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分享]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海軍戰略

作者l8131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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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hu Oct 4 17:25:08 2012

二十七.您對卡薩布蘭卡會議有什麼想法？　　英美和他們的盟友蘇聯元首斯大林元帥迫切地希望協調他們的戰略行動，以便這些盟國通過一項統一的計劃，來取得最理想、最良好的戰果。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於1943 年1月底在卡薩布蘭卡舉行了會晤。斯大林未能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允許他離開俄國。　　這次會議的根本的戰略觀點是：英美應盡快地從法國北部侵入歐洲。會議確認，這一入侵將徹底改變德國的戰局，因為這樣一來，德國就不得不再次在兩條戰線上作戰。　　儘管迫切需要盡快地進行這次入侵，但是，英國總參謀部和海軍司令部，甚至丘吉爾，都在這次會議上極其明確地指出，在1943年還不具備這次入侵所需的“物質”前提即海上運輸所必需的船隻。這是正確的。美國人被英國人的論據說服了。因此，他們決定，首先必須消除德國潛艇戰這一主要危險。所以，反德國潛艇戰應佔“優先地位”。否則，在其他戰場上的推進就不會成功。　　這就是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戰略決定。會議所作的第二個決定是政治性質的。在這以前，這一決定已得到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內閣的讚同，並由羅斯福於1943年1月24日正式宣布過。他聲明說：德國及其同夥除了“無條件投降”外，盟國決不允許以其他條件來結束戰爭。　　英美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出於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盟國在西歐開闢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二戰場，當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最大利益的。只有這個第二戰場才能從根本上徹底減輕俄國人在他們本土對德作戰的負擔。盟國盡快地實現入侵是符合俄國人的最大利益和斯大林一再明確提出的要求的。這時，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把開闢這個戰場的日期又推遲了。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想作出一個能平息斯大林怒氣的決議，作出一個如丘吉爾所說的“將鼓起全世界朋友的勇氣的決議”。　　毫無疑問，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是能達到上述目的的。　　這個要求的第二個主要目的，就是宣布英美對戰後年代所設想的和平世界的先決條件。盟國認為自己有能力創造一個和平世界，並且採取措施，想排除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敵國．參與創造和平世界的一切活動。這就是說，他們想在締結和約時使敵國處於完全癱瘓狀態。這樣他們就能把一切條件強加於它，而這個癱瘓了的國家就不得不逆來順受。　　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無疑也是對全體德國人民的一種歧視。鬥爭的矛頭不是對準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而是對準了德國人民，並且要把他們徹底打垮，倒在地上起不來為止。　　這個要求對德國人民在1943年的情緒和對我們繼續進行戰爭的必要性的認識產生了什麼後果，我在回答第二十八個問題時還將詳細地談到。　　在這裡我還想提一下幾個英國人和美國人對無條件投降的這一政治要求所作的政治評論：　　英國歷史學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提出無條件投降的這一政策的結果，“使得戰術上極其荒謬、戰略上毫無意義的戰爭繼續下去 ”。軸心國加強了抵抗。由於一切實現有條件投降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就不得不把戰爭進行到德國徹底崩潰為止。　　英國部長漢基勳爵就無條件投降這一要求抨擊了這一政策的砲制者的道德觀。他說：“不幸的是，這一如此違背耶穌登山寶訓精神的政策，並不適於加強盟國的道德地位。 ” 　　海軍上將尼米茲在他的《大西洋上的勝利——同軸心國的海上作戰》一書第129頁上關於無條件投降的這種要求寫道：　　 “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後的當天，向新聞界宣布了一項他本人與丘吉爾首相共同擬訂的政策，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軍界領袖大為震驚。這就是美英只接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定。既不提出條件，也不就條件進行談判，就是拿破崙在他達到征服別國的頂峰時也沒有把談判的大門關得這麼死。決定這樣死板的政策已經夠糟了，再把他公佈於眾那就更糟了。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是與英美政治家過去的諾言——他們不是與人民作戰，而是與那些引導人民走上歧途的頭目作戰——相矛盾的。這種錯誤的政策即使十七、十八世紀的政治家們也未曾犯過，他們比今天他們的某些後輩更懂得，今天的敵人也許有需要成為明天的盟友。而且追逐一場徹底勝利的戰爭，會使得戰勝者和被戰勝者同歸於盡。” 　　