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轉回到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很重要地必須承認雙方都陷入在一個
安全困境之內。各方都見到對方的武力並害怕會如何使用。雙方都已經採取行動抵禦威脅
，只會引發對方的回應。於是，中國和台灣各自在自己的軍備中裡增加新的系統，藉以制
衡對方新購買的武器。
這個階段擁有相當長的歷史，但是目前的階段卻是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當時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台灣都想在蘇聯瓦解後產生的買方市場裡購買先進武器。從政治上來看，台灣
統一中國的途經增加許多衝突。李登輝逐漸對『一國兩制』設置的限制感到灰心，並且中
國拒絕調整它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理與政治地位的途徑（見下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將
李登輝的內政政策和他將台灣帶進國際體系的努力視為是一個嚴重威脅。
然而1990年代中期的衝突經驗，證實了這個案例不是國際關係學術著述中描述的古典
衝突困境。即使海峽雙方都偶爾會忙於軍備競賽，中國恐懼的並非台灣買進的武器會讓它
在遭遇攻擊時更容易受傷，這不是簡單的個案。中國畏懼的是台灣人的政治提議會是永久
地分離，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藉由命令而非武力奪取這塊中國的國土。台灣的軍事武
力和它與美國的實質聯盟關係變得更重大，因為他們是先天固有的威脅，而不是因為他們
認為在保衛上述的政治提議相當有用（在這個案例中，台灣的防衛能力增加安全困境）。
為了嚇阻這些步驟，以及反制台灣的防衛性軍事擴充，人民解放軍購買新的武器。更進一
步來說，可能可以緩和中國的恐懼，要求台灣繼續重申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這個安
全困境的核心政治層面給予它一個不對稱而且可能很獨特的特徵。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聰慧地指出：
安全困境理論學家預設國際安全政治僅只關注防禦主權國的領土不會受到入侵和外國
的兼併，（但是）在更大的層面中，台灣問題是島嶼的政治認同更勝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領土擴張。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危險是，台灣最終將會從實質獨立走向法理獨立，公然
侮辱中國民族主義並對中國政權的穩定造成危險。
這些政治的驅動力造成1995與1996年的危機，其核心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壓回應李
登輝所採行的一系列政治提議。中國在1999年7月遇到類似的警告，當時李登輝宣布海峽
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在2000年3月變得更明顯，當時陳水扁所屬的政黨黨綱
包含獨立的目的，即將贏得台灣的總統職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再三地行使它的高壓外交，
藉以嚇阻這個視為是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威脅。台灣尋求獲得自己的嚇阻力量，但是最終卻
依賴美國的保護。
這個安全困境擁有進一步的政治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內部使用統一陣線的戰
術，作為一種工具來阻止它尋求躲避（獨立），而且或許確保它最大程度的要求（它的條
件是統一）。它曾在促進跨海峽經濟關係時利用商業界的利益。它與國民黨和親民黨密切
結盟希望他們贏得2004年的總統選舉。它也使用島嶼內親統一的媒體施放它的訊息。然而
中國操控台灣政治惹惱台灣的部分民眾，而且造成他們最惡劣地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
圖。
（注意到這個局勢的不對稱本質；台灣並沒有干涉中國政治的選項。）
這個困境的一個重要層面是深深凸顯的不信任。不僅雙方都以最惡劣的角度看待對方
的行動並以嚇阻對方的方式行動，而且也不相信另一方會信守承諾，不管曾經做出何種諾
言。
台灣對於這個困境的感受更深刻。它自1950年代起就依賴美國保護它的安全，儘管在
軍事地位上逐漸地衰弱，它仍繼續這麼做。這個實質的準聯盟遇到任何聯盟關係都會遇到
的問題，包括被拋棄和被拖下水的恐懼。台灣的憂慮偶爾會達到偏執狂的程度，不管是不
小心或是刻意設計，美國會以維持與中國的關係為理由，犧牲它的利益。同時，美國憂慮
的是台灣領袖進行的政治提議會將它拉進與中國的不必要衝突。
這個獨特的安全困境塑造出美國的雙重嚇阻任務。它尋求的是限制面對面的雙方，阻
止台灣行使其政治提議因而刺激中國達到它必須動武封鎖分離派的行動趨勢。它尋求的是
限制面對面的雙方，阻止中國以軍事高壓打擊台灣，不管是回應台灣的政治提議或是因為
在追求統一時喪失耐心。這兩個場景都會帶動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美國必須在政治上
限制台灣的行動，讓台灣不會感覺被拋棄。美國必須在軍事上限制中國的行動，讓中國理
解到美國擁有足夠的公信力，但是不能太過暴力，讓它認為美國採取本質上殘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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