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題] 請問一下國民政府當初遷台的決定

[BinaryLife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１９４９年４月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 毛澤東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淮海戰役結束。１月３１日﹐陷入重圍中的傅作義部
      隊二十六萬人放下武器﹐四野進駐北平﹐平津戰役結束。至此﹐國府江北精銳
      兵力完全損失殆盡﹐政權已是風雨飄搖。４月２０日﹐國共和談破裂﹐毛澤東
      與朱德隨即下達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是夜﹐ＰＬＡ橫渡長江﹐揮師南下
      ﹐開始了向全中國勢如破竹的進軍。值此風卷殘雲天翻地覆之際﹐迫於大勢所
      趨﹐這些後來或投降、或起義、或反正倒戈的軍頭、政客和地方實力派人物﹐
      其內心深處微妙的心理變化過程﹐其真實意圖與行動表現﹐的確是一個有趣且
      值得探討的話題。關於盧漢大家談的這些蠻有意思﹐以前﹐國共雙方出於政治
      需要﹐都將這些人簡單化、臉譜化了﹐國方罵之為叛徒孽臣﹐共方定義為棄暗
　　　投明﹐但應當是蠻復雜的。畢竟都是從舊時代軍閥混戰的亂世中走出來的梟雄
      ﹐這麼多年在江湖上摸爬滾打﹐在蔣共的夾縫間生存﹐刀尖上滾肉。見人說人
      話﹐見鬼說鬼話﹐八面玲瓏四處討好兩面三刀厚黑那套﹐是爛熟於心的﹐一切
      以自己的地盤和利益為根本處事原則﹐這群人精沒有哪個是省油的燈。


　　　摘抄幾條民國軍閥語錄﹕

　　　
　　　　　如果日本打勝了﹐我們當然有光明的前途﹐如果老蔣贏了﹐他肯定要
　　　　　我們去打共產黨﹐我們一樣有前途﹐萬一老蔣不要我們了﹐我們就去
　　　　　投奔共產黨﹐怎麼能說我們沒有光明前途呢﹖﹖﹖

　　　　　　　　    　 ── 吳化文（在部下質疑當漢姦是否有前途時所說）


      　　陳司令員、饒政委、張副司令員、粟副司令員、譚副政委轉人民解放
　　　　　軍朱總司令暨全國各界同胞﹐國民黨全體官兵鈞鑒﹕自倭寇入侵﹐全
　　　　　國燃起抗日烽火。化文等於抗日初期﹐奮起御侮﹐並無二致。嗣受蔣
　　　　　賊曲線救國政策所愚弄﹐喪失民族立場﹐鑄成大錯。抗日勝利以後﹐
　　　　　人民創巨痛深﹐乃復昧於大義﹐重受蔣賊欺蒙﹐參加反人民內戰﹐一
　　　　　錯再錯﹐罪孽彌深﹐清夜捫心﹐慚悔交迫。爰於九月十九日率全體官
　　　　　兵﹐在濟南戰場﹐毅然起義﹐圖能力贖前失﹐走向光明大道。

　　　　　……

　　　　　何去何從﹐不難抉擇。化文等此次斷然其一﹐對於大局與前途實經深
　　　　　思熟慮。每念既往﹐五內交煎﹐展望未來﹐立覺感奮。深願此種披肝
　　　　　瀝膽之誠﹐能為全國人民所共諒﹐並為國民黨軍官兵所揀擇也。

                       ── 吳化文（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起義通電）

　　　
　　　　　注﹕渡江後於４月２３日率先攻入南京的即為由吳化文部改編而來的
　　　　　　　３５軍﹐其下轄的１０４師佔領總統府﹐１０５師佔領中山陵。　　　　


　　　　　要知道蔣馮閻都是軍閥﹐我們才是真革命﹐他們的錢財和東西都是老
　　　　　百姓的﹐不是姓蔣的也不是姓馮和姓閻的﹐他們應該把東西和錢財交
　　　　　給我們才對﹐不過不要緊﹐反正是要給我們的﹐他們三個諾大年紀﹐
　　　　　還不懂事理﹐無故陳兵中原﹐導致生靈塗炭﹐罪大莫此次為甚﹗他們
　　　　　之間的混戰是十字街頭狗咬狗﹐我們幫他們那邊都不光彩﹐所以我們
　　　　　在晉的代表和在南京的代表要多和他們接觸﹐隻需要向他們多要錢﹐
　　　　　多要東西﹗

　　　　　　　　　　　　　　　　　　　　　                 ── 劉珍年


　　　　　和蔣介石打交道﹐沒有自己的本錢是不行的﹐對自己的職責太認真也
　　　　　是不行的﹗

　　　　　　　　　　　　　　　　　　　　　　　　　　　　　 ── 余漢謀


      　　老蔣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來搞我們。

                                                           ── 白崇禧


      很久以前﹐看過一篇講傅作義的文章挺不錯﹐轉載過來與大家共享﹐原文較長﹐
      慎入。



    　　　               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鄧　野


　　　１９４９年初﹐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在中國的政治地位開始換位。那些
　　　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貳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所謂特殊﹐
　　　指這個群體在政治與情感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遊離於兩黨之間﹐對於國共兩方
　　　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離。這是一種僅僅發生於過渡時期的現象。可以肯定的
　　　是﹐在兩個生死相搏的敵對政權之間遊離﹐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不能被接
　　　受的﹐因此不管當時還是後來﹐這都是一個被極力遮掩的問題。迄今﹐人們所
　　　看到的這個群體﹐大都是經過包裝之後的面貌。


　　　在這個成因各異的群體當中﹐傅作義與他人相較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其反
　　　正過程並非一步到位﹐而是分為北平和綏遠兩個部分﹐兩次完成。北平的和平
　　　移交﹐傅作義靠向了共產黨﹐但由於綏遠尚未易幟﹐因此又很難說傅完全脫離
　　　了國民黨。這種橫跨兩邊、雙色參半的畸形狀態﹐造成傅作義在一段時間內其
　　　最終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現象上並未完全明確﹐而是具有一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
　　　。傅作義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其雙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樣﹐在這
　　　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當中﹐傅作義具有相當的代表性。(１)