我還想講以下一些話來結束關於無條件投降這一問題的回答。這個政治要求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軍事上戰勝德國早已定局，但徹底打垮德國的意願，卻是通過政治上錯誤地延長戰爭來實現的，其結果就為俄國人佔領東歐大開方便之門。俄國人的這一勝利至今對英美的政策還有著極其嚴重的危害性。通過延長戰爭來達到徹底打垮德國的這一無條件投降的要求，0迫使英國人和美國人直至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他們1945年就認為已取勝的地區，卻要付出數十億巨款來駐紮軍隊，根據他們目前的政策，不僅為了保護我們，而且為了保護自己免遭當時戰爭後果之害。有誰戰勝一個國家是為了以後出於自身安全在那裡還得數十年之久地駐紮軍隊呢？我認為，這個無條件投降的政治決定及其軍事後果，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一個重大錯誤，那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了。在回答下一問題時，我將繼續談到這方面以及希特勒在這方面的罪責。二十八.您在什麼時候認為戰爭打輸了？　　毫無疑問，我們在斯大林格勒的失敗給我們整個戰略形勢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第六集團軍在這次戰役中的失敗，很清楚地表明希特勒1941年6月計劃的破產。在這一計劃中，希特勒想通過戰勝俄國來確保和加強我們在大陸的地位，從而迫使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也不得不承認，繼續與我們作戰是毫無前途的。而這時我們戰勝俄國這個敵人已經無望；恰恰相反，我們進駐俄國的軍隊必須向西後撤併且不得不估計到將進行艱苦的抵抗。　　因此，我們在東方戰線的局勢正是我們為什麼根本不能再指望打贏這場戰爭的原因之一。　　接著就是1943年5月潛艇戰的崩潰。在這以前，我們的潛艇戰遏制了兩個海上強國在我們歐洲大陸擴大它們的優勢力量。由於德國潛艇擊沉了大量船隻，所以，儘管英美在它們本國加緊趕造商船，但它們手頭能供使用的船隻的噸位還是不斷地減少。即使1943年5 月起潛艇戰不能再取得重大的戰果，但新造商船的數量直至1943年7月以後才超過其損失的數量。　　我已講過，我們曾採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了哪些新型潛艇想使我們的海軍重振旗鼓。但是，何時能實現這一點，海戰是否還能及時地取得成功，這在1943年還完全沒有把握。　　 1943年上半年的戰局已嚴重到如此程度，使得我們不得不估計到戰爭的失敗。1944 年夏天，英美入侵諾曼底半島，成功地在法國開闢了反對我們的第二戰場之後，對我們的敵人來說，最後贏得戰爭的前景，幾乎已確定無疑了。　　但是，1943年和1944年，我們除了已經採取的軍事行動之外還能採取別的什麼行動呢？　　當時，大部分德國人民和士兵是支持希特勒的。一些人曾想推翻希特勒的專制統治，儘管他們的道德動機值得讚揚，但另一方面由此而產生的混亂將削弱我們前線的戰鬥力，其結果也許會使德國士兵遭到更大的損失。——何況，德國人民知道我們敵人的要求，只有無條件投降才能考慮和我們締結和約。就是推翻了希特勒也不能對此有絲毫改變。— —我們也知道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關於在奪取勝利後徹底消滅德國工業和把德國變為農牧國的計劃。這就意味著，千百萬德國人必須餓死。我們也知道，1944年秋天，在魁北克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批准並簽署了這項摩根索計劃。後來他們想規避這一計劃。然而，這樣一來，他們與他們的盟友斯大林就造成了矛盾，斯大林把這項計劃完全作為自己的計劃了。在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要求在戰勝德國之後把千百萬德國人作為勞動力運往俄國。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也堅持要求至少消滅德國工業的百分之八十；此外，他還要求德國人付出幾十億的戰爭賠款，並且再三要求把千百萬德國勞動力運往俄國。即使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德國投降之前還沒有堅持這一要求，但是，對他們來說，事實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戰勝我們之後，根本不允許再有一個德國政府存在。在未來的和平年代裡，德國將受戰勝國的統治。為了這一目的，戰勝國將分割德國，並且打算把諸如普魯士這樣的德意志國家消滅掉。　　在1943年至1945年的戰爭年代裡，盟國對德政策的總方針是：無條件投降，消滅我們的工業，支付幾十億的賠款，把勞動力運往俄國，不允許再有德國政府，就是說，德國人民沒有任何權利，由戰勝國來統治，分割德國，也就是說，把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前途完全拱手交給敵人。總之，這個總方針使得我們除了繼續戰鬥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餘地，因為，有哪一個人，當他的敵人對他說：“如果放棄戰鬥，躺倒投降，我就把你割成四塊，並對這四塊任意加以處置”，就會乖乖地躺下呢？有哪一個人會自願屈服於這一要求呢？在這一戰爭時期，德國人民也同樣處於這種局面，儘管他們已認識到不再可能取勝。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　　我所談的整個情況中，還沒有提到屠殺猶太人一事。這件事對於盟國對我們的態度上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是，這種可怕的屠殺猶太人事件是背著德國人民、在對德國人民極端保密的情況下，由德國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幹的，大多數是遠在東方，遠在德國本土之外進行的。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德國人民對消滅猶太人一事是毫無所知的。