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第十一章]

作者sixteen (sixteen)

看板Warfare

標題[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第十一章]

時間Sat Apr 25 00:30:01 2009

導讀在2003年12月，彭光謙少將和羅援大校公開列舉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失去外國投資、外交關係惡化、經濟衰退、和解放軍造成『必要的』災難，都是中國為了武力『統一祖國』願意承受的代價。這裡有兩種重要意義；第一，這是中國第一次特別列舉可接受的『代價』；第二，這個言論出自於兩名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專門負責戰略研究的解放軍軍官。更進一步的言論出自於2004年5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們宣稱如果台灣激發『台灣獨立的重大意外，中國人民將會堅毅地不惜一切代價摧毀他們的計畫。』真正有趣且關鍵的問題在於，如果列舉出來的代價高過於中國的預期，那麼中國是否仍有意願動武。本章一開始將會簡短地檢視中國必須承受的經濟代價，以及它對於全球與東亞經濟的意義。分析將會把焦點放在國際和中國國內政治上的代價。我的結論是中國究竟是否能夠攻擊台灣這個問題其實是個誤導。經濟代價與意義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已經為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二十年統治的正統性奠定基礎。這個發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整合，在2001年晚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是這個發展過程的高潮。在2002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值達到6200億7850萬美元。進口總值是2950億 2160萬美元，出口總值增加22.3％達到3250億5700萬美元，占中國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 1兆2371億美元）的26.3％。中國對外貿易在2003年令人驚訝地增加371％，帶來8510億 2100萬美元的總值。進口提高比去年多將近40％，達到4120億8400萬美元，同時，出口成長34.6％達到4380億3700萬美元。中國經濟在2003年成長9.1％，總出口值（4380億3700 萬美元）幾乎將近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1兆4100億美元）。另外，外國直接投資進一步助燃中國的經濟成長。在2002年，契約限定的外國投資額度達到820億8000萬美元，在固定資產總投資額（5200億9500萬美元）中占16％。契約限定的外國投資額度在隨後一年成長39％達到1150億700萬美元。從官方來看，在2003年的前十大外資分別是香港、維京群島、日本、南韓、美國、台灣、新加坡、西薩摩亞、開曼群島和德國。然而由於來自台灣的龐大的投資額經過第三國，台灣事實上是中國最大的外資；這就是為什麼維京群島、西薩摩亞和開曼群島列居第二、第八和第九。的確，中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估計累積額度達到超過1000億美金。簡言之，在過去十五年，超過中國五分之一的國內生產毛額，直接與間接地來自台灣。所以，如果中國動武打擊台灣，中國經濟將遭遇到巨大的傷害，可確定的是中國對外貿易被破壞且幾乎所有外商直接投資被凍結。由於經濟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統治正統性的主要來源，很合理地從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角度來看，動武打擊台灣將會是中國的自我毀滅。然而中國的領導階層似乎從不同的角度評估可能造成的經濟代價。一份在2003年11月從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佈，供內部參閱的『研究報告』主張，中國『能夠完全承受動武可能造成的經濟衰退』，高達國內生產毛額26％的損失。根據這份報告，如果打擊台灣的戰爭能夠『快速地成功』，它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不會如同外面世界所評估那麼具有毀滅性。從這條思考線路來看，雖然在2003年來自台灣的進口有12％，僅次於日本（18％）與歐盟（12.9％）（見表11.1），中國向台灣出口只占2.1％（見表11.2）。