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並不是危言論者，美國與中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大多數假設性的原因，結果証明沒
有基礎或只有一點點。這兩國將不會純粹為了解決在二十一世紀『統治世界』的問題而互
相競爭。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領域裡，核子武器加上近一步的嚇阻，使得征服領土或
控制他國不再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兩國需要雙方互相配合的經濟繁榮；中國領袖特別依賴
美國的市場、科技和投資以維護國內穩定及他們的權力。他們做出正確且務實的判斷，出
口貨物到全球化的經濟體系，比輸出革命與顛覆國際體系更進一步增進他們的國家利益。
與日本這個美國盟友的歷史緊張更令人憂慮，中國增進與日本更順暢的關係是個不可能的
目標，但是兩國在可能因為相互不信任而造成戰爭的領域裡－例如有糾紛的海床資源－在
政治與政策上做出龐大的突破。
台灣是另一個事情－中國將這座島嶼視為是自我存在與國家統一的核心，而且也存在
著另一個議題－在美國與中國無法直接控制的平衡中存在著第三方無法預測的驅動力。它
也是引發二十一世紀兩大強權之間戰爭的最可信且最可能的理由。
即使如此仍沒有理由讓我們感到絕望。我們認為台灣與中國的決策者已經在過去二十
五年內盡可能合乎理性地處理問題，預計他們將在未來二十五年內繼續下去。在2003年晚
期及2004年初期出現許多挑釁中國的想法之後，陳水扁已被內政限制住，無法進行任何被
中國視為追求獨立的行動。中國在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法後，也已經強調它願意等待統
一的長期挑戰的耐性，以及圍堵獨立的行動內容。所有這些都是好的結果。
但是即使不是為危言論者，我們提供資訊是為了提醒讀者－並且引起某些建設性的憂
慮。即使在最微小的中美戰爭可能性，以及擴大成全面性衝突或甚至核子挑戰的潛力，都
足以讓美國人驀地注意起來。
中美之間的台灣戰爭確實是美國在二十一世紀故意引發核子戰爭的最有可能的方法。
這個理由足以讓每一位公民瞭解危險性、應承擔的責任與可行的政策。
至於決策者，他們必須繼續關注兩個焦點－如何採取任何行動以避免原先發生在台灣
的危機，以及如何快速地控制任何重大危機或戰爭的最初階段。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有許
多完善的努力，儘管仍有許多事情必須完成。第二個問題則仍有龐大的改善空間。
過去美國的政策在阻止、或快速地控制台灣海峽爆發的危機已經相當地健全。但是還
有兩個明顯的論點仍必須表達。第一，過去的政策背後的理論必須讓更多的決策者更加清
楚地瞭解－美國國會不會發放執照與多餘空間讓台灣走向獨立，而且未來的美國行政部門
必須在掌權的關鍵最初幾個月內（通常在錯誤已經發生的時段內），在制定中國與台灣政
策時能夠準備得更充分。第二，美國政策仍需要最輕微但重要的改變。對中國可能動武要
能夠維持傳統的堅決，美國必須幫助台灣政治人物正確地了解到在選戰中做出挑釁性言論
的危險。這類言論在台灣會比在其他民主國家更難以安然脫身，台灣領袖因為經驗的限制
而難以正確地評斷這類事情。
但是美國政策的核心基本上是正確的。前兩任美國政府－一任民主黨另一任共和黨－
都學習到管理海峽兩岸關係及阻止危機的最佳方法就是雙重嚇阻。
美國警告中國不得向台灣動武但又向它再度保證不支持台灣獨立。同時，美國向台灣
警告不得激怒中國動武但又向它再度保證它的自由不會被犧牲。警告與再保的結合意味著
對抗中國不正當的動武威脅、以及台灣不必要且魯莽的政治威脅。身為在任何時候都備受
依賴的行為者，美國可能在不同狀況中強調警告甚於再保，反之亦然。
很明顯地，美國必須進行許多判斷。該在哪裡畫下紅線讓台灣政治人物了解到哪些行
動是可容忍與不可容忍的？為了指出不同之處，台灣不同領袖的行動有（A）完全的分離
主義派（並因此具有高度挑釁性）；（B）表面上的挑釁，完全是為了確保內政與選舉利
益；以及（C）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該如何定義局勢並決定行使雙重嚇阻，並向雙
方施壓或給予再保證。當然，中國與台灣雙邊領袖都將試著讓美國接受他們自己版本的現
實。
很明顯地，溝通是這個外交途徑的關鍵要素。在每一個新環境下，美國必須向雙方領
袖詮釋雙重嚇阻的通則。台灣與美國的接觸尤其重要，當它的政治議案常常引發警張與危
機，但是它的溝通紀錄並不總是最好的。通常台灣會先宣佈它的行動之後再作解釋，即使
是最微小的可能性－至少在美國人眼裡－都將引發衝突並且必須部署美國的軍力。並非中
國可以將之忽略掉，因為它的決策體系相對封閉，並且它常常過度解讀台灣的行動更甚於
其意義。這時候，美國必須只用一種聲音發言。如果台灣將美國政府的不同訊號分成綠燈
、黃燈與紅燈，它很有可能只回應它所喜好的那個訊號。
我們強調最重要的危險是，引發衝突的錯誤認知與錯誤評估。中國與台灣將在戰爭邊
緣搖擺不定，因為它們不知道哪裡才是戰爭的邊緣。在過去，台灣將會試著保護它的主權
而中國卻將之視為是走向獨立。它們的戰爭邊緣政策並非必要作為是完全理所當然之事。
