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935年夏，海軍總司令怎麼會把建設德國新潛艇部隊的任務委託給您的？
在由我任艦長的“埃姆登號”巡洋艦的歸國途中，我們訪問了西班牙的維哥，這是最後一
個外國港口。1935年7月初，我在那裡接到上級通知，命令我在當年秋天率領巡洋艦再度
出國到荷屬印度、日本、中國和澳大利亞去。
我對這個安排非常滿意。不久，在1935年7月中旬，我率領“埃姆登號”艦抵達威廉
港。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來到我的艦上，卻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號”艦艦長的
職務而派我去訓練德國的新潛艇部隊。為此，配備有三艘德國的首批作戰潛艇的“韋迪根
”潛艇小艦隊將於1935年10月1日執行勤務。
為什麼會改變命令的呢？按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是嚴禁擁有潛艇的。1935年6月
18日，德英海軍協定締結了。這個協定規定德國艦隊的規模可以達到相等於英國各類戰艦
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潛艇可達到英國的百分之四十五。這樣，德國的海軍又重新被允許擁
有潛艇。
任何國家，在規劃軍備時，其先決條件首先是從政治上給武裝部隊指明，誰可能是
戰爭中的敵人。其次，必須為相應的武裝部隊裝備確定在本國什麼地方以及哪些範圍會受
到可能之敵的威脅。然後必須據此條件來裝備本國的武裝部隊，使它在一場可能發生的戰
爭中能對付敵人的威脅。
對於英國這樣一個島國來說，不言而喻，別說要打贏一場戰爭，就是要經受得住一
次戰爭，其先決條件首先必須是獲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說，必須保證必需的糧食
、原料和工業產品能通過大西洋上的航線輸入國內。因此，英國海軍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
保護這條生命線，保護這條商船航道。幾百年來均是如此。基於英國海軍的這一保衛任務
，為了這種生死攸關的輸入，英國就必須首先建造用於對襲擊這條生命線的敵人進行反擊
的這一類型的軍艦，敵人的襲擊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國用優勢的戰艦才能對付的艦隊，
也可能是使用的戰艦進行一場商船襲擊戰，從而使英國海軍不得不使用巡洋艦、魚雷
艇和護衛艦來直接保護商船。
在保護生死攸關的海上航線這一首要任務方面，潛艇以其特性來說，並不是合適的
戰鬥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這樣一種假想的敵人，使英國祇能用潛艇來進攻對方的商船航道，
從而迫使英國非得建造大量的潛艇不可。
正是這樣的緣故，英國的潛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其數量與其他國
家相比，例如與法國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國有五十九艘潛艇，而德國海軍卻
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許德國建造佔英國潛艇數百分之四十五的潛艇，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意味
著是一支強大的潛艇部隊。
所以，一開始，我對更動我的職務絲毫也不感到高興。在接到雷德爾的通知時，我
有這樣的感覺：我現在被降職到一個次要的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被選派去擔任訓練新潛艇部隊的任務。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因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潛艇駕駛員。也許由於我過去的那些經歷，使人們
認為我適宜於擔任一種需要獨立處理問題的職務，因為後來我在就任新的領導職務之後注
意到，我沒有從任何方面如上級艦隊司令部或海軍總司令部那兒得到任何關於我該訓練什
麼和如何訓練或者從哪方面來發展潛艇戰術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樣，我對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卻成了這樣的例證，即人們不能預見未
來，人們希望和相信將來會出現這樣而不是那樣的一切事情，都是無法斷定的，直至它們
一一成為事實為止。
1935年我還以為派我指揮小小的德國潛艇部隊是把我擺在一個配角的地位。
但後來世事的變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此而擔任了德國海軍主力部隊的領導要職。
八.您對這一任務在戰略、戰術和訓練方面有什麼見解？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談點個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領“埃姆登號”巡洋艦在錫蘭特林科馬利英國軍港停泊了十四天左
右，在那裡，我們的軍艦進行了魚雷和火砲的射擊演習。在這段時間內，我與英國海軍司
令、總督羅斯海軍中將之間的私人關係得到了發展。在我們停泊港口的日子裡，我每天到
他和他尊貴的夫人那裡去作客，我很喜歡他那剛毅而敏銳的氣質。比如，這位海軍司令在
談起英國對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憂慮時，總是反复地對我說：“我們需要一個希特勒！”
當時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陰暗面還沒有為事實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這樣判斷這個
人的。
有一天，我給羅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兩個兒子克勞斯和彼得寫來的，他們當
時是十五歲和十三歲。他們在信中說：“爸爸，如果你隨'埃姆登號'在7月中旬到達威廉
港的話，我們馬上駕駛我們的小帆船到波羅的海去玩上五個星期，因為我們漫長的暑假正
好在你到達的那時候開始了。”我對羅斯司令說：“可是，1935年7月中旬，這正好是我
出海將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國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羅斯
司令平靜地說：“不，艦長，你還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們如此喜歡在水上帆
航度假，這是很好的，他們會從中學到各方面的東西。你們在旅途中停靠碼頭的時候，還
可以讓他們見識一下別的國家和外國的文化。”羅斯司令講得對。在我返回威廉港時，我
就滿足了我的孩子們的願望。我在威廉港的海軍參謀部任職的最後幾年中，總是把我的假
期與孩子們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們駕著威廉港遊艇俱樂部的一隻小小的但適
用於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順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後穿過基爾運河駛入波