所以從海峽兩岸經濟交流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只會受到最少的影響，卻對台灣造成毀滅性的衝擊。它也主張，雖然美國率領的西方世界會對中國施加禁運，這樣的禁運將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特別影響。在這個計算中，在2003年向西方（美國、歐盟、日本、澳洲、加拿大）出口比重占中國總出口比例53.9％（見表11.2），向其他地方出口（東南亞、香港、俄國等）可能事實上可以補充損失。更進一步來說，前進的經濟在戰時能夠幫助中國稀釋美國禁運造成的損失。來自西方的進口在2003年占總進口30.9％（見表11.1），大部分屬於高科技與奢侈品部門。政府認為它們的損失不可能對中國社會造成重大衝擊，特別是在戰爭時段內。這份報告的作者進一步主張，西方進口貨物的短缺事實上可以促進本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重建中國的經濟與市場，取得更大的自給自足，而且甚至強化中國與其他國家，如俄國等非西方國家在科學與高科技領域的合作。同一份報告也註記『具有領導地位的經濟學者的觀點』認為，中國動武打擊台灣將會對外國直接投資造成重大損失，它在過去十年內助燃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且其中五分之一來自台灣。然而外國直接投資，指的是龐大數量的契約限定的外國投資，而非實際利用的外國投資（Utilized foreign investment, UFI），後者總是比前者還要少。例如在2002年，實際利用的外國投資總額達到520億7000萬美金，只占契約限定的外國投資總額820億8000 萬美金的63.65％。同樣地在2003年，契約限定的外國投資（1150億700萬美金）只有不到一半被實際利用（530億500萬美金）。由於實際利用的外國投資很少超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學者都確信中國能有效地處理外國直接投資的損失造成的困難，特別是如果戰爭造成金融與貨幣政策難以實施的時候。以上這些計算的重大缺陷是缺乏任何長期意義的評估，不僅是中國本身的經濟，以及全世界的經濟；亞太區域特別容易受傷害，它的經濟繁榮與中國互相依賴，一個長久的衰退或是劇烈的減速都將對區域各國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其將轉而惡化中國本身的問題。當美國介入造成戰爭延長，不可避免地將會造成龐大的風險，對中國和區域拋下更不吉祥的陰影。台灣海峽的戰爭一旦爆發，中國實質的經濟損失將會特別重大，甚至被視為是過份地高昂，對中國的鄰國和全世界造成更慘重的損失。絕非中國的分析家和解放軍的戰略學者所做的樂觀評估，無論是否動武打擊台灣，理性且明智的領導階層必須在做決策時將所有因素都考量在內。國際政治代價中國的長期發展目標是維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為了達成這個極端具挑戰性的目標，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很明顯海峽之間的戰爭將削弱中國領導階層在過去十年內為了維持和平環境所付出的所有努力。的確，中國領袖們直到最近才開始承認，他們國家的崛起對現存國際系統來說是個威脅而非必須，因為歷史教導我們，一個崛起中的強權通常造成不穩定，但是因為中國已經快速發展，並將會對於資源、市場以及最終的價值系統產生衝突與競爭。承認的正面影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8—2001年間發動許多『研究計畫』。這些計畫的目標是對領導階層提供建議，消除中國崛起將挑戰現存世界體系的感覺，並建立一個『負責任、合作以及現況強權』的形象，以及『重新評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能夠、以及應當扮演的角色。在20 03年年底，中國領導階層達成的共識是『和平崛起戰略』。相對於與其他世界強權在解決歧異與衝突中採取正面對抗的立場，中國採取的戰略是經由『尋求多邊與建設性合作』，積極與世界體系整合進行整合。這個和平崛起戰略的關鍵元素包含：＊中國應當承認必接受的現實是，美國在過去以及在可見的未來將會繼續在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中扮演優勢性的角色。所以『與美國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並迴避正面對抗』將會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雖然中國仍然是個開發中國家，外界已經將它視為是個崛起中的強權並對現存現況造成威脅。所以『中國必須努力塑造負責任強權的形象，接受並遵守國際事務中的基準與原則。』＊今日世界政治的主流運動是和平與繁榮；而且現存國際體制本質上符合這個現況。