如果不是台灣的領袖認為他們可以與魯莽的分離主義派一起走向成功，就是中國的領袖認
為他們可以欺凌一個民主國家而不需付出代價。然後美國就會被拖入戰爭中，如果不是謹
慎地選擇防衛台灣，就是因為它的軍隊在那個欺瞞與演習的時段裡靠近中國。
這會引發另一個問題：美國是否該以更多行動讓中國與台灣互相正視對方？我們相信
是的。
對於中國，我們認為美國必須挑戰中國看待台灣的觀點，它認為台灣自行宣稱擁有主
權是朝向法理獨立且永久與中國分離的意圖。的確，中國有理由恐懼某些台灣人的主張─
最佳的結果是成立台灣共和國─美國必須警戒地確定這個觀點不會獲得完全支持。然而就
大部分台灣人來說，台灣自行擁有主權的想法，是能夠與某些類型的統一一起相處共容的
。他們只是反對中國偏好的一國兩制模式。
但是中國卻是把某些良性的、親善統一的主權思想貼上分離主義派的標籤，讓艱困的
局勢變得更危險。美國並不願與中國辯論如何定義局勢，至少在中國腦海中，我們含蓄地
接受它。對於主權議題，美國並沒有必要接受台灣的立場。然而美國能堅決指出中國立場
中的邏輯矛盾。儘管在一般中國人的觀點中，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並非意味著它反對所有
類型的統一。而且當中國人譴責台灣的行動是分離派且在價值上是不正當的時候，美國應
當快速地挑戰這些主張。這類反駁不用公開，但是中國將會更清楚它位於戰爭邊緣，如果
它知道的話。在許多事例中，美國確定台灣政治人物進行挑釁性的言詞僅只是為了內政上
的目標，而且沒有實現的意圖，我們必須向中國再度保證這一點。
至於台灣，美國必須做三件事情。第一，必須冷靜踏實地討論中國的決策本質。台灣
官員常預設中國在這主題上是更加理性，是可以區分追求政治利益以及反省政策意圖的政
治人物。在處理台灣議題時，事實上中國領袖更傾向於容易被情緒所動搖，而且台灣官員
必須知道中國錯誤誤估他們自己的政治議案的可能性。第二，美國必須鼓勵台灣領袖懷抱
某種統一類型的可能性，讓中國相信和平解決是有可能的。很明顯這是一條雙向道。台灣
比較不可能為中國的終極統一目標提供再保－除非中國向台灣示意它準備在主權議題上更
有彈性。台灣與中國關係裡，誤解的惡性循環會導致戰爭，成長中的了解的良性循環可以
穩定和平。
第三，美國應該堅持台灣不該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拋出會影響中國政治利益的政治議
案。美國自1999年以來已經遭逢一系列這些驚奇，而且他們已經磨損應該建立在良好溝通
基礎上的安全關係。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必須根據中國的支配而行動，但是台灣應該通知它
所依賴的保護者的政府。
一個減少錯誤認知與錯誤評估的可能性的明確方法就是中國和台灣應當以官方形式進
行對話。如果缺乏穩定或解決糾紛的方法，這類管道將會是預防危機的有用機制。中國與
台灣政府之間缺乏自從1999年的公眾性或是自從1995年的私人性對話。中國堅持公眾性對
話開始之前，台灣必須保證堅持某種版本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信任台灣領袖的意
圖，所以可理解地要求台灣在開始進行討論之前提供它沒有分離意圖的再保，台灣對中國
擁有相同或更大的不信任，並因此擔憂接受中國的原則也將是接受中國對這原則的定義，
以及在對話過程中做出重大讓步（台灣的憂慮或許也是有基礎的）。台灣願意視『一個中
國』為議題而非前提。
美國視對話為減少互不信任的唯一方法。它相信因為雙方都懷疑對方的意圖，所以應
該接觸。所以美國提倡沒有前提的對話（實際它站在台灣這一邊），所以偶爾會鼓勵雙方
從外交上開始對話。這引發一個問題，美國是否應該經由雙重嚇阻與略微鼓勵中國和台灣
進行直接對話的方法，減少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美國是否應該以調停者的身分直接干預？
我們相信美國在將雙方代表的手牽起來握在一起之前必須非常謹慎。預防衝突的利益
將會非常高，但是失敗的前景與代價也會非常高。第一，一位中間人或調停者必須擁有雙
方代表非常高的信任，但是中國與台灣對於美國沒有這類型的信任。各方都希望美國將己
方的指令或解決方法傳給對方，或是圍堵對方從事己方不願意見到對方進行的惡劣行為，
但是這並非一個誠實的掮客應該做的事情。的確，台灣在1982年確保美國保證自己不擔任
調停者身分，而且這承諾仍有非常高的價值。中國基本上將台灣海峽議題視為是內政議題
。允許美國調停將與這長久抱持的原則互相矛盾。第二，台灣仍擁有龐大的美國國會支持
，了解到黨內的盟友都會為了仔細檢查要承擔的責任而產生糾紛，因此任何一任政府都不
情願進行調停。即使台灣願意接受美國的調停，行政部門可能害怕國會盟友和台灣會飛快
地踏過這條高速公路。最後，美國感覺到它會變成糾紛中的一部份，因為它向台灣提供先
進武器並給予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證。這個角色不久後會在談判中變成一個關鍵議題。如何
維持雙方的信任─不可或缺的調停者─將變得極端困難且幾乎不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數十年來的立場是台灣海峽議題必須由兩造雙方自行和平解決。