這樣一種行為是出乎正直人們的一切想像之外的。因此，他們也根本不會懷疑竟會發生這種事情。如果今天外國人對我們說：“為什麼你們在戰時不收聽英美廣播呢？在這些廣播中不是報導了屠殺猶太人的種種事件嗎？”——對此，我們只能作這樣的回答，並且不禁要問：“難道美國人民或英國人民群眾在上次戰爭中不聽本國的廣播而聽德國的廣播嗎？”眾所周知，在戰爭中，敵人的廣播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進行戰爭宣傳的。所以說，美國和英國人民群眾肯定沒有理由收聽德國的戰爭宣傳。同樣，德國人民也沒有這種要求，因為通過收聽外國電台而能知道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說，這也是出乎德國人的一切想像和推測之外的。在回答下一個問題時，我還將說明，在戰爭結尾時，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知道這種屠殺猶太人的事件的。　　所以，儘管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再取得勝利，但我們除了繼續戰鬥，希望取得比無條件投降較好的條件外，別無選擇餘地。盟國政府聲明的矛頭也不僅僅是針對希特勒或納粹專制統治的，而且是針對被徹底戰勝了的德國人民的。德國人民應該無條件投降，德國人民在未來的和平中不允許有任何權利，甚至在自己的國家內，也不許有任何權利，德國人民應在工業上和經濟上被消滅。　　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在1943年和1944年沒有一個軍事領導人能夠提出投降的建議。　　抱這種觀點還有一個理由必須一提的：當時，我們如果投降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把這時正在東線深入俄國作戰的三百五十萬德國士兵交給斯大林。因為投降就是向部隊表示和要求部隊停止戰鬥，放下武器，去當敵人的俘虜。這對東線作戰的大部分部隊來說就意味著在俘虜營中等待死亡。二十九關於希姆萊指揮部所犯的罪行，您知道哪些？當您知道後，您釆取過哪些措施？　　 1945年5月初，我以國家元首的身份代表德國在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按照我的計劃實行投降。5月5日，米爾維克駐軍首腦通知我，據弗倫斯堡的港務監督證實，有一艘維斯杜拉河的小船在幾個星期前從但澤出發越過波羅的海，因受戰事影響而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向弗倫斯堡駛來，現已到達。船上約有三百名集中營囚犯，處境十分危急。我立即下令援救那些在這次運輸途中仍還活著的囚犯，首先是給予醫藥治療。接著有人給我送來一份關於船上發生的情況的詳細報告，說該船靠岸後，船上的看守人員似已迅速潛離。　　長途運輸當然會給囚犯們的處境帶來困難，但在我看來，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況是由於一種違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們從這次運輸中得到的關於集中營虐待囚犯事實的第一個“警報信號”。　　 1945年5月7日，我派去與艾森豪威爾進行投降談判的馮·弗雷德堡海軍元帥從美國司令部回到了我這裡——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他給我帶來了一份美國士兵報《星條旗報》。報上登載了魏瑪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照片。這些被殺害和餓死的集中營囚犯的照片慘不忍睹。即使在戰爭結束時，集中營的供應會遇到困難，致使情況惡化，但我認為那裡出現的狀況無疑是犯罪，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無法為此辯護的。弗雷德堡和我，還有我的司令部的全體人員，全都大吃一驚，我們過去總認為像這類事情是不可能出現的。5月9日，我接到了港務監督關於上述維斯杜拉河小船的報告。　　在5月初的這些日子裡，就是說，在德國投降後的頭幾天，我們還陸續收到了有關德國集中營情況的消息。　　我的副官呂德·諾拉特海軍少校，在他的5月1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一段話，這段話也說明了這件事：　　 “12時，外交部長凱特爾陸軍元帥聲明：　　 “最近時期，有關集中營中無法維持的情況和違法事件的消息，日見增多。此外，因原有看守人員逃離，而由國防軍承擔了看守和照料任務。由於德國人民和國防軍不明實情，因而有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聲明，我們與這些罪行無關。” 　　我們總是希望這類事件僅僅在個別地方發生，但我仍然認為應該立即徹底地、毫不容情地把罪魁禍首調查清楚。考慮到德國人民的利益，我認為把在嚴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的這類罪行調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為德國人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他們無疑有權提出要求，通過澄清這些事件釆公開表明他們自己的純潔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長、帝國臨時政府首腦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見後，我以國家元首的名義頒布了一道命令，委託帝國法庭作為德國最高法院立即追查這些事件。命令如下：命令　　(一) 　　凡屬違反普遍有效的法律與道德原則和已公佈的法律條例而逮捕、審問囚犯，把他們關進集中營並在集中營中處置和虐待他們的事件，必須立即調查清楚。所有違法事件應根據有效的刑法對有關人員加以懲辦並立即判決和執行。　　(二) 　　(1)我授予帝國法庭的最高檢察官行使調查這些違法行為和起訴的權力。　　