羅的海。孩子們使帆，但有時我也讓他們掌舵。他們經歷了海上各種好壞天氣，體驗了怎
樣航海和入港，比如說，駛入丹麥群島海峽的狹窄的航道。他們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
哈根、赫爾辛格和瑞典的赫爾辛堡。不僅是孩子們，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學習到不
少東西。例如，船在十分狹窄的水面上轉向時，如果正好刮大風，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
因為船在轉彎時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夠的速度，否則船很容易被大風推往下風而擱淺。或者
：刮起大風時，如果船速與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當大，船就能越過那些面向大海的淺水
區(如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如果船速與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幾乎肯定地要被驚濤駭浪
所吞沒。
有一次，刮起了7－8級的西北大風，我因急事須趕回去，就架著帆船，頂著大風，
經過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向威廉港駛去。我只把前帆，一張很小的前帆，當作大帆用，這
樣就使帆船的船速減慢，而滔滔巨浪就帶著它向前洶湧奔騰。我們就這樣幸運地到達了威
廉港。
這樣的帆航旅行對孩子們來說不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義，而且使他們體驗到，
事實確如一句老古話所說的那樣：“作為標準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動。”一個年輕人縱使
能說會道，自我標榜，自我吹噓，但是如果他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在遼闊的海洋上，乘
坐在一隻需要費力操作的、前後左右劇烈顛簸的小船上，那末，馬上就可看出，這個可憐
的大言不慚者是否真像他曾在岸上神氣活現地自我描繪的那樣一條好漢。我的妻子在帆船
上照料我們的飲食。儘管我的兩個兒子不太贊成他們十八歲的姐姐參加帆航旅行——照男
孩們的看法，她只是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曬黑以便變得漂亮些——，但是我們大家還是
喜歡這樣在一起度過我們夏日的假期。在這個時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離了。因為當
我們在海上時，誰要是對此不滿，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擺脫這種處境，而作這種抉
擇，看來也未見得有什麼好處。
事情也就在1935年7月中旬發生了：我隨“埃姆登號”艦旅行歸來後馬上得到了休假
，但這次帆航時間只有十四天，因為我另外還被邀請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去。
他們的潛艇是德國的德意志造船廠建造的，他們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卓越的德國潛
艇指揮官瓦倫丁納。
有一點我想再說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開頭由於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號”
去東亞旅行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我暗自對海軍總司令部說：你們等著吧，我要讓你們看看
，我將用德國的新潛艇部隊乾一番什麼樣的事業，我要在潛艇的戰術和它的使用方面開出
一條什麼樣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7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職時間是10月1日，這
可非常之好，這樣就使我有時間把所有問題作一次檢查並親自把這些問題搞清楚。這樣，
在10月1日以前我就制訂出一個詳細的訓練計劃；並仔細地考慮好我的打算：關於今後的
潛艇建造、關於使用潛艇部隊的基本設想、關於新戰術的路子以及有關這一切方面的肯定
是絕對必要的試驗。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後，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呆了
幾天。在伊茲米特我又見到我們的老“戈本號”，現在叫“蘇丹·亞武斯·塞里姆號”，
我應土耳其艦隊司令的邀請登上了這艘軍艦。
謝天謝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這種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爾也嚐到過。在餐
桌正中的一隻大盤裡盛著一隻羊頭作為冷盆。我們的東道主艦隊司令盛情地把這只冷羊頭
上最珍貴的東西放到我的盆子裡：一對冷羊眼！我邊吃邊想，各個民族的口味在這方面也
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說：什麼東西好吃，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麼到處適用的絕對標
準的。
現在回到本題：在三十年代，人們普遍認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作十分有
效的海戰武器的潛艇已經過時了。在許多國家海軍中產生這種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國人
發明了一種超聲波的測位器，即所謂潛艇探索器。據他們說，用這種裝置可以確定距離幾
千米遠的水下潛艇的位置。英國海軍部在1937年給英國護航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這一點，
說：“潛艇再也不會像1917年那樣給我們造成困難了。”這就是說，英國海軍部不再把潛
艇看成是危險的敵人了。對此，英國的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第1卷中也說得很清楚。
當然，英國人已公佈了這種潛艇探索器的發明以及它的預期作用。
英國對潛艇價值的這種看法在德國海軍中也有影響。儘管當時海軍作戰部的伯姆海
軍上校並不同意這種流行的消極觀點，可是在1934－1935年的潛艇學校裡，那些參加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指揮官、老潛艇駕駛員仍對德國新潛艇人員訓誡說：“在水下進攻時，至少
要與敵艦保持三千米的距離，否則你們就會被探測出來，接著就會受到敵驅逐艦的深水炸
彈的攻擊。”——顯而易見，打這麼遠距離的目標，命中率是很低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只要對敵艦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計有一點點誤差也會嚴重地影響效果。