      　　　                           一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上午﹐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布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
　　　這一天也是蔣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蔣在總統任上所做的最後幾項安排﹐除任
　　　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等之外﹐一項私下安排是﹐派遣國防部長徐永
　　　昌前往北平﹐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


　　　徐永昌與傅作義早年均為閻錫山舊部﹐曾同為閻部「四大軍長」﹐（２）二人
　　　私誼甚深。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徐出任孫科內閣國防部長。徐在軍界從
　　　來不是實力人物﹐為何由他出掌此職﹖對此﹐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軍委致
　　　電林彪﹐認為「蔣介石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鼓勵傅閻對我抵抗」。（３）這
　　　就是說﹐中共判斷蔣的著眼點是﹐利用徐與傅作義、閻錫山的歷史關系以便操
　　　控該兩部。總之﹐在那個大廈將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支撐
　　　殘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斷不久被証實。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徐永昌記載﹕“早蔣先生
　　　電召﹐屬去平一行。”徐於午後２時４０分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即至中南海
　　　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先生之意旨﹕（一）謀和希望與中央
　　　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引者注）南來。（三）大量運出精
　　　銳部隊。且雲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蔣之意見並不
　　　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運出精銳部隊為和平移交的條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
　　　戰。


　　　對於蔣的三點意見﹐傅一一作答。徐記載﹕“宜生對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
　　　於環境﹐已由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出﹐到指定地點﹐
　　　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先須參加政工人員﹐此層為宜生所拒絕﹐正續商中。
　　　”從徐的記載看﹐傅始終未披露已經與中共簽訂協議﹐隻是披露和談已經開始
　　　﹐並在和談中拒絕中共向其部隊派政工人員。（４）徐又記﹕“對第二項﹐宜
　　　生初意去綏﹐謂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可整頓﹐效力國家。”傅對綏遠
　　　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後﹐綏遠便是傅
　　　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計劃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記載﹕“經余述蔣先生之
　　　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
　　　﹐即去作總統一隨員。”顯然﹐這是敷衍。關於第三項「大量運出精銳部隊」
　　　﹐傅表示“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多大效果”。就是說蔣的該項要求難以執行。


　　　綜上所述﹐傅的三點答復沒有一項是明確的、肯定的。


　　　在會晤時﹐鄧寶珊說﹕“我們是失敗了﹐但是消滅共黨者必是另起來的人。”
　　　這是一句很不服氣的話。在徐看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傅所說「他的二十萬人
　　　不能動」。因為﹐如果傅的２０萬人繼續存在﹐事實上將對中共形成牽制。


　　　徐與傅的會晤僅兩個半小時﹐然而在此期間蔣已引退。當徐於是晚９時２０分
　　　風塵僕僕返抵南京後﹐“聞蔣先生已於午後四十（時）離京飛杭﹐惘然久之”
　　　。（５）由於蔣已出走﹐１月２２日﹐徐永昌專書一函向蔣呈報傅的三點答復
　　　﹐並判斷傅作義主要目的是﹕“在一時保留部隊癒多﹐拖住對方之監視部隊癒
　　　眾﹐其所以虛與委蛇者﹐亦即在此。”（６）拖住中共大批監視部隊﹐意即牽
　　　制中共南下﹐這是徐的判斷。


　　　傅作義既已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便不可能再接受蔣的安排。問題在於﹕拒絕
　　　與蔣合作﹐並不意味著傅將無條件與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問題上﹐傅有著自
　　　己的考慮。


　　　１月２２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和平協議按約生效。是日傍晚﹐傅通過國民
　　　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部分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
　　　﹕“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跡﹐使
　　　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７）和平協議
　　　正文加附件共２２條﹐傅隻公布１３條﹐基本限於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
　　　、外僑等有關之條文。


　　　文告中除個別詞句的順序略有調整外﹐就是和平協議的原文。實際上﹐傅搶在
　　　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布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
　　　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布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
　　　﹐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
　　　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回避了一個核
　　　心問題──戰敗。


　　　傅作義的確與中共談起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
　　　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
　　　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
　　　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８）原封不動即傅的方
　　　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１月２６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
　　　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
　　　則含糊答復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
　　　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１月２７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
　　　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
　　　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
　　　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復電﹕“
　　　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采取的宣傳解釋拉
　　　攏分化等政策。”（９）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
　　　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１月３１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
　　　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
　　　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
　　　、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１０）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
　　　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
　　　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傅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
　　　所提條件之一即「參加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１１）聯合政府
　　　本來是中共的口號﹐目的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現在﹐傅接過這一口號
　　　反過來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與中共分權。


　　　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在香港就美國國務院政策放風﹐宣稱要在新的聯合政
　　　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
　　　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１９４８年１２
　　　月初﹐毛批示﹕“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
　　　合政府中得逞。”（１２）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已經對此
　　　產生警覺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３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
　　　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１３）最後﹐北平和平協議中有這樣的規定﹕“雙方
　　　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並且﹐企業、銀行、學校等等
　　　﹐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這些規定同樣引起毛的警覺﹐還在協議簽訂之
　　　前﹐毛於１月１５日致電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
　　　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１４）


　　　由於毛澤東反復提示這個問題﹐１月２９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
　　　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截了當地對傅方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
　　　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葉建議將該機構名稱定為「北平聯
　　　合接交辦事處」。（１５）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否定了任何
　　　分權的企圖。


　　　綜上所述﹐傅在軍隊改編和政治機構問題上的兩點考慮﹐均未能如願實現。


　　　　　　　　　　　　　　　　　　　 二


　　　傅作義既然是帶著自己的打算與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１月２
　　　９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中央﹐認為“傅在政治上直到現在並未向我
　　　靠攏﹐他主觀上亦不願向我靠攏﹐始終站在南京立場”。（１６）「南京立場
　　　」即李宗仁的與中共分治的立場。３１日﹐林、羅、聶再電中央﹕“傅對南京
　　　李、白和談則甚表積極﹐幾次表示願作橋樑。”（１７）林、羅、聶認為傅「
　　　站在南京立場」的判斷在南京得到証實。


　　　１月２４日﹐徐永昌記載﹕“接傅宜生梗電﹐大致通知先與中共軍協調停戰﹐
　　　實施和平。謂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
　　　已﹐於養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
　　　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雲雲。”（１８
　　　）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協議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傅是通過國民黨中央
　　　社公布協議的﹐南京方面本已獲悉﹐傅所以還要專電通知徐﹐並非多余﹐實際
　　　上就是要保持與南京政府的關系。


