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pursuistmi:推 07/15 22:31
Michael A. Barnhart在其《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中，
羅列了日本在此時期追求經濟自給自足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紀年史。
他在檢視此時期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重要關聯上，
認為經濟脆弱性被認為是日本面對的主要安全議題，
此議題並因陸軍海軍之間軍種競爭的官僚政治，
直接促使日本帝國進入資源豐富的亞洲大陸，以及攻擊夏威夷珍珠港。
然而，Barnhart有關日本追求經濟安全的歷史說明，
並未解釋其為何賦予日本通常以粗暴的手法奪取他國資源與土地的權利。
也就是這樣，《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的內容貧乏無趣，
忽視了書中所描述的事件中所產生的種族主義者態度與文化迷思的作用。
雖然如此，Barnhart在強烈的證據支持下，作出令人嘆為觀止的主張，
認為經濟考量的優先性與官僚政治是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攻擊美國的因果因素。
Barnhart斷定日本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的詮釋，
使得其領導人物將經濟自給自足視為是國家大戰略規劃的基礎。
畢竟，德國擁有比戰勝國更強的軍力，但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因為缺乏能夠動員的工業基礎，以至於無法免於經濟依賴他國，並因此而戰敗。
這樣的經濟依賴產生了經濟脆弱性，
因為經濟依賴的國家受制於其所依賴國家的反覆無常與經濟壓力。
日本在1904-1905年的中俄戰爭中，擊敗了西方強國俄羅斯，
但身為資源貧乏的國家使得日本許多有影響力的民間領袖與軍人成為總體戰爭的提倡者，
或是主張國家能力不僅是以強大的軍力進行戰爭，
也以經濟能力支應戰爭一切所需的物資。
成功建立經濟自給自足所必須的兩項元素是與美國霸權維持至少五年的和平，
以及掌握例如石油和鐵的自然資源。
這些資源可以在亞洲大陸獲得，尤其是在滿洲與中國。
誠如Barnhart 指出，日本人選擇以武力從其亞洲大陸的鄰國奪取這些資源，
這樣的行動使其與美國的自由貿易思想與開放政策發生衝突。
日本全國動員與自給自足的行動包括創造一個經濟剝削的傀儡國家－滿洲國，
配合日本第一個長期的動員計畫，滿洲國於1932年創立。
在國內經濟的「合理動員」之後，當軍費佔日本國家預算比率增加到45%時，
日本帝國利益轉向了中國。在1937年日本軍隊著手了Barnhart所謂的「中國事件」，
日本以成立一家為此地區經濟發展的日商公司而宣稱擁有中國及其資源。
熟練地指出日本以戰爭奪取中國大陸為戰略資源的諷刺。
起初的總體戰爭倡議者理解日本在中國所引發的戰事，
其安全的威脅是美國，為了維護美國在中國的開放政策，
可能會拒絕提供日本不可或缺的資源，例如日本達成自給自足所必要的機械工具。
此外，日本國內經濟與公民非常受到Barnhart所稱的「痛苦的抵押貸款」
財務支持日本在中國的帝國活動。
因此，Barnhart認為日本在亞洲大陸的帝國侵略活動對其追求經濟自給自足是反效果的：
他們威脅到必須與美國維持的和平，日本並付出極端的代價。
《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也主張官僚政治，
特別是日本陸軍與海軍之間的軍種利益競爭，
在政策形成與造成太平洋戰爭的事件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官僚政治中，政府官員依據其組織利益而磋商與競爭，
政策的結果並不是單獨的理性決策，而是相關官員觀點與抉擇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陸軍與海軍在強迫國家的政治領導者依據他們需要分配資源上，
都是強而有利的角色。
Barnhart提出許多例證說明他們對戰略資源(如鐵與石油)的經濟需求，
促使日本帝國擴張以獲得這些資源物資。
另外，Barnhart認為南進政策不同的戰略概念，
即是強佔荷蘭與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的最佳方法，強化了軍種之間的競爭。
日本帝國陸軍與海軍之間的競爭，掩蓋了日本對於美國外交分歧與經濟分歧的理性考量，
這些分歧是美國對於日本以侵略性的帝國主義作為追求經濟自給自足的手段所採取的反應
。
Barnhart考證出日本海軍堅持以較為有活力的外交政策換取較多的戰略物資資源分配，
而且他認為整個軍隊是日本以經濟擴張作為達成國家安全的手段相關政策的真正推手。
每個軍種在獲得戰略物資上都要求多於另一軍種，
因而造成日本從出口與國內經濟而來的物資與經費轉換成符合軍事需求。
有點諷刺地，它也造成美國對日本的商業壓力，
以懲罰日本的帝國主義與其嚐試在亞洲大陸建立經濟與政治影響區域。
的確，美國在兩次大戰之間時期採取的經濟措施造成了日本的侵略，
而惡化了國際情勢，因為對戰爭有不同觀點的日本權力精英不是不願意放棄動員計畫，
就是因軍事壓力與需要而無法這麼做。
隨著日本在亞洲尋求較多土地與戰略資源，美國對日本的道德制裁與物資
(如鋁與航空汽油)禁運漸漸變得更嚴峻，最後美國決定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
然後凍結資產迅速地轉變成全面禁運。
Barnhart認為此決策反映出部分美國領導人物的堅定信仰，