有鑑於此，我在1935年10月1日就任“韋迪根”潛艇小艦隊司令的新職後，我就命令
：要加緊練習六百米近距離射擊。在這個近距離內，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認為，聲納測位
器用於對付水下進攻不可能是絕對可靠的。海水的波動、水的不同密度、艦隻自身發出的
噪音都無疑地會給潛艇探索器造成困難。只要我們還沒有進一步獲得有關英國的這種反水
下潛艇裝置的情報，我就仍然認為上面所說的潛艇近距離進攻是切實可行的，也是正確的
。德國的新潛艇部隊應該進行相應的訓練。——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日擬訂的計劃中
有關水下進攻的第一要點。
現在來談第二點：魚雷的發明導致人們創造一種能把魚雷這種新式武器射向敵人的
運載工具。這樣，在各國的海軍中就出現了魚雷艇。這種魚雷艇起初是一種很小的運載工
具，船身淺，也就是說，甲板上沒有高的上層結構，夜間很難發現它，是一種很出色的魚
雷運載工具。它由於夜間不易被察覺而可以駛近敵人，在短距離內十分有把握地發射魚雷
。
近幾十年來，各國海軍為了勝過敵方魚雷艇的防禦炮火，或是為了使自己的魚雷艇
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動半徑和更好的適航性能，就把這種原先很小的魚雷艇的體積
加大了。
這些新的特性確實是十分有價值的，但同時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這些魚雷艇由
於體積的加大而擴大了側面影像，在夜間較易被發現，因而它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適合於
夜襲了。人們還試圖用多艘魚雷艇的扇形射擊來彌補只能在遠距離射擊的缺陷。然而，儘
管這樣，現代的魚雷艇從根本上來說已不再是夜襲中理想的魚雷運載工具了。
在這裡，我就來談談1935年秋天開始的對德國新潛艇部隊進行訓練的第二點。新式
的潛艇由於具有足夠的水面速度而非常靈活，它是用於水面夜襲的一種出色的魚雷運載工
具；因為這種潛艇在浮起時船身也幾乎完全沒在水中，只有它的狹長的瞭望塔高出在水面
，因此它在夜間很難被發現。所以，在對德國新潛艇部隊的訓練中，潛艇的水面夜襲就成
為一個重點。這裡我還想簡略地提一下，上述聲納測位器對於正在進行水面襲擊的潛艇來
說是完全無效的。
現在我來談談我訓練德國潛艇部隊的第三點，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即“結群戰術”
。不言而喻，在戰爭中，人們都想在戰場上盡可能地增強自己的力量。自從人類社會產生
爭鬥以來，這種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時期，人們就為了進行戰鬥而群集在一起
。這一基本原則，幾千年以來，被用之於歷次戰爭的陸戰和海戰之中的各種形式。只有潛
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才被初次用作為戰鬥武器——直到如今還是基本上單獨作戰
，原因是對潛艇不可能統一指揮。這種統一指揮，即指揮多艘潛艇同時投入戰鬥，正是我
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達到的主要目的。在無數次演習中，我試圖通過潛艇的相應的戰術
布陣來搜索敵艦，然後根據偵察到的敵艦位置發動多艘潛艇一起進攻敵艦。很清楚，這裡
必須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在多大的範圍和多遠的距離內可以進行指揮？是否只能在搜
索敵艦、報告敵艦位置、導引其他潛艇這幾方面實行潛艇的戰術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揮
多艘潛艇聯合進攻呢？可是，該由誰來指揮呢？由於敵人的反潛艇措施，潛艇被迫潛入水
中，成了瞎子，這就毫無疑問地不能再有所作為了，那末，一艘處於敵人海域內的潛艇究
竟能不能指揮呢？是否必須讓一位陸上的指揮官來指揮呢？可是這個指揮官由於在遙遠的
陸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戰區域內敵人的全部情況和瞬息萬變的天氣情況呢？由於
這些原因，陸上的指揮官是否有能力進行指揮呢？在這些問題中還涉及一系列通訊聯絡的
技術性問題，例如，一艘潛艇潛水到多少深度還能與之保持聯繫。
在1935－1939年這幾年裡，我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在許多方面都獲得了成功。在無
數次演習中，我們逐漸為結群戰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一戰術在艦隊的每次聯合演習中
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個敵人表明，必須估計到在夜間會發生多艘潛艇同時出動的夜襲。
所以，年輕的德國潛艇部隊開頭幾年的訓練，對於潛艇人員和我來說，是一個幸福
的時期。認為潛艇武器已經過時的混雜思想從潛艇人員的頭腦裡清除掉了。相反，他們看
到了自己特別在夜襲中以及在我所創立的結群戰術中能取得何等樣的成績。這樣，在1935
－1939年的和平年代裡，在年輕的潛艇部隊中就形成了一種軍人集體的特殊精神，這種精
神此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經受了考驗。
1938年秋，海軍上校馮·弗雷德堡被派到潛艇部隊來。按照海軍總司令部和平時期
的計劃，他在經過一段時期的訓練和熟悉之後，將接替我擔任潛艇部隊的領導人。
經過相應的基本訓練後，我派馮·弗雷德堡擔任一艘潛艇的指揮官，接著他進了我
的司令部。他將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職務。海軍總司令決定，屆時我將單獨進行一次世界
旅行，以便為一次出國環球航行作準備。我將擔任擁有我們四艘最現代化的巡洋艦的一支
分艦隊的司令。該艦隊將於1940年10月1日開始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這樣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戰爭開始了，一切都變了。我當然必須用我所
訓練的潛艇部隊進行戰爭。優秀的、忠實的馮·弗雷德堡海軍上校擔負了在我國沿波羅的
海我的潛艇防區內為即將服役的新潛艇培訓人員的領導工作，這些人員後來在戰爭中被我
派到前線去了。
九.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您對國家社會主義是怎樣評價的？
要在今天談論過去是困難的，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那些為當時的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假如一位歷史學家要評價過去的事件和人物行為的話，他就必須以當時的認識為
基礎，而決不允許以現在全然不同的情況作為標準來觀察問題。所以，我今天也要盡量客
觀地來談我當時是怎樣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戰爭的失敗和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後果使我們這些軍官——如同任何一個國家
的熱愛祖國的國民一樣——心情十分沉重。對這些後果——不論在內政方面還是在對外政
策方面——我們並未施加過任何影響。就我們在國內的政治地位而言，我們是作為軍人為
全體德國人民和國家服務的，這個國家的形式已由我們的同胞們給自己選擇好了，因此，