更有效地促進中國在國際體系內的利益，而非在體系外向它挑戰。所以，中國『必須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並且反對任何削弱它的嘗試。』＊美國在亞太區域有極其龐大且繼續成長中的戰略利益。所以，與其他亞洲國家維持『良好且互賴的關係』，不僅增強中國的安全與發展，而且為中國在面對美國時提供有效的、後援的槓桿。＊儘管美國擁有優越地位，其他主要強權仍在國際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且擁有龐大的影響力。所以，中國『必須積極與其他強權接觸以發展「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為了維持國內的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中國需要的不僅是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及一個健康的國際經濟，特別是在亞太區域。所以，中國的長程發展戰略必須要能夠促進區域繁榮。在近幾年中我們開始見到中國對外政策以及國際角色的重大改變。最重要的是採用集中在兩個『指導方針』的『新外交』：＊『積極接觸國際事務』尤其是在亞太區域，並固守『尋求合作、推開糾紛以避免衝突… 並促進多邊的溝通與合作』的途徑。＊維持『與美國的穩定關係』－這是『中國外交中的核心議題』。自從美國遭遇到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及為了『尋求合作』或甚至是『戰略伙伴關係』，中國已經與美國進行許多不同的提議。多邊和合作的途徑是更有效的方法將美國的優勢地位轉換到不敵對中國重大利益的方向。由於兩國之間在中國的優勢之下無可避免的利益衝突，中國領導階層也開始瞭解到唯有經由在現存國際建制與組織之內強化並行動，才能更好地保護自身而不與超級強權對抗。另外，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也是兩國的重大利益，中國領導人必須相信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並不必然與中國的利益互相抵觸，其影響便是，中國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態度也從負面轉變到至少務實的，儘管沒有直接轉向正面。中國希望美國在亞洲的軍力能在區域的發展中扮演『健康且建設性的角色』。為了『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也在亞太區域的外交努力中做出龐大的改變。藉由強化予以方便的接觸，中國在對南亞、東南亞和中亞國家的對外政策中採取新措施，其中包括：＊強化『善鄰政策』伴隨安撫性且給以方便的途徑解決領土糾紛。＊加入促進『東南亞國協道路』的安全構想和實施。例如，經由多邊的溝通、協調與合作，與亞太區域各國共同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改善它與日本和南韓（特別是後者）的雙邊關係，努力稀釋由美國率領的聯盟散佈的威脅論調。＊改善與莫斯科之間的雙邊關係努力塑造『中俄戰略性伙伴關係』。＊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塑造『信心建立措施』，減少邊境地區的軍力並促進軍事交流。雖然這些政策已經被接受並獲得成功，所有的這些行動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合作的、負責任的、友善的、且擁有現況的強權，但是這形象將被中國打擊台灣的戰爭所摧毀。首先且更深遠地傷害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由於台灣關係法與美國在區域內的重大利益，攻擊台灣將把中國拉進與美國正面對抗的死路。結果將會是美國對中國施加禁運、強化美國與日本、南韓和澳洲的聯盟關係、建立美國在亞太區域的軍事存在。最後，亞太區域內所有重要國家將被迫重新編造他們在兩個強權之間對抗的結盟，這將對中國產生不利的局面，最後終止中國進一步發展所必要的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這樣的局勢轉變將對中國造成傷害性的意義。諷刺地，中國已經在世界體系中整合它的經濟和維持它的政治穩定並獲得龐大的成功，這樣的轉變將是中國以及整個區域所無法承受的。第二，攻擊台灣將激發日本內部極大的反彈，它的右派勢力已經抬頭，在近幾年內，努力將日本改造成一個擁有獨立對外政策、獨立軍隊而非『自衛武力』的『正常』國家。由於日本對『中國威脅』的敏感，以及日本實際上是擁有世界最先進武力的其中一國，一個有敵意的日本將尋求以『正常國家』的地位重新武裝，這是中國不願見到的。動武攻擊台灣將使中國的鄰國，特別是南亞與東南亞國家，將其意義視為是中國將會訴諸武力解決未來的雙邊糾紛或衝突。