(2)帝國法庭對此類案件的判決必須負責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海軍元帥鄧尼茨(簽字) 1945年5月15日於大本營 ========================================================================== 　　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把這個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給了盟國武裝力量最高司令部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施威林·馮·克羅西克在附信中說：　　 “1．德國人民對集中營裡發生的情況迄今一無所知。集中營與外界完全隔絕，在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絕對保密的，甚至德國的領導人員也不可能獲悉集中營中的真相　　 “2．德國人民一致憤慨地譴責如盟國報導中所描述的關於拷打和慘殺囚犯的事件，因為這些事件與德國人民的品德和道義感的原則格格不入。立即嚴懲犯罪分子，是符合德國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持久的影響，海軍元帥根據我所作的一份附有副本的報告，認為有必要把調查與宣判的權力移交給作為德國最高法院的帝國法庭機構。海軍元帥對我附有副本的報告作了答复，他指定帝國法庭對各個事件立即進行全面的調查和作出懲處，並頒布了上項命令。　　 “3．將軍先生，我請求您使帝國法庭能盡快地執行宣判，以滿足海軍元帥和帝國政府對罪魁禍首進行宣判和懲罰的願望。馮·克羅西克(簽字)” ============================================================================ 　　 1945年5月17日，美國大使墨菲到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來找我。他是艾森豪威爾司令部中的一位美國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進行了會談，主要是談了我對於德國東部的擔心和我被任命為國家元首的法律依據，我還告訴他，我派人寄了一份關於命令帝國法庭調查集中營罪行的文件給艾森豪威爾將軍。為了使帝國法庭盡可能迅速地在這方面開展工作，我請墨菲大使幫我在艾森豪威爾將軍跟前說幾句話，以便能採納我的請求。　　由於德國國防軍和德國人民對我們現在所獲悉的集中營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認為有必要通過向德國國防軍發布下述命令公開地說明真相。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海軍元帥鄧尼茨) 1945年5月18日於大本營 ============================================================================ 　　德國武裝部隊！　　在我們的祖國遭受失敗面臨嚴重考驗的日子裡，我們要能維持秩序和安全並能履行由於投降而加在我們身上的義務，其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違反道德犯關進牢房去，從而使他們不能再犯罪作惡。　　我以深惡痛絕和不勝遺憾的心情了解到在集中營內對待和處置囚犯時那些損害人類尊嚴的情況。　　我知道，德國士兵包括我們隊伍中履行軍人義務的武裝黨衛隊的普通成員，對以下的事件是一無所知的，這就是發生在集中營裡的主要是由於戰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這些事件嚴重地違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則。　　對於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戰鬥過並履行了他們義務的成千上萬的德國士兵和陣亡戰士來說，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士兵與違背軍人意志和榮譽感的暴行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我們對這種暴行深惡痛絕。　　如果穿著灰綠色軍衣的人們由於乾了一些卑鄙無恥的勾當而玷污了德國軍人制服的榮譽，那末，我們就要自己來清洗這種污點。因此，我將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審訊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們關押在集中營和虐待他們的種種罪行，只要這些事件違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則，或者違反了已經公佈的法律規定，那就要盡快地給肇事者以法律制裁。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武裝部隊作戰部總參處 (1945年第16號) 1945年5月18日於大本營” ============================================================================== 　　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依據投降以後仍然有效的命令，相應地向弗倫斯堡米爾維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代表、美國陸軍少將洛厄爾·W·魯克斯呈遞了一份我給德國武裝部隊的命令，並請他批准和公佈這一命令。約德爾上將把我的命令送給了魯克斯，但得到的回答卻是禁止公佈這一命令。　　為了維護德國士兵的正直和純潔，而首先是為了對英勇陣亡的將士表示敬意，我認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卻不能貫徹執行。　　同樣，我請求艾森豪威爾將軍批准關於帝國法庭追查集中營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杳無音訊。　　