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看似是難以置信的，因為人民共同的利益太多且難以損失。友
誼關係的訊息非常豐富，例如在2005年年初及2006年，中國的大型客機搭載台灣商人回家
過農曆年。在2005年年初，台灣的反對黨領袖前往中國並獲得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熱烈歡迎
。
有非常多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發生戰爭，但是在這裡卻非常難以簡單回答。例如
不會在這裡發生戰爭的理由是海峽兩岸的人民並不像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或是波士尼
亞人與塞爾維亞人，他們都受到深刻的部族仇恨驅使；或是因為共產主義與其他對立主義
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我們將會從台灣與中國的複雜歷史來解釋這些理由。然後我們將會
解釋為什麼戰爭會發生。
從天空往下看著地表，你會發現衝突深深紮根在土地的歷史上。中國開拓者與台灣原
生民族並沒有尖銳的種族不和，而是強大且繼續搏鬥中的國家認同在發揮作用。對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來說，歷經日本殖民五十年及國民黨統治五十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懷
抱』意味著成為中國人。然而對許多台灣人來說，他們的認同則是外來統治者阻止他們自
行決定命運，對他們來說，中國並非母親的角色，它的擁抱則是限制而非舒適。
台灣是塊距離中國東南海域一百哩遠的葉狀島嶼，面積大小等同於康乃迪克州加上新
罕布夏州。直到十七世紀前，僅有原生民族零星地在各處居住。之後台灣吸引許多中國東
南沿岸的人民前來居住。這些中國遷徙者因為中國的土地變得不足而前來貿易與農耕。在
此進行農耕非常方便，開拓者之間的通婚也同化許多居住在西部平原的鄰近原住民。這些
平地原住民快速地從歷史中消失。中國冒險家進入中央山脈以及狹窄的東方沿海平原，並
且遇到居住在這些地方的『生番』，他們相當危險且仍舊造成麻煩。
這股遷徙有三個有趣的地方。第一，這些人是中國人，他們將自己視為是中國人並在
新土地散佈中國東南部的社會習俗。的確，這些中國東南部的社會習俗屬於中國文化一部
份：中國的家庭系統、神祇、語言與其他。就像遷徙到北美新大陸東北角的英國人一樣，
他們散佈英國社會習俗並將自己視為是英國人；新的台灣住民並未否定自己是中國人。
第二，這股遷徙潮是中國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民全方位遷徙的一部份。他們向東南方
遷徙到海岸，向南遷徙到四川，向西遷徙到中亞，向北遷徙到滿州、以及西藏、東南亞並
最終前往美洲。遷徙潮偶爾只是人民的流動，偶爾進行大開拓潮並逐漸地併入中華帝國，
有時候這兩者之間是模糊難以定義。
滿州帝國政府在十七世紀晚期將台灣劃歸為福建省的轄區，但只是形式上。現實上島
嶼仍是邊疆地帶，即使是福建省總督也不為其負責。兩個世紀以來，遷徙者、虛弱的政府
武力與山地原住民常發生地方性的衝突。每個集團更像是武裝軍營，衝突往往演變成戰鬥
。
到了十九世紀，台灣社會與政治組織與中國相似。農民用收穫來養育家庭、向地主付
租金、並賣到市場上，就像他們在海峽對岸的表親一樣。年輕人參加科舉以進入公職系統
。他們書寫的是中國文字，而且並不聽中國東南部方言所說的故事。老年人則祈禱能夠前
往中國朝拜『祖廟』做為他們的精神依靠。簡言之，台灣成為一個中國式社會，一切皆然
。
第三點是台灣邊疆地帶與歐洲強權滲透東亞的平行意義。荷蘭與西班牙殖民者曾在該
島建立前哨基地，但不久後隨即撤離。
到了十九世紀，法國人與日本人看到台灣的位置與區域海線的戰略價值，而且日本人
在1895年接收台灣做為擊敗中國的大獎。
日本人的統治對台灣人帶來混雜的祝福。軍隊與警察相當嚴格，但是官方負責農業、
教育與健康，帶動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總地來說，日本殖民主義或許加強台灣人的中國人
認同。
當中國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向日本人接受台灣，台灣人明智且歡欣地見到外國殖
