定的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強調，包括步兵進攻對坦克支持的需求，
步坦炮協同的需求，及沒有協同時坦克面對反坦克防禦的脆弱性。
關於坦克在防禦中的運用，該報告以1937年的第1裝甲旅的幾個戰例為基礎，
肯定坦克是就地反擊中的關鍵要素。
研究報告在得出有關坦克部隊縱深作戰的經驗時非常謹慎，
因為在西班牙沒有使用大規模的裝甲部隊的經歷。
報告質疑面對準備良好的防禦使用獨立坦克群能夠達成突破的可能性。
紅軍總參謀部的觀點是坦克的全部潛力並沒有在西班牙表現出來，
紅軍應該繼續尋求使用坦克的方案，大規模地、有充分的炮兵支持。
1939年朱可夫在哈拉欣河成功使用機械化集群打敗了日本關東軍進一步增強了
裝甲戰倡導者的信心。
1938年紅軍重組了坦克部隊，擴大了4個機械化軍，改稱坦克軍。
另外，許多分散的坦克營或團被整合成25個獨立坦克旅，
並普遍將坦克排的坦克數由3輛增加到5輛。
最後這項措施是西班牙的經驗的直接體現，
因為許多來自西班牙的報告抱怨三輛坦克的排太弱無法完成大部分任務。
蘇聯裝甲部隊從西班牙得到的戰術方面的經驗教訓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誇大。
波蘭戰役和芬蘭戰役前，蘇聯對未來坦克戰的研究傾向於使用一戰中的坦克作戰的例子，
因為西班牙的戰例規模太小。
在紅軍坦克部隊實質性地參加了1939年9月在波蘭，
遠東的哈勒欣河及1939年12月對芬蘭的戰爭後，研究焦點轉向了這些戰役的經驗教訓，
西班牙更被推到了後面。
例如，在1940年12月28日軍事委員會有關在現代進攻作戰中使用機械化集群的會議上
（由西班牙內戰老兵D.G.帕甫洛夫將軍主持），並沒有提及西班牙，
而討論了較近的涉及裝甲車輛的戰役包括哈桑湖，波蘭及芬蘭戰役。
如果說一些西班牙戰爭的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重視，但更多的卻沒有。
西班牙的作戰充分暴露出三十年代的坦克設計缺乏持久力的缺陷，
及對更廣泛的坦克部隊內的技術支持的需求。
但並沒有根據這些進行改進，這是由於大清洗的癱瘓效應引起了工業部門的停滯及
軍隊的消極和抱怨。
零備件的供應水平一直很低，剛形成的軍官骨幹隊伍的技術能力也不足。
結果，當戰爭於1941年6月爆發時蘇聯坦克的技術狀況差得令人震驚。
仍然佔紅軍坦克大部分的T-26和BT系列坦克，發動機剩餘壽命平均只有75-100小時，
佔總數29%的坦克需要大修，即回工廠翻新。
結果在1941年，在路上行進中機械故障損失的坦克遠多於戰損的。
對坦克兵進行更好的訓練的呼籲也基本沒有得到響應。
傳統觀念認為1939-41年紅軍的糟糕表現是由於大清洗的持續的影響，
近來的研究卻揭示出在一支龐大的依賴應徵人員及訓練很差的後備役的軍隊中引入
新的技術和新的戰術所要面臨的各種困難。
在1941年的戰鬥中，蘇聯坦克兵表現出很差的訓練水平，
師的記錄裡記滿了有關他們不能完成簡單的任務諸如駕駛坦克，
操縱火炮或進行基本的維護工作。
對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的生存能力最重要的指揮和控制問題一直沒有被提及。
這部分是由於蘇聯相對於當時德國和美國在無線電技術方面的落後。
雖然採取了措施發展新一代性能可供裝甲部隊使用的戰術電台，
但直到戰爭開始好一陣子才能夠供應，而且數量較少。
因此以下事實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德國裝甲部隊的主要建設者之一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原先是一名信號軍官。