即使中國與台灣克服了過去數十年以來對美國不信任的立場，並邀請美國作為調停者，任
何一任政府都是不情願參予的。很清楚地雙方都不能或不想要提供龐大的思想或政治意圖
可以加在美國身上。
在目前的局勢下以及美國的利益，美國將會考慮它的角色延伸出來的部份，像是加上
避免衝突的方法。試著提供秘密的刺激以恢復兩岸官方的溝通管道，可定是以私人接觸或
甚至是官方對話。這個努力的關鍵是減少某種程度的誤解，雙方將會繼續自行進行這個過
程。無法保證它們是否接受美國身為這個催化的角色。中國可能感覺到在台灣的這個趨勢
允許它伴隨時間與少許風險進行。但仍是值得利用這個效果。
儘管已經進行許多最有效的努力，所有這些類型的努力仍以可能失敗。事實上，本書
預測的假設是危機不只會發生，而且一但再度發生後將比1995－1996所見到的更為悲慘。
中國在台灣附近展示武力，顯示出它們自己受到焦慮的折磨。但是如果中國和美國互
相攻擊的話（或是如果中國不慎地在瞄準台灣卻攻擊到美國的話），危險將會更嚴重。因
此，解決任何危機的關鍵是在兩大強權開始直接互相攻擊之前－就像美國和蘇聯在古巴飛
彈危機、多次中東戰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鮮半島、越南與阿富汗等衝突中設法
避免互相直接攻擊對方。某些人主張中國和美國將在包括多次小型衝突內，相對地安全。
就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9年的卡吉爾地區（Kargil），或是中國與蘇聯在1969年邊境戰
鬥一樣。但是這些紛爭本質上是邊境衝突，並因此在規模上受限制。反過來說，中國與美
國的台灣戰爭將不會是天生就受限制的，因此有龐大的潛力讓攻擊開始快速擴大成為戰爭
。可以輕易地定義出會增加的防火道，而且可以輕易地解釋為什麼他們可能會破壞－涉及
的各方缺乏重要的努力，讓他們是先瞭解到重要性（因此這是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以
及試圖在現實的危機中關注它們。
當然維持和平的最好機會就是在發生攻擊之前。所以一但政治危機正在進行中，想必
可推測到中國已經無法在軍事上加以抑制。
理想上，中國將會考慮以非軍事選項回應台灣的挑釁－無論是真實的或假想的。事實
上，一個危機的發生似乎單獨由台灣所為，中國最好的回應方法就是將之忽略掉，反過來
依賴它的盟友，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來恢復原狀。如果台灣真的宣佈改變政治現況，但
世界各強權國家拒絕接受這類難以實現且會引發危機的行動的話，中國對這類分離的憂慮
將會減輕。但是我們在之前章節的主張是局勢是不可能被改變。在被挑釁者（中國）眼中
見到的仍舊是挑釁。另外，台灣議題在中國政治是極具揮發性的，包括在中國共產黨內部
以及未成熟的輿論裡。很難讓中國做視不管並讓美國與日本牽著走，許多中國人認為這兩
國是問題來源而非解決問題。中國最有可能以行動作為回應而非無為以對。
在危機的最初階段，如果忽略已接收的挑釁不能讓中國人感到滿足，中國人將有可能
思考三個外交策略。第一，密集地遊說美國牽制台灣。美國將在比較不嚴重的局勢之前進
行回應，像是小布希總統在2003年12月接見中國官員訪問並警告台灣不得『單邊改變現況
』。美國在未來的任何局勢都將強調，台灣已經越過美國的紅線而非中國的紅線。
如果美國接受中國的論點，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是否該停下來以及如何停下來。
這將依賴於它已經做出什麼類型的挑釁，如果這類挑釁能夠翻轉過來或是能加以阻擋的話
。因為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基本問題在於雙方之間的法理關係，台灣的挑釁會產生戰爭的風
險，假設它將涉及到某種程度的修改憲法以改變這層法理關係。台灣進行修憲並不是易事
，它需要立法院及公民同票的同意，考慮進行某些修正案將會是徵兆。因此美國政府將會
宣佈台灣正在進行難以接受的單邊改變現況，如果還有足夠時間，它將向台灣領袖施壓以
中止這些議案。
在這情況下，美國將會警告台灣政治人物如果採用這些議案的話，美國將不會承認這
行動並且不承擔這些行動的後果－包括軍事後果－這是可確定的。（當然這是雙重嚇阻的
涵義，如果台灣採取會激怒中國的行動，美國將不會保衛台灣；儘管台灣領袖將會認為無
論美國在戰爭之前說了什麼話，它最終仍會實踐保衛台灣的承諾）中國會相信台灣的政治
人物與人民足夠務實地正面回應美國的呼籲。採取這個立場不會傷害到美國的全球聲譽，
因為如果我們宣布台灣極具挑釁地採取行動，沒有其他國家會不同意。
如果中國不能讓美國接受它對局勢的定義，那麼它將面臨到自己的挑戰。自1995年起
，中國依賴美國作為它的代理人，封鎖它所謂的『台獨分裂勢力』。（中國也依賴「泛藍
派」從內部制止，但是我們在這篇特別的討論中假設這支勢力太過衰弱而無法成事）但是
美國也沒有必要接受中國如何定義台灣的目標。美國將會願意克制台灣某種程度的行動。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可能性即中國和美國挾持台灣必須到哪裡以及美國必須做什麼事情。