民統治的結束。他們在新統治者的經驗又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歷史讓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台灣人民與中國新遷徙者之間並沒有很深厚的部族敵對
。從種族上來看，至少除了已經居住許多數十萬年的原住民族之外（大約佔2300萬人的2
％），他們全都是中國人。一般來說，他們的體質特徵、語言來源與方言、在學校教授的
標準語言全都一樣，只有書寫文字因為政治關係而有不同，但海峽雙方使用的文字全都是
象形文字而非西方的語音文字。在帶進各區域的美食後，中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與廣州
的食品，都能在台灣的城市如台北、台中和高雄找到差異性不大的產品。台灣孩童與中國
孩童聽到的是相同的神話與歷史故事。而且海峽雙方全都向佛陀與媽祖祈禱。這與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英格蘭與愛爾蘭、以及塞爾維亞與波士尼亞之間難以化解的血海深仇不一樣
。如果我們檢視開戰的第一擊砲火時，我們不會在台灣海峽雙方發現種族與文化差異。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四十年後，台灣人遭受到台北威權政權與北京共產政權在冷
戰高峰中的緊張鬥爭。在中國是毛澤東領導並發誓解放台灣的共產政權，在島嶼上則是蔣
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流亡政府，它在1949年後喪失中國領土並轉進島嶼，且首要目標是反擊
『共匪』，儘管沒有任一方能夠嚴重威脅對方（特別是美國第七艦隊站在他們中間），雙
方都為了政治目的維持戰時狀態。一個內戰國家有適合的藉口進行政治壓迫。
雙方都自稱是中國的真正政府。在國際上，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蔣的中華民國競爭
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中國』席位。美國認為台灣是圍堵共產主義的最佳盟友，承諾防
衛它免於中國的攻擊，並在島上部署龐大的軍隊台灣是美國多年來的接受援助者兼保守派
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者，而中國則是走向不符合人性、激進主義的錯誤龐大例證。
雙方也曾發生過戰爭，甚至瀕臨核子戰爭似乎可能爆發的局勢。在1954年，共產黨開
始砲轟金門，甚至可以奪取較小的鄰近島嶼。然後在1958年，中國再次轟炸金門藉以切斷
供應。雖然該島嶼沒有軍事價值，美國害怕失去國民黨對它的信任，而且可能對它自己的
再補給船艦產生風險。危機不久後減弱，但是兩個插曲讓美國憂心被拖入戰爭並非它的實
質利益。並且歷史學者在這兩個個案中學到的教訓是，毛澤東或許高估經由有限地使用武
力（高壓外交）獲得的政治利益。
在此我們必須將焦點從中國與台灣之間發生的事情轉移到在台灣本身發生的事情。這
裡要瞭解的是國民黨和它的軍隊自1945年接受台灣之後如何進行統治，以及台灣人民的回
應如何塑造兩岸關係。對許多人來說，民主最終給予他們—不是來自外來統治者—決定他
們自己命運的權力。
國民黨政權以鐵腕統治台灣。在它的無紀律軍隊抵達不久後，由於恐懼共產黨陰謀，
在1947年2月一件街上小糾紛失控並擴大為全島的大屠殺，成為至今的回憶。蔣在中國潰
敗後，在1949年轉進台灣並塑造警察國家的氣氛，政治自由備受限制且內戰局勢仍在進行
中，秘密警察滲入日常生活與校園中的四周角落，他們只獲得最少的象徵性立法委員代表
席次，因為政權說它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
然而國民黨的壓迫更進一步。思考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數十年後已經失去他們的民
族精神，政權提出計畫將他們重塑成『良好的中國人』。北京話成為官方標準語言，儘管
它幾乎無法讓講地方方言的人聽得懂，而且甚至大多數地方老師不知道它是什麼。甚至不
久後台灣孩童在學校內講母語會被處罰。學校課程全部實施中國化。學生學習到他們幾乎