    　１月２５日﹐徐永昌遇孫科﹐孫告訴他﹐“昨晚電宜生﹐屬其洽商共方﹐此間
　　　擬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來﹐可不必先洽﹐免轉生周折”。（１９
　　　）南京政府的和談以李宗仁為主﹐傅深知李與孫科的隔閡﹐因而對孫科來電不
　　　予理睬。但孫科此舉証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將傅視為與中共接洽的橋樑。


　　　１月２６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與中共和談一事。關於南京
　　　政府代表團的人選﹐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
　　　表”﹐徐永昌反對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
　　　（２０）傅後來未被列入代表團﹐但邵、張二人的提名則表明﹐南京方面的確
　　　有人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


　　　傅作義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場﹐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圖。１月３１日﹐林、羅、聶
　　　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
　　　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制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
　　　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２１）為攻破傅之意圖﹐中共采取了兩項措施
　　　。其一﹐公布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亦稱通牒。（２
　　　２）２月１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該公函﹐其
　　　中提到﹕“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
　　　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第二項措施是﹐
　　　配合該公函的發表﹐新華社於同日發表『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該
　　　文同樣為毛針對傅發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
　　　和平協議原文﹐然而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腳。針對傅所造成的主動議和的視
　　　聽錯覺﹐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議和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
　　　”。對此﹐毛這樣闡述﹕“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
　　　基礎與文物古跡」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
　　　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
　　　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
　　　。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
　　　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極為嚴厲而又留有余地地寫道﹕“不管傅
　　　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隻
　　　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
　　　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２３）


　　　毛對傅作義文告的嚴厲批駁﹐實際上就是對北平和平協議某些內容的嚴厲批駁
　　　。隻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場賴以存在的依據。隨著林、羅公函和新華社文
　　　章的發表﹐傅被置於戰犯、戰敗、以求自贖的地位﹐其「萬眾生佛」的地位被
　　　攻破。


　　　林、羅公函的發表﹐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２月４日﹐林、羅、聶致電中央﹐
　　　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
　　　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
　　　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布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
　　　津、張家口、新保安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采取以拉為主﹐
　　　以鬥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
　　　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
　　　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的多。”


　　　上述意見與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２月５日毛復電﹕“依整個形勢看﹐
　　　武漢、京、滬、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
　　　……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２４）這樣﹐在對傅「打
　　　」過之後﹐確立了以「拉」為主的方針。不過﹐至少在當時﹐拉傅並未奏效。


　　　２月４日﹐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
　　　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忽於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領護
　　　照出國﹐正是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
　　　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
　　　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
　　　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
　　　了。２月１５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
　　　彼有機會離平”。（２５）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
　　　平。


　　　２月２２─２４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
　　　。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２７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
　　　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
　　　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幹人受苦”。（２６）傅的意思是﹐他若離
　　　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３月２４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
　　　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
　　　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２６日﹐然而
　　　３月２６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
　　　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
　　　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２７）原來﹐就在３月２５日﹐毛澤東率
　　　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
　　　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相當敏捷地回過頭來﹐再一次不無戲劇性地做出另一政
　　　治反應。早在２月３日﹐毛致電林彪等﹐指出傅作義“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
　　　﹐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
　　　說話的通電”。（２８）毛所期待的這個通電傅遲遲未發表﹐甚至２月下旬與
　　　毛在西柏坡進行了那次據說是甚為愉快的會見之後仍未發表。然而４月１日﹐
　　　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表示﹕“我們的部隊在鄉
　　　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今後願擁
　　　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２９）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
　　　發表了這個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由逃離北平到靠攏中共﹐數日之間傅的行為反差如此懸殊﹐徐永昌迷惑了。４
　　　月４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聞李德鄰私人代表黃啟漢明日返平。晚飯後詣李
　　　德鄰﹐請其令便人一詢前日共方宣稱之傅作義電（申述政府之不善與共之善﹐
　　　且悔其覺悟遲）﹐是否究為宜生自擬。”（３０）此事的查詢不見結果。不久
　　　﹐中共打過長江﹐傅與廣州政府的直接聯系基本中斷。


　　　　　　　　　　　　　　　　　　　 三


　　　傅作義部在北平接受改編之後﹐傅所轄之綏遠董其武部是否同樣采取改編方式
　　　﹖在這裡﹐中共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１月２３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
　　　“綏遠方面我隻有姚（吉吉）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
　　　三萬人以上。目前隻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３１）


　　　正當毛提出暫維現狀之際﹐１月２５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
　　　﹐綏遠部隊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３
　　　２）不難看出﹐毛的暫維現狀與傅的換旗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雙方的立場很快
　　　接近。２月１２日﹐毛致電林、羅、聶﹐提出﹕“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其武
　　　）部退入後套讓出（歸）綏包（頭）﹐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或者包頭屬
　　　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界線。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著為由﹐要
　　　求保有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３３）


　　　２月下旬傅、鄧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
　　　希望保留歸綏。”（３４）歸綏與包頭為綏遠的兩個主要城市﹐為此中共提出
　　　各佔一個﹐但後來歸、包兩市均劃入傅方。盡管如此﹐「綏遠方式」的核心則
　　　由此產生﹐此即劃界。劃界較之傅原擬的換旗更為寬鬆﹐旗亦不換。


　　　３月２３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４月１日﹐傅方提出『綏遠
　　　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逐漸成為聯
　　　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３５）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系起來。這個問題
　　　是怎樣商討的﹐迄無披露﹐不過雙方於６月正式簽署的協議中並無此條。這一
　　　點至少說明﹐綏遠問題與政治掛鉤的擬議未被中共采納。正式協議主要是有關
　　　劃界的技術性內容。


　　　不料﹐綏遠的麻煩亦隨劃界而至。由於綏遠既未解放區化﹐又未解放軍化﹐中
　　　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持。另一方面﹐盡管並未換旗﹐但因傅作義已通電擁護中共
　　　﹐綏遠的政治歸屬事實上處於兩可狀態﹐為此﹐廣州政府亦將其軍費削減。


