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軍需總監部到總參謀部
歷史上的第一個總參謀部實際成立於德國的鄰邦──法國﹐早在大革命時期﹐國防
部長拉紮爾‧卡諾（Lazare Carnot﹐[注3]）下屬的“國防部辦公室”已具有現代
總參謀部的雛形﹐1795年﹐後來成為拿破侖手下首席元帥的貝爾蒂埃（Louis
Berthier）率先建立了參謀系統﹐後來成為貝爾蒂埃直接領導的“參謀長辦公室”﹐
而拿破侖的真正被稱為“總參謀部”的一個機構倒反而相當於普魯士的軍需總監部
（[4]﹐第3章）﹐不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拿破侖本人的大腦﹐他的參謀長們“
的責任就是服從而已”（貝爾蒂埃語）。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拿破侖所向無敵的
陸軍橫掃歐洲大陸﹐顯然對勃蘭登堡的容克們產生了震懾作用﹐特別是1806年在耶
拿（Jena）和奧爾施塔特（Auerstadt）的慘敗﹐令曾經在菲德烈大帝時代輝煌一
時的普魯士陸軍跌落至谷底﹐戰後普魯士喪失了一半的土地和人口﹐重新退回到易
北河東岸他們發跡之前的起點。這場慘痛的教訓在軍官團中間引發了深刻的思考﹐
一批有遠見的軍官意識到軍事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當中的先行者和實踐者
包括馬森巴赫（von Massenbach）、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格奈斯瑙
（von Gneisenau）、格羅爾曼（von Grolmann）、博因（von Boyen）以及克勞塞
維茨（von Clausewitz）。
※ [注3]﹕他的兒子﹐也就是我們在大學上普通物理學課的時候學過的那個“卡諾
定理”的提出者。
在這些先驅者裡面﹐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現代總參謀部思想的是克裡斯蒂安‧馮‧
馬森巴赫男爵﹐在1795年向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上呈的條陳中就要求將戰爭計劃的擬定納入軍需總監部的工作范圍﹐而“作戰指揮
”﹐也是未來總參謀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到1801年﹐馬森巴赫又再次上
書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進一步提出了更加具體的
構想﹐包括總參謀部的機構組織﹐甚至要求總參謀長應被賦予向國王的“直面陳述
權”﹐在普魯士軍隊內部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先例（這個權利可不得了﹐直到半個
多世紀後毛奇才頗費周折地得到）﹐前面講了軍需總監部的軍官是沒有參與軍事決
策的權利的﹐為此馬森巴赫得罪了一批高級軍官﹐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在以下犯上對
他們領導地位的挑戰。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一個名為“軍事協會”
（Berlin Military Society）的小團體﹐在軍界似乎談不上有什麼影響﹐因為協
會主席是一個剛剛進入軍需總監部工作的名叫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中校軍官﹐
此人不久前才從漢諾威炮兵團投效到普魯士軍隊﹐甚至才剛剛被冠以“von”的貴
族姓氏﹐協會成員似乎也不怎麼有名氣﹕一個叫赫爾曼‧馮‧博因的軍需總監部上
尉﹐一個是剛進入柏林軍官學校進修的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少尉﹐一個正在柏林
的步兵監察部當副官的卡爾‧威廉‧馮‧格羅爾曼少尉。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
這個再平凡不過的軍官團小圈子會對今後普魯士軍隊的命運帶來怎樣的改變﹐但這
個小團體成為培養優秀參謀軍官的沙龍﹐事實上提到的這幾位都後來成了總參謀部
的元老。總參謀部的籌建工作就在馬森巴赫的上層努力與沙恩霍斯特的基層教育之
中拉開了序幕。1803年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馬森巴赫的建議為藍本進行軍
