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ixteen (sixteen)
看板Warfare
標題[一場不一樣的戰爭][第三章][競爭V.S.對抗]
時間Fri May 8 21:11:13 2009
在過去十年內—即使不是過去五十年—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已經劇烈地擺盪不定。總統
候選人柯林頓先生曾提及『中國屠夫』,但是柯林頓總統在1997年宣布的政策目標將會是
『朝向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邁進』。總統候選人小布希先生指稱中國是戰略競爭者並且似
乎做好敵對關係的準備。到了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卻又劇烈地改變美國安全政策
的優先選項。不久之後小布希總統以他習慣的口頭禪表示,中美關係應該是坦率、合作、
以及建設性的。實際上,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喜歡提到,美中之間的關係不
能退縮到只剩下汽車保險桿上的一張貼紙標語。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互動,世界唯一的超級
強權與新興強權,是如此複雜難懂且將在未來繼續難以理解,因為它們從互動中(以及經
濟關係)獲得極巨大的利益,或是因為它們為了自己的國家與全世界,它們必須(就像人
類健康議題這種大事)繼續合作下去,從其他人眼中所見到的是,它們以戒慎恐懼的眼神
看待對方,一邊合作一邊競爭。
某些歷史學的學生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多半主張,強權之間的關係終將演變成敵對
關係以及可能性極高的戰爭過去的偉大作家,從修昔底德到霍布斯,曾經解釋強權的意圖
是確立自己的地位。這一點可以描述成國際關係等同於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論。特別是當新
興強權傾向於在國際體系中要求更多的地位,超過以確立本身地位的舊強權樂意和平地給
予它的部分,通常因此造成雙方之間的戰爭。這論點大部分主要來自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德
國跟日本。而且中國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向前邁進。即使當它的年均經濟成長率從過去
二十五年的9%下降到5%,它將在2025年開始接近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至少以購買力平
價作為計算方式),而且它的國防預算可以輕易地達到一年二千億美元。另外,中國在過
去常使用軍事武力與高壓手段,按是它天生的國家特徵與歷史上其他強權國家一樣—當它
的武力成長之後,它將再度成為一個獨斷的國家。鑑於傳統的智慧認為中國政治人物擁有
文化氣質,傾向於依賴外交更勝於軍事武力與高壓手段,詳細的細心研究已經證實這不是
事實。
但是『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並非歷史鐵律,而且許多事情在今
天都已經不一樣了。一個例子是當德國和日本興起時,只有少數人相信殺死數百萬人的戰
爭是可能發生的,就是在1914年槍聲響起的那一刻開始。在幾乎一個世紀後,世界或許變
得比較明智,至少對於全面性戰爭的風險更為謹慎。第二,核子武器強化大規模傳統戰爭
的痛苦歷史教訓,除了所有不負責任的領袖之外,強權之間競逐影響力而發生衝突的想法
似乎變得荒謬愚蠢。就如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最近主張:『十九世紀的歐洲體
系預設主要強權國家最後都會以武力維護它們的利益。美伊各國家都認為戰爭是短暫的,
而且最後它們的戰略地位將會獲得改善...只有魯莽的國家會評估在全球化世界使用核子
武器。』
此外,財富與權力不再依賴於直接控制龐大土地。的確,中國特別依賴於努力整合進
入全球經濟體系,即使大部分的經濟制度是由美國與它的盟國共同建立。中國的學者與領
袖說的話一樣多,然而它的行動遠比行動來得大聲。它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且
它的經濟體繼續向外界開放,重申它的信念與決心。整合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也對它的數千
萬人民與內政穩定提供量好的政治感覺。以一個新興經濟體來說,中國也是個準強權,它
的興起過程—以及共黨統治—獲得目前的國際經濟與政治體系的幫助,讓他人高度懷疑一
旦中國到達足夠強大的水準時,它將造成挑戰,現代全球經濟的特色讓殖民主義不再獲得
青睞;它也減少入侵他國的吸引力,這並非暗示現代人民變得更善良,只因為治理制度與
歷史教訓已經足夠清醒,激烈地轉變成反對帝國主義式的戰爭。
很明顯這個論點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性且推測性的,尤其是有關中國的部分。但是我