顯然，盟國當時認為，由我們德國自己的法庭來追查這種犯罪事件是不合適的。也許他們認為，只有戰勝國才能主管這類事。我過去和現在都一直認為，如果由當時德國法庭對上述違反人道的罪行立即進行追查的話，那就更為正確。這是我們德國的應盡義務。立即弄清這種非人道的暴行，也許對德國人民恢復道德上的名譽是重要的，這樣做，也許不會給我們帶來由於後來戰勝國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產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這種政治上的不利對聯邦德國來說迄今依然存在，這全是因為當時盟國拒絕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國法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議所造成的。　　對德國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問題，我想用紐倫堡審訊的回憶來作解答。在那裡，我們看到了由美國方面拍攝的一部影片，它向人們展示了德國投降後，魏瑪城居民接到美國占領軍的命令，要他們從魏瑪到埃特斯山去觀看那裡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恐怖景象。這些魏瑪城的德國人多年來一直生活在集中營的附近。人們在電影裡看到他們興高釆烈地交談著、帶著無憂無慮的臉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著出現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可怕鏡頭。影片結束時,魏瑪城的居民又在鏡頭里出現了，他們在看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情況後又返回魏瑪去。在回去的路上，這些人的臉部表情個個都充滿著恐怖，無一例外。看來，這次參觀給他們留下了一個清晰而又抑鬱的印象。紐倫堡法庭審訊時的美國醫生，在電影放映時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後他立即向我走來並對我說：“魏瑪人在去參觀的往返途中臉部表情的變化，最有力地證明了他們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內幕是一無所知的。” 　　我認為這位心理學家、有名望的精神病醫生的看法是正確的。三十.您對1944年7月20日的謀刺事件當時有什麼看法？現在有什麼看法？　　對這樣一件謀刺國家元首的重大事件，當然是不能脫離德國當時所處的政治形勢來看的。如果人們只是根據以後所認識到的那種觀點來作判斷，那末，當時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態度自然是不值得讚揚的了。　　那麼，在我看來，當時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1944年7月，德國正處於同外來敵人進行嚴重搏鬥的戰爭狀態。德國軍事力量已支離破碎。我們的陸軍在同日益增強的優勢敵人進行著最激烈的戰鬥。　　在海戰中，德國的潛艇也同樣處於失敗的邊緣：為了繼續牽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戰場上的雄厚的軍事力量和物質力量，潛艇在同具有優勢的防禦力量的敵方作戰中儘管戰績很小，損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繼續戰鬥下去。　　德國海軍和陸軍的士兵們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同外來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之中。那些軍事長官們，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隊的士兵以忘我的獻身精神為了保衛祖國、保衛德國人民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一個德國軍事長官。必須防止發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來敵人作戰時的鬥志的情況和事件，因為他要對那些忘我地作戰的士兵的生命負責。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這些軍事長官們在某一事件中採取某些行動的原因，就必須考慮作為一個軍事長官的這種職責。毫無疑問，如果謀刺成功的話，勢必會在德國內部引起分裂，因為當時大多數德國人還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後，他的國家機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顛覆國家的活動。　　同樣，謀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國內和前線戰士中大多數人的支持。　　這樣，如果謀刺成功，結果就會導致內戰，並且會大大削弱前線與敵人作戰的戰鬥力。　　如果謀刺成功，我們的對外政策也是絲毫不會改變的，盟國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 —請看第二十八個問題的回答——仍將不變。就是說，戰爭仍將不得不在一個德國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進行下去。　　當時我所知道的關於1944年7月20日謀刺事件的形勢就是如此。這一天，因為考慮到海軍對外部敵人的戰鬥力，所以我想應盡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產生的任何懷疑。因此，7 月20日這天，我明確地聲明反對這一謀刺事件。　　這可以說是一種負責的決定，是一種出於良心、出於對那些信任我並正在戰鬥的士兵的責任感的決定，因為這一決定是為了盡一切可能保持他們的戰鬥力，同時也是為了用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為重大的損失。　　