中國還有其他外交選項嚇阻台灣的挑釁。它能夠要求聯合國安理會站出來反對台灣的
立場。但是這需要美國明確的合作，因為它有否決的權力。中國能呼籲區域內其他國家不
贊同台灣的行動，而且澳大利亞、大韓民國、東南亞諸國的不贊同都會讓台灣再三考慮。
然而關鍵國家仍是美國（而且較次要的是日本）。如果美國支持中國，然後台灣就會被完
全孤立。如果它支持台灣，那麼其他國家的立場只會是些微的影響。
如果以上都失敗，中國將會考慮嚴峻的、但非軍事性的回應，像是暫停中國與台灣之
間的經濟互動。即使暫時的經濟禁運也容易招致戰爭。這類經濟壓制若能夠維持一段充足
的時間，足以有效地向台灣決策者施壓要求改變作法。如果中國已經安排某種類型的國際
聯盟以適用於在危機發生之前對台灣施壓，如先前已經討論過的，同樣的結盟在假設上是
可用來進行各種更廣泛的回應。
當然這選項也對中國帶來意想不到的陷阱。台灣公司為中國帶來投資、管理知識、數
百萬中國人的工作機會、貨品進入國際市場的管道、以及台灣內政的盟友（商業社群）。
實施經濟禁運將威脅中國部份的政治穩定與出口盈餘。而且成立更大的聯盟對台灣進行集
體經濟施壓是更困難的。這很難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將針對台灣的經濟抵
制及禁運手段視為是『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換句話說，『和平的』選項將不被視為是相當和平的或無害的，其將帶來巨大的代價
且無法發揮功效。中國人對台灣議題的強烈感情以及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法，兩者都授權
在特定環境下動武，加強判斷讓中國不會指施加純粹的經濟回應。
如果中國試著脅迫其他國家加入任何杯葛或禁運，可能會進一步增加美國強烈反對的
風險。或許它會說服伊朗或甚至俄國停止對台貿易，部分地威脅阻擋對這些國家的貿易。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地依賴外在世界－從來自波斯灣、俄國和澳洲的原物料，以及進入
美國、日本與歐洲的市場－這讓中國憂慮任何經濟壓制策略會造成抵制它自己的報復。
但是美國真的會組織這類的報復嗎？它可能太過依賴中國而無法進行這類面對面的經
濟對抗嗎？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我們的經濟繁榮是否太過依賴中國。這個答案確定為
是。第二，我們是否太依賴中國更甚於中國依賴我們－而且這個依賴是如此的龐大，以至
於如果中國對我們反擊的話，我們的經濟與戰爭機器將無法發揮功效？這個答案到目前為
止為否，而且美國政策努力保持讓經濟的命脈與軍事優勢毫不相關。
目前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純粹關鍵的原料上並未嚴重依賴中國。一般來說，它們依賴中
國製造廣泛的消費產品。中國工廠生產裝滿威名百貨專櫃上的無數貨品，以及組裝筆記型
電腦、多媒體顯示裝置、移動電話和DVD光碟機。在2005年，美國大約進口2500億美元的
中國貨品，等同於2%GDP。
為了讓中國在台灣危機中讓步，讓如此龐大的中國貨物無法進入美國市場，必須冒極
龐大的經濟風險。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花多久時間尋找被禁運中國貨物的替代來源？直到
發現新替代者的時候，可能的結果就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因供應斷裂造成的貨物短缺。
價格上漲抑制需求而產生的通貨膨脹是可確定的。即使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消費品延遲進入
美國市場，某些中介性的貨物（像是交換機和路由器）是否已經讓中國成為唯一的供應者
，或甚至是最具主導權的供應者？從政治上來說，某些對中國市場有重大信念的美國公司
，將會嘗試動用影響力封鎖各類類型經濟禁運的實施。最後如果美國尋求對中國貨物施加
經濟禁運，中國是否會出售部份或全部的美國債卷，並引發利率上升與衰退？
很清楚地，一份正式的經濟分析必須準確地決定美國依賴中國到什麼程度，以及這類
依賴將帶來什麼樣的危機。總之，由於我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購買的貨物性質，使我們對
中國的依賴或許並不是至關重大，就像全世界對沙烏地阿拉伯石油供應的哪種依賴程度。
至於國家公債，中國任何拋售美國債券的努力都將使其價格下跌，使中國損失的金錢更高
過於利率上升帶動的成本。但是我們的經濟將在經濟作戰中大幅受損，而且將有兩種關鍵
的經濟損傷不會被廣泛地察覺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只會追查中國人在美國的資產，如
其名所代表的是，不是我們全面的對中國經濟依賴）。
承擔起這份局勢中的風險，我們建議更加關注美國政府努力追查美國科技和經濟對中
國的依賴。這個主要目標是向決策者提供必要的資訊以避免發展出關鍵性的損害，讓中國