們有過去六十年累積的龐大實際證據。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只有在某些國家內部發生
非常少的戰爭。戰爭發生的頻率已經大幅度減少,強調的重點是人類集體上並沒有大幅度
的進步。而且新類型的危險來自於恐怖主義及其他小型、非正規行為者,以具有極端毀滅
現毀滅性的方法使用現代科技。增加現代世界的危險。但是因為國家之間已經很少動武互
相攻擊,民族國家體系已經足夠穩定。
* * *
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在一百到兩百年前,如果一個主要強權國家能夠獲得像是石油等
重大資源的控制權,它可能試圖控制埋藏石油的那塊土地,必要的話會入侵那塊土地並扶
植一個親善的政府或殖民辦公室。然後享有特惠的石油控制權,犧牲的代價不僅是當地居
民,還包括國際體系的其他強權國家。而且石油(或其他重大資源)並允許它進一步建立
它的經濟權力,以及潛在的軍事武力。這一種競爭世界讓每一個行為者陷入緊張,結果是
互相注視對方並攻擊試圖奪取關鍵資源的其他國家。換句話說,雙方都深深陷入恐懼與貪
婪中。
今日世界發生的事情本質上就像這樣子。美國使用的石油比其他國家還要多,所以世
界體系很明顯為它的利益服務。但重要的是,它在過程中並未控制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
甚至是伊朗的土地。他向區域內其他國家所生產的石油支付同樣的價格,就產生的效果而
言,它為身為超級強權的特權支付淨成本,因為它的武力為全球石油體系負起最主要的防
禦責任,遠勝於同樣依賴石油體系的其他工業化強權國家。美國的這種方法並非自私甚至
是開明的:它為國際體系提供龐大的支援,國際體系為美國在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中的利
益服務。但是它也大幅度減少機會讓新興強權國家將現況視為是不平等的。例如一世紀前
的德國,本質上被趕出歐洲強權國家競爭非洲與中東領土的競賽之外。哈斯(Richard
Hass)曾經寫過:『當它們見到自己不符合自己國家的企圖心,且容易在挑戰中受傷時,
這些國家傾向於挑戰現況。』
在能源的特殊領域中,有進一步的理由不需要太過擔心潛在的撞擊。美國與中國的經
濟體系互相糾纏且互相依賴,如果有某一方喪失石油,另一方也將遭到重大打擊。某些學
者如賈菲(Amy Jaffe)、崔大偉(David Zweig)和畢建海(Bi Jianhai)都主張,兩國
實際上都是重大能源進口國,應當共同合作。例如它們同意為了制衡供應者的力量、全球
石油經濟的不確定性,雙方應該共同建立更大的聯合石油儲備。它們也可能共同研發替代
性能源供應。
從較長遠的時間來看,,我們相信,中國的興起不會像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與日本那
樣子破壞穩定。第一,它的快速興起仍是逐漸性的—全世界花了數十年時間來調整它的重
要性(儘管中國如流星般快速興起,即使不從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式評估,日本的經濟規
模仍然是中國的兩倍大。。第二,在它興起的時代,當時的國際體系在經濟上和戰略上仍
由美國領導的聯盟體系所主導,其包含75%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與軍事武力。
中國出現並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讓它突然成為所有種類貨品的關鍵買方,特別是石
油,並在尋覓供應過程中產生一個賣方市場。中國公司跑遍全世界尋找那些商品的提供者
,哪裡有可能性,就把那裡鎖住並建立排外的關係,藉以確保中國工廠可在需要的時候得
到當地的原物料。中國的外交官快速地跟隨在貿易者與投資者身後,助長中國影響力的成
長。影響力在某些案例中並非完全奏效,某些壞的行為者(例如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保護
該國的商品計畫和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並且破壞環境保護與良善治理。但是在今日世界中
,對待中國的方式必須是協商而非脅迫。
與古典的新舊強權關係的另一個不同的差異是,舊強權,特別是美國,認為中國逐漸
整合進入國際政治體系,是一股保持穩定的力量,而非破壞穩定的力量。
目前的景象是強權之間的合作而非競爭。
這個想法出現在二戰中的羅斯福總統腦海中,也是為什麼中國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中
的常任理事國身份,這想法也在1970年代深深地扎根,當時尼克森與季辛吉打開毛澤東統
治的中國的大門,並與該國建立外交關係,這想法也在毛澤東被更務實且更不注重意識型
態的領導人取代後急速成長。中國似乎被視為是獲得青睞的潛在合作伙伴,希望在未來的
某一天能夠與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合作。而且至少在最近幾年內,中國領袖更加瞭解這是美
國的戰略。
另一個角度做出的結論認為中國的興起很有可能會與美國作戰,即使不參考中國的國