　　　４月２３日﹐即中共攻佔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集會議﹐商
　　　討今後軍事方針。在談到綏遠問題時﹐何說﹕“綏遠軍隊已受共黨接濟﹐現在
　　　起即應停發其糧餉用費。”徐永昌說﹕“綏遠軍隊近來尚對敵作戰﹐今即停其
　　　糧餉﹐似逼其投敵。”最後﹐顧祝同說﹕“如此可照三分之一發給。”（３６
　　　）後來傅作義在給薄一波的一份電報中稱﹕“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三
　　　十五萬銀元﹐主食軍糧價十三萬六千銀元。”（３７）這表明﹐廣州政府並未
　　　放棄綏遠。


　　　由於擔心長時間的兩可狀態導致局面失控﹐７月１４日﹐傅作義上書毛澤東﹐
　　　要求綏遠“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在同一上書中﹐
　　　傅特意將其對董其武的若幹指示電一並呈毛﹐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不要受反
　　　動派殘余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麼希望”﹔“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
　　　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中國反動派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
　　　必然要遭到破滅。”傅抨擊蔣、閻等“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
　　　濫炸人民”﹐表示“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
　　　（３８）傅將對董其武的這些指示呈毛﹐就是對毛的政治表態。７月１６日毛
　　　澤東接見傅時說﹕“信寫得好﹐觀點正確。”（３９）


　　　正當傅擔心綏遠局勢失控之際﹐廣州政府向綏遠伸出了手。當年６月﹐閻錫山
　　　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７月２７日﹐行政院通過任命﹐董其武任西北軍政
　　　長官公署副長官。（４０）其後﹐董致電廣州友人稱﹐與中共方面“采取政治
　　　應付之舉﹐其目的是根據指示﹐想救傅翁返綏﹐重作領導﹐以雪受騙之恥。所
　　　以政治應付是手段﹐不是目的”。（４１）這是董就綏遠政治狀態向廣州方面
　　　所做的解釋﹐意思是隻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時﹐廣州還任命孫蘭峰、劉
　　　萬春為第九兵團正副司令官。（４２）第九兵團原為廖耀湘兵團番號﹐將這個
　　　主力兵團的番號授予孫﹐以示對孫的倚重。對綏遠軍政職權的調整﹐表明廣州
　　　對綏遠仍具一定的操縱能力。


　　　徐永昌於５月初辭去國防部長﹐在閻內閣中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與西北將
　　　領的歷史關系﹐徐的主要活動是協調西北各部軍事行動。８月１日﹐徐永昌飛
　　　抵綏西河套地區的陝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到機場迎接。徐此行的目的
　　　是﹐策動董其武部西撤。徐記載﹕“飯後董其武來﹐述其不得已苦衷。蓋不稍
　　　與共商洽﹐共若真西來壓迫﹐我軍難於全師退至包西。”徐並不同董計較與中
　　　共劃界之事﹐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說﹕“第一﹐須將本地士兵多
　　　之部隊即先調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騎兵等暫駐﹐綏、包至不易維持時
　　　﹐即全撤臨河以西。即是駐可守、退可走。”這是關於西撤步驟的安排。關於
　　　西撤的目的﹐徐說﹕“第二﹐即向最不利處設想﹐敵先攻漢中及廣州而佔領之
　　　﹐並向四川壓迫﹐發生政治變化﹐此時中央在大陸據守桂、黔、滇﹐敵必分兵
　　　謀肅。西北到時馬鴻逵或個人出走﹐但馬步芳必仍拒戰到最後﹐綏軍盡可適時
　　　加入助馬。”


　　　關於綏軍西撤之後的前景﹐徐繼而饒舌道﹕“第三﹐彼共黨亦人也﹐彼嘗詡其
　　　二萬五千裡長征﹐吾人如亦人也﹐三萬裡何妨。”徐甚至為董部出走描繪了一
　　　幅廣闊的路線圖﹐他說﹕“助馬不利時﹐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時吾將
　　　為諸君辦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後﹐徐鼓勵董﹕“吾人必能復國﹐
　　　且必較戴高樂之有法國勝幾倍。”交談中徐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
　　　宜生可能得便歸來。”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綏軍的走向要由傅決
　　　定。徐當即表示﹕“即使宜生歸來亦必走我路線。”（４３）


　　　總之﹐隨著廣州政府加強利誘﹐綏遠政局至少在現象上復雜起來。


　　　　　　　　　　　　　　　　　　　 四


　　　８月２８日﹐傅作義、鄧寶珊等返回綏遠。此行的目的是﹐結束綏遠政治上不
　　　明朗的兩可狀態﹐完成易幟起義。而徐永昌則於８月２２日被廣州政府任命為
　　　西北指揮所指揮﹐（４４）以加強其協調西北各部的職能。２８日徐適值寧夏
　　　視察﹐當即獲悉傅返綏消息﹐是日晚﹐徐“約崔亞雄來﹐請其明晨乘送餉飛機
　　　往綏遠晤宜生……詢其今後企圖”。（４５）迅即展開對傅的摸底。


　　　８月２９日﹐徐與馬鴻逵研判傅作義返綏之意﹐馬說﹕“傳宜生之歸﹐必系受
　　　毛澤東指導﹐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響應之﹐西北大勢已去。”（４６）預
　　　卜不祥。８月３０日﹐派往綏遠的崔亞雄致電徐﹕“孫蘭峰、劉萬春皆言﹐傅
　　　宜生亟擬晤徐部長。”（４７）這似乎又是一個積極的信號。３１日崔亞雄返
　　　回寧夏﹐隨即報告徐﹕傅作義“對來賓表示﹐此來隻有自我懺悔、自我檢討。
　　　詢其共方何以令其歸來等等皆不答﹐詢之從者亦然”。（４８）是對國民黨還
　　　是共產黨「懺悔」、「檢討」﹐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滴水不漏、莫測高深的表
　　　態﹐等於沒有表態。崔亞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義惟一的明確表態是﹐向徐永昌發出了會晤邀請。傅專書一函致徐﹕“亞
　　　雄兄來綏﹐拜讀手翰﹐渥蒙關垂﹐感篆良深。弟離平後﹐正在自我懺悔﹐自我
　　　檢討﹐極願與兄晤談﹐藉傾款曲……俟弟將包頭環境布置妥當後﹐再當奉邀蒞
　　　止﹐暢聆教益。”（４９）