法律上的選舉權我們也是沒有的。這無異是為我們對國內政治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作了證
明和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正確的。
我們就是這樣來盡我們軍人的職責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們確實也對
德國的內外政治形勢的發展趨向感到憂慮。
當時，整個世界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這場危機對德國來說，特別是由於支付
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賠款，影響尤為嚴重。1932年3月德國失業人數高達六百一十萬人。
實行民主政體的德國總理布呂寧不得不發布“緊急狀態法”，以防止全面的經濟崩潰和維
護國家的安全。
毋庸贅言：在大量的失業和失業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斷增長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德
國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對當時的政治領導深感不滿。因此，左右兩翼政黨，無論是國社
黨還是共產黨，都受到人們極大的擁護，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希望這些政黨能夠改變在
德國總理布呂寧領導下的中派政黨所難以控制的絕望的局面。因此，在1930年9月14日國
會選舉中國社黨成了第二大黨，其次是共產黨。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選舉中國社黨甚至
成了第一大黨，共產黨仍居第三位。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激進政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衝突，存在著爆發內戰的危險。消
除這種危險就成為武裝部隊的任務。
這幾年，我擔任設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軍參謀處的首席參謀。因此，採取防禦
性措施以防止內亂也是我的任務之一。軍界各部門的有關代表也經常在柏林的德國國防部
裡談論這些問題。我們很清楚，我們武裝部隊不能兩方面都反對，不能同時既反對國社黨
又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必然會與絕大多數德國人民為敵。
可惜的是，在魏瑪共和國，中派的資產階級政黨未能做到像共產黨或國社黨那樣把
工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
關於國社黨的發展，我還有一點要提一下。該黨曾經聲明，他們要把德國人民從凡
爾賽和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於這個原因，甚至連資產者階層中也有許多人投票贊成他
們。德國武裝部隊自然也希望擺脫凡爾賽和約的限制性規定。
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德國武裝部隊傾向於國社黨，而不傾向於國
際共產黨。
因此，如果法國總理白里安和德國總理施特雷澤曼能夠實行他們早在1925－1926年
就制定出來的有遠見的和解政策，並能夠解決德國公眾當時認為十分重要的一些問題，如
撤離來因蘭、賠款、各國均衡裁軍和戰爭債務等問題，那末，德國的內政就可能發展成為
另外一個樣子，這些在德國十分激動人心的主張就不會成為國社黨獲得公民選票的主要原
因了。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德國武裝部隊普遍歡迎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根據國會選舉結果
於1933年1月委任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我們軍人由此也希望，通過德國領導人的這種更換
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
以後的政治發展是以國會通過的對希特勒的“委任法”作為主要基礎的，武裝部隊
對這種政治發展絲毫沒有施加影響。
所以，在這一時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任何作用。那時我的軍銜只不過是海軍中
校和海軍上校，職務相當於陸軍中校和陸軍上校。
儘管如此，當國社黨的違法行為公開暴露時，我還是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例如，
在1938年11月9日所謂“砸玻璃窗之夜” [ 譯者註：1938年11月9日夜間納粹黨徒們製造
的反猶暴行，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店鋪、住宅、教堂被搗毀、焚燒，大批猶太人慘遭屠殺。
] 對猶太人採取暴力措施之後，我以個人和我的軍官團的名義向我的上級艦隊司令提出
了抗議。艦隊司令又把我的抗議轉交給了柏林的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元帥(見《雷德爾
回憶錄》第2卷第133頁)。
另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府在戰前年月裡所取得的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歡
迎，這是很自然的。難道有哪一個國家的愛國軍人會有另一種感覺嗎？
我們擺脫了由於戰爭失敗而引起的後果。薩爾投票的空前勝利，佔領來因蘭，宣布
國防法，合併蘇台德區和奧地利，都表明了這一點。在國內，消除了失業現象，階級鬥爭
的衝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對我們軍人特別對軍官的態度與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麼的不同
啊！
所以，我們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支持這個國家的。在戰前的這些年月裡，我
們沒有認識到這個政府的弊病，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後來戰爭期間才滋長起來的。正如今
天大家所知道的，當時的新聞限制無疑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十.您對德國1939年夏天的政治形勢是怎樣判斷的？您是否確信存在著戰爭的危險？您認為
這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嗎？您當時打算釆取哪些戰備措施以對付這場戰爭？
自中世紀以來，英國的歐洲政策就在於對付這一大陸的最強大的國家。因為這個國
家勢必會在歐洲大陸上取得優勢地位，從而危及英國這個島國的全球政策。英國歷史學家
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曾對這個觀點作了這樣的闡述：“從都鐸王朝 [