內生產總值、人口、國防預算、或它的政治體制。簡言之它並不是民主而是威權體制。它
的領袖不對人民負責,同樣精明的是它們可能在對外政策上做出一般的決策,直於在戰爭
與和平的決策上,他們和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差異是不必參考輿論。的確,民主體制的領袖
必須為他們的行動向人民負責,這是『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基
礎,這個理論認為民主政體不會互相作戰。很清楚地是這理論不適用於中國,因為它不是
民主體制。。某些人主張民主與專制的本質本來就不一樣,並且強調這個專制政體的活力
來自於共產體制的意識型態,並提到在歷史上,意識型態與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連結在一
起(輸出革命)。
讓我們搞清楚:中國是個威權體制;對它的人民和鄰國都不是最好的選擇;而且它對
於政敵非常殘暴與野蠻。中國領袖必須瞭解到,只要他們繼續鎮壓自己人民的政治活動、
囚禁自己國內的異議份子、強制墮胎以控制人口樹、削減宗教權利、將北韓難民趕回自己
國家(並因而被折磨或殺害)、為了石油貿易而不理會蘇丹與伊朗的人權受到迫害,美中
關係就永遠不會提高到真誠的友誼關係或聯盟。是伙伴關係,但不是真誠且可信任的朋友
。
但是今日的中國並非舊式的共產國家。中國領袖在過去三十年內做到三件重要的事情
。
第一,他們在國內採用務實(而且通常是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政策,成為世界歷史上
最龐大且成功的反貧窮戰役。快速的經濟成長助燃貧富之間的經濟不平等。但是領導階層
瞭解必須填補這個鴻溝。第二,即是中國今日仍是個暴虐的國家,暴虐的程度已經大幅度
縮小。大致上,只有挑戰國家權威的人才會感受到國家的嚴酷,不像在毛澤東時代(雖然
還沒實現,中國人知道現在必須對付貧窮、貪污、社會與政治不穩定、改革仍然臃腫且無
效率的國有經濟體等重大議題。如果中國的財富、權力及成長率都萎縮的話,以一個擁有
十三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些挑戰的規模自然是非常驚人的。
第三,在處理對外關係上,他們放棄毛澤東時代那種具侵略性的姿態,並採用更務實
且合作性的方法。
他們停止推翻鄰國以煽動該國共黨執政的政策。幾乎在過去三十年內,他們反過來與
穩固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有效的商業與政治關係,像是南韓與澳大利亞。鑑於中國在1979
年之前支持東南亞共黨,他們開始疏遠這些共黨組織(甚至將之解散),因為它們成為睦
鄰政策、投資與貿易的阻礙。至於與台灣的經濟互動的規模則是極為巨大的。同樣自1990
年從零開始,台灣在中國累積的投資或許已經超過一千億美元,而且海峽之間的貿易已經
接近一年七百億美元。從某方面來說,中國實施比美國更完善的區域外交,特別是在最近
幾年,而美國只將焦點集中在反恐怖主義戰爭。或許所謂的中國『和平崛起』政策常被描
述成一種偽裝,意圖讓鄰國鬆懈戒備並陷入自滿的錯覺中,同時中國仍舊繼續建立它的武
力。若是這樣的話,中國花費更多心力以粉飾它的真正意圖—一種比舊式的史達林主義者
更耗費心力的精密方式。而且當中國在未來因為增強武力而逐漸顯露出更具霸權的外貌時
,將會有許多國家以它們的地緣戰略對策與結盟來圍堵中國—南韓、澳大利亞、越南、印
度尼西亞、俄羅斯—將有可能變得更傾向於強化它們與美國的關係。
中國領袖已經放棄輸出革命,轉向出口更多更多的貨物。共產黨沒有必要放棄它的理
想,甚至使用更精密的方法恢復它的正統性,並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然而就和世界
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今日中國外交政策背後的驅動力是國家利益。中國要擴張它的影響力
,特別是在與美國正面對峙時。它的展望甚至是削弱美國的權力。最近一份在中國菁英之
間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發現,其中三分之二的應答者讚美美國的財富和國內政策,但是怨恨
它那似乎是真的霸權主義。而且許多感受性高且更為開放的分析家們,像是北京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的王緝思院長,他們認為中美關係天生就是複雜且困難的。但是同一批觀察家也
認為,中國在一個多極體系中的角色應當是亞洲的『第一把手(First among Equal)』
以及關鍵性的強權國家,而非追求全球霸權,或有系統地取代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
中國的企圖心沾染上歷史與台灣等特殊議題的顏色。前美國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蘇葆
立(Robert Suettinger)很得體地說道:『一個節制且不滿足的區域性強權,對於美國
支持台灣感到憤怒...而且怨恨美國領導階層的藉口,和它所察覺到藏在美國行動中的專