需總監部的改組工作﹐該部門按戰時的作戰區域（而不是按功能）分為三個處（稱
為“旅”）﹐分別對奧地利﹐對中、南德和對西德地區的戰備計劃（馬森巴赫曾經
建議的是奧地利、法國和俄國﹐結合第0小節的討論﹐可以說這是個相當有預見性
的提議）﹐而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剛好同時被分配到了第3旅（西德）工作。此
時的軍需總監部開始介入作戰研究﹐但離它所期望的軍隊指揮權還相去甚遠。在耶
拿-奧爾施塔特會戰中﹐馬森巴赫擔任霍恩洛厄-英格爾芬根親王
（Prince Hohenlohe-Ingelfingen）的第2軍團參謀長﹐而沙恩霍斯特則先後擔任
不倫瑞克公爵（Duke Brunswick）卡爾‧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
[注4]）的第1軍團和布呂歇爾（von Blｕcher﹐就是既當過拿破侖的俘虜後來又成
為滑鐵盧老英雄的那位）的第3軍團參謀長﹐結果連同他們的部隊統帥一起都當了俘
虜。這次戰敗不僅讓讓兩位軍需總監部的軍官﹐也讓各級官兵親眼目睹了普法兩國
在技戰術水平的差距和普魯士舊軍官團的平庸﹐軍官團中的改革派開始得勢。
※ [注4]﹕不倫瑞克公爵在此役的一次沖鋒中受重傷﹐一個月後不治身亡。
※ 一段小八卦﹕有趣的是﹐雖然馬氏和沙氏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但私交並不好﹐
據說見面從來不打招呼。
（圖﹕馬森巴赫時期的軍需總監部）
1807年7月﹐“軍事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擔任主要負責人。他的改革
措施說白了主要就兩條﹕(1) 兵制改革﹕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組建預備役﹔(2) 機
構和人事改革﹕建立總參謀部和最高統帥機構（別一會兒“軍需總監部”一會兒又什
麼“侍官總署”的之間相互掣肘）﹐廢除軍官團內部的貴族特權。當然還有其它一些
措施﹐諸如禁止軍隊內的體罰現象等。可以看得出﹐改革的主要亮點基本上都是仿效
法國人的﹐總參謀部的淵源前面已經說了﹐再比如征兵制﹐早在1792年﹐當新成立的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面臨第一次反法同盟四面壓境的時候﹐一個名叫克朗斯的國民議會
議員提交的一個關於實施普遍義務兵役制的提案獲得通過﹐次年第一次強制征兵50萬
人﹐半年之後又對義務兵役制進行立法﹐共和國政府逐步將征兵制作為戰時政策的一
部分（[4]﹐第2章）。但最終由於國內保守派的阻撓和拿破侖對普魯士的戒心（他規
定普魯士軍隊不得超過4.2萬人）﹐義務兵役制並沒有真正能夠在普魯士軍隊內部推
行（[注5]）﹐不過沙恩霍斯特想了一招聰明的辦法──采用“輪訓制”﹐在保持軍
隊規模沒有明顯擴充的表像下﹐每個月讓一部分已有經驗的士兵來個“短期復員”﹐
又重新招一批新兵補充進現役﹐經過長期輪訓﹐事實上已經培養出相當規模的熟練士
兵可以在戰時被動員﹐隻是他們暫時沒有穿軍裝而已。另一個措施就是建立梯次預備
役﹐1813發布的《後備軍條例》決定組建三個梯次的“國民後備軍”﹐在博因出任戰
爭部長之後後備軍制度得到進一步鞏固。關於沙氏的兵制改革﹐下文還將有更進一步
的探討。對於總參謀部的組建﹐沙恩霍斯特的構想是下設4個處（稱為“師”）﹐分
別管理作戰、內勤、後勤和炮兵﹐部隊參謀部建制也仿總參謀部設4個科﹐很有點
──套用一句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候用過的台詞──“參謀支部﹐要建在連上”的意
思﹐當然﹐“連”上就夸張了﹐呵呵。一項得到采用的提議是成立“戰爭部”﹐作為
最高軍事機構﹐不久又分裂為兩個部門﹕“綜合戰爭部”和“戰爭經濟部”﹐但事實
上隻有前者掌握實權﹐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分別被委任為綜合戰爭部第2師和第3師
長官（稱為“監理”）﹐而沙氏實際領導著綜合戰爭部﹐也就是非正式的戰爭部部長
﹐至於從前的軍需總監部﹐雖然仍然保留著﹐但已開始從它的歷史地位上漸漸退了下
來﹐1813年戰爭期間﹐沙氏以中將身份接任軍需總監﹐但總參謀部的角色已經完全讓
位於綜合戰爭部第2師。對待軍官人選的問題上﹐出身平民的沙恩霍斯特要求拋棄門
弟觀念﹐在全軍范圍內通過考核選拔﹐這在當時是一項相當了不起的建議﹐因為普魯
