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動武政策有沒有無法改變的邏輯？有沒有最終可辨識的因素能夠決
定中國最終動用武力攻擊台灣？這些都是困難的問題，這裡有一個簡單的理由是因為許多
持續性的因素不斷地改變並且重新組合。儘管沒有另一個公式提供一個決定性的答案，確
實有許多可辨識的條件或因素，集體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武打擊台灣的政策。這些因素
既非靜態的亦非互相孤立的。更確切地說，它們以辨證的型態存在，通常在相同時間內相
互依賴且相互對立。本章嘗試分析許多這類的因素。
歷史的教訓
任何現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政策的研究，如果沒有包含中國對於衝突解決的傳
統途徑進行歷史性分析的話，都是不夠充分的。藉由從宏觀歷史的角度進行書寫，江憶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記載一種中國式的「文化的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
」，其中強調偏好使用攻勢行動來終止地緣政治的糾紛。藉由檢視中國帝國時代許多王朝
的官方文件，江憶恩展現出中國歷史意識中固有的一種明確的軍國主義模式。這個「文化
的現實主義」模式傾向於將戰爭當作是處理國家間與區域間關係的一種主要手段。
不管叫做「積極防禦」、「高壓外交」或「高壓戰略」，中國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態
度已經受到歷史性的「文化的現實主義」不斷地主導，戰爭和使用武力在這裡仍然只是共
產中國和實質獨立的台灣政府之間，雙方終止數十年來僵持的最終方法而已。
在嘗試修訂他先前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情願在國際關係中動武的著作，從最近可取
得的資料來看，由於蘇聯的解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區域中侵略性行動的最新發
展，老練的分析家懷廷（Allen S. Whiting）仔細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深深涉入的
八場重大衝突。這些衝突包括韓戰（1950-3）、越戰（1965-8）、與印度的衝突（1962）
、與蘇聯的衝突（1969）和與越南的衝突（1979）以及特別打擊台灣的軍事威脅，如在金
門馬祖危機（1954與1958）和不久之前的飛彈試射與聯合演習（1995-6）。
懷廷的新研究中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冒險習性符合動武打擊台灣的議題。懷廷
在「從1950到1996」下結論：
中國想要在人民解放軍的佈署中取得的政治目的是嚇阻和高壓外交。這個告誡模式違
反懷抱著的假設，即為了台灣而與美國戰鬥的風險會結合相關的經濟成本，阻止中國在未
來動用武力。
喬飛（Ellis Joffe）是另一個研究中國軍事事務的資深分析家，同意懷廷的看法並
進一步預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武打擊台灣的可能性是奠基在它的歷史紀錄裡：
在世界主要強權之間，中國和它的領導者是最想要動用武力來解決外交衝突。他們會
審慎使用武力，而非魯莽不顧一切地；他們會使用武力以脅迫其他國家，即使他們缺乏與
對手均等的武力時，如在加入韓戰、對抗印度和處理台灣危機的案例裡。這個模式在未來
將會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歷史的對立也產生中國對台灣的侵略性途徑和它的動武習性。關於這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回憶中有兩個主要的困境。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島嶼攻
勢，在許多場會戰中打擊中國國民黨，在軍事紀錄上的完全失敗。例如，1949—50年打擊
中國國民黨擁有的金門島的悲慘失敗，人民解放軍折損一萬名士兵。歷史對立造成的第二
個困境則是美國堅定地支持防衛台灣。美國在1950年代兩次金門馬祖危機和後續時代激烈
地與台灣保持結盟狀態，與討論美國人智慧的政治辯論無關的是，美國的武裝部隊，特別
是海軍，在最近的歷史上達成多次經由武力達成嚇阻的行動記錄。美國軍事嚇阻武力在過
去數十年來固定不變地存在於台灣海峽，防止中華人共和國訴諸武力打擊台灣。在評估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文化和高壓外交之前，我們不能忽視這個重大的戰力落差，並對其保
持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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