在經濟壓制中得以利用它們－而且減少任何我們已經不經意產生的這種損害。
應該回想到中國在發動經濟作戰時，自己必須承擔的政治與經濟風險。它與美國的經
濟關係是互相依賴。中國的政治穩定依賴於超過一億名勞工被雇用並為美國市場生產貨物
。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已經發展出一個出口導向的沿海經濟體，美國是它最重要的單一市場
。沒有這個經濟體，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會實際停止；如果美國在歐洲的盟國以及日本都嚴
苛地削減他們與中國的經濟互動，可確定將會帶來大蕭條。
理想上，美國應該保留經濟制裁作為一個選項，並向中國人強調這個選項的存在－即
使這選項將會讓美國人動用它的時候帶來痛苦且艱難的後果－而且美國與盟國將會被經濟
減速的副作用反擊。當中國的經濟作戰勝過美國的軍事優勢時，美國也必須確保發展某種
能力讓中國受損。這個議題需要在未來幾年內發展出極端的關注。美國將繼續擴大與中國
之間的經濟互動，包括戰略性產業的互動在內，也將必須全神專注地關注其所帶來對中國
更加地依賴。
如果中國不選擇經濟禁運，或是不讓它發揮效果，它將仔細考慮某類型的軍事手段。
很明顯地像是在1995－1996年間選擇試射飛彈作為象徵代表是令人討厭的，它們偏好更高
壓的攻擊，展示武力而非動用武力。因為許多理由，我們相信中國不會將這選項視為是軍
事戰略中的核心。第一，它已經動用過武力。台灣已經對展示武力感到麻木，所以中國相
信更強硬的行動是必要的。
第二，『攻勢』將產生未來的軍事衝突，如果衝突到來，將會有比李登輝參訪美國並
促進1995－1996年試射飛彈更嚴重的挑釁。雖然未來的挑戰可能也是模糊的，它可能擁有
更具法理與不可逆的特性。台灣或許不會魯莽到正式宣佈獨立（簡單的理由是它了解美國
防衛台灣的意願將會取決於台灣的行動而非不懷疑發生軍事原因的本質），誠然雖然只是
最不經意的言語也會被涉入其中。思索詳情是困難的。但是再一次地，台灣大幅度修改憲
法的可能性包含了制定新憲法。在台灣這個行動將被視為是更強硬地伸張主權，甚至成立
新國家（第二共和），而且一但中國將此舉解讀成等同於法理上的獨立。對美國說來，重
要的是行動的本質，而非台灣將之解讀成行動的象徵性。對美國來說，改善台灣政府的民
主系統或許是能夠接受的。改變台灣的法理地位則是中國不能接受的。
中國飛彈打擊島上目標是可被嘗試的。但是目前的中國飛彈準確率仍相當低落，打擊
軍事與經濟目標的飛彈襲擊是不夠有效的。另外，以飛彈打擊陸上目標將在台灣產生恐怖
效應，恐怖將引發台灣公民的決心與愛國心而非投降心態。
如先前的論點，我們相信中國領袖可能發動海上封鎖，搭配飛彈與網路攻擊的輔助是
有可能實施的，這種攻擊方法最能有效搭配中國的優勢與台灣的弱點。在進行封鎖時，中
國希望有效地壓制台灣的經濟生命線並重大地打擊公民的士氣藉以索求和平。另外，封鎖
可以削減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或許除了少許船隻之外；的確，中國可以援救他們的船員）
。所有台灣人都會為了恢復繁榮屈服於中國的政治需求。
面對中國對台灣的封鎖，球會回到台灣與美國這邊。我們相信為了國際誠信與國內政
治的理由，對美國來說，雖然很困難卻不是不可能袖手旁觀看著台灣落入中國的控制，或
甚至屈服於高度不利的政治條件下。
如果美國不考慮中國對台灣攻勢的回應是否合乎正當或合適，嚴苛的措施將會是可行
的。如果中國對台灣施壓的影響主要是經濟上的，美國應嘗試以同樣方式回應。美國可嘗
試在聯合國譴責中國的打壓行動，儘管不考慮經由安理會決議文的方式，因為中國可將之
否決。美國可呼籲西方與民主國家，包括歐洲與韓國、印度、日本和澳洲，反對中國的行
動並提出貿易制裁。美國也能夠要求石油供應國加入貿易制裁的聯盟。
很難預先知道什麼類型的外交接觸與緊迫任務，可以在不同的危機與衝突情境中發揮
最佳功效。但是少數關鍵行為者可以遊歷相關國家首都，公開或私下會見台灣、中國和美
國領袖，其他行為者可嘗試營救世界免於毀滅性衝突的威脅。（美國的高級官員罕於在正
式場合中會見台灣人；但是現在環境已經不一樣了；在任何事件中，中級美國官員確定可
以會見台灣領袖）也會產生少數良好的歷史模式。
例如來自聯合國秘書處與歐盟的官員攜帶善意前來參與－或許嘗試說服台灣修改原先
產生危機的行動，依賴這些行動的本質，並且確定向中國施壓減弱其動用的武力。這個模
式可跟隨芬蘭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里（Martti Ahtisaari）代表歐盟的模式，協助與塞
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談判終結柯索沃戰爭－本質上這代表一個溫和的立場，即使不是中
立的。阿赫蒂薩里向米諾塞維奇遞交北約的要求（當時俄國也確信支持他們）。然而在這
個案中，這個途徑較不具有前景，因為廣泛地瞭解到（特別是在台灣）歐盟與聯合國傾向
於中國，而且無力扮演純粹中立仲裁者的角色。我們提高這個可能性不是暗示這途徑將在
這局勢中發揮功效，僅只是想像一系列外交選項可以在危機中使用－而且至少有考慮的價
值。事實上，或許更有可能勝過聯合國與歐盟的是區域內的調停。雖然國際組織的機制在