橫。』或者前東亞與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索樂文(Richard Solomon)的改述中認為,中
國對於作為一個大國,以及應當享有的平等待遇感到特別敏感,並且自以為是地相信因為
過去受到不正當的對待,因此值得在未來獲得特別待遇。
這些心態造成很難與中國人相處。但是意識型態上的聖戰士總是樂衷於推翻中國不想
要的國際體系。它在最近幾年的調整中展現出繼續改善成熟以及負責任的態度。這並不是
說中國停止追求第一名的地位—只是因為現在它看到和諧的經濟與全球秩序能夠增加自己
的利益。它是真正的共產政權,但它也是資本主義政權,並且增加自己與世界各地的互相
聯繫—甚至一步一步地更加開放它的國家和人民。能幹且認真的人民也跟著陸續增加,拋
棄意識型態換取專業素養。就如同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的讚美:『
眼看著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體驗到世界最快速的經濟成長,就像看到最肥胖的孩童在學校
裡贏得一百公尺障礙賽跑一樣。』
諷刺的是,即使意識型態並未驅動中國對外政策,許多中國人相信是意識型態驅動美
國的對中國政策。在1989年的天安門悲劇中,他們將美國對外政策中的許多成分詮釋成專
門針對削弱共產黨而來。貿易糾紛(例如智慧財產權)是用來降低中骨經濟成長速度;支
持台灣與達賴喇嘛是分離主義陰謀的一部份;以及美國的人權政策是為了削弱列寧式體制
;這股偏執狂妄想沒有任何一項是事實。但是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更加開放,這些美國『政
策』似乎變得更危險。隨著中國變得更有自信,以及美國領袖已經向它的中國伙伴表明他
們沒有進行『政權輪替』的意圖,這股憂慮感已經消失。小布希總統的對外政策目標是著
重在民主,中國人的心態曾經對此感到懷疑並認為其中必有陰謀,但是現在整體上他們的
憂慮已經消失不見。
如果意識型態不是憂慮的來源,那麼政治體制中的威權主義的本質是什麼,領袖不用
對人民負責的真相又是什麼?理論上這讓他們更加極端且更加危險。然而我們所知道的事
情告訴我們的是,實際上政權比更直言不諱的中國大眾還要來得節制。當海峽局勢變得更
緊張時,當美國噴射機轟炸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時,以及當中國戰鬥機撞到美國偵察機
而落海時,中國公民提出他們對於美國的意見也要求政府應當做出某些行動(他們被允許
在報紙上、雜誌上與部落格上提出討論,即使國內政治仍保有某些禁忌)。
在大多數案例中,大眾相信政府在回應美國時總是過於軟弱。中國外交部常被稱為『
賣國部』,這名詞幾乎等同於中國外交部。在發生事件時,大眾輿論會大到難以壓制下來
。儘管政府允許人民發洩情緒並向美國抗議,但它不允許輿論批評地太過火,因為某種程
度上,對美國的批評將會轉變成對政權的批評。所以在適當範圍內,領導階層會提出某種
理由,證明為什麼太過強硬的回應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包括經濟互賴)以及危機的平息。
中國領袖是否會在內政陷入困難時,聚集大眾支持以發動戰爭?共產黨會操縱民族主
義,但是他有自己的底線,即使民族主義份子示威反對日本與美國,仍有可能變成雙刃劍
對政權造成傷害,因為它將快速地將目標朝國內轉。
在這種環境下,中國領袖可能決定發動戰爭打擊外國強權。但是它將在這種戰爭中輸
掉許多東西,尤其是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裡的角色。他們必須說服自己找到非常好的理由
可用來發動戰爭。意識型態作為戰爭原因已經消失很久了,除非它始終仍存在。
即是是個新興強權,共產中國對於發動戰爭攻打遙遠的美國並不能獲得利益。即便它
能夠擊敗日本這個關鍵的美國盟友暨區域中的長期對手?但是對於美國在區域內的主要盟
友—特別是日本與南韓—以及泰國和菲律賓,以及位置更遙遠的澳大利亞,以及擁有更密
切伙伴關係的新加坡,實在無法想像到有發動戰爭的好理由。
理論上戰爭發生的類型有很多種,或許以菲律賓作為目標,中國可能加強宣稱它擁有
南中國海的海床資源,當地有許多國家自行宣稱擁有備受爭議的島嶼—以及環繞島嶼周遭
的資源。或是中國挑起與日本的戰爭—歷史報復,即使雙方的經濟利益已經結合在一起。
有爭議的島嶼與海床資源可以引起火花,但是與日本作戰的實際動機或許只是民族主義。
這類衝突只有些許的可能性,但是似乎極端不可能。例如,即使南中國海擁有極高價
值的資源,它的價值比不上波斯灣甚至是北海。如果中國以這種方法追求戰爭的話,它將
陷入與六個國家敵對的處境(並危急到進入它們市場的商機)。此外,中國在過去十年內
已經放棄以具侵略性的方法獲取海床資源。如學者西蒙(Sheldon Simon)所言:『中國
接受以聯合國海洋法作為談判基礎,與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達成雙邊協議,提高共同開發的
前景,並且同意與東南亞國協進行關於南沙群島的多邊性討論。』另外,中國已經完全獲
得海上航道;它不需要為了控制這個地區而發動戰爭。此外,美國明確聲明它對菲律賓的
聯盟義務不包括為了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而為該國作戰(雖然這個立場明確地從兩方向
