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能否認的明顯事實是自1990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發生龐大的經濟融
合。雙邊貿易和台灣在中國的投資數量穩定地攀升並達到相當龐大的程度。因此問題在於
，無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龐大經濟融合提高到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它最終是否能夠成為
一個嚇阻的因素並阻止戰爭的可能性。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許多關鍵性研究都做出一個令
人驚訝的結論：中國與台灣之間激烈的政治軍事互動對漸增的經濟互賴不會產生影響，反
過來也是一樣。如果雙邊的政治不信任和經濟互賴之間的代溝正在擴大的話，如同一位學
者指稱的詞彙是「成長中的經濟互相依賴和繼續加深的政治分歧」。
許多最新的研究更近一步對這個想法提出質疑，即跨海峽的經濟關係如果不是作為促
進中國更民主與開放的媒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讓解放軍接收台灣而打造的特洛伊
木馬。
政治軍事因素之間的中斷和逐漸深化中的經濟互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武打擊台灣
的決策過程產生許多嚴肅的意義。第一，精確地說，因為經濟互賴和政治軍事之間中斷的
無關聯性，中國和台灣都潛在地在制定軍事決策時，雙方變得更魯莽且更無憂慮。事實上
，人民解放軍陸軍戰略學者彭光謙少將（Major General Peng Guangqian）細心地評估，
當解放軍攻擊台灣時，中國遭遇到六個潛在的損失，甚至沒有直接提到與台灣的經濟關係
。相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更關注中國舉辦2008年奧運和2010年萬國博覽會的結果，
而非海峽經濟關係的結果。
此外，因為跨海峽經濟融合主要是單方面的（台灣出口到中國和在中國投資的數目壓
倒性地超過另一方），當危機開始時，中國的損失遠遠地少於台灣的損失。正如馬若孟
(Ramon Myers)在報告中引用官方統計資料「台灣出口（到中國）從1990年的74億美金攀
升到2002年的308億美金（4.1倍）。反之，（從中國）進口只從27億美金增加到44億美金
（1.6倍）。」。此外，台灣商人在一個政治上敵對的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也能見到穩定
地增加。單在2002年，台灣整體的外國投資大約三分之二流向中國，而中國往台灣的資金
流向依然很微小。
這一點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轉換成槓桿影響台灣的政治發展。事實上在過去的危機中，
這個槓桿因為是適合適時使用的器具而獲得重視。在2004年台灣總統選舉方酣之時，中國
針對台灣選民的政治恫赫行動的程度上升，中國公然地針對在中國的台灣商人使用這個槓
桿。在選舉投票日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武力以間諜和莫須有罪名逮捕台灣商人，並
在外國媒體之前批評台灣政治領袖。除此之外，還對台灣商人毫無理由地進行隔離審訊的
行動，並在投票之前幾個月內劇烈地增加。這種恫赫戰術在五十萬滯留中國的台灣人圈子
裡引起恐慌。傳統上對政治冷漠的駐中台商第一次被迫進行傾統一的政治遊說行動。美聯
社（Associated Press）在新聞中報導：「（在中國的）台灣投資者在中國的以商圍政戰
略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他們也是中國重要的政治選民…商人在中國具有龐大的利益，而且
他們向台灣政府施壓要更加支持中國的需求。」蔡敦仁（Tun-Jen Tsai）證明，壓倒性多
數的駐中台商保留對台灣的政治效忠，並偏好在所有環境中保持兩個分裂政府的現狀。因
此這些台灣商人的政治遊說行動只能詮釋成受到高壓脅迫，而且為了與中國的強硬政治路
線妥協，許多遊說行動仍是假造的。
總之，許多討論經濟互賴的意見不該被評價過高。在中國決定動武打擊台灣的最後場
景中，這個因素不可能是個大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採取武力行動打擊台灣時，它將
會「不惜任何代價」地去作，而且會帶著輕快節奏地忽視台灣商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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