亞洲的發展並不夠充分，並因此這類途徑將有可能是特別且及時的，完全有可能有立場中
立的國家像是印度與新加坡，能夠擔任有力的調停者。
各國外交部長以及美國國務卿都會是關鍵的角色。如果中國在1970年代的開放，應歸
功於高層官員的密訪，可確定的是在危機中也是。在俄國或阿拉斯加舉行的緊急應變會議
可用來重申嚴苛的警告。例如，美國可向中國強調它不會坐視台灣被征服而沒有行動（依
賴當時局勢的演變，美國也會派遣私人甚至密使前往台灣，要求領袖減緩危機並明確地不
要讓局勢惡化。他們也會與美國軍隊密切合作並展現政治上的克制措施。例如，它們因駕
馭任何他們自己的或公眾的驅動力以進行公民投票，向中國表達正當的憤慨，因為這只會
提高中國對台灣動機的疑慮）。這類會議也可以用來軟化秘密的提議，這是參考甘迺迪總
統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秘密向蘇聯保證不久後將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飛彈，即使他們無法接
受撤除他們的明確計畫。古巴飛彈危機傳出另一個想法－當時甘迺迪考慮私下請求聯合國
秘書長宇譚（U Thant）要求甘迺迪撤除土耳其的飛彈－美國和中國領袖在此時可能會要
求聯合國的協助。秘書長可能會對雙方做出公開的要求－他們可能不喜歡這個要求，而且
也無法要求他們害怕失去面子而進行談判，但是他們可能仍然願意忍下來，只要對方履行
他們的義務。
矛盾的是，軍事角色在外交條件上有其重要性。美中軍事關係依然是有限的。然而當
裴里國防部長在柯林頓第一任期就任後為其提供必要的關注。在現代化時代，太平洋司令
部也與中國建立接觸；他們也負責向各自的國家領袖詳細敘述並承擔起與中國開戰的危險
。三方的軍方與文人領袖也將扮演可能的關鍵性角色。第一，他們能藉由向領袖提醒可能
的危險，承擔起克制民間要求進行危險行動的衝力；或許與直覺相反地，在許多例子中，
軍方領袖比政治領袖更加慎重。第二，他們直接互相對話－以自己國家的武力解釋他們正
在做什麼，並以個人保證侵略性行動並非即將逼近。當然在緊張局勢下不會有人完全相信
這種話。但是軍事領袖已經與對方建立起關係（這是指中國與美國，中國不允許該國軍方
領袖與台灣軍官在和平時期進行任何互動），可能能夠在軍隊已經部署在對方週遭地區時
，去除緊張局勢的危險性。當然，這個過程依賴於軍事關係的強弱是可被考慮的，所以不
能夠假設它能夠解決這場危機，但是可以提供幫忙。第三，在不同的思想引導下，軍事領
袖也能夠向對方強調他們國家迫切行動的嚴重性，而且特別在美國的個案中，他們會強調
軍事戰力的自信。在一場危機中這個訊息可能是必要的，對方的領袖可能不夠充分地瞭解
涉及其中的風險有多大－或是太過於專注而不希望他們的潛在對手將會退縮而是戰鬥。
如果這些外交措施都失敗，美國將會尋求更廣泛的制裁。當危機繼續進行時，中國也
會被告知制裁會隨時間繼續強化－不只是廣度，還有時間長度－其意義是要他們即刻停止
危機。
但是當然，如果以上所有方法都失敗，或是中國對台灣施加維持太久的壓力，並因此
提高台灣投降的風險－讓美國實施軍事行動成為唯一的最後依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
會尋求突破禁運。如第七章所討論的，它將動用軍艦與軍機，為前往與來自台灣的商船提
供護航，試著盡可能地維護經濟－並也因此能夠維護台灣的抵抗意願。
甚至值得強調的是某種情境會停止在－中國最初的某種軍事行動引發美國部署兵力但
尚未直接攻擊之前－將會是最有害三方所有利益的狀況。特別是台灣已被期望它未來與中
國共榮的經濟前景，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依賴，都將會是必須付出的代價。當然
，情況將會如下述那樣更糟糕。但即使是一場尚未引發中國與美國直接互相攻擊的危機，
以及允許兩國修補關係的後續時日，都能夠讓台灣損失慘重。
當然，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日本面對更嚴峻的選擇。如果不是共同行動，最有可能就是
允許美國使用它的軍事基地，或甚至是讓自衛隊介入軍事行動？雖然不能抽象地預測日本
如何介入台灣的危機，任何直接使用它的武裝部隊將會是該國自二戰以來最大型的軍事行
動。即使台灣獲得該國大部分民眾的同情，該國政府的任何軍事部署決策都將引發國內的
重大分裂以及美日聯盟中的重大限制。這一來也將使該國暴露在中日關係近年來持續惡化
的敵意產生的軍事攻擊，或許是以飛彈攻擊的形式－更不用說在突破封鎖與飛彈自衛區的
地方，以飛彈和魚雷擊落日本的船艦與飛機。
除了撐住局勢直到美國援助到來之前的龐大負擔之外，中國的封鎖也將對台灣提出兩
個選擇。第一是軍事。台灣是否該使用它有限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地對地飛彈）攻擊中華
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的目標？使用這些武器的用意主要是嚇阻，能夠阻止解放軍高估封鎖為
他們帶來的任何戰略價值，同時很自然地符合台灣的自衛行動。但是如果中國已經限制本
身在衝突中的最初行動，給台灣的最佳建議是不進行任何飛彈發射行動。第二個選擇是政
治的。台灣文職領袖是否承受得住來自民間要求即刻宣布獨立的內政壓力，即使這些行動