將會加重區域對於『中國威脅』的擔憂，不只是個潛在的危險，還是國際與區域社群必需集體解決的行為。總之，攻擊台灣將啟動國際體系內的反應鏈，其將對中國的外在環境產生極端負面且長期的影響。從長期來看，中國不願意，或無能力承受中國失去發展甚至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代價。在這個角度來看，動武打擊台灣對中國的國際環境造成的傷害，將直接關係到中國領導階層在內政領域內求取自身生存的龐大風險。國內政治代價無論是否成功，動武打擊台灣造成不可承受的高昂代價，本質上將動搖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統治。對於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領袖們的一個基本挑戰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缺乏政治正統性；並在1989年6月危機中證實了這個挑戰極深的深度。鄧小平的解決方法是在決策過程中堅持『兩個原則』；即『維持政治穩定』做為鞏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方法，並且『為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進行改革與開放政策』。鄧所堅持的觀點是快速的經濟成長將贏得人民的支持，並最終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提供政治正統性。鄧主張『經濟現代化是解決我們內部與外在問題的基礎解答。』然而經濟發展也提高要求最終達到民主的自由與政治改革，這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本質要求。在血腥鎮壓之後，共黨領袖發動『愛國教育戰』做為工具重建它的統治正統性。目標是『教育年輕人關於黨的基本路線』，提醒他們中國曾遭遇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不幸、侮辱與剝削』，向他們灌輸的觀點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驕傲，以及中國變成獨立且強壯的國家。重大事件，如香港（1997年）與澳門（1999年）的回歸，並確保他們有權利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進一步地在人民之間散佈並提高『愛國主義』。這些努力造成民族主義的劇烈提升，特別是在年輕世代－在二十與三十歲之間。在膨脹的民族主義內，特別是在香港與澳門回歸後，台灣被理解為只是一小塊被割讓給外國（日本）仍尚未『回歸祖國』的土地。由於台灣仍然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外，它成為中國主權仍未完整的最終象徵，並提醒中國曾經遭遇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痛苦與侮辱。中國並不願意『台灣問題』成為致命的兩難。中國領袖並不期望台灣變成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議題』，特別是在中美關係自1979年後正常化之後。他們實際上分享資深美國外交官的觀點，並且認為台灣『會安靜地遠離』。換句話說，中國在1979年之後強調『和平統一』並未阻止它準備和平解決的決心，意即『從長遠來看，中國將見到中國國力增強到有能力以它的條件達成和平統一。』鄧小平的言論或許是最佳的反映這種認知：『一定不會輕率地訴諸武力達成統一的目標，我們必須專心在經濟建設上。統一的問題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刻，不在是大問題的時刻解決。』中國領袖無法想像到台灣會在短短二十年內（1979—99）達成經濟現代化、民主化與台灣本土化（Taiwanization），儘管它實質孤立於國際社群之外。當台灣在1996年開始努力取得法理獨立時，中國沒有準備並被迫處在非常艱難的立場上。一方面，大部分由中國共產黨所推動、持續提高的民族主義，以及如江澤民這種缺乏政治實力且尚未建立起領袖地位的領導人，讓中國在它的台灣政策中沒有轉圜空間，只能站在鄧的『一國兩制』基礎上。另一方面，中國無法強迫台灣回到一個中國框架內。並不是因為中國缺乏解決方法與能力動武打擊台灣，而是因為中國領袖不確定他們能否處理打擊台灣在國內與國外造成的後果。其結果是中國實質上失去所有處理台灣問題的先制行動，並被迫消極地回應台灣尋求法理獨立的發展。在這脈絡下中國侵略性地在1995-6年間以跨越海峽的飛彈試射演習回應李登輝在1995年的訪美之旅，以及朱鎔基總理在2000年3月總統選舉前夕發出的嚴厲警告，潛在地讓陳水扁贏得選舉。針對台灣進行表面上大方的『陽光政策』因而失去彈性，其有必要適應台灣改變中的局勢，並逐漸變得僵化且對台灣沒有吸引力。