譯者註：英國都鐸王朝(1485－1603)。 ] 直到1914年，大不列顛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強
國之間的均勢。這就是說，讓這個大陸上的強國通過互相爭奪處於分離狀態，從而在它們
之間自然地形成均勢。這種均勢的作用很自然地會使英國認定誰是敵人。這個敵人並不是
名聲最壞的國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國家對大不列顛或英聯邦具有更大威脅的這樣的國
家。”
為了向英國明確表示，德國無意與英國為敵，1935年6月，希特勒與英國簽訂了海軍
協定，該協定規定，德國艦隊限制在僅為英國艦隊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內。但是，當德國的
三個年代政策使它在歐洲大陸上得以不斷地擴張勢力(如蘇台德區和合併奧地利)的時候，
人們從歷史和政治方面極易看出，即使有了這個削弱我們力量的海軍協定，也不能阻止英
國對德國的敵意日益增長。對英國的這種觀點，我還想舉下面的例子加以說明：1870年9
月2日的色當戰役之後，英國立即更換了戰線，從此以後，它在政治上轉而為袒護法國
而在此以前，英國在這場德法戰爭中在政治上一直是支持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國的，因
為它們對抗的是當時歐洲最強的國家、殖民勢力最強大的競爭者——大法蘭西帝國。到了
色當戰役後，眼看法國就要被打敗，這時英國就不得不改變態度，轉而為全力反對戰勝國
——普魯士－德意志。誠然，從英國的立場出發，這是對的，因為一個勝利的、統一的德
國在經濟和工業方面都具有不可輕視的發展前途，從而有可能成為英國的一個強勁的競爭
者。所以，1870年9月2日以後，英國就開始對德國抱有敵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
種敵意隨著德國的日益強大而愈加強烈了。
根據英國歷史上這種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年我就認為，英國對於希特勒在
歐洲大陸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一定會採取同樣態度的。此後，我就有這樣的看法：我們很容
易同英國發生一場戰爭，我們在政治上必須盡一切力量來避免這樣一場戰爭，但是在軍事
上則有責任為對付這樣一場戰爭的危險做好準備。
在答复第八個問題時我已經提到過：我認為，在戰術上採取潛艇的集中作戰，首先
用於夜間海面作戰，是大有發展前途的。我覺得這方面最適用的潛艇是五百噸的Ⅶ型潛艇
。這種潛艇水面速度相當快(十六里)，因而很靈活，船首裝有四個魚雷發射管，船尾也有
一個，並能攜帶十二至十四枚魚雷，具有強大的戰鬥力。
我還認為，儘管有1936年簽訂的潛艇協定，但戰爭爆發後，英國人會很快恢復護航
制的。自1939年起，隨著德國外交上的節節勝利，英國對德國的敵意也在增長。於是我就
愈加感到，採取潛艇的集中作戰即結群戰術是正確的。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已經
證明，只有集中使用潛艇，才能有效地打擊一支由船艦集中組成的護航隊。
由此，我向海軍總司令部建議，把潛艇建造的重點放在改進了的Ⅶ型和五百十七噸
的Ⅶb型潛艇上，這種潛艇的活動半徑已由六千二百里擴大到八千七百里。此外，我認為
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加速建造1935年德英海軍協定所允許我們擁有的潛艇噸位。
海軍總司令部沒有採納我的意見，他們不相信英國在今後的戰爭中會實行護航制，
固執地認為，潛艇在今後的戰爭中仍將單獨作戰。雖然我的結群戰術在我們的艦隊演習中
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他們對此仍然十分懷疑。此外，海軍總司令部特別重視建造巨型
潛艇，如配有重砲的二千噸左右的潛水巡洋艦 [ 譯者註：潛水巡洋艦以及後面提到的潛
水砲艦、潛水火砲巡洋艦等，都是舊名，這種名稱今已不用。 ] ，以便進行水面上的砲
戰。據說，這種潛水巡洋艦“可以用它的裝備戰勝任何一艘來犯的驅逐艦”。
我已經說過，我不同意總司令部的這些觀點。舉例說，一艘潛艇對一艘驅逐艦進行
砲戰，就會出現如下情況：要是一艘潛艇在砲戰中中了彈，那就是受了致命傷，因為它再
也不能潛水了，這樣，它就喪失了擺脫優勢敵人的唯一可能。相反，一艘驅逐艦中了彈，
只有在極為偶然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後果。這就是說，潛艇在砲戰一開始就處於
劣勢。
還有各國大力發展空軍的趨勢在1937年已經很明顯了。這種發展趨勢同時也表明了
，今後潛艇再要在白天進行水面砲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此外，德英海軍協定規定我們的潛艇噸位是很少的，如果我們不是按海軍總司令部
的計劃去建造二千噸左右的大型潛水巡洋艦而是建造四艘五百十七噸的，Ⅶb型潛艇的話
，那末，這四倍的潛艇所發揮出來的戰鬥力比之於僅僅一艘潛艇所具有的戰鬥力自然要強
大得多，儘管這一艘潛艇有重砲配備。最重要的是，在大西洋區域內用四艘潛艇，也就是
用四倍的眼睛偵察和搜索敵人，總要比在這麼廣闊的大西洋海域內僅僅使用一艘潛艇會獲
得更好的效果，儘管這一艘潛艇噸位較大。由此可見，採取建造四艘潛艇的辦法就能更充
分地利用規定給我們建造潛艇的為數甚少的噸位。
海軍總司令部也不相信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危險會像我在1939年所估計的那樣大。
這樣，由於對需要建造的潛艇的大小、戰鬥力以及它們在今後戰爭中的戰術實施存
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加上1935－1939年間我們同英國的政治關係，致使海軍總司令沒有
明確地作出決定，應該建造哪些型號的潛艇，更不用說加速建造潛艇以對付與英國發生戰
爭的危險了。
為了再次向海軍總司令部提供明確而詳盡可靠的參考資料，用以說明我們所提出的
潛艇建造的要求，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我同我的潛艇小艦隊的全體軍官舉行了
一次規模較大的軍事演習：為了搜索護航艦和導引其他潛艇，我們在遼闊的大西洋試驗了
結群戰術中的指揮潛艇作戰隊形並檢查了其他種種問題。軍事演習說明，在預先估計到敵
人防禦力量和戰鬥準備的情況下，潛艇襲擊是有效的。
其結果是：
1．為在大西洋上勝利地進行一場商船襲擊戰，我們最低限度必須配備三百艘前線作
戰潛艇，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可用於戰區與敵人交戰的只有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一
百艘潛艇；另外一百艘潛艇駛行於往返途中；還有一百艘則在船廠檢修，在檢修期間讓這
些潛艇人員回家度假。
2．這次演習的結果清楚地表明，我們現有的可用於大西洋作戰的大約二十二艘德國潛艇，只能把敵人“刺幾下”而已。
在一份備忘錄中，我向海軍總司令和艦隊司令報告了這次演習的結果。艦隊司令伯
姆海軍上將明確地支持我的戰略方案和我在潛艇建造方面所提出的相應要求。可是海軍總
司令部對我的備忘錄沒有作出答复或決定。
在此期間，海軍總司令作出了另一項決定。1938年春天，希特勒告知他說，即使在今後幾年不爆發戰爭，從現在起，也應將英國列為可能之敵。
海軍必須依據這種敵對狀態在軍備方面訂出自己的方案。於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一個計劃