產生作用,提高某種類型的衝突機會並削弱嚇阻,且此後中國不再懼怕美國的報復)。
較大的問題或許是日本。可確定雙方之間的龐大仇恨來自於日本在1930—1940年代的
帝國主義式入侵遺留下來的遺產。雙方都會被對方所激怒;雙方都自傲地看待某些有爭議
的領土,即使是被對方武力所奪取的無人島。但是雙方也是高度互賴的國家,即使不考慮
戰爭帶來直接兵戎相見的風險,衝突產生的經濟餘波將會對雙方造成巨大到難以接受的後
果(雖然難以想像在暴力衝突後恢復的正式的貿易與投資模式)競爭宣稱擁有海床資源、
對於歷史的異議、不成熟的民族主義情緒都助燃不間斷前進的憂慮,儘管雙方都是很務實
的國家。特別是日本,即使它在近年來提高安全上的角色,這個角色的限制仍是相當僵硬
的。即使它以部署武力到伊拉克作為提高安全行動的起點,它們仍被相當嚴格的交戰規則
限制住,且在伊拉克戰場上的其他國家的軍事部隊,仍負起保護日本自衛隊武力的責任。
日本最近朝向更正式且更不受阻礙的安全立場前進,小布希政府的前國安會東亞事務主任
格林(Michael Green)已更完善的詮釋它是『不情願的現實主義』而非潛在的軍國主義
。日本專家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望月(Mike Mochizuki)提到,只要提到日本長久以來
的『歷史問題』,對於它粉飾歷史的說法都是被誇大的。例如,它的國內歷史教科書中,
壓到性的比例都精確地描述日本軍隊在1930—1940年間的暴行。
最重要的是上述提到的都只是額外的破壞穩定因素,另外還有一個是:美國在區域內
扮演的角色,底線是只要美國仍堅持對亞洲盟國的承諾,它更有可能嚇阻中國攻擊它們而
非讓它們陷入衝突中。中國無法在不直接與美國展開不可避免的戰爭的情況下,對美國的
盟國奪取龐大領土或造成重大傷害。而且美國在區域內長達半世紀的存在已經傳達了這個
訊息。
對照之下,中國可能質疑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中國強烈地宣稱擁有這島嶼的主權
(至少在它眼中),而且美國跟它沒有正式安全條約或甚至是外交關係。但是中國領袖幾
乎不懷疑美國的決心以及站在台灣身旁給予支持的立場。所以穩定似乎是過度五段的。這
個利害關係太低,即使一場勝利的戰爭也難以證實是正當的—經濟餘波將會特別巨大;而
且由於美國的干涉,實際上任何戰爭都不會成功。
但是美中關係的新動力是否可能引起戰爭—至少戰爭以外的本質性惡化?例如將兩國
綁在一起的經濟關係是否有可能會斷裂?總之,在過去。嚴酷的經濟問題總是會引起戰爭
。最近且最主要的例子是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和第一次大戰餘波的經濟崩潰,這兩
者造成政治混亂並允許希特勒興起(雖然這兩者並不是讓他大肆侵略的驅動力)。中國更
具侵略性的經濟外交,包括中國公司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美國國內的商業投資
,也引發對它的懷疑,是否是在西半球獲取地緣戰略影響力—是否可能產生安全上的含意
?
就因為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已經在過去三十年內大幅度成長,但這並不意味它們的關
係就會繼續大幅度成長。這裡有兩個領域如果沒有詳細解釋的話,將會弱化美中貿易關係
是個互相受惠的信念。這個信念對美國商業界特別重要,因為它們是國會中政治支持與美
中貿易關係的來源。
第一個領域是美中之間總體經濟的不對稱性。美國人花的錢太多而中國人存的錢太多
,這是美國對中國巨大貿易赤字的基本原因(在2005年大約是兩千億美元),中國藉由購
買美國債券來幫助美國的財政(在過程中維持美國的低利率)。
這個基本的不對稱性產生其他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中國貨幣被低估。最終中國終
將調整匯率以減少不對稱性,問題在於應該是逐漸地或突然地調整。最好的調整方法是逐
漸性的,增加美國這邊能存下來的金額,並增加中國這邊的國內需求。中國需要的是建立
社會安全網路並創辦健康、失業以及年金體系,特別是當它的人口老化且越來越多老年人
需要越來越少的老年人的時候。同時,因為缺乏社會安全網路,中國家庭被迫儲蓄更多金
錢並減少花費,中國公司藉由出口以保障它們的生存。
第二個領域是中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權上的失敗。竊取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公司專業知識
,已經助燃該國大部分的經濟成長。可確定的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但是發生的規模
卻遠非先前所能及。若不能將之抑制的話,它將會對建立自由貿易體系的公平貿易承諾造
成負面影響。
中國領袖瞭解他們必須建立社會安全網路以刺激國內需求,並且必須保護智慧財產權
。問題在於他們是否能夠做到。直到現在,中國仍缺乏能夠執行這些目標的穩健制度性能
力、以及社會安全網路需要的財政資源。共產黨掌握權力造成的貪瀆是另一個嚴重阻礙。
