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度關注短程飛彈發展是1990年代初期的政策討論與決定。其源自於中美軍事關係的
暫時停止，因為美國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以及李登輝總統努力主張提高台灣自己
的政治主體認同。
在1980年代晚期與1990年代初期，中國在美國的壓力下停止，或至少被迫減少向中東與南
亞出售彈道飛彈。包括中國發展為主要軍事出口項目的M9與M11固態燃料飛彈。和先前售
予沙烏地阿拉伯的中程彈道飛彈不一樣的是，這些飛彈沒有多餘存貨。這些飛彈個別的已
估計距離是600公里與300公里，做為高性能戰鬥轟炸機搭載的替代性或補充性武器，並涉
及到廣泛的政治與軍事目的。
這些飛彈（命名為東風15與11）連同出口市場契約，以及研發與設計成本，被分配給解放
軍，主要是第二砲兵部隊。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生產數量漸增的SRBM，並在1994年開
始在台灣對面部署一或多個飛彈旅。他們向解放軍提供短程飛彈戰力，並在1995-6年面對
台灣的軍事演習中進行一連串無武裝的飛彈試射。在1996年3月台灣的總統選舉之前，軍
事演習將台灣主要的南方與北方海港包圍住，並引起一場美國的重大軍事回應，包括在台
灣東部部署兩個航艦戰鬥團。然而由於無力對抗的風險被判定成過度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利益，遠勝於最初向台灣的飛彈戰力宣傳，解放軍將它的試射描述成中國的政治承諾與
軍事戰力的指標。中國戰略學者檢討的後果是，仍將解放軍的行動視為是有正當理由的行
動而非不適當的魯莽，因為美國航艦的停留對該國造成傷害，而且解放軍沒有意圖或戰力
向台灣進行直接的武裝攻擊。如果1995-6年的事件帶來一連串『取得教訓』的磨練，中國
到目前為止反對接受這些教訓。
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的行動也證明對第二砲兵部隊帶來無疑的制度性影響力和研發能力，他
們的任務包含戰略核子嚇阻以及傳統飛彈行動，這些發展計畫已經無疑地帶來外溢效果，
在戰略層次上進行SRBM計畫，最明顯的轉變是飛彈發射器的數量增加、從液態燃料飛彈轉
變成固態燃料、而且從固定發射架變成機動飛彈，因此提高中國的核子生存力和傳統飛彈
武力。雖然在規模和複雜程度上擁有不一樣的科技和發展成效，這兩者仍進行龐大的交叉
授粉。在飛彈發展、試射與訓練上獲得許多專業技能與經驗，同樣涉及到戰略性與傳統性
飛彈系統。
在1995-6年飛彈試射之後，解放軍在環繞台灣的沿海各省分擴大其飛彈部署。可獲得的資
訊無法提供精確的增加數目。由於獲得機動力與隱蔽能力，這些單位在數量上的不精確性
，部分涉及到情治偵察的不確定性。此外，分析家之間常常混淆許多內容，包括不同飛彈
旅的部分發射器的數目，以及各個飛彈旅之間相關的飛彈數目。最初決定引進的飛彈數目
是有限的，在1990年代中期，飛彈的生產與部署突然激增並擴充許多飛彈旅的規模。在19
90年代中期至末期這段時間內，增加的數目衝破最初受限的生產力，特別是1999年政治局
層級的決策者決定加速軍事現代化的速率。據稱在2000年，部署SRBM的增加速率已經達到
大約每年五十枚飛彈，但是最近的美國政府估計指稱生產增加率『將在未來幾年內從每年
50枚達到超過75枚』。在2003年末期，陳水扁總統宣稱台灣600公里內的彈道飛彈總數已
經增加到496枚，部署在江西、廣州、和福建省。美國國防部在2004年5月發表的中國軍力
年報中估計：『部署的現存量…大約在500枚SRBM…數目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增加』。
某些美國數值預估中國短程彈道飛彈武力將在2005年超過650枚。然而陳水扁總統在2005
年2月新聞週刊的專訪中揭露『中國有706枚飛彈瞄準我們』。國防部長李傑在2005年3月
初，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中估計，中國已部署飛彈總數將在2006年年底達到大約800枚。
然而特定數目的重要性絕不低於總數增加的涵意：解放軍繼續承擔的義務是建造龐大的SR
BM武力，以及能夠發展並部署十年前仍未存在的重大軍事戰力。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追求
的是讓這些武力更難被定位、飛彈發射載具更難以被發現、而且也承擔研發制衡措施，用
來擊敗台灣可能進行防衛飛彈攻擊的任何行動。這是解放軍嚴肅看待的武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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