士軍官團普遍帶有從中世紀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德語“Deutscher Orden”
）時代起就具有的強烈的貴族榮耀感﹐認為提拔“小人物”是對軍官團純潔性的玷污
﹐殊不知近代歐洲卻已經進入一場“平民戰爭”的時代。
※ [注5]﹕普魯士最終在1813年解放戰爭開始後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1814年9月2日
頒布《兵役法》確定了義務兵役制的地位。
沙氏被後人所公認的最傑出的一大成就是作為一個軍事教育家為普魯士培養了一批高
素質的近代軍事人才﹐在擔任第2師長官期間﹐他努力把該機構辦成一個高級軍官的
培訓基地。前面談到的“軍事協會”正是沙恩霍斯特在擔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期間創
辦的﹐軍官學校在1810年按照沙恩霍斯特的設想進行改組﹐並重新招生﹐這所軍校後
來發展成為著名的柏林軍事學院（德語“Preu?ische Kriegsakademie”）﹐也就是
今位於漢堡的聯邦國防指揮學院的前身﹐聲名不亞於美國之西點﹐法國之聖西爾。在
教育理念上﹐沙氏一直到毛奇之前的繼任者基本上都讚同培養“具有政治頭腦的軍官
”這一理念﹐到了克勞塞維茨那裡“政治化”思路就發展到了一個頂峰﹐然後從毛奇
以後﹐卻放棄了這種理念﹐認為軍事教育的任務是造就“素質一流的軍事專家”
（[1]﹐第4章）。沙恩霍斯特參與制定1813年春季作戰計劃﹐並於同年的大戈爾申
（Gross-Gotschen﹐德語“Gro?g?rschen”）戰役期間腳部負傷﹐不久因傷口感染而
逝於布拉格。
（圖﹕格哈德‧約翰‧戴維‧馮‧沙恩霍斯特﹐
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 1755.11.12-1813.6.28﹐1808至1813年
任“綜合戰爭部”第2師監理﹐1813年任軍需總監）
沙恩霍斯特的繼承者是奧古斯特‧馮‧格奈斯瑙﹐他一度在霍恩洛厄親王和布呂歇
爾手下任職﹐是一個典型的從參謀位置上逐漸提拔上來的軍官﹐因此對這個行當他
是再熟悉不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沙恩霍斯特的用人眼光。在軍需總監的崗
位上﹐格奈斯瑙充分發揮了他的指揮才華﹐這個時期正值普魯士解放戰爭﹐他和沙
恩霍斯特共同擬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戰計劃﹐並且是1813年秋季和1813至1814年冬
季作戰計劃的主要負責人﹐這幾個方案成為了“沙氏－格氏分進合擊戰術”的完美
體現﹐為以後總參謀部定下了以運動戰為主要戰役手段的基調﹐到了毛奇手裡﹐這
種分進合擊的戰術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此外﹐格氏還大力宣揚以合圍為主的大殲滅
戰思路﹐這個思路大約是受了沙氏對德國戰爭地理形勢擔憂的影響﹐因而強調以攻
勢為主﹐避免進入消極防御的局面﹐這一點也逐漸形成了總參謀部的作戰計劃的傳
統﹐以後無論是在“施利芬計劃”裡還是在“閃電戰”當中都依稀看到這種傳統的
影子。格式相當看重指揮機關的效能﹐賦予下級參謀以相當的自主權﹐甚至當參謀
長與軍事主官的意見相左時﹐參謀長可以越級上報給總參謀長﹐而上級下達的命令
要簡潔明了﹐並不約束下級的執行方式﹐這套指揮原則後來被毛奇很好地繼承了下
來。後面的經歷就是一筆流水賬了﹐格奈斯瑙於1814年和比洛（von Bｕlow）、克
萊斯特（即諾倫多夫伯爵﹐Kleist von Nollendorf﹐[注6]）、約克（即瓦滕堡伯
爵﹐Yorck von Wartenburg）一起被封為伯爵（同時被封的還有布呂歇爾﹐即瓦爾
施塔特侯爵﹐Fｕrst von Wahlstatt）﹐這個爵位一直傳到他的外曾孫﹐也就是
1944年刺殺希特勒的“7.20”事件的刺客施道芬堡上校
（Claus von Stauffenberg）手中﹔1815年他作為重新出山的老帥布呂歇爾的參謀
長出現在滑鐵盧戰場上（當過這位老頭的參謀長的都成了牛人啊﹐^_^）﹐在戰役後
期對敗退的拿破侖進行追擊﹔1816年因為與宮廷官僚政見不和而辭職﹔1825年被晉
升為元帥﹔1831年﹐格奈斯瑙和他的參謀長克勞塞維茨因在波蘭感染上了正在流行
的霍亂而先後死於波森（Poznaｎ﹐現波茲南）和布雷斯勞（Breslau）。總的說來
﹐格奈斯瑙的一生﹐作為參謀長那正是人盡其用﹐是出類拔萃的軍事幕僚﹐最重要