未曾看過的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學，而且幾乎沒有他們家庭數世代以來生活在其中的島嶼
文化。在軍事上，中國軍官嚴酷地對待台灣人的義務役士兵。中國人取代台灣人成為國家
公僕。台灣城市變成非正式的種族隔離社會。
這些政策在許多不同面向影響台灣人。初期的暴力與逮捕或許影響島嶼上每一個家庭
。如果犧牲者（不是被殺就是被關起來）不是親戚，就是村里的教師或是地方上的醫生，
或是地主家庭裡的名人。
不久後，更清楚的是國民黨要留下來並出現某種類型的穩定，台灣人別無選擇只能屈
服於新秩序。大多數人將他們的精力和破滅轉向於經濟發展：首先是農耕，然後是商業，
再來是工業。大多數人奮力工作使島嶼開始繁榮。某些人追求學術或是專業。例如一個名
為李登輝的耀眼年輕人攻讀農業經濟，一位名為陳水扁的貧農子弟成為海商律師，他們分
別成為最新的兩位總統。但是有數萬人追求並獲得其它的成功。
還有其他人為國民黨效力。在初期，本土台灣人為它工作是因為它需要地方上的專業
人士，像是教師、警察、稅務員以及其他。不久後，他塑造更為本土的形象。對於採取這
模式的台灣人來說，這一點成為兩難。大多數人加入政權僅只是為了需要工作，但是他們
也知道其他台灣人可能責備他們『出賣同胞』。某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樂意被吸收入政權
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從內部改變政權系統，儘管他們知道同胞所受過的苦難。李登輝再
次成為這個原型。
也有其它的適應戰略。許多知識份子往海外繼續接受更高的教育然後留下，因為外地
生活較舒適且故鄉的政治氣氛不佳。其中某些人開始在流亡中參加反對派政治。回到台灣
後，某些人無法控制對國民黨的義憤並且成為異議人士。他們不斷地遭遇到麻煩。其他人
更為謹慎地加入政治圈且蒙受龐大風險。還有其他人不喜歡國民黨但是迴避政治以免傷及
工作，只能從其他方式與管道牽涉其中。陳水扁就是這個類型。
然而許多台灣人學會適應，國民黨的政策被保留下來並產生不良影響。這一點改變他
們自己的認知。我們先前提到台灣人在1945年蔣的部隊抵達台灣時仍將自己視為中國人，
但是國民黨強迫他們變成死板的中國人模式—經由教育體系—經由軍事體系等—他們開始
反思自己有所差異。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我們遭遇到的嚴酷對待就意謂成為中國人，那
麼我們無法成為中國人』。於是台灣人認同就此誕生。
某些台灣人做出的結論是更進一步地：『台灣應該是個獨立的國家』他們認為國民黨
與共產黨政權認為台灣應該從日本人手中回到中國懷抱的主張都沒有法理基礎。雖然他們
將會認知到他們擁有中國種族上的遺產，他們指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人都
共同擁有英國人的背景以及各自擁有的國家。提倡台灣獨立的人逃亡到日本和美國（只有
本土台灣人尋求台灣獨立）。
還有其他無法明確分類的人。許多人的家庭數世代以來住在島上，但是他們承認自己
是中國人。然後還有在1940年代隨蔣政權從中國遷徙來到台灣的家庭、以及他們的子孫輩
。這兩個族群團體擁有明顯不同的歷史、混雜的認同並且共同組成一半的人口。當然他們
也將自己視為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
更重要的是台灣認同的結構備受環境影響。嚴峻的國民黨統治產生前所未見的台灣人
認同感。在今天，民意調查與選舉告訴我們，當中國對這座島做出粗裂舉動時，台灣人認
同感就會增加。可推斷的是當中國做出良善行動時，擁有混雜認同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更甚於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的概念是更明顯活潑的。宣稱自己是台灣人是危險的，只有少數人這個做。
一旦這麼做更加安全時，宣稱自己是台灣人突然獲得大多數人認同（的確，在這做島嶼上
的不同時代，有過台灣熱以及中國熱）。
然後在1970年代中期發生改變。在台灣，蔣介石死於1975年，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權