認為日本的南進政策是無法被嚇阻的，但可用較激烈的經濟措施予以減緩。
他歸結日本是被動推動南進政策，他指出在造成美日兩強衝突上，有兩項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經濟動機，一是官僚政治。
日本大戰略的動機是追求經濟自給自足。
並且Barnhart認為七月二日決定如何最能達成此目標的各項決策是陸軍與海軍反對意見
的混合物，這些決策是理性的決策，因為它們是當時日本政府內，
只在政治上可能的決策。
不管Barnhart 精確地考證出日本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的經濟狀況變化，
以及日本國內的政治動態與戰略，而邁向戰爭之路，
《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一書未能表達出能使日本在此地區
有受之無愧感覺的文化態度與迷思。
例如學者John Dower 曾主張文化迷思如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民，
被用來作為動員日本人民的心理動力，
以及合理化日本以經濟利益之名對其他亞洲人民作出令人恐懼的行動。
這樣的文化迷思合理化了日本與日本人民是擁有一個獨特、先天命定的地位，
即是作為真神的特別子民而被選定為亞洲的天生統治者。
Barnhart 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式地征服資源的首要動力是因為戰略資源之需要，
他使用經濟理論擴展了日本採取追求經濟自給自足行動之解釋力，
他並未解釋為什麼日本覺得受之無愧或合理化其凌虐其他亞洲人的領土與人權。
不僅如此，Barnhart審慎地避免明白地陳述擁護帝國主義的日本軍隊在各事件中的殘暴，
例如在攻打南京時，許多學者認為日軍及為殘暴，
而他評論是一個「不受限制的軍事勝利」，
他對公認的日軍殘暴性唯一的讓步是國務院譴責它是違反法律與人性的原則。
或許是因為在戰爭中殘害敵人是常見的，
因此Barnhart 選擇將日軍的殘暴性讓其他學者探討，
因為在戰爭中殘害敵人是普遍的，
但他可以藉由探討種族優越感、國家優越感或文化優越感在辯護日本控制他國領土與資源
之正當性，以此強化其經濟動機的主張。
此外，如「天羽聲明」(Amau Doctrine)
(譯註：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聲明主張日本有權管理中國的經濟
發展，並禁止其他國家有這樣的權利)明顯地，
這樣的聲明是以超過日本經濟需要為基礎，當它日本聲稱有控制中國的特別權利時，
指引出日本對中國不是有至上的父權就是有天生的優越感。
當Barnhart忽視了種族主義者的文化迷思，在國際外交上的種族主義與誤認是造成
美日之間誤解的因素。《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書中，
日本與美國都經常認為對方是奸詐的、狡猾的，
而且羅斯福總統被認為始終抱持著反日的態度。
這些態度使得全國恐懼，
例如Barnhart指出羅斯福害怕日本攻擊美國西海岸而進行阻絕演習，
以檢視日本是否可能以西海岸作為戰爭的基地。
同樣地，日本也基於對對方的誤認而作出決策，
例如日本相信徵兵備忘錄是美國正式的政策立場，
因此而改變與美發生戰爭可能性的預估，
而造成相信更為侵略的行為。
Barnhart忽略了種族主義與誤解造成此時期政策受人質疑，
但當他忽略種族主義在解釋日本以武力進行經濟擴張的作用時，
這樣的疏忽種族主義與誤認是非常嚴重的疏失。
總結而言，《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是一個經濟的歷史，
這符合其有助於理解日本經濟關切與軍種競爭如何引發太平洋戰爭之上述目的。
Barnhart避免探討日本在追求經濟自給自足過程中的家長式政治關係或種族主義，
這樣的避免稍微扭曲了經濟脆弱性與內部政治動態，
在解釋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攻擊美國的解釋力。
也許Barnhart只是常是要達成客觀性與避免以非難的口氣批評，
而無法質疑日本控制亞洲其他地區特別權利的正當性，
他錯失了機會去解釋日本殘忍剝削亞洲鄰國的權利正當性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與態度。
不管此批評如何，《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年追求經濟安全》提供了
詳細且激發思想的解釋美日關係的困惑，以及太平洋戰爭前數年的錯誤。
Barnhart, Michael A.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日本總體戰的準備：1919-1949 年追求經濟安全》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7.
Allison, Graham T. and Halperin, Morton F.
「Bureaucratic Politics: A Paradigm」 (官僚政治：一個典範)
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 24,
supplement (Spring 1972): 40-79.3
Dower, John.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擁抱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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