委員會制訂了一個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艦隊計劃。這支艦隊的戰略目標是，以戰鬥隊襲擊英
國的大西洋運輸線，這種戰鬥隊必須強大到足以與重砲配備的英國海軍進行較量。此計劃
限期於1948年前完成。
這個計劃應包括下列各類艦艇：十艘大型戰鬥艦，三艘戰列巡洋艦，八艘裝甲艦或重巡洋艦，
四艘航空母艦，四十四艘輕巡洋艦，六十八艘驅逐艦，九十艘魚雷艇和二百四十九艘潛艇
。
由此可見，這個計劃的重點是建立一支強大的水面艦隊。計劃中規定的應在1948年同樣建
造完成的二百四十九艘潛艇十分清楚地表明，海軍總司令部沒有採納我對潛艇戰和建造相
應的各種類型潛艇的意見：例如，仍同以往一樣要加速建造大型的潛水砲艦即潛水火砲巡
洋艦。
1939年1月，希特勒同意了這個建立一支大型艦隊的長期計劃，此計劃稱之為Z計劃。在這
裡，一定是希特勒那種好大喜功和熱衷於搞驚人之舉的天生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他同樣
要求建立這支以水面艦艇特別是五萬噸的重型戰列艦為重點的艦隊，並須盡快地在六年內
即1945年以前完成。
如上所述，這個Z計劃與我的計劃是不一致的。對此，我的理由如下：
1．誰也不能預料未來，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希特勒向海軍元帥雷德爾保證，建設
這支強大的水面艦隊所需的和平時期，即使不能持續到1948年，至少也能持續到1945年。
這種斷言是毫無根據的。
2．建立這樣一支大型艦隊是無法保密的。這就會導致英國即使不宣戰也會從這方面
加強軍備。在這樣一種軍備競賽中，我們無疑將處於劣勢，因為我們的軍艦還不到英國艦
隊的百分之三十五。
3．我對這個計劃不能同意的主要之點，正是Z計劃的作戰原則。按照這個計劃，我
們的戰鬥隊必須向大西洋挺進，因為那裡是英國的給養運輸線。這樣，我們的戰鬥隊就得
從北海東南部的德國港口或者從波羅的海出發，向北作長途航行繞過設得蘭群島，才能到
達大西洋的主要作戰區。在穿過北海的長途進軍中，德國艦隻會遭到來自附近英國軍港和
機場的側擊，從而成為英國機動海軍和飛機極易攻擊的目標。在返航途中，我們的戰鬥隊
還將遭到同樣的命運。
即使在作戰區，在大西洋上作戰，德國海軍與英國海軍相比也是一開始就處於劣勢
。德國海軍不像英國海軍那樣在大西洋沿岸擁有基地和修理場所，如果德國艦艇中彈的話
，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為負傷的德國艦艇在返航時還必須穿過北海經過上述那段漫長
而危險的航道。
由此可見，德國戰鬥隊的這一戰略沒有充分顧及我們在大陸上的地理位置。
此外，當時發展空軍的趨向已經非常明顯，但是這個戰鬥艦計劃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趨勢
。在大西洋上，德國戰鬥隊僅能動用自己航空母艦上的飛機，與此相反，英國卻可以從它西部的陸地機場出動大型遠程飛機攻擊我們。
德國戰鬥隊的計劃最快也得在1945年才能完成，那時，大西洋上的英國空軍將把德國空軍
——由於兩國地理位置的不同——遠遠甩在後面。
海軍總司令部的戰略計劃導致了Z計劃的製訂，因此，為了識別這一計劃的種種作戰條件
，按照戰略計劃作一次全面的演習，無疑是必要的。德國戰鬥隊不僅在往返途中而且在大
西洋作戰區都必須與敵方的水面艦艇及其飛機作戰。與此相反，德國潛艇由於它的潛水能
力則不須如此，它可以往返於北海而不會受到敵方的嚴重威脅。即使敵方的水面艦隻在大
西洋作戰區掌握了“制海權”，它也能夠在那里活動，而且由於它的活動半徑較大而能長
時間地呆在那裡。單是這個原因，潛艇就能成為德國在大西洋進攻英國生命線的合適的戰
鬥武器。
對Z計劃持不同意見的不僅我一個人。德國歷史學家、教授瓦爾特·胡巴奇博士在他的《
1848－1945年德國海軍參謀本部和海軍最高當局》一書中第210頁上關於Z計劃這樣寫道：
“卡斷英國的貿易來往和摧毀英國製海權的快速步伐把所有政治經驗以及認為德國受大陸
限制的看法都拋在一邊了。”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1939－1945年海戰》一
書第1卷第52頁上寫道：“雷德爾的關於那個長期計劃的決定連同希特勒對戰爭爆發時間
的錯誤估計，其後果對我們非常有利。它使得德國喪失了它在英德海軍協定中所獲得的許
多有利條件，結果，在1939年，德國海軍事實上已削弱了它所容許擁有的力量。”
接著，1939年4月26日，希特勒宣布廢除德英海軍協定。這就很清楚，在這種急劇逆轉的
政治形勢下，今後幾年絕不可能有穩定的和平時期，而這種穩定的和平時期對於建造Z計
劃所規定的大型水面艦艇是必要的。其實從這時候起無論如何也得加速建造潛艇，盡可能
快地彌補為了對付英國這個敵手還不充分的裝備。但是並沒有這樣做。德國的政治領導和
海軍總司令仍然按照Z計劃建造大型軍艦。當然，在宣布廢除海軍協定以後，我曾經給海
軍總司令寫過一份報告，其中指出從現在起加速建設潛艇的必要性。這件事的未獲實現，
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海軍軍事首腦的一個根本性錯誤。
由於這個建造方針毫無改變，我在1939年6月到海軍總司令、海軍元帥雷德爾那裡，請他
轉告希特勒，我的潛艇軍官們和我都在為一場對英戰爭已迫在眉睫而十分憂慮。“我們用
現有的為數甚少的潛艇只能在戰爭中把英國人'刺幾下'。”雷德爾答應把我的憂慮轉告希
特勒。當時我只有海軍校官的軍銜，只是一個上校；我不知道，在德國武裝部隊中是否有
過像這樣低級軍銜的其他軍官向國家元首提過類似的意見。1939年7月22日，雷德爾叫我
和我的軍官們到斯維內明德他的“格里萊號”通報艦上去，他向我們轉達了希特勒的答复
：我和我的軍官們可以放心，“不會同英國打仗的，真要是打起來，德國就完了”。(見
埃里希·雷德爾著《我的一生》第2卷第164－165頁；我的著作《十年和二十天》第44頁
。我今天才知道，海軍上將伯姆在1939年4月也向海軍總司令作過陳述，他認為我們已迫
近一場對英國的戰爭。)
當然，國家元首的這一明確表示對我們起了極大的安定作用。但是，儘管如此，在與海軍
總司令這次談話後，當我獨自一人同我的軍官們在一起時，我還是對他們說：“無論什麼
時候爆發戰爭，英國都將站在我們的敵人一邊，這一點我們是堅信無疑的。對此，你們心
中要有個底！”
對我來說，1939年的春夏，在我記憶中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傷腦筋的幾個月。我與海軍總司
令部之間在政治局勢、海軍戰略和潛艇建造等問題上的分歧，使我日子很不好過。
總結這段時期：1935－1939年間，我們建造的潛艇遠未達到德英海軍協定所允許我們建造
的數量。
1939年8月底，對波蘭的戰爭再次推遲——我們今天事後才知道，僅僅推遲了很少日子—
—，我在1939年8月28日，就迅速建造潛艇一事，再次向海軍總司令寫了一份報告(潛艇艦
隊司令部密件第一百七十二號)。在這份《關於建設潛艇艦隊的設想》的報告中，我寫道
：“鑑於目前英德之間的緊張局勢和兩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我確認，海軍特別是潛
艇艦隊從現狀來看是無法完成它們在戰爭中應承擔的任務的。雖然我們可以期望現在不發
生戰爭；但不能認為，英德之間的政治形勢近幾年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即使有可能出現雙
方接近和安寧的時期。最合適的戰鬥武器，而且建造速度又快——與建立一支艦隊相比—
—，那就是潛艇。所以，海軍務須致力於潛艇艦隊的快速建設，從而為今後在同英國的衝
突中能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在我再次綜合了我的關於必須加速建造潛艇的要求之後，我說：“為了能卓有成效地進行