力。他經國為繼承全力做出許久的準備。他開始領導安全部門並強化壓抑所謂的『外省人
』凌駕於『本土台灣人』上方，儘管本土台灣人的祖先是從十七到十九世紀之間從中國遷
徙而來。他長久以來的名聲被當成是個惡棍。但是他不久後開始流露出改革傾向並將效忠
的台灣人帶進國民黨並擴大選舉範圍。
在中國，毛澤東死於1976年。他的統治對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統治正統性都算是災難
。由鄧小平率領的其他共黨領袖別無選擇地進行反毛式改革。鄧小平逐漸遞增地拆卸共產
制度最糟糕的成分並開始進行經濟解放計畫，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全球生產龍頭。
在1920年代，國民黨與共產黨曾經短暫地在中國結盟，蔣經國與鄧小平曾經是同學。
現在在1970年代。個別抓住機會實施改革議程。隨著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死亡移走了兩岸之
間務實主義派所詬病的意識形態障礙。兩岸都曾思考過不切實際的最大化解決方案並抗拒
妥協。蔣經國與鄧小平以纖細的方法移除這些障礙。中國在1979年結束了象徵性地、每隔
一天地砲擊金門與馬祖做為和平的姿態。台灣貿易商測試商業水位，希望造成交流的既定
事實。台灣觀光客悄悄地越過海峽，然後台灣政府藉由同意在1949年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
老兵前往中國探親，合法化旅遊業赴中國的行為。於是雖然兩岸冷戰的意識形態敵意並未
在一夜內消失，卻逐漸淡化衰退，發生熱戰的機會快速消失。
在這個移動緩慢的和解過程中，商業是強大的驅動力。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始
終搖晃不穩定。沒有科技或資本的本土來源，全體國民的心情猶如潮濕的火種。如果共產
黨想要重獲正統性，促進繁榮是絕對必要進行的方向。台灣則是不同的問題，擁有非常成
功的、美日轉移的科技與資本、以及相對便宜且的天才台灣勞工。但是在1980年代，勞工
變得逐漸昂貴，雷根政府強力施壓要求重新評價台灣貨幣。台灣公司只有兩種方法維持競
爭力。一個是提高科技能力，進入資訊科技產業（這一點他們做到了）。另一個方法是將
勞力密集的製造業遷往中國，當地的薪資與土地成本都非常低，而且官員渴望他們到來。
於是開始新一波中國遷徙潮。
經濟互賴在過去二十年內龐大地成長。2000年開始的經濟衰退將大量的資訊科技產業
推進中國。組裝戴爾電腦的公司保持競爭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進行更多的跨海峽經營。很難
計算出精確的數字，但是台灣直接投資中國或許超過一千億美金。2005年年度雙向貿易超
過七百億美金。大約有一萬家台灣公司在中國經營並雇用大約一千萬中國勞工。多達一百
萬台灣居民為了商業和其他理由前往中國觀光度假。
商業整合在和平的方向產生深遠的國家安全影響。中國與台灣都有義務承擔這個互惠
的交流。台灣公司有獲利、中國人民有工作，而且對中國來說更重要的是，就業意味著政
治穩定，因此沒有任一方能在戰爭中因為殺死這隻生金彈的母鵝而獲得利益。
國際經濟沒有任一方希望這個交流受到困擾。在1999年9月，台灣遭遇到嚴重的地震
以及半導體廠商的生產中斷。隨機存取記憶體晶片的價格隨即竄升16％。海峽雙方的任何
重大衝突都會傷及資訊科技密集的國際經濟的關鍵產業鏈。全球沒有足夠的多餘產能可以
取代台灣的晶片設計網路及台商在中國建造的工廠。專家估計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時間建造
新的生產基礎設施。
經濟利益在其他方面影響安全的評估。中國領袖至少有一種馬克斯主義者的感覺：他
們相信經濟利益塑造政治利益。這個原則適用於台灣，能夠隨時間產生變化，無論蔣介石
和毛澤東曾經在意識形態上相互敵視。如同中國將台灣島上的人民視為是中國人，中國的
經濟吸引力將在不久後帶來政治和解。
中國的馬克斯式假設似乎將要實現。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與台灣政府設立組織負責
建立兩岸關係。因為經濟互動而出現許多實務上的問題。在1993年4月的新加坡，雙方的
資深政治人物共同聚集在一個宣傳完善的會議裡。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雙方的領袖代表背
