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概括至今為止的論述，美國面對的局勢裡面有兩個國家陷入獨特的安全困境裡，而且
雙方都感覺受到對方威脅，美國的目標是與它們保持良好關係。中國感受到的是政治的，
而非軍事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購買武器的速度比台灣的反制速度還要快，威脅打
翻軍事平衡。他們進一步引誘中國動用它的軍事資產，而非嚇阻獨立，而是強迫統一。台
灣政治確定給予中國額外的誘因，恐懼島嶼的領袖可能會尋求永久地與中國分離。當陳水
扁贏得第二任的任期並與中國的預期反其道而行時，這個恐懼甚至受到強化。然而這些恐
懼被誇大了，而且這些恐懼基本上是錯誤認知的產物。另外，中國對於海峽雙方談判擁有
自己的死板立場，或許更重大地造成它覺得自己受到威脅的特別行動。由於美國『持久不
變的利益』是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它要如何保護這個利益？它要如何平衡面對面的雙
方所感受到的威脅並提供再保證？以及如何釐清雙方的威脅與再保證？在台灣的案例裡，
美國要如何避免拋棄和被拖下水的問題？
美國雙重嚇阻的論述基本上聚焦在『戰略模糊』的概念上。這個概念的本質就是美國不曾
明確地陳述它是否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台灣時保衛台灣。從對於美國意圖的不確定性
，產生並塑造出其他兩個行為者的意圖。這樣一來限制中國不能對台灣做出無故的攻擊，
並且限制台灣不能採取讓中國感到刺激並且必須武力回應的行動。一個思考的變異是說，
美國同時採取戰略清晰與戰術模糊的政策。亦即美國要和平與穩定，但是不會進一步定義
它將在任何特殊環境下行動。然而這是個動詞的公式化，也不會解決任何政策問題。
許多人主張美國應該進一步宣布在不同的環境中該做什麼，這麼做會因為許多理由而顯得
不智。第一，不可能預測所有的可能性。第二，詳細說明美國在何種環境該做什麼事情，
並不會削減中國或台灣的摸索，事實上反而會增加。第三，當衝突開始發生時，美國內政
的引導產生大部分的回應。第四，戰略清晰可能會減少美國的彈性，同時增加它的義務。
所以，一個防衛台灣的承諾可能免除幫助維護和平的義務，這會使得美國成為台灣行動的
人質（被拖下水的問題）。克勞福（Timothy Crawford）主張：『嚇阻核心的一個關鍵（
與雙重嚇阻本質上相同）即是避免在核心上建立堅毅的承諾。』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幫忙發現提議中隱藏的陷阱，如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n
Kristol）認為美國應該宣布保衛台灣民主的意圖（在基礎上，台灣民主是一支改變中國
的力量）。戰略模糊的擁護者會問，台灣民主的哪方面值得美國的安全承諾？所有提議都
以台灣民主的名義？最近對於公民複決的異議就是個例證。
許多處理戰略模糊的論述都只是抓搔美國政策的表皮。重要的是無法僅只是經由公開發表
來衡量模糊的程度。如果美國私下通知中國說它將在任何環境裡保衛台灣，中國將不會對
美國的意圖有所幻想。如果台灣被通知或知悉公開發言，那麼模糊的重要性將不再存在。
美國外交的任務是詮釋公開發言會多快應用在任何新環境，特別是美國對於動武的言論，
如何塑造中國和台灣的意圖。在這個例子裡它是詮釋而非發言，這一點很重要。如果美國
公開地表示模糊，中國將會下結論認為美國會在任何環境下防衛台灣，而非一組穩定的含
意。如果台灣察覺到中國對於美國的言論採取這個特別的詮釋，這會帶來額外的效果。
這個輪中之輪的現象描繪出戰略模糊預期的價值，這也是它的義務：缺乏對美國意圖的清
楚可能導致單邊或雙邊更冒險而非更謹慎。的確，小布希的外交政策團隊更嚴肅地關注的
危險可能來自於中國對美國人決心的誤估，最終導致他們在2001年春季採取清晰政策。
在現實世界裡，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將自己定位在清晰與模糊的連續裡，對模糊或清晰的
強調，是依賴美國利益在即將到來的特殊環境裡面：然而，即不完全模糊亦不完全清晰是
更有可能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偏好的是模糊，但是在1996年3月和2001年4月出現的新
環境裡，美國決定將它的利益需求更加清晰地凸顯它的意圖，部分是展現美國人的決心，
另一部分是減少錯誤評估的可能性。結果，以及如我們所提及的，美國以私下的溝通來補
充它的明確言論與行動。中國和台灣相信美國和對方都願意做出比公開言論更重要的行動
。
美國提及到海峽衝突中動用武力只是雙重嚇阻途徑中的一個元素，而且許多方式塑造中國
和台灣的意圖。讓我們簡短地檢視這些替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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