我認為，當時作為一個軍事長官必須這樣做。特別是在他對於那些多數在德國國境外東部所發生的、背著德國人民在幹的、大規模的殺人罪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一行動。　　我主要根據這一觀點，講一下今天我對了月20日的謀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認為，如果德國的男女公民們經過良心上的深刻反省並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實行叛國和採取謀殺行動能夠抵制不法行為的話，那末這樣做在道義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認為，這是關係到雙方兩種不同觀點但對雙方而言卻又都是道德觀的問題，以及關係到相應地在良心上作出決定的問題：謀殺者的道德觀和軍事長官的道德觀。　　所以我認為，不譴責任何一方都是對的。這涉及到一個人指導自己行動的倫理上的動機，只有依據這一動機才能作出一種道德上的判斷。如果雙方都有這樣的倫理上的動機，並且根據這一動機而作出良心上的決定，那麼就是在今天，我們也要尊重雙方，並且設法使當時兩種不同觀點溝通起來。三十一.您對波羅的海戰場是怎樣評價的？當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對德國的作戰起著愈來愈大的作用時，您在海戰方面得出了哪些結論？　　波羅的海對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和軍備來說，意義十分重大。這一點沒有人比丘吉爾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個問題時，我已經引述過他的話，當他在 1939年9月初出任海軍大臣時曾經十分確切地闡明了這一點。　　我們在波羅的海的製海權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德國北部和東部漫長的海岸線免受敵人的入侵，從而防止敵人在德國的領土上建立一條新的陸地戰線。這種制海權就需要我們使用軍事力量保證波羅的海入海口的安全，從而使敵人不能從西面侵入波羅的海。此外，我們封鎖了芬蘭灣，使俄國的海軍以及運輸部隊的船隻不能從列寧格勒和喀琅施塔得進入波羅的海。　　我們掌握了波羅的海的製海權，那就毫無問題，只要波的尼亞灣化冰後，就可以立刻從中立國瑞典越過波羅的海得到礦砂的供應，這對我們的戰時經濟具有決定意義，通過波羅的海，也同樣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們在俄國的東方戰線也可以通過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們的部隊及其武器裝備也可通過波羅的海調回西線。　　 1942年，幾艘俄國潛艇成功地從芬蘭灣侵入了波羅的海。儘管我們用水雷和其他封鎖方法封鎖了芬蘭灣，但並未能阻擋它們這一入侵。為了防止俄國潛艇的這種入侵，1943 年春，我作為海軍總司令下令鋪設一層通過海底的鋼索網，這樣芬蘭灣就被完全封鎖住了。俄國的潛艇再也不能進入波羅的海。1943年至1944年9月我們的各種運輸船隻，無論是礦砂船和其他商船，還是軍用的運輸船，都暢通無阻了。　　同樣，新投入使用的德國潛艇和新型潛艇可以在波羅的海東部的安全區域以但澤、皮勞和美美爾為根據地進行演習和試航。此外，為了準備作戰而需要進行的重要活動在這一海域裡也不會受到任何干擾。　　可是，1944年夏天，我們在俄國東線的形勢有了變化，中央集團軍群的防線遭到了俄國人的突破。　　為此，1944年7月9日，我們在元首大本營與希特勒一起舉行了一次會議，商討如何設法改善我們戰線上出現的嚴重局勢。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莫德爾陸軍元帥、弗里斯納將軍、馮·格賴姆上將和我。緊靠中央集團軍群北邊的是德國北方集團軍群。該集團軍群保衛著直至列寧格勒、並從列寧格勒北上直至芬蘭灣的陸上戰線。由此制止了俄國對巴爾幹國家的突破，並封鎖了俄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　　參加會議的莫德爾陸軍元帥、弗里斯納將軍和馮·格賴姆將軍都不同意像被迫撤退中央集團軍群那樣撤回北線的北方集團軍群，因為那次夏季撤退中的教訓告訴人們，這樣做，不付出極大的代價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敵人在夏天也有可能在公路以外的廣闊地區進行追擊，他們能夠追上正在後撤的德軍，並切斷他們的退路。因此這些軍事專家們得出結論，較好的做法是給中央集團軍群的突破區繼續增援兵力以阻止俄國的推進。會上希特勒問我，俄軍對廣闊的波羅的海的突破會造成哪些後果。我在回答中指出說，在經濟上有決定意義的瑞典礦砂的運輸很有可能中斷，因為我認為瑞典人不會冒風險與目前正在波羅的海的俄國人發生政治衝突。同樣這也會給我們新潛艇的建造和訓練帶來嚴重後果，當然，還必須估計到，我們部隊的運輸也會受到干擾。　　因此我解釋說，對於我們在波羅的海的製海權重要的一點是：最西面的陣地置於雷維爾的東部，通過海上封鎖就可能封閉芬蘭灣。因此，這是北方集團軍群能夠撤退到最西面的一個據點。但是，如果敵人能繼續從南面推進到立陶宛和東普魯士，到達波羅的海，那末，雷維爾以東的北方集團軍群的陣地對我們在波羅的海的製海權就毫無價值了。所以，整個問題的核心——撤回北方集團軍群必須從屬於這一核心——就是阻撓俄國人向波羅的海突破。　　但是，情況卻朝著另一方向發展。1944年8月，俄國人在裡加灣附近進入了波羅的海。海軍部用已經作好戰鬥準備的大型戰艦“歐根親王號”、“呂佐夫號”、“舍爾號”和 “希佩爾號”組成了一支戰鬥隊，從波羅的海出發配合陸上戰鬥以支持我們陸軍作戰。但是這也無法防止上述後果的發生。　　俄國人一直推進到波羅的海的這種政治後果是嚴重的。1944年9月中旬芬蘭投降。這樣，我們過去對芬蘭灣的封鎖就喪失了作用。俄國潛艇能在芬蘭灣北部通過芬蘭領海從西面侵入波羅的海。儘管俄國的成果開始時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政治上卻發生了我們曾擔心的情況：1944年9月26日，瑞典停止了對我們供應礦砂。很清楚，這個中立國家在波羅的海想盡量避免同俄國發生任何哪怕是極微小的衝突。　　