地裡進行創造性的對話。台灣大眾輿論內部產生中國熱，並且在宗教、教育、體育、慈善
事業以及博物館事務中穩定地打造起海峽之間的關係。關係發展的過程似乎是遞增且間歇
性的，但是所有進展卻是相同的。或許馬克斯是對的。
然後所有一切都變了。在1995年7月與1996年3月，中國飛彈首先射向台灣北部而且靠
近兩大海港周遭海域。真實的是，飛彈是啞彈而且從未有意走向戰爭。但是股市和新台幣
匯率都受到影響。共享的中國種族特性、意識形態衰退以及互惠的商業利益似乎都不重要
了。究竟是哪裡做錯了？
在過去二十年內，並沒有因素重新塑造美國的利益以及它看待兩岸議題的新觀點，更
多的事實是台灣走向更活潑的民主。而且沒有什麼因素改變台灣領袖處理中國議題的方法
。這個改變的重要性並不誇張。
台灣有許多理由變得更民主。首先，台灣反對運動崛起挑戰國民黨的壓迫，運動中的
某些成員希望最終成立一個獨立國家。其他成員僅希望確保由外省人主導的國民黨不會背
著大多數台灣人與中國達成協議。反對派善用每一個機會向政權施壓求取更多的自由。第
二，蔣經國有自己的個人理由解放台灣人民，他要比之前同學的鄧小平更像是改革派，可
以在真實的競爭性選舉中輕易留住政權而非不惜代價保留政治壟斷。最後在1979年，美國
與中國建立突破性的外交關係。蔣經國需要在一個民主政體的新政治基礎上確保美國的支
持與價值。這一點關係到另一個理由：美國國會自由派的壓力。他們揭發人權被迫害使國
民黨惡名在外。這些國會議員是推動台灣民主轉型的盟友。
中國驚恐地看待這些發展。的確，讓它感到尷尬的是，台灣是另一個享有政治自由的
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在1989年嚴酷鎮壓天安門事件後。然而民主化對中國統一目標的衝
擊是個更重要的意識形態挑戰。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台灣視為是終結中國內戰的大事，並用
美國內戰向美國人作比較並提出兩點：第一，他們嚴肅地看待國家的團結，就如同林肯總
統曾經看待的角度一樣；第二，這是個國內衝突，所有外國人都該迴避。
只要統一的希望繼續存在的話，中國願意長久地等待。事實上，它也只能等待，因為
它沒有足夠龐大的軍事武力使台灣屈服於它的軍事控制之下，特別是如果美國幫助防衛台
灣的話。中國曾經因為國民黨政權與它共享統一中國的共同願望；不同意的地方僅在於由
誰負責進行。現在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經濟吸引力弱化意識形態的障礙。然而中國現在
更擔心台灣的競爭性政治將會把台灣帶往它最不願意見到的方向：永久的分離。而且他們
相信當統一變得不可能發生的話，戰爭將是必要的。維持國家統一的希望繼續留存下來是
共產黨執政正統性的核心以及最高領袖的立場。這個邏輯認為當希望消失時，黨的正統性
與領袖的立場將陷入焦急。
中國還有另一個抽象的焦慮。台灣的反對派幾乎完全由本土台灣人組成，在1986年正
式成立民主進步黨，並在1991年將獨立目標寫進核心黨綱裡。一旦法理上的獨立在某一天
成為台灣政府的政策，中國領導階層將會行動。
然而首先，中國較少關心仍就是少數地位的民進黨，而且更關心李登輝總統。李是台
灣人學者，並在蔣經國努力擴大國民黨支持基礎時帶進黨內，而且他本人自稱擁有多種立
場。蔣經國在1984年因健康不佳而任命李登輝做為副總統候選人，象徵將權力讓給佔多數
地位的台灣人。
蔣經國死於1988年，而且李逐漸地鞏固權力。最初中國對他沒有意見，只認為他是台
灣人的總統。他擁戴統一目標並忠於國民黨的正統立場。在他的領導下於1990年年代初期
開始進行第一波的和解。例如李宣稱內戰已經結束，成為最多台灣人所關注的議題。然後
雙方開始分歧並產生許多問題。
雙方最根本的意見差異是台灣在統一的中國裡佔有什麼樣的地位。中國的立場是所謂
的『一國兩制』，該制度被用來處置共產黨未在1949年控制的領土，例如澳門和香港。一
個國家是中國，而兩種制度是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是某種程度的誤稱，
因為中國變得較不社會主義，而且實際上重要的是政治而非經濟。這種安排允許被統治的
領土在它的內部事務和日常生活中保留很大部分的自主，今日的香港比1997年7月1日之前
由英國人統治時還更為自主。