　　　傅函看上去隻是表達了與徐會晤的願望﹐其實是一個不露痕跡的兩手安排。傅
　　　所稱「布置妥當」﹐實際上就是指綏遠起義﹐傅所以並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
　　　出時間開展動員﹐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壞起義。那麼﹐起義布置妥當之後﹐為何
　　　仍然邀徐會晤﹖因為傅要「藉傾款曲」。這個兩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
　　　成起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留出與徐會晤的時間﹐從而對徐﹐實際上是對蔣
　　　﹐做一個最後的政治交待。


　　　９月１日﹐徐永昌、馬鴻逵飛抵重慶見蔣。２日﹐蔣指示徐到廣州“將綏遠事
　　　向大家討論一下”。３日﹐蔣對徐說﹕“關於傅宜生歸綏事件﹐望與李、閻商
　　　定取如何態度﹐及是否仍照常發餉等事。”（５０）此時蔣提出是否照常發餉
　　　﹐表明蔣對傅之歸來不甚樂觀。


　　　９月３日徐飛抵廣州﹐隨即向李宗仁報告綏遠問題﹐李明確表示“必爭取宜生
　　　”﹐並說他已“徑電宜生約會”。李「徑電」傅﹐表明李之急切。４日白崇禧
　　　見徐﹐“對宜生亦同李代總統﹐主爭取”。６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爭
　　　取傅宜生。”（５１）這樣﹐廣州方面明確了爭取傅的主張。


　　　９月７日﹐徐再飛重慶。在對傅作義的判斷上﹐幾位高層人士並未形成統一意
　　　見。徐記載﹕“蔣先生對宜生之率部歸來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閻則否。”
　　　（５２）這就是說﹐在能否爭取傅的問題上﹐蔣介石、徐永昌與李宗仁、閻錫
　　　山持兩種看法。


　　　傅作義此次離平返綏﹐中共方面有人擔心傅是否會跑掉。毛澤東對主管綏遠工
　　　作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說﹕“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人﹐立了大
　　　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
　　　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５３）在
　　　這裡﹐毛把什麼是被動、什麼是主動講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會跑﹐因為此
　　　時國共戰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就在８月初﹐程潛、陳明仁舉行長沙
　　　起義﹐廣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這道最後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裡會跑」。


　　　傅返綏後﹐陸續將其工作情況上報北平。９月４日薄一波與聶榮臻致電傅﹕“
　　　毛主席認為兄在綏遠所取態度及步驟是正確的。”同時指出﹕“打破蔣（介石
　　　）、李（宗仁）、閻（錫山）、徐（永昌）陰謀及扣壓一批最反動的特務尤為
　　　必要。”（５４）９月１１日﹐傅致電薄一波、聶榮臻﹐表示綏遠起義“通電
　　　日內即可發出”﹐“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
　　　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５５）起義的籌備進展
　　　順利。


　　　薄一波記載﹕“９月１４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聶榮臻同志的名義寫信給周北峰
　　　﹐通知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於９月２０日至２４日之間到北平參加政治協
　　　商會議。”（５６）這個通知意味著傅留在綏遠的時間不多了。也就在此之際
　　　﹐傅作義對於邀徐會晤一事由拖延變為急促起來。徐永昌日記９月１５日載﹕
　　　“連日孫蘭峰轉宜生電速余詣綏。”所以催徐啟程﹐因為政協會議即將於９月
　　　２１日召開﹐綏遠起義必須於此前舉行。然而綏遠起義又不能於徐到來之前舉
　　　行﹐因為一旦易幟﹐綏遠即與廣州政府決裂﹐這樣﹐徐將不宜再赴綏遠。因此
　　　傅與徐會晤的時間﹐隻能安排在綏遠起義和政協會議之前。不難看出﹐這個縫
　　　隙就要合攏。


　　　　　　　　　　　　　　　　　　　 五



　　　９月１７日下午１時﹐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５７）傅作義、鄧寶
　　　珊、董其武、孫蘭峰等機場迎候。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余謂今年
　　　一月間﹐若聽余言來綏﹐何至在平受數月悶氣。”徐首先與傅談悶氣﹐也就是
　　　首先挑逗傅的情緒。此招果然奏效﹐“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
　　　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
　　　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幹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順著覺悟這個話題﹐
　　　傅接著發表議論﹐徐記載﹕“渠之長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譽
　　　﹐渠在家裡則嫌其不前進。渠語女﹐以對汝隻有義務並不要權利﹐以後各行其
　　　是﹐某縱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長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


　　　以上所言無非是些氣話﹐徐傅二人遠道相會當然不是為解悶氣﹐不過解解悶氣
　　　﹐二人也就有了溝通的基礎。晚飯後二人再談﹐傅“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
　　　美援為何”。傅並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
　　　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
　　　多矣。”（５８）


　　　不難看出﹐傅的話題已由氣話轉入實質問題。傅提出廣州能否守住和美援兩個
　　　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美援的程度決定廣州能否守住。這是傅在摸對方的底
　　　﹐揣測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傅獻上了一個頗為厲害的轟炸電廠之策﹐但並未
　　　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綏軍與其個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聽﹐也不急於表明意見
　　　。頭一天的談話二人都是在觀察對方。


　　　９月１８日﹐徐記載﹕“早間張慶恩來﹐轉來蔣先生致宜生電﹐略雲二十五年
　　　西安事變後﹐余若不聽共匪甘言愛國抗日對外等等﹐國家不致受了其後的大禍
　　　﹐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黨險惡的欺騙雲雲。”如前所述﹐蔣對於傅之返綏「不
　　　存奢望」﹐徐亦然﹐蔣電的到來無非是盡力爭取。但既然蔣有意爭取﹐徐永昌
　　　此行的任務也就明確起來﹐即策反傅作義。


　　　傅作義並不看重蔣電﹐因為蔣電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在１８日的談話中﹐傅再
　　　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復﹐實
　　　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
　　　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
　　　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辟跳
　　　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不過﹐有無陰謀並不能說明美援有無
　　　希望。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已經心
　　　中有數。