將激化並引發更緊張的發展？在這兩個例子中，美國將有可能主張台灣應該重視這些防火
道。
美國介入突破中國的封鎖並保護台灣，然後阻止中國升高局勢並對美國船艦發射第一
擊。被美軍聲納定位的任何中國潛艦會被清楚的訊號跟蹤，並告知如果他們發射飛彈的話
就會被攻擊。美軍指揮官也會向中國軍方領袖告知這種狀況，儘管美軍指揮官在2001年
EP3事件的經驗中不被支持停留在這裡。至少能夠部分地緩和台灣的經濟困境。而且中國
也會獲得『最後的清楚選擇』以避免衝突升高。這類型的行動將會是符合邏輯且合理的。
美國也會採取獨斷的行動但仍展現克制。
然而這種途徑只能貌似合理地持續到中國軍事設施尚未向美軍攻擊的最後一刻。一但
他們行動，停留在戰區內的任何中國潛艦都將被視為是即刻的威脅；部署在港口中的航空
母艦或船艦也一樣。（理論上，中國的日炙飛彈可能擊沉台灣附近的船艦，即使他們是要
回到港口內。但是令人質疑的是他們能否發現並追蹤遠距離的目標－而且也同樣值得懷疑
的是，他們能否躲避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追蹤與被擊中）在此時，美國面臨極度苦惱的決
策是將衝突擴大到什麼程度。一方面，它必須確保它所部署的部隊安全；另一方面，它要
承受的風險是戰爭機會逐漸升高。關鍵議題是戰區的紅線要畫到哪裡去。某些指揮官可能
主張將停留在以台灣為半徑畫出的戰術半徑中的中國飛機或船艦視為威脅－並且提議轟炸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機場與港口。某些則主張在最初階段中，採取先制性傳統武器攻擊
中國的核武部隊，他們希望在危機初期就減少美軍在部署時的風險，並增加中國從敵意中
快速退讓的機會。的確這是個好機會，讓美國處理台灣危機的作戰計畫中能夠包含這種在
整個現代化時代中的快速增加的項目。
更好的方法能夠展現出更多的克制。沿著海峽中線勾勒出戰區，或是至少避免攻擊中
國的領海與其附近領土，健全的自保措施可避免直接攻擊中國領土，這個在政治上決定命
運步驟有其非常嚴重的升高戰事的潛力。這方法不僅避免接攻擊中國領土的象徵性危險步
驟，也避免中國部署在港口的彈道飛彈潛艦被擊毀的機會。它也反過來減少核子戰爭邊緣
政策的危險，這個危險伴隨所有相關的危險，因為中國不太可能採用『使用它們或損失他
們』的心態。事實上甚至在最為艱困的環境中，美國在局勢中應模擬貝克國務卿（James
Addison Baker, III）在1991年蘇聯解體的動盪時期中，在一場關於蘇聯核子武器的會談
中給予再保證。在這個案例中，不只討論核子安全的事情，並適時地提供快速且重大的再
保。特別是美國應當在敵對狀態變得更嚴峻且延長的時候，主張不在任何狀況中動用核子
武器打擊中國，並且進一步表示盼望中國提供相似的保證。
為了強調與清楚，值得將主要指導方針講得更清楚，向中國與美國領袖告知他們已經
站在軍事衝突的最初階段。特別是他們必須記住如下的防火道或紅線：
＊ 不得將美國與中國的作戰範圍擴大到超出台灣之外的地理範圍，特別是努力避免
攻擊中國、日本與關島（或是它們週遭的臨海）的領土。
＊ 不得擴大到全面的傳統戰爭（可能會攻擊北京、檀香山、聖地牙哥的指揮與控制
中心或其他軍事設施）。
＊ 不得攻擊其他強權國家的核武部隊。
＊ 不得準備核子武器以供使用。
＊ 不得動用核子武器，甚至是打擊船艦或孤立的陸上基地或（經由高空引爆核子武
器）打擊電子設施。
即使我們清楚地分析上述的防火道，很簡單地陳述它們，各方都會有自己的理由忽視
它們。而且就如同古巴飛彈危機向我們證實的，敵方（以及友方）必須擁有某種程度的溝
通與協調，如果他們想要避免危機衝破關鍵的臨界點。
美國很有可能在一場傳統衝突中明確地獲勝，即使它進行上述相關的克制行動。它可
能在接踵而至的的戰爭中損失幾架飛機或甚至少許幾艘船，但是無疑地它將控制空域與水
面，並陸續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潛艦－特別是那些向美國攻擊因而透露自己位置的中國
潛艦。美國的損失數量是值得懷疑，但結果卻不需質疑。
如果這個基本結論是正確的，下一個關鍵的決策－我們在此所做的結論－將會落在中
國身上。直言不諱，它能否接受並做出最能接受的失敗？或是為了得到其他方式的勝利，
跨過我們上述的防火道，即使這麼做必須冒著核子戰爭的風險？在仔細考慮它的眾多選擇
時，中國將得到完善的建議，承認接受失敗並不意味著無條件投降。
可確定的是，外交官將會加班刻鑿出解決方案，允許中國挽留足夠的面子不讓傳統戰
爭的失敗更加擴大。他們知道不久後攻擊將會停止，並更輕易地恢復客觀存在於三國之間
共享的利益基礎。另一方面，當衝突繼續拖延下去會使與生俱來且耐久的敵意與戰事繼續
存在。當然，任何解決方案的細節都依賴於衝突如何發生，哪一方在一開始蒙受最嚴重的
傷害，以及哪一方在軍事上占上風。例如是台灣挑釁或是中國製造出這場危機？
儘管外交官努力締造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以終結衝突，其他勢力仍會進來攪局。在
三國首都中，最大聲的聲音將會以對其中一方或兩方的不信任作為不同意和平方案的理由
。台灣與美國的輿論將會主張嚴厲的談判立場對抗中國，中國民眾也可能反對與美國『帝