的還是延續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使得普魯士軍隊和總參謀部按照既定的路線進入
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承前啟後的人物是相當不容易的﹐想想歷史上有多少次改革運
動因倡導者的逝去或退出而最終遺憾地歸於失敗。多年以後﹐德國海軍將兩艘著名
戰列巡洋艦姊妹艦被命名為“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斯瑙號”﹐以紀念總參謀部
歷史上兩位不朽的先驅者。
※ [注6]﹕從這個姓氏──雖然是個旁支──看得出和那個二戰德國元帥﹐第1裝
甲集團軍司令和A集團軍群司令克萊斯特有些淵源﹐克萊斯特家族是德國歷史上幾
個軍事人才輩出的名門望族之一。
（圖﹕奧古斯特‧威廉‧安東內斯‧奈德哈特‧馮‧格奈斯瑙伯爵﹐
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1760.10.27-1831.8.23
﹐1813年任軍需總監）
在格奈斯瑙之後普魯士的總參謀部進入了一個過渡時期﹐前文已述﹐“總參謀部”
其實是上文提到的“綜合戰爭部”的第2師﹐而軍需總監部雖然仍保留但已退出總
參謀部前身這個特殊身份了。1814年﹐利奧波德‧馮‧博因少將出任首任正式的戰
爭部長﹐而第2師監理則由卡爾‧馮‧格羅爾曼少將擔任。格羅爾曼的“總參謀部”
已經完全按馬森巴赫當初設想的三個戰略方向分為西部、中部、東部三個作戰處﹐
同時在負責作戰計劃任務之外還特別重視測繪工作﹐延襲了軍需總監部以來的工程
測繪業務傳統﹐並且成為以後總參謀部軍官的必修科之一經常性地加以訓練﹐軍事
史上德國的一流作戰地圖也是很有名的。格羅爾曼在任內還增設了一個“戰史處”
用於研究以往的戰例並總結經驗﹐這項工作在總參謀部發展過程中顯得特別有意義
﹐標志著總參謀部開始有了一個系統化的軍事教育資料庫。在國王和宮廷舊式軍官
的幹涉與排擠下﹐第2師仍然始終沒有得到它一直渴望的指揮實權﹐失望之下﹐格
羅爾曼和博因先後辭職﹐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間第2師監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將
（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後接手的是米夫林中將（von Muffling）﹐在他的
任期內﹐總參謀部迎來了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就是1825年總參謀部正式從戰
爭部分離出來﹐並命名為“軍隊大總參謀部”﹐總部設在柏林﹐各軍團也設“軍隊
總參謀部”﹐作為參謀部機關化的一個樣本﹐此後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叫它“總參
謀部”了。總參謀部正名之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為與戰爭部、國王軍事內
閣分庭抗理的又一勢力﹐總參謀長也成為僅次於戰爭部長的國王第二軍事顧問﹐但
是哦﹐還是沒有決策權。米夫林在任內通過他的實幹和創新精神繼承和發揚了沙恩
霍斯特的理想﹐最有名的一條﹐是他第一個采用後世廣為流行的沙盤作戰演習方法
﹐直到今天﹐兵棋推演也是總參謀部最常用的代替實兵演習的模擬作戰手段﹐盡管
它的物質媒介從沙盤轉移到了計算機上。
（圖﹕沙恩霍斯特時期普魯士的高層軍事機關）
（圖﹕毛奇之前的總參謀部）
我們看到上述這些軍事改革的領導人物都不是一開始就身居高位的﹐多數是一些中
層的中青年軍官﹐甚至也不全是容克貴族﹐像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博因都是平
民背景﹐從軍以後才被授予貴族身份的﹐這些從基層成長起來的軍官比上層那些頭
腦僵化的將軍元帥們更清醒地看到歐洲軍制的發展潮流和普魯士軍隊內在的弊病﹐
尤其是“秘密軍事內閣”制度﹐國王通過安插他的侍官、親信等代理人極力要把全
權指揮把持在個人手中。從各方面來看﹐沙恩霍斯特一直到毛奇之前的普魯士總參
謀部史也是一部充滿了新與舊﹐變革與保守的激烈鬥爭的政治史﹐軍官團中的這些
有識之士為總參謀部登上毛奇時代的巔峰做了許多必不可少的物質和人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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