　　　接下來傅作義提出一個全局性問題﹕“美蘇戰爭看來亦不會遠。”所謂美蘇戰
　　　爭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的內涵在於﹐它一直被國民黨視為挽回敗局
　　　的契機。既然傅有此判斷﹐沉悶的對話開始活躍起來。徐說﹕“所以吾人無論
　　　現在軍事如何失敗﹐但正在改進﹐以待國際情勢之好轉。”在這個虛構的情勢
　　　好轉的基礎上﹐徐繼而要求﹕“在我看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
　　　﹐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
　　　﹐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


　　　至此﹐徐明確提出對綏軍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話題
　　　一旦涉及綏軍西走這個實質問題﹐傅便不再跟進﹐冷漠地回答﹕“綏軍開不動
　　　﹐也不能指揮他人。”這就是說﹐盡管傅判斷美蘇戰爭不會太遠﹐但在戰爭發
　　　生前﹐傅並不會輕易上鉤﹐再度與蔣捆在一起﹐而是特意與蔣之間留出一定的
　　　距離。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１８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
　　　﹕“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
　　　張﹐詆毀政府﹐讚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
　　　可知矣。”（５９）根據簽字儀式的舉行﹐徐永昌判斷已經探到傅的「內心趨
　　　向」。其實﹐徐遠未探到傅那個深不可測的底。


　　　９月１９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
　　　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
　　　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
　　　﹐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
　　　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
　　　﹐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
　　　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並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之﹐但傅當時未說明
　　　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
　　　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
　　　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
　　　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
　　　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
　　　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
　　　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
　　　﹐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
　　　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１９５０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
　　　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
　　　省主席時﹐欣賞樑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
　　　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
　　　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
　　　「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著這個計劃的披
　　　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作
　　　為此番陳述的結束。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
　　　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隻要蔣先生知道
　　　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
　　　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証﹐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
　　　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
　　　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
　　　人”。好友指徐。此番陳述解開一個謎底﹕綏遠起義之際﹐傅作義為什麼一定
　　　要留出一個時間差與徐相晤﹖說到底﹐就是為自己預留後路﹐一旦政局生變﹐
　　　有人為其作証。


　　　大概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無動情地說﹕“想不到你要走此艱難之途徑
　　　。”不過徐的話題立即回到其使命上來﹐徐說﹕“中共軍隊南下成功﹐到某階
　　　段必以余力向綏軍壓迫與清算﹐還不如此時帶走﹐總可得兩三萬勁旅。”（６
　　　０）然而話題一旦至此﹐傅又縮了回去﹐以種種理由推之。這就是說﹐在對蔣
　　　的態度上﹐傅之所做與其所說﹐並非表現為零距離。


　　　作為對蔣正式的政治交待﹐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
　　　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
　　　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
　　　」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
　　　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
　　　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困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
　　　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
　　　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
　　　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６１）


　　　歸納起來﹐傅對徐的交底以及上蔣呈文﹐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一個要做
　　　蔣的孤臣孽子的表態。


　　　如前所述﹐傅作義在７月１４日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閻賣國﹐幻想第三
　　　次世界大戰﹐封鎖海口、濫炸人民﹐沒有希望等等。而在９月１９日呈蔣的上
　　　書以及與徐永昌的一系列談話中﹐則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不會遠﹐建議封鎖
　　　、轟炸電廠﹐並稱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將兩者聯系起來﹐可以看到一些甚為相
　　　近的詞句﹐但問題的對象完全不同。


　　　據王克俊記載﹐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９月１８日上午舉行﹐（６２）但
　　　孫蘭峰並未簽字。董其武與孫蘭峰為綏遠的兩位軍政頭面人物﹐董在起義問題
　　　上態度鮮明﹐而孫則不甚明朗﹐稱病住進醫院。如果孫不簽字﹐綏遠起義便不
　　　是圓滿的。為此﹐傅作義抵綏後對孫做了反復的動員。傅說﹕“共產黨是以人
　　　民的利益為基礎……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証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
　　　對啦﹗”（６３）可以肯定﹐傅的勸說是孫最終簽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樣可以
　　　肯定﹐這並非惟一的原因。


　　　孫蘭峰對其住院一事有這樣的說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
　　　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
　　　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６４）總之﹐不容置疑地將徐拒之。然而不
　　　幸﹐徐永昌披露了與孫的秘密會見。


　　　９月１８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復發﹐一度昏迷﹐一時間來客均不能見。是日﹐
　　　徐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晚“十一時孫蘭峰再來”﹐「再來」說明孫
　　　此前已來過﹐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孫對徐說﹕“宜生現在迫其簽字﹐避走
　　　不得﹐並言此時屈從﹐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在孫做了這番與傅作義大
　　　意相同的陳述之後﹐徐永昌的表態是「許之」。（６５）


　　　這就是說﹐孫蘭峰見過徐永昌﹐是瞞過了傅作義與董其武。「許之」﹐指孫參
　　　加起義一事得到徐的批準。據王克俊記載﹕“十九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
　　　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先生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清晨﹐傅派
　　　我帶著通電文件到孫住處讓他簽字。”（６６）上述記載表明﹐孫所以於１９
　　　日凌晨「幡然覺悟」﹐原因是他已於１８日深夜得到徐的「許之」。


　　　孫從未做過徐的部屬﹐其行事無須征得徐「許之」﹐所以多此一舉﹐說到底﹐
　　　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從徐永昌前面的記載看﹐傅作義邀徐會晤的電文多由孫
　　　蘭峰經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孫大體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
　　　了一個與傅大致相同的兩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義的不安。１９日上午傅與徐深談之後﹐對鄧寶珊說﹕
　　　“次辰（徐永昌的號）病了﹐要呆在這裡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是
　　　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可見﹐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後﹐中午即設法如
　　　何將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記載﹐傅與鄧商定由鄧出面見徐﹐鄧故意要求徐留下
　　　來領銜起義﹐徐見不妙決定立即離綏。（６７）


　　　鄧徐談話時董並不在場﹐從徐永昌的記載中沒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話﹐不
　　　過鄧的確說了些不甚好聽的話。徐記載﹐鄧來後“一再勸余辭職務。並謂你的
　　　身體不堪再勞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藥﹐徒自摧殘自己﹐於事無益”等等。鄧
　　　同時也說了些解釋性的話﹕“三戶亡秦已非其時﹐奈何。”（６８）這是對綏
　　　遠起義的解釋。