我們可以推測,在最糟糕的劇本中,總體經濟收支不平衡和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將成為
隔絕兩國政府的阻礙。就像在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貿易與投資成為每天必定發作的頭
痛—或許更糟的是—而且不是機會的來源。
另一個經濟議題造成對外政策上的問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對外投資,特別是石油與
其他自然資源的生產公司。在2004年11月,胡錦濤主席前往智利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高峰會與拉丁美洲簽署價值一千億美元
的投資承諾。中國企業及政府顯示出對於潛在戰略性資源的興趣—向是在2005年參與投標
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
另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是中國努力以非法方式竊取外國科技(可運用在經濟目的並轉
變成軍事目的)。一位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的助理主任指出:『中國是今天美國最大的(
間諜行動)威脅。聯邦調查局相信中國在美國境內擁有超過三千個紙上公司,使用非法方
式竊取軍事或工業科技。就像許多調查小組在報告中所寫的一樣,中國是圖且取的不外乎
加密的資料或材料。例如國會在1999年下旬成立的考克斯調查小組,解釋中國如何竊取美
國核子彈頭的設計圖、以及火箭科技使用的某些機密資訊。
所以美中經濟關係累積的潛在議題會將衝突帶進關係中。與1980年代每日經貿關係不
同的是,沒有聯盟關係可供補償。的確,,與中國相關的安全議題—加上持續無法解決的
人權議題—將會惡化化經濟問題。如同費雪曼(Ted Fishman)在《中國企業無限公司(
China Inc)》書中提到:『當中國的新經濟力量幫助它獲得地緣政治影響力,它那興起
中的的政治權利與戰略存在,也阻止全世界以同等力量和中國競爭。』
再一次強調,發動一場貨幣的、或非法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戰爭,理論是可行,但實務
上卻是難以置信的。一個最有可能發生的場景是一旦雙方身陷在經濟緊張中,它們將會設
法找出解決方法而非動彈不得。如上述,它們之間的互相依賴已經太過強烈。中國領袖知
道他挑戰的能力們必須做什麼,他們的挑戰是培養出能妥善處理挑戰的能力。他們也瞭解
美國和它的龐大市場,那是他們國家大多數製造業所依賴的終端市場,而且將製造業維持
在高水準上運作是解決國內三大問題的關鍵。第一,產生工作機會仍是個不間斷的挑戰。
每一年進入職場的新從業人員超過兩千萬人,大概是全德州的總人口數。第二,對於效率
低落的國有產業進行改革,雖然這部門擁有大約一億名從業人員,但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
已經完成改革。第三,在資本分配的最初階段成立有效率的機制。在此同時,國有銀行肩
負不良的呆帳,造成無效率的國有銀行繼續生存下去。就像中國領袖知道他們需要經濟成
長和美國市場,藉以捨棄舊式的國家計畫經濟體系,所以美國公司知道未來有利可圖的值
中國市場仍是個值得一搏的賭注。雙方都繼續耗下去。
另外,中國貿易表現幾乎不是掠奪式的。它選擇向全球經濟體系和外國直接投資作為
經濟成長的基礎—與日本進行完全不同的方向,的確,根據世界級的中國經濟專家拉迪(
Nicholas Lardy)所言:『或許它是新興市場中最開放的』,因為它的效率、經濟體規模
、以及低勞工薪資,讓它成為製造業與組裝業的基地—而且它開放外國製造業的生產力、
原物料和組裝業所需的零件進入本國。它的貿易盈餘比美國還要大,即使它的貿易盈餘並
未比全世界還要大。雖然對於製造業出走而失去工作的人來說,中國是個龐大威脅,大部
分進駐中國的製造業來自東亞其他國家而不是美國。在近幾年內,美國對整個東亞的赤字
實際上是下降的。另外,對許多消費者來說,中國貿易的蓬勃發展來自於消費者對於低價
位商品的龐大需求。
即使處在貿易緊張的時刻中,。以及無論它們可能引起什麼層級的衝突,最好方法是
利用所有可使用的政策,而非動武將雙邊關係破壞到冷戰狀態。經濟互補和互賴是生活中
的現實,而且仍會繼續持下去。國家可能仍然需要對方的市場以及有利可圖的經濟關係,
即使它們可能尋求某種程度的減少,也且它們也能避免經濟崩潰,正如它們之間的關係有
惡化的潛在可能性。美國可使用的補救措施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糾紛排解機制,這是要求中
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有必要使用的情況下,也能夠動用美國貿易法
的許多權威。
至於中國購買外國公司是需要留意,但是應該放在適合的位子上觀察。中國投資海外
天然資源反映它們在實現全球企圖心的時候,對外來供應者的依賴。看起來更合理的解釋
是它們努力對外散佈中國的『軟實力』並擴大經濟利益。某種程度上很像是美國在全世界
的行動,而不是在世界各地散佈特洛伊木馬。而且它們並不總是能夠成功地產生中國的優
勢。這裡有些問題,例如無論胡錦濤主席在2004年11月對拉丁美洲的投資承諾是否能實現