一場對英戰爭，應把需要動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
他要求服從於這個大目標，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要貫徹決定性的措施必須具備一個
組織上的前提，即設立一個擁有廣泛的全面的權力並直接對總司令負責的中央機構，處理
與建議中所提出的建立潛艇艦隊的任務有關的一切事宜。”1939年8月底，我和海軍總司
令一起從基爾飛往斯維內明德時，我把這份報告親手交給了他。他立刻看了這份報告，而
且很明顯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月28日的這份備忘錄副本送呈我的頂頭上司艦隊司令伯姆海軍上將。他完全支持我
的建議。他在給海軍總司令的報告結尾，對於我的要求表示這樣的態度：“必須立即把一
切力量高度集中起來用在這個唯一的關鍵問題上，並把無助於上述目標的所有其他建造計
劃統統推後。”
可是，現在已為時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竟發動了對波蘭的進攻。他盲目地認為
，英法不會積極參與保護波蘭。可是，英法在1939年9月3日就宣戰了。就這樣，希特勒由
於錯誤地判斷了英國的態度而“滑”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本來應該在政治上避免這場
戰爭的，即使我們與波蘭的衝突會擴大到英國的這個可能性極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
能性。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無論如何都應該避免與波蘭發生軍事衝
突。
隨著戰爭的爆發，海軍總司令部在此以前所製訂的整個計劃全垮了。建設大型軍艦的Z計
劃成了泡影。在總司令部裡，正如我在1939年8月28日的報告中所建議的那樣，立即設立
了一個潛艇局。潛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決定總司令部應加速建造何種類型的潛艇。我
和總司令部的關係一下子完全改變了。就這樣，一直等到戰爭開始，才使總司令部認識到
，建立一支大型艦隊的長期計劃是錯誤的。
今天我們還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日英國政府就已經作出決定，儘管有1936年的潛艇協
定，一旦戰爭爆發，將立即恢復英國商船航行的護航體制。
戰爭爆發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9月4日晚英國海軍部第
一次會議作出決定：
1．戰爭第一階段，日本保持緘默，意大利態度未決，保持中立，主要的攻擊目標
似將針對大不列顛的大西洋通道。
2．建立護航體制。此護航體制系專指反潛艇護航而言。有關對付巡洋艦或重型船
艦的進攻問題，本計劃中未加討論。
由此可見，德國潛艇司令從他1935年發展了結群戰術以來，就正確地估計了形勢。
但是，德國海軍在戰爭爆發時，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軀體。它不得不以僅有的能在
大西洋作戰的二十二艘潛艇與最大的海上強國進行潛艇戰。
十一.戰爭爆發後，您的態度怎樣？您有哪些戰略計劃？
關於英國宣戰的消息，我是在9月3日得知的，當時我正在我的作戰室裡。雖然近幾個月來
我一直在為與英國發生一場戰爭而擔憂，但是戰爭成為當前的事實畢竟使我萬分震動。後
來，我的海軍參謀本部首席參謀厄爾恩海軍少校把當時的情景向一位歷史學家作瞭如下描
述：
“對您這位歷史學家來說，從一個熟悉當時內情的目擊者的回憶中，了解——些有關海軍
元帥鄧尼茨在對英戰爭剛開始時的態度，也許是感興趣的。
“戰爭一爆發，我就奉命從海軍學院來到潛艇司令部並在那裡擔任了首席參謀的職
務。除了有幾次間斷外，直到戰爭結束(最後一個職務是海軍作戰參謀部作戰處首席參謀
) ，我始終沒有離開過海軍元帥的身邊}；我和他之間從當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著密切的
聯繫。
“無論在戰爭初期，還是在被丘吉爾看作是對英國最大危險的潛艇戰的最激烈時刻，海
軍元帥從未低估過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艱鉅性。這一點，我是毫不懷疑的。我有這樣的印
象：海軍元帥認識到與英國這場海戰的危險性和持久性，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在各方面
作了許多努力，期望我們年輕的海軍軍官一方面對要求於我們的長期和蚳S有離開過海
軍元帥的身邊}；我和他之間從當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著密切的
聯繫。
“無論在戰爭初期，還是在被丘吉爾看作是對英國最大危險的潛艇戰的最激烈時刻
，海軍元帥從未低估過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艱鉅性。這一點，我是毫不懷疑的。我有這
樣的印象：海軍元帥認識到與英國這場海戰的危險性和持久性，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在
各方面作了許多努力，期望我們年輕的海軍軍官一方面對要求於我們的長期和巨大的犧牲
作好思想準備，另一方面要我們樹立起必要的自信，完成他和我們一起承擔的任務，把這場艱鉅的戰爭引
向勝利。他反复地向我們指出這場戰爭的規模和艱鉅性，但同時卻很少讓我們看出他的憂
慮。他把憂慮藏於內心深處，只有他身邊極少的幾個最親近的人才偶爾可以隱約地覺察到
他這種思念。我想，我也能算是其中之一。
“宣戰的當天有一段小小的見聞也許能對您說明我的觀察：
“潛艇司令的司令部設在威廉港的一個指揮部裡。英國的對德最後通牒期限是當天
中午。我們獲悉，英國表示公開的敵意所用的兩個密碼字是：'全德'和'德國意大利'。
“海上的潛艇必須在最後通牒的期限終止前尚可支配的短短數小時內及時獲得對方的密
碼字和命令。鄧尼茨在海軍作戰部曾經多次叫人打電話。同時他自己也跟海耶、施尼溫德
和雷德爾通過話(這一點我記不大清楚了)。我們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希特勒曾打算並將
願意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與英國發生戰爭。這時，無線電訊隊軍官、現任海軍上校梅克
爾走進作戰室遞交了一份從船艦發報電波中截獲的一份電報，上面寫著'全德'的字樣。戰
爭就此開始了。海軍元帥把電報拿在手裡，在作戰室的營房裡踱來踱去，看上去完全陷入
了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但更多的是對他自己說：'我的上帝！這麼說，又要和英
國打仗了！'
“接著，他意識到，聚集在他司令部裡的人都把目光注視著他。我覺得他好像從沉思中突
然醒悟過來，快步走出作戰室，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約莫過了半小時，他重又走了進來
。當他重新踏進作戰室的時候，他的神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異常冷靜地對我們講了下
面一些話：
“我們面對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一個敵人。但是我們有著有利之處，那就是我們
從歷時四年的戰爭中已經充分地認識了這個敵人；大家也都知道，我們擁有一種武器，這