然而儘管在這種自主或內部自理的制度下，中國仍保有有效的否決權避免它懼怕的後
果。它精巧地操控政治體制，讓對中國不友善的勢力無法掌權。另外，它指定香港如何參
與國際體制。從其他層面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擁有排外的主權。香港附屬且
擁戴中央政府，而且中國傾向於對台灣行使相似的安排。
李登輝渴求的結果迴異於一國兩制。雖然他不反對統一，他主張由他領導的中華民國
政府是個主權國家，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統一必須在對等的立場上發生。另外，他
主張做為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有權利參與國際體系。
這是本質上的差異。無論台灣（或是中華民國）是否是不是主權國家。但是李並未將
問題定義清楚，就某種程度而言，李拒絕中國的統一基礎底線。世界上有許多由政治實體
組成的政治聯盟，像是歐盟。李確實地拒絕中國的統一方式。
除了這個概念上的僵局之外，其他事情使事情變得更糟糕。首先李感到氣餒。他試圖
在這個談判過程的一開始，藉由模糊的談話讓中國伙伴感到放鬆。他指的是『對等的政治
實體』而非『對等的國家』。但是中國並不領情，它只信守一國兩制這個核心且沒有願意
更靈活的動機。
第二，台灣民主化過程已經證實是相當高度易燃的。民意對中國努力圍堵台灣參與國
際組織而逐漸更加氣餒。當台灣人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出國旅遊時，他們逐漸對於海
關官員將他們視為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憤怒。反對派的民進黨見到此議題並發動台
灣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的輿論戰。李統治的國民
黨很自然地將之視為是新的政治議題且政府為此做出努力。如我們在最初所描述的，李登
輝在1996年3月準備進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他決定動用台灣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以提高他
的人氣並確保能參訪美國。這個戰術發揮功效而且隨即提高選民對他的支持。在中國眼中
這是嚴重的挑釁。
第三是軍隊的問題。蘇聯解體產生先進武器的全球買方市場，中國也從中得利。為了
回應這個發展，美國與台灣主張台灣應獲得美國的F16戰機與法國的拉法葉驅逐艦與幻象
戰鬥機。但是中國擔心這將加強台灣的武力並降低談判意願。
最後，中國看到這些趨勢並做出錯誤結論。由於李登輝從這些懷疑中獲利，而且他的
行動是雙方差異、談判過程以及國內政治的產物—這些都並非要成立新國家的急切渴望。
相反地，中國領袖將他的行動視為是台灣獨立陰謀。李主張並強化台灣的主權（但是並不
拒絕談判的可能性）。中國將之視為是分裂陰謀。他們認為他的行動背離於中國的本質利
益，並且必須以武力加以反制。
在本書一開始，我們描述中國對於李登輝參訪康乃爾大學，以及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以
確保中國『不做傻事』。戰爭不可能因為中國有足夠資源發動戰爭而發生，而且不久後局
勢就返回穩定。但是看到各方的失誤，中國是否誤解李的意圖並過度反應？幾乎可確定確
實是這樣沒錯，但是中國與台灣的高層互動備受限制，這是可以瞭解的。中國使用高壓外
交確定走火傷害它在東亞、美國和台灣的形象。在台灣，李登輝是否高估中國的容忍度？
或許是。當美國宣布同意他訪問之後不久，他向留在台北的中國高級官員表示這一次訪問
很重要，而且中國沒有激烈反應。李認為中國已經輕鬆看待他的美國之行。但是實際上他
並不知道。中國與台灣的領袖之間幾乎沒有溝通管道。
李是否高估美國國會的制衡能力？或許是。他獲得訪問機會卻傷害未來幾年內的台美
關係。美國是否對這個轉變缺乏警惕？柯林頓的確在此失去利益。在此應該適應台灣的民
主推力影響美國的政策。另外，此時共和黨已經接收國會。李的遊說戰役讓他獲准參訪，
這是國會歷史上相當複雜且精密的大事。他的代言人幾乎完善地利用每一個槓桿，並且過
份強調台灣做為一個民主跟隨者的身分，將柯林頓推入雙輸的局勢。
1995—1996年的危機產生某些令人清醒的影響，但是當新議題出現時這些影響逐漸消