在我們德國東線特別緊張的形勢下，我們通過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對前線的供應和相應的撤退來說就更為重要了。1945年1月12日，俄國人突破我們的東線，進入西里西亞，後又抵達庫斯特林附近的奧得河中段和法蘭克福，這一局勢對我們的海上運輸威脅很大。　　為了能在俄國人衝進之前逃出來，德國人從這一地區潮水般地湧向西方。這就給海上的軍事運輸增添了額外的大量的運輸任務，人們必須把這些難民從東、西普魯士港口運往西部去。　　人們在今天很容易提出這個問題：在1945年1月軍事形勢極為惡化的情況下，你為什麼不在這最後時刻投降呢？對此只能這樣回答：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比如說，我們不能讓德國東線的三百五十萬德國士兵在寒冬日子裡成為俄國的俘虜。就算俄國人發善心，但是要把這許多人接收下來給予照顧和安置，在組織上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德國的被俘人員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們的死亡率無疑會變得可怕。　　但是現在已很清楚，潛艇戰對海軍來說，已經不是主要任務了。這是由於上述訓練新潛艇場所的丟失，海軍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潛艇，因此海軍不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這時海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在跨海支援東線，把難民、傷員和士兵送回西方。為此，我採取了相應的行動，盡可能地把海軍從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來保衛我們在波羅的海的船隻運輸。我要求希特勒把還可使用的商船歸我管轄，因為現在海軍必須把它們的船隻盡可能編入護航隊，在戰艦的保護下統一行動，從西到東，從東到西地往返行駛。因此有必要由我來統一指揮海軍和商船隊。出於同樣原因，我要求國家元首委託我對德國北部調配全部的煤和燃料，這樣我就能保證對艦隊和商船隊在波羅的海海上航行的燃料供應。修理那些用於海上運輸的船隻，就成了造船廠的當務之急。　　這樣，投入使用的艦隊和商船隊從1945年1月23日到1945年5月投降為止，成功地越過波羅的海把總數達兩百多萬的難民、男女老幼、傷員和士兵運到了西方。這些航行是在同英、美、俄三國的飛機和俄國的潛艇、快艇作戰的情況下以及在佈滿水雷的航線上進行的。儘管其中幾艘船隻被敵人擊毀，船上人員的喪亡令人痛惜，但百分之九十的海上運輸船隻還是安全地到達了西方港口。　　對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謝命運。　　美國歷史學家把這次運輸稱之為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極為成功的一次海上運輸活動。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後，什麼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國家元首這一職位？　　 1945年4月，我們東部和西部的陸上戰線的軍事形勢急劇惡化，英、美、俄三國的戰線愈來愈接近德國的中心。這就使人不得不估計到德國將會出現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兩個地區的這種趨勢，面對這種情況，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區置於我的領導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還在柏林，這個命令的行使權充其量不過是在北部的非軍事區的範圍之內，因為希特勒想把軍事領導權連同設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的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繼續掌握在他自己的手裡。四月份的頭幾個星期，希特勒打算離開柏林到德國南部地區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決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彈室。我在德國北部非軍事區的行使命令權生效了。因此，我在4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驅車到荷爾斯泰因的普倫，進了我的新指揮所。可是，軍事領導權還在希特勒手裡，他的國家機器仍然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陸軍元帥凱特爾和參謀總長約德爾將軍兩人指揮。1945年4月底希特勒從柏林到了馬克勃蘭登堡的來因斯貝格，為的是使參謀總部在俄、英、美三國包圍柏林的情況下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月28日驅車從普倫到來因斯貝格，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了解軍事情況。每條街都擠滿了來自德國東部尚未為俄國人佔領的那些地區朝西方逃亡的窮人和難民的隊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著馬車，有的坐著手推車，也有的不坐車輛，他們隨身只帶少量的在逃難途中維持生活的用品。　　我們乘坐小汽車只能非常緩慢地並且經常要離開公路穿過難民隊伍向東駛去。我們看到英美的驅逐機出現了，它們朝路上掃射。可憐的難民死的死，傷的傷。我看到一個在公路旁邊耕地的農民在敵機俯衝下來時，慌忙離開馬和犁，撲到一條濠溝裡去躲避。　　我已經解釋過，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海軍的主要任務是越海搶救難民。