種武器我們本來是可以用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勝這個敵人的。依據這些經驗，我們能
夠用新型的潛艇部隊有效地攻擊敵人，迫使敵人下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自己和我
們的武器。戰爭將是長期而十分艱鉅的，我們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在以後的歲月裡我還時常回想起這一時刻，我總是從這位海軍元帥身上發現他首先考
慮的是，怎樣使我們增強戰鬥意志、自信和精神力量。他從不流露出自己的猶豫。
“我不能想像，當一個指揮官要想完成他應承擔的任務時，他還能有什麼另一種做法。”
正如厄爾恩所敘述的那樣，戰爭開始時的情形就是如此。既然戰爭已經爆發，我作為一個
軍人，現在再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做好在我職務之內所能做的一切，使戰爭在軍事上盡
可能地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也許現在，作為海軍上校，作為德國海軍中許多這一級軍官中的一個，以及作為德國陸軍
、空軍中許許多多上校中的一個同級軍官，可以聲明：這場戰爭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
不參與——這樣一種行動是改變不了我們的政治局面的，戰爭狀態仍將繼續存在。那末，
我只好離開我所指揮的地區和潛艇部隊，離開忠實於我的部下。這只會對我們的作戰帶來
害處。不言而喻，我這種行為會受到德國軍事法庭的嚴厲審判，這種情況即使發生在任何
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軍官身上，也會理所當然地遭到同樣的懲罰。
政治是高於軍人之上的。如果有誰——即使是一個下等兵——在宣布戰爭的時候，稍有不
符合軍人守則的行為，甚至允許並要求每一個士兵可以自己決定行動，那末，他就動搖了
武裝部隊的生存權以及這個武裝部隊所要保護的國家安全。
我在戰爭開始時就已清楚地看出的關於我們處境的嚴重性，在9月4日我對我的軍官們的講
話中已經指出：“你們要十分認真地對待這場戰爭！你們要清醒地看到，戰爭將是長期的
，可能要持續七年，如果戰爭以打成平局告終，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因此，我作為一個海軍軍官，正面臨著一項艱鉅的任務，即要用數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
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強國作戰。如上所述，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麼一點德國潛艇
是根本不夠用的。於是，在戰爭發生後，經過激烈的內心鬥爭，我決定請求海軍總司令，
把當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後迫切需要的潛艇建造任務交付給我，而把只能“刺”敵人幾下的
少量潛艇的前線作戰任務移交給我的最親近的部下馮·弗里德堡海軍上校。這個決定是合
乎邏輯的、正確的，因為要同英國打一場有把握的海戰，先決條件就是盡快地補充數量不
足的潛艇部隊。
但是，海軍總司令卻拒絕了我提出的由我來主持潛艇建造的請求。他認為，前線少了我是
不行的。受我指揮的潛艇人員和我之間已經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戰爭剛剛開始，正需要把
現有的潛艇及時地投入戰鬥並發揮潛艇人員的作用，如果現在調走他們的司令，就會給自
己帶來軍事上的嚴重損失。總司令的這一看法無疑也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就明白，從戰爭開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沒有把潛艇建造
放在優先於其他裝備任務的地位，因此，在戰爭的頭幾年，沒有動用國家和工業部門的全
部力量來建立德國潛艇部隊，從整個戰略上看，這樣做似乎是正確的。今天我們清楚了，
在戰爭最初的三年半時間裡，由於潛艇數量過少，我們未能在大西洋戰役中取得有利於我
們的決定權。
此外，即使雷德爾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接受了我的請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間從
德國的國家領導方面成功地優先獲得建造潛艇所必需的裝備，這顯然是很成問題的。
關於潛艇建造的問題，下一個問題我還會提到。
戰爭開始時，我擔任前線潛艇部隊的司令。我的戰略計劃是很清楚的。這個計劃早
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潛艇部隊軍官們都參與的一次演習中得到了徹底的檢驗。我們的海
軍戰略任務是以與敵人方面的條件相適應為前提的。英國是一個島國，它的生存和國民的
給養依賴於從海上輸入的糧食，工業原料也同樣必須進口。此外，在戰爭期間，一些軍火
工廠由於戰爭而擴大了規模，因而原料的進口也要相應增加。但是，各國的任何一種援助
，不論是來自世界各地有關工廠的武器，還是來自盟國的增援部隊，英國都只能從海上獲
得。
其次，英國要在歐洲大陸上擴展力量，須取決於能否把部隊及其裝備從海上運往歐洲。
因此，英國人民的生存，英國的經濟和工業，以及英國同大陸的敵人進行戰爭，全
都依賴於這種數量巨大的海上輸入。所以，對英國來說，最重要的海戰任務就是必須保護
用於這種輸入的載貨商船。相應地來說，我們必須把對載貨商船的進攻放在優先於其他一
切戰事的戰略地位，因為我們在大陸上的勝敗最終也得取決於能否消滅這些運輸船隻。
我們擊沉這些載貨商船要愈快愈好，因為敵人無疑將試圖添造商船以彌補損失。但是，這
種添造也是需要時間的。
鑑於英國建立和發展防禦潛艇力量同樣需要時間，我們也需要盡量加快速度擊沉英
國的商船。於是就形成了以發揮潛艇戰的作用為一方、以取得防禦潛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
商船為另一方的雙方之間的一場競賽。
由於這一切原因，在戰爭開始時候起盡快地建造潛艇是必要的。丘吉爾在他的回憶
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1卷第392頁上就戰爭的開端寫道：“顯然，德國人將建造數以百
計的潛艇，毫無疑問，為數可觀的艦隊正在船台上進入各種完成階段。我們必須作這樣的
估計：在十二個月至多十八個月以內，一場真正的潛艇戰必將發生。”由此可見，在迅速
建造德國潛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爾具有同樣的觀點。
為了盡可能快地擊沉盡可能多的商船，我規定了潛艇“經濟使用的原則”，這就是：力求
將潛艇派到最易擊沉敵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潛艇和每個出航日能達到最高擊沉率
。當然，來回航程的長度和距離在此是起著作用的。
在潛艇司令的作戰室裡，這個擊沉率連續地用圖表顯示出來，並且不斷地研究分析它的種
種原因。這就是潛艇隨機應變地投入作戰的一個基本觀點。戰爭爆發後，我就是按照這些
原則安排使用潛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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