,以及在非洲進行的購併行動是否真的有利可圖。
中國企業曾經一度想購併加州聯合石油公司,這購併案並不會危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
。該公司的石油總生產量不到全球總生產量的1%。它的大多數資產位在亞洲,無疑地中
國在亞洲擁有極為龐大的利益。中國控制的全球石油生產量幾乎是它的總消費量的10%。
它在美國國內的投資遠不如美國在中國國內的投資,從中國日漸依賴外來供應者這角度來
看,這購併案非常有可能反映出它亟欲保證未來的能源供應。
美國政府對於外國公司購買美國公司,並沒有一個評估機制。財政部的美國外國投資
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對於2006
年的杜拜港口世界公司的併購按,它在喧鬧聲中取消併購程序,然而最終將會產生一個平
衡。美國必須保持對外資開放,只因為我們支持美國在其他國家境內的投資,包括在中國
。
另一個領域也必須達成平衡,及科技的雙重使用—以及將合法的民間科技運用轉變成
軍事上的運用。一個例子是超級電腦,它可以用來預測氣候變化以及追蹤飛彈軌跡。美軍
勝過中國解放軍的一個優勢就是科技。美國擁有龐大的利益在於放慢專業知識的流動,其
中一個理由就是相信它最終將會流動中國軍隊手上,而非民間團體。相關關鍵領域像是高
能雷射、先進科學儀器、潛艦靜音設備、匿蹤科技、以及或許是中國最重視的—高性能電
腦。然而兩用科技的出口控制已經變得非常複雜。快速前進的科技變化意味著中國工廠現
在能夠組裝筆記型電腦,從他們的加工速度來看,它的精密程度遠勝過美國在十五到二十
年前以國家安全立場禁止出口的設備。更進一步來說,美國並不是這些科技的唯一提供者
。除非出口控制是多邊性的,否則中國仍將從其他國家手上獲得他想要的東西。然而就大
部分精密設備來說,美國仍是唯一提供者,必須確實完成審核步驟才能決定是否發放執照
移交給中國。當發生沒有執照許可的科技移轉事件時,實施嚴厲的處罰仍是必要的。
在間諜行動的前線上,我們認為中國將繼續試圖竊取無法合法購買的科技,這類間諜
行動對中國來說並不是獨特的,但是合乎其不友善的個性,而且會對美國利益產生潛在傷
害,而且仍是繼續阻礙美中友誼關係的一個負面因素。美國將會維持強大的反情報作戰工
具以打擊竊賊,包括制裁罪犯。這麼做是為了幫助嚇阻這類行動並保護我們『王冠上的寶
石』。
經濟是一種競爭。某些摩擦在我們的關係上是無法避免的。我們能藉由強大且健全的
貿易政策、出口控制、以及反情報估具來管理這些摩擦。阻止貿易競爭成為對外政策衝突
的來源,比競爭還更有助於雙方利益。在這裡我們回想起關於龐大經濟力量的所有討論。
中國的問題與挑戰都是驚人的—而且實際上所有問題與挑戰都必須與國際社會共同處理,
藉以減輕未來十年後的困擾。中國仍舊是個相對貧窮的國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二十五
分之一必須強調貧窮加上美國的高生活水準、以及美國市場的規模,藉以產生有利於彼此
互惠的補充。而且如果發生詐騙的話,我們擁有經濟工具可以適度地向中國報復。
中國興起的主要結構性本質,或是中美關係的本質,這些都與戰爭或衝突沒有關係。
當然為了上述的原因,雙邊關係的確出現真正的緊張這個緊張加上台灣議題的特殊火花,
能夠造成真正的危機,即使它高度不可能造成真正的對抗。因為互賴與合作,美國與中國
對於對方的意圖仍是不穩定的。
最好的辦法是具體描述出發生的事情,讓雙方都能夠做出防範措施。因為雙方都無法
向對方做出確實聲明,向對方展示字面意義和嚴肅的證據,各方都採取行動準備,防範事
情產生最糟糕的結果。在雙方的政策中,合作的方法與競爭性或防衛性的方法共同存在。
各方的軍事威脅都是另一方的潛在勁敵,而且根據此一構想產生軍購、預算與戰爭計
畫。雙方的外交官都盡力擴張他們國家的影響力。雙方都盡力強化區域性建制為它們自己
的利益服務。美國相當明確第十行兩首策略。五角大廈在2006年2月出版的《美國四年期
國防總檢報告》主張:『主要強權與新興強權需要以平衡的方法塑造選擇,一邊合作一邊
做出謹慎的防範措施,避免合作的可能性無法在未來發揮避免衝突的功效。』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信任對方宣稱的仁慈動機是可信任的。中國很高興聽到副
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5年後半年向美國呼籲,美國和中國應當共同
合作,承擔維持國際體系和平與穩定的特殊責任。這個呼籲呼應羅斯福總統在六十年前的
精心安排,當時他要求美國人確認中國應當擁有與美國平等的超級強權地位另一方面,中
國謹慎地觀察五角大廈改變它的全球軍事立場。與中國最有相關的是美軍強化關島作為主
要部署基地,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與印度的安全關係(關島的駐軍擁有重要的全球性目
的,但是中國很自然地看成是區域性的目的)。中國也不喜歡五角大廈每年都提出報告,
指稱它的建軍帶來麻煩與威脅。同時,經濟摩擦的增加,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內部的反中國
立法與行動的可能性也跟著提高。那麼對中國來說,美國的言論與行動,究竟哪一種是有
效的?