　　　結果是﹐徐永昌於１９日下午２時飛離包頭﹐而綏遠起義通電則於４時發表。


　　　現在﹐將９月１９日在綏遠發生的事串聯起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清晨
　　　﹐孫蘭峰簽字之後﹐起義通電的簽字手續圓滿完成﹔上午﹐傅與徐深談﹐亮出
　　　了寓兵於農的底牌﹐並遞交了一份全面獻計獻策的上蔣呈文﹐至此﹐傅完成了
　　　對國民黨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鄧寶珊出面將徐趕走﹔下午﹐徐於２時飛離﹐
　　　綏遠起義通電於４時發表﹐至此﹐傅完成了對共產黨的政治交代﹔當晚﹐傅、
　　　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一日之內一並完成對國共兩方的政治交待﹐並且整個安排策劃周密﹐對
　　　於國共均無破綻。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從根本上講是徐始終無法就國共戰局的前景說
　　　服傅作義。徐、傅二人曾有這樣一次對話﹕“宜生詢政府方面對渠之返綏作如
　　　何觀察。”徐答﹕“就余個人看法﹐共黨首腦以青軍守蘭州﹐胡軍在南﹐馬軍
　　　在北﹐共軍如深入﹐處於三面受敵……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綏﹐以阻撓寧綏軍之
　　　出擊。”在徐看來﹐中共至少在西北戰場處於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然而對徐
　　　的此一判斷﹐“宜生以為非是”。（６９）可以說﹐正因為傅對於國共戰局保
　　　持了清醒的認識﹐徐最終無功而返。


      綏遠之行對於徐永昌來講﹐最感意外的莫過於傅的那個寓兵於農的計劃。盡管
　　　二人相交多年﹐徐對傅仍然產生了幾分異樣感覺。分手之後﹐驚嘆不已的徐永
　　　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宜生今茲作風誠屬非常人也﹐余則不能。”（７０）


　　　９月２０日徐飛抵重慶﹐隨即見蔣﹐“將宜生衷曲一一陳之”。對於傅那個瞞
　　　天過海的計劃﹐蔣聽後“搖首﹐謂很難成功﹐一定畫虎不成”。１０月２日﹐
　　　徐在廣州向李宗仁復命﹐李“對宜生仍寄與希望﹐並雲若幹所謂和平分子投共
　　　亦佳﹐可以沖淡共黨傾向蘇聯之心情”。（７１）這個自欺欺人的結論﹐為廣
　　　州政府策反傅作義的行動畫上了句號。


　　　９月２２日上午﹐傅作義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作義
　　　這次到綏遠時﹐蔣介石給了我一個「親切的」電報﹐說我這次從北平到綏遠﹐
　　　正像他當年西安事變以後從西安回到南京一樣。他說﹐當他回到南京以後﹐由
　　　於一念之差﹐竟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訓……但是我堅決
　　　拒絕了他。”（７２）關於蔣介石致傅作義的這份電報﹐迄今﹐在有關傅作義
　　　的著述中仍被廣泛引用﹐顯然均出自傅的這個講話﹐人們並未親見。根據徐永
　　　昌９月１８日日記﹐蔣電的確提及西安事變﹐的確對傅有所勸告﹐但並未稱傅
　　　之返綏「正像」他當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樣。無論身份還是地位﹐傅與蔣均不能
　　　相等同。「正像」之說無疑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價。


　　　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場」。對此﹐傅是否采取過某
　　　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後隨即向薄建
　　　言﹕後套地區“可耕地為１０萬頃﹐而現耕種面積隻４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
　　　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
　　　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
　　　７３）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
　　　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
　　　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
　　　器電台﹐証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
　　　。對於傅的這個最後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著用吧。”（７４）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盡管內容廣泛﹐但傅真正的著眼點是三個﹕美蘇
　　　戰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後華
　　　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
　　　﹐傅所以最後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並未如期發生。傅失算了
　　　。如此結局﹐應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截然相反的兩
　　　個傅作義。發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
　　　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
　　　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
　　　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
　　　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
　　　“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７５）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
　　　即情感尚未同步轉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
　　　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役之前﹐林彪、聶榮臻於１月８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
　　　“其用意是平津不戰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乎津討好中共
　　　”。（７６）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局。爾後﹐在綏
　　　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
　　　出足夠的余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能否穩固
　　　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於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後成為國民黨一個戰略集團的首
　　　領。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回﹐他
　　　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驗﹐來應對國共這一回權力互換的。於是﹐便發
　　　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余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
　　　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三者之間
　　　都存在著深刻的區別﹐其本身並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
　　　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教。此舉在解放戰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
　　　﹐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
　　　歸的范例。


　　　本文關於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並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
　　　在與表現﹐其學術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並且使之
　　　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　　釋

　　　（１）有關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於北平和談﹐關於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
　　　　　　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
　　　　　　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於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
　　　　　　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３４７頁。因此目前有關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
　　　　　　分有限。

    　（２）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後﹐１９３１年張學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
　　　　　　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３）『中央軍委關於對傅作義的政策問題的電報』﹐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
　　　　　　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
　　　　　　９８８年﹐第５２、５３頁。

　　  （４）北平和平協議規定傅部建立解放軍制度﹐建立政治組織﹐但並未明文規
　　　　　　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員。

　　  （５）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台北﹕中研院近
　　　　　　史所編印﹐１９９１年。關於徐永昌與傅作義在北平移交之際的此次會
　　　　　　晤﹐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均不見記載。從徐的記載看﹐得知或參與談話
　　　　　　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鄧以及樑述哉、廉壯秋。樑、廉均為華北剿
　　　　　　總副參謀長﹐與傅、鄧一同參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後來均未談
　　　　　　及此事。曾參予傅作義許多機要活動的華北剿總政工處長王克俊﹐在其
　　　　　　多篇回憶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說明傅對此事是相當保密的。

    　（６）徐永昌﹕『上蔣總統』﹐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１頁。

    　（７）『傅作義發表文告公布協議十三項』﹐『世界日報』１９４９年１月２
　　　　　　３日﹐第１版。

　　  （８）『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１９４９年３月３日﹐『北
　　　　　　平和平解放前後》﹐第１７１頁。