無線電台的特殊重要性，及總體的指揮和控制，
是兩次大戰之間年代有關裝甲戰發展的研究中最不足的地方之一。
紅軍在評價西班牙內戰經驗教訓時一個最大的失誤是在坦克-步兵協同方面。
很難找到一份來自西班牙的蘇聯的作戰報告不以這樣的抱怨開始：「坦克-步兵協同很差」
蘇聯坦克兵對一般的西班牙步兵評價很差。
這種帶著怨氣的觀點使他們忽視步坦協同問題，
認為如果和紅軍步兵配合會好得多。
但1939-40年與芬蘭及與德國戰爭的最初階段中明顯顯現出，
步坦協同問題不僅限於西班牙。紅軍沒有進行增加步坦協同訓練的根本變革，
忽視了改進步坦間通訊的需求。
如果說蘇聯坦克部隊並沒有做好在規模較小的戰鬥中的與步兵協同的準備比如在西班牙，
那麼他們對於縱深進攻作戰中的協同行動的準備更差。
考慮到三十年代後期蘇聯卡車的較差的越野能力，
紅軍既有的在縱深進攻作戰時用卡車運輸步兵編隊的計劃是很短視的，
這在1940年的蘇芬戰爭中暴露無遺。
用卡車前送摩托化步兵的嘗試因道路的堵塞而失敗。
在芬蘭這部分可以歸因於嚴酷的天氣條件，而紅軍的卡車越野性能差又使情況更糟。
認識到這一問題，此時的德國正在發展其裝甲擲彈兵部隊，而美國則發展機械化步兵營，
兩者都使用半履帶裝甲車，能夠與坦克一起行動。
步兵的機械化是二戰中蘇聯紅軍戰術的主要失著之一，
被迫採用浪費的，生命代價巨大的應急措施，比如坦克搭載步兵進入戰場。
西班牙暴露出來的步坦協同問題本可以成為促成步兵機械化的催化劑，但卻沒有。
當紅軍中的專業軍官們並沒有放棄未來戰場上裝甲戰的重要角色時，
後清洗時代的紅軍領導們卻持保守得多的觀點，
這個領導層由從1920年蘇波戰爭起的斯大林的密友們組成，
如國防部長克里蒙蒂‧伏羅西洛夫。
伏羅西洛夫質疑圖哈切夫斯基的縱深作戰的大膽遠見，
更樂於打散大規模機械化集群，將其裝備「撒」到各步兵和騎兵師，
把它們的作用僅限於直接支持。
伏羅西洛夫和紅軍中的一些人把西班牙的實踐視為使用坦克的困難
(甚至在近距離的作戰)的證據，堅持由乘馬騎兵在突破作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伏羅西洛夫推行他的觀點的機會是1939年9月17日蘇聯參加入侵波蘭。
蘇聯裝甲旅在波蘭的表現令人失望。
沒有遭到多少抵抗的入侵波蘭是1941年與德國戰爭前最大一次使用裝甲部隊，
動用的有兩個坦克軍，7個獨立坦克旅，4個騎兵坦克團，6個步兵坦克營，
總共4120輛裝甲車輛。
戰鬥損失非常小，只有42輛裝甲車輛。但在進入波蘭的最初幾天裡，
裝甲部隊由於機械故障損失了近百分之十的車輛，是戰損的十倍。
在1939年11月的一次軍事委員會會議上，伏羅西洛夫提議拆散4個坦克軍，
並得到汽車-裝甲坦克總局（ABTU）的頭D.G.帕甫洛夫將軍的支持。
帕甫洛夫的支持可能與其在西班牙的經驗有關，但更廣的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視，
尤其是大清洗的影響。
在西班牙，帕甫洛夫沒有使用大編隊裝甲部隊的經歷，
從來沒有指揮過超過一個營的部隊。
他自己在西班牙從來沒有運用裝甲部隊取得過戰術突破，
可以部分解釋他對使用大規模裝甲部隊的懷疑。
但他也認識到，支持受斯大林信任的國防部長伏羅西洛夫，足以使自己逃過行刑隊的子彈
（那正是其前任部長I·哈列普斯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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