國主義』與台灣『分離主義』的任何退讓。美國與台灣民眾可能認為，保全面子的方案在
政治上包圍中國共黨領袖的功效太小且時間太晚，中國共黨領袖則認為國家已經蒙受重大
傷害。在這情況下，他們面對無數的壓力無法接受失敗，接受失敗讓他們自己承受更大的
風險。
然後某些中國領袖確定感受到龐大壓力而考慮擴大戰事。在這一點他們可能考慮
在台灣東部高空引爆核武以製造電磁脈衝（Electromagnetic pulse, EMP）－希望癱瘓空
域下方美軍運作及台灣軍隊的電子裝備。中國也可能對美軍的航艦戰鬥群發射核彈，一旦
射出後馬上掩蓋整個區域內已知的美軍船艦。核子武器可能也被拿來打擊日本沖繩的嘉手
納空軍基地。中國的任何機動的洲際彈道飛彈將被部署並撤離他們原先固定的基地，藉以
保護它們免於美國的攻擊，並發出訊息不久後將使用它們。
任何中國的行動都將是極端危險且必須避免在任何環境裡。某些行動可能是戰術性的
誘惑。大多數行動，像是電磁脈衝爆炸，會直接殺掉少數人，可能產生部分的效果讓美國
與台灣軍隊無力化。即使如此美國可能會反擊，全面的影響可能會擊毀美國與中國軍隊之
間的戰場。然而這類軍事互相供應的經濟代價將會龐大到等同於總體戰。中國不應該預設
所有美國軍事體系都會被這類型攻擊造成損傷，美軍的系統大部分是在冷戰時設計，核子
戰爭在當時是被視為真正會發生的。可發射巡弋飛彈的潛艦能夠存活下來；許多轟炸機（
一但這類反擊開始時都將在美國被隱蔽起來）也一樣。而且在這類爆炸之後，美國將以傳
統戰爭的最微小層級進行確定性的反擊；任何先前的克制性談話都將消失在五角大廈和白
宮的抽屜裡。而且最重大的核子武器都將被拿出來擺設，因為無法保證中國想將戰事擴大
到什麼程度。
所以有些強制性的論點認為戰事的降級是必定的。這是個好消息。但是決策者必須謹
慎地不要讓美德變成義務。知道許多方法讓戰事延著階梯升級的過程中停止擴大，領袖可
能可以在任何時刻進行戰爭邊緣政策以吸引注意－相信某些人仍能在局勢脫離控制之前展
現克制－他們可能是對的，然而再一次地，他們可能不會這麼做。
在台灣發生任何重大危機，直接挑動中國與美國的武裝部隊互相攻擊的危險性是真的
，而且因而令人感到恐怖。如果戰爭真的發生了，戰事升級的壓力是極為龐大的。它將會
是世界史第一場核武國之間的重大戰爭。而且雙方的核子武器能夠以不理性且不合邏輯的
理由參戰。核彈的相互反擊會是結果。由於在冷戰結束後，超級強權的核戰威脅在大眾眼
裡不再鮮明，台灣危機－足夠諷刺地－快速產生古巴飛彈危機之後最嚴重的核子危機。
本書不願做出聳人聽聞的結論。即使是在戰爭過程中，核武災難的風險並非五十比五
十，雙方都確定會承認這個危險性。但是危機本身就帶有揮發性。雙方都不願意見到戰爭
迷霧妨礙正確且適時的資訊流動並做出判斷－而且生命的損失將提高中國與美國承擔的責
任而無法輕易退卻。此外，雙方的戰爭計畫可以產生他們各自的衝力，儘管細節是保密的
（而且總是隨過程作修改）。這些戰爭計畫在過去顯然要求輕率地升高衝突層級，遠非政
治領袖所能正確評斷。這一點已經在最近改變，而且可確定區域中的美軍指揮官已經敏銳
地了解到必須與中國建立更正面的關係，並且避免假設任何衝突或快速擴大。但是克制的
傾向可能無法輕易地出現在軍事強權之間的直接對抗；快速升高衝突層級的論點總是備受
喜愛，無論它們是否適合現在的時代。
台灣、中國與美國的領袖必須完全地預先思考這個議題－為了他們的戰爭計畫、他們
的外交、以及他們的政治。它們必須指出如何避免任何嚴峻危機的升級或戰爭的開始－就
這一次三方必須達成共識，避免美國與中國的全面性戰爭比其他現實的關注更為重要。的
確，避免引發危機發生或獨立與主權議題的政治操弄，這個重要性對這三國都是最至高無
上的。
在其他涵義之間，這組結論主張在軍事對話中產生更多的結果。這是值得進行的，儘
管中國方面能夠獲得的想法比美國方面較少。
此外，政府必須直接面對本書所討論的各種情境。書中已經就一場台灣危機將會如何
發生、以及如何控制危機，做了有限的討論。但是書中內容主要呈現的是學者層級的人反
映三國政府的觀點。這類交流將會繼續發展下去，而且事實上會擴大，但是仍不足夠。政
府們不會敏感到能夠討論像是降低衝突層級之類的議題，這是可理解的。第一，這是承認
戰爭是可能發生的；第二，文職與軍職領袖通常不願意呈現出各種清楚的決策的對話。儘
管如此我們相信兩件事：第一，中美兩國為了台灣爆發衝突的代價將會是嚴峻的；第二，
中美兩國不可能在危機發生的過程中間學習到如何控制衝突並降低它的層級。因此儘管有
這些限制，我們相信這兩國的政府將會審慎小心地授權進行對話，博學的官員將在對話中
只能用『個人身分』交談（無可否認地有一點矛盾，但是外交機制在這時刻仍是相當有用
的）就核子時代神秘難解的危機降級進行概念性的討論。然後他們可以向各自的政府同僚
回報這些對話在未來有什麼樣的價值。
台灣問題能夠引發戰爭，甚至是核子戰爭。這是很悲慘的。而且從國際政治與國際戰
爭的標準來看，是相當愚蠢的。這場戰爭的代價高昂到沒有任何一方能承擔的起，也沒有
任何一方必須冒這個風險。它是可避免的，而且它應該被避免掉。為了世界的未來，三國
的領袖必須承認這個關鍵的現實，並在任何時候為它行動。某些行動已經做了，某些還沒
有。現在是去做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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