　    （９）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９
　　　　　　０、６９１頁。
　
    　（10）『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
　　　　　　００２年﹐第５３２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
　　　　　　性人物。

　    （1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報第十一縱隊關於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
　　　　　　中央軍委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
　　　　　　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７７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３年﹐第４１０、４１１頁。

　    （13）『羅榮桓年譜』﹐第６７７頁。

  　  （14）『羅榮桓年譜』﹐第６７９頁。

    　（15）『彭真年譜』上卷﹐第５３０頁。

    　（16）『羅榮桓年譜』﹐第６９２頁。

    　（17）『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１
　　　　　　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１４２頁。

    　（18）『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４日。梗為２３日﹐養為２２日。

    　（19）『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５日。

    　（20）『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１
　　　　　　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１４２、１４３頁。

    　（22）該公函於１月１７交鄧寶珊轉傅﹐但因種種原因傅未看到。詳情見蘇進﹕
　　　　　　『回憶北平和平談判』﹐『平津戰役』﹐第６３９─６４１頁。

    　（23）新華社﹕『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共
　　　　　　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３２６─３２８頁﹔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第４４９頁﹐該文
　　　　　　出自毛之手。

    　（24）『羅榮桓年譜』﹐第６９４─６９６頁。

    　（25）《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２月４、１５日。

    　（26）《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８日。

    　（27）『傅作義電』﹐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２６日﹐『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
　　　　　　集』﹐第１５３頁。

    　（28）『毛澤東年譜』下卷﹐第４４９、４５０頁。

    　（29）『傅作義通電』﹐『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１７６、１７８頁。

    　（30）『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４月４日。李宗仁﹐字德鄰。

    　（31）『毛澤東年譜』下卷﹐第４４４頁。「鄧」指鄧寶珊。另據董其武記載
　　　　　　﹐當時綏遠各類駐軍將近１０萬。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０頁。

    　（32）『羅榮桓年譜』﹐第６９０頁。

    　（33）『羅榮桓年譜』﹐第６９９頁。

    　（34）『中共中央關於同傅作義、鄧寶珊談話情況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
　　　　　　李井泉等電』﹐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平津戰役』﹐第２７３頁。

    　（35）『綏遠問題協議草案』﹐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２５６、２
　　　　　　５７頁。

    　（36）『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

    　（3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２９１頁。

    　（38）『傅作義致毛澤東函』﹐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４日﹐轉引自董其武﹕『戎
　　　　　　馬春』》﹐第２８１─２８７頁。

    　（39）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５１４頁。薄參加了此次接見。

    　（40）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７日﹐台北﹕
　　　　　　國史館印行﹐１９９７年。

    　（41）『董其武電』﹐１９４９年７月﹐『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１５
　　　　　　７頁。

    　（42）孫蘭峰原任察哈爾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團司令官﹐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張家
　　　　　　口之役﹐該兵團被殲﹐孫逃至綏遠﹐後參加綏遠起義﹐任中共綏遠軍區
　　　　　　副司令。劉萬春參加綏遠起義之後任解放軍第三十六軍軍長﹐因通敵被
　　　　　　逮捕。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５５１頁。

    　（43）『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董其武回憶﹐徐曾提出將部隊
　　　　　　最後撤入緬甸。參見氏著﹕『戎馬春秋』﹐第２７３頁。徐在「可印」
　　　　　　之前的確寫有一個「可甸」﹐但又圈去﹐可見徐的確對董說過這些話。

    　（44）『中華民國史事紀要』﹐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２日。

    　（45）『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崔亞雄原任華北剿總參議。

    　（46）『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９日。

    　（47）『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０日。

    　（48）『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１日。

    　（49）『傅作義函』﹐『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１６５頁。該函未署日
　　　　　　期﹐編輯者判斷為９月所作。筆者判斷﹐該函肯定是由崔亞雄攜回交徐
　　　　　　﹐崔於８月２９日抵綏﹐３１日離開﹐因此該函當作於８月２９─３１
　　　　　　日之間。

    　（50）『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

    　（51）『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４、６日。

    　（52）『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８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５１５、５１６頁。

   　 （55）『傅作義致薄一波、聶榮臻電』﹐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１日﹐轉引自董其
　　　　　　武﹕『戎馬春秋』﹐第２９０、２９１頁。薄一波前書亦提及該電。該
　　　　　　電所署日期為「申真」﹐即９月１１日。董其武稱９月１２日﹐應為誤
　　　　　　記。

   　 （56）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５１７頁。

    　（5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２９４頁記載徐於９月１５日抵包頭﹐應為誤記。

    　（58）『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７日。

    　（59）『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８日。張慶恩原任華北剿總軍法處
　　　　　　長。

    　（60）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

    　（61）呈蔣書全文見『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

    　（62）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３７１頁。
　　　　　　另據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２９９頁記載為１９日上午﹐參照徐永昌９
　　　　　　月１８日日記﹐應為１８日。

  　  （63）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北京﹕中國
　　　　　　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６８頁。

　    （64）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第４６９頁。

   　 （65）『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８日。

   　 （66）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３７１頁。

    　（6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２０４、２０５頁。

   　 （68）『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

   　 （69）（70）『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

   　 （71）『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

   　 （72）『傅作義發言』﹐（北平）『人民日報』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４日﹐第２
　　　　　　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５１８頁。

    　（74）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第２６８頁。

    　（75）『徐永昌日記』﹐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

    　（76）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５０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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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十載﹐去事恍若夢幻。天下之大﹐豈有長生不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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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22.87.120.101
推 Uber:老傅使勁吃奶的力氣在夾縫生求生存  也不簡單了
推 FMANT:哪時候要再出一本後清國的貳臣傳記？
推 Seiran:推
推 kc135:吳化文標準的牆頭草，偽軍也殺了不少共軍....
推 sky987:吳化文這標準的大漢奸 老蔣不把他殺掉反而被害了
※ 編輯: BinaryLife      來自: 222.87.120.101       (09/11 10:45)
推 Swashbuckler:亂世中牆頭草遍地都是
推 chungrew:推，非常好的文
推 Keelungman:值得推薦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