儘管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傲慢地在國際社群中圍堵台灣，實際上中國已經做出溫和但重大的讓步，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承認『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雙方能夠以平等的立場進行會談。』中國僵化且笨拙地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理由，是因為它無法承擔輸掉戰爭，或是在戰爭一旦開始後尋求停火，必須在第一擊就迫使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事實上，中國甚至無法承擔戰爭拖延，戰場上僵持和後退的局面將引發國內所有問題的大爆炸，這些問題範圍從人口流動到失業、從猖獗的貪污到官方辦公室缺乏公信力、從廣泛的呆帳到問題叢生的國營企業、從沿海與內陸地區的財富代溝到社會中的經濟偏差化。甚至對於中國來說，最嚴重的是激發領導階層內部全面性的權力鬥爭。中國政治自鄧小平死後的深刻變化，意味著新生代領導人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足以和毛澤東與鄧小平同樣高的權威。即非江澤民亦非胡錦濤能夠主導決策程序。同時，由於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社會已經劇烈地多樣化，並且改革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去中心化遺產，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的決策程序。所有這些都造成領導者個人在內部挑戰中特別容易受傷，特別是在危機時段內。一場打擊台灣的戰爭若是進行到不好的發展，將激發中國領袖之間的劇烈政治鬥爭，潛在地危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以及整個中國共產黨政治體系的生存。當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選擇袖手旁觀台灣尋求法理獨立時，民族主義的崛起將會從基礎上破壞中國共產黨的穩定。因此中國面對的是個本質性的兩難。承認現實將迫使中國安靜地改變它對台灣問題的優先選項，從『促進統一』到『堅定反對任何台灣尋求法理獨立的行動』，做為維持海峽之間的『穩定與現況』方法。如同傅立民（Chase Freeman）早在 1996年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儘管1996年飛彈危機時的聲音與怒火、以及要求統一的措辭，中國實際上沒有意圖改變台灣海峽現況，相反地，中國的台灣政策本質上瞄準的是『說服台灣停止做這些事挑戰現況，或對最終統一的前景抱持偏見。』結論質疑中國究竟能否攻擊台灣其實是個被誤導的偽命題，威脅動武攻擊台灣並不是個政策，而是對於台灣獨立的一項終極嚇阻。當這個嚇阻失敗，中國將會感覺到它別無選擇只能對台灣發動全面攻擊。由於民族主義高漲以及國內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面對台灣進行法理的獨立而不採取行動，絕非中國領導階層的選項。即使輕微地延遲回應都會暴發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全國性叛亂。甚至即使中國『贏得』戰爭，國內以及整個亞太區域的經濟都將衰退，而且國際環境的敵意將會摧毀中國。諷刺地，當中國的戰爭更加地成功，外在環境對它的敵意將更加深刻；這樣的戰爭不僅向它的鄰國警告它是個潛在的威脅，而且向全世界證實具有侵略性的中國將會挑戰現存的國際環境。由於它龐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如果中國輸掉戰爭，或是被迫陷入僵局，中國共產黨政權有可能在達成和平協議之前自行崩潰。由於中國的規模和它增進與國際之間的政治與經濟整合，這種災難將會擴及整個區域甚至整個世界。的確，中國領導階層必須理解到無論中國是否贏得打擊台灣的戰爭，台灣和中國都面臨毀滅。精確來講，因為再三地強調動武將是中國阻止台灣取得法理獨立『最後的解決方法』。從本質上來看，它在中國的評估中保證互相毀滅，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領袖在不同的場合宣稱，『阻止台灣獨立』以及『維護祖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將會是比我們自己生命更優先的項目。』更精確地講因為中國必須付出的最終代價是如此地高昂，以致於必須進行所有先制行動阻止這樣的可能性。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4.45.22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