美國也處在同樣的矛盾立場。美國的中國政策的前提已經存在超過三十年,讓我們能
夠藉由將中國整合進入現存的世界體系中,塑造中國的利益與價值,並且同時能夠進入中
國經濟而獲利。同時,我們留意中國的建軍、它過去的武器擴散歷史、以及內政的壓迫性
政策。
在這架構下美國與中國都不準備將對方視為是永久的敵人,這樣會造成一種不知不覺
的動力:如果雙方的戰略學者與軍事規劃者都假設對方自行認為冷戰是最好的結果,那麼
他們將根據此立場產生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一個可預測的結果就是某種形式的圍堵政策
。奈伊的建議仍是擲地有聲的:如果美國視中國為敵人的話,那麼中國將變成敵人中國也
將同樣對待美國。雙方的領袖瞭解這個危險,並且需要向對方再保證自己的意圖。事實上
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這個防衛戰略本身也有某些問題。第一是必須協調合作性且防衛性的因素。中國與美
國的領袖必須確保相關的官僚體系不會無腦地只想結束任務,造成與目標相反的結果。特
別是如果國防體制胡作非為,將會摧毀雙方進行防衛措施亟欲追求的脆弱平衡。第二是國
內支持。這兩國內部的輿論傾向於謹慎地注意對方的意圖,並支持這個防衛政策的負面影
響。雙方領袖都有義務提醒輿論,應當注意更開闊、更積極的美中關係。第三,在一個戰
略不確定且互相防備的環境中,增加的是相互的猜忌並引發雙方都不想要的危機。兩國之
間有許多議題,我們相信,台灣議題是最容易輕易觸發危機的扳機。
總之,當談到未來的美中關係時,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保持樂觀。可確定的是,新強權
尋求進入國際體系,又不會與舊強權產生面對面的挑戰,天生就是很困難的事情。而且由
於在管理美中關係的要求中,未來的意圖仍是不確定的,誘惑的阻礙仍然很強大。但是雙
方都有好機會可以改善雙邊關係,雙方可能可以互相協調,並獲得兩國內部大眾的支持。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處在混亂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中,美國、中國、日本、歐洲、
俄國、以及或許印度與巴西,都有足夠利益能夠在整個國際體系中生存,它們可能將狹隘
的國家利益附屬在合作維繫國際體系的價值、以及促進和平、穩定與繁榮。中國是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這個身份讓它有理由這麼做。在過程中,美國與中國將會完全不需要為了奪
取相對的優勢地位而戰鬥—基於意識型態、經濟,或基於美國對待盟國所採取的行動。
然而這個評估只是一個先決條件;美國決定繼續扮演它在二戰結束之後的領導者身份
。在不同層面中,美國是失去允許為國際體系設定議程的領導身份與優勢,並為了新興強
權國家而做調整。因為美國有全球責任感,它必須在每一個主要區域裡維持領導者身份包
括東亞。而且因為美國總是以它的軟與硬實力,做出同樣多的例子與努力,它必須投注同
樣多的注意力。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將需要付出它第一次贏得這身份的代價:健全的財政
政策、建立科學與科技的豐富資源、每一個人都能取得的高品質教育、知識經濟的制度性
基礎設施、以及強大的國防這些原因反過來要求政治上的領導統御能力以及基礎雄厚的大
眾輿論。但是這些都是可取得的,而且我們期望他們現在可以,並繼續在未來達成這些成
就。
台灣海峽的重要性為我們帶來非常非常多的麻煩。這不是因為海峽兩岸都想要戰爭;
不是這樣子。
但是戰爭能夠發生。不同於強權競爭、經濟上的打擊、意識型態的不合,所造成的假
設性危險,台灣議題更像是真實的,因為它涉及到兩個巨大強權之間的密切利益所產生具
體的麻煩,以及第三方有能力產生問題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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