失，而且無助於釐清誤解的動機。
1999年夏季，兩岸關係逐漸回溫，而且雙方準備進行第一次政治談判。李登輝秘密地
委託一組專家釐清台灣法理認同的定義—它的主權。核心思想清楚地主張海峽雙方是國家
關係。這個特別的國對國關係的原本計畫將會部署在對中國的談判，但是李卻先開槍。在
有機會與所有顧問分享這個概念之前，以及在他與美國官員討論它之前，李先將它公開。
不久之後他宣稱中國即將做出它自己先發制人的言論。中國隨即將李的言論解讀成中斷談
判並為獨立提出知識上的基礎，並在數週後派遣噴射戰鬥機進入台灣海峽空域侵略性地巡
邏；台灣也派出噴射機做為回應。美國被激怒，因為李並未事先通知要做出這個重大的主
動提議，同時也非常關心雙方飛行員發生意外的危險性。美國倉促地派遣外交官（包括本
書作者）試圖緩和局勢，但也提及美國對於李的言論造成的緊張感到不高興（而且事實上
他沒有事先徵詢過意見），儘管並不評論他所提出的言論內容。意思是說，美國從未相信
他試圖擺出獨立的立場，而且近年來有某些中國學者認李登輝在當時提出的主張並不錯，
而且他們希望他們能將它帶回來。
幾個月內就是2000年3月，台灣舉辦新的總統選舉，而且中國突然相當緊張。民進黨
候選人陳水扁似乎很有可能勝選。台灣輿論並未大幅度地轉向民進黨的方向和獨立。事實
上，陳對中國採取溫和的路線藉以證實他的政黨可被信任掌權。中國為什麼會緊張的主要
理由是國民黨，該黨在李登輝領導的十二年內已經分裂。中國寄望一個較能夠接受的候選
人勝選，但是它也瞭解到這不可能發生。它開始威脅陳的勝選意味著戰爭。陳以些微的差
距獲勝，而且美國再次緩和緊張。中國不久後瞭解陳信守謹慎路線並撤回威脅。儘管如此
還是跨過紅線。民進黨的整個黨綱包含最終的獨立目標，儘管黨的領袖穩健地陳述它並控
制總統職位。
快速地來到2003年晚期，陳水扁力求連任，保守的反對黨仍控制立法部門。僵局已經
產生。但是陳的支持者對他未曾推動民進黨往意識形態目標前進而感到不高興。為了取悅
支持者，陳提議制訂新憲法並交付公民複決。陳的提案在民進黨內部造成渴求的影響，但
是使中國感到恐慌，它將之視為是宣佈獨立的偽裝。小布希政府並未獲得諮詢，首先感到
驚訝並感到惱怒。陳是否認為美國的安全保衛是應該的？如果驚恐的中國（而且中國遭到
警告）在美國陷入伊拉克泥沼時選擇提高軍事緊張？中國向美國抱怨，而且氣餒的小布希
總統快速地公開批評陳水扁。最後陳由於高明的選戰技巧中勝選連任，他撤回選戰議程，
而且中國與美國都快速地放鬆防衛（但是中國非常緩慢地行動）。
總之，為什麼中國的領袖和人民那麼關心台灣？這個議題涉及到共黨統治的特質。
從共產黨在1949年開始統治中國起，『台灣回歸祖國懷抱』的目標就不只是個問題而
已。
它也是政權宣傳文宣的主要內容。
台灣在十九世紀割讓給外國而且成為中國遭逢『帝國主義份子』苦難的屈辱象徵。日
本從『不平等條約』兼併這個島嶼並且涉嫌『洗腦』島上人民。而且共產黨從1930年代開
始與日本戰鬥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並成為沙文主義者嘲諷的目標。讓事情更糟糕的是
，台灣是毛的敵人，蔣介石的難民營，而且蔣從這裡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事情變得更
糟糕的是，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代表，直到1970年代初期為止。美國
—是台灣的守護者兼共產中國的主要敵人—在中國眼中是達成統一目標的主要障礙，也是
不平的來源。
在超過五十年的時間裡，中國民眾唯一接收到的訊息就是台灣是國家命運的議題。黨
的領袖相信也是黨執政能力的試驗，沒有其他與之衝突的觀點被允許釋放。唯一被允許公
開交談的場合是網路聊天室、部落格以及某些週刊，在這些領域內，統一的穩定立場以及
堅決打倒阻礙者（在中國眼裡，李登輝、陳水扁以及美國）的立場從未褪流行。
因此在歷史、民族主義與外交政策的價值觀中，當領袖察覺到處置不當以及遭遇到美
國的矇騙時，這位領袖容易受到同僚、外交專家、甚至大眾的批評。共產黨的危險是它已
經微弱的執政正統性將再進一步被削減。
重新獲得這座島嶼是中國政治的唯一目標，些微的『輸掉』台灣都會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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