我竭盡全力，務使這次海上運輸盡可能地進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月23日我被任命為德國北部最高司令官以來，我立即把德國北部的非軍事指揮權控制在自己手裡，為的是能立即採取各種措施，盡可能地加快陸上難民隊伍的行進。在去來因斯貝格的路上，我親自見到陸上難民的不幸遭遇。這種難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這一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1945年4月28日在來因斯貝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召開的分析軍事形勢的會議上，我馬上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維斯杜拉集團軍”已經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國人向西挺進。我也同樣認識到，最近以來我愈來愈擔心的事情即將發生，即柏林地下避彈室國家元首已無法進行統一領導。儘管我的海軍通訊部隊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同那裡仍然保持聯繫，然而被包圍著的柏林地下避彈室要對德國形勢作出判斷，以他們的立場和觀點來判斷外界形勢，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無疑問，這種情況非常容易產生混亂局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講一下當時我們的軍事形勢，著重想引述一下德國投降後，根據1945年4月底的形勢，我對我的副官呂德·諾拉特海軍少校所講的話：　　 “由於最後幾個月的不斷空襲，一切軍工生產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彈藥或燃料的一切儲備都消耗殆盡。交通運輸完全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要對各種原料、產品、糧食進行平衡或調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的西線陸軍部隊正在瓦解。在東方，東南線部隊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奧斯特馬克，倫杜利克的集團軍群正堅持著他們的陣地，舒埃納爾的集團軍群還沒有受到損失。但是，兩個集團軍群都只有供短時間使用的彈藥和燃料。　　 “援救柏林沒有成功，估計柏林馬上會被包圍。我們在東線北部的集團軍群正在向梅克倫堡地區撤退，在東、西普魯士的部隊已經被俄國優勢兵力所壓倒，庫爾蘭戰線仍然堅持著。　　 “德國海軍打算同現有的商船隊一起，從庫爾蘭和東、西普魯士那裡盡可能多地把部隊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國西北部，東弗里斯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還沒有被敵人佔領。但是，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敵人在這些地區即將進行的、可以預料到的進攻了。　　 “荷蘭、丹麥、挪威以及比斯開灣港口、海峽群島和敦刻爾克，仍在德國占領之下，此刻這些地區仍是穩定的。　　 “德國空軍只有極少的力量。由於缺少燃料，它們的戰鬥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個軍事形勢清楚地表明，戰爭在軍事上已告失敗。由於對德國形勢不能指望實現政治上的轉變，所以當德國東部戰線和數百萬難民已經西移之後，就必須準備根據相應的方案盡快地結束戰爭，以便繼續把這些人從東方拯救出來。　　對此，就需要有一個負責的發布命令的中央機構，一個統一的領導，這個領導能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來執行這一任務，它的指揮權要為所有德國軍事的和非軍事的下級指揮部門所承認和服從。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被大家公認的、負責的、發布命令的領導機構，就會引起混亂，其結果將導致數十萬人無意義、無目的的毀滅，因為許多地區將會出現自行投降的情況，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在同一地區發布堅持到底的命令，其後果將是軍事紀律廢弛，部隊瓦解和發生內戰。如果沒有一個發布命令的最高機構，那末，每一個人勢必會根據他那狹隘的地方的立場和他個人的見解去行動。對此，我只想舉一個例子：1945年4月，漢堡區的國社黨負責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臨漢堡的英國集團軍群實行漢堡的特別投降。他一心只想盡快地防止漢堡繼續遭受損失和破壞。他沒有看到交出漢堡就意味著讓英國人獲得易北河東岸地帶，從而會使敵人很快地佔領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直至波羅的海包括基爾在內的這一整個地區。他沒有註意到，看來首先是他不懂得，這一切對於拯救難民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當我獲悉他準備親自向英國對手實行漢堡的單獨投降的意圖後，我就在1945年 4月30日給他發瞭如下一份電報：　　 “1．在目前形勢下，軍事指揮官的主要責任，就是拯救德國和德國人民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作戰的重點顯然是在東方。只有在軍事上千方百計地制止俄國人在梅克倫堡地區的推進，或者至少盡可能久地頂住蘇聯部隊的前進，才有可能使德國人逃亡出來。　　 “2．這樣的逃亡只有敞開通往西方的大門，讓難民穿過在雅爾塔商定的佔領區界線，才有可能實現。如果現在易北－特拉弗運河被英國人封鎖了，我們就會把七百萬德國人的寶貴生命斷送在俄國人的暴政之下。　　 “3．因此，絕對有必要堅韌不拔地保衛易北河陣地以對付西方的進攻。在執行這項戰鬥任務中，物質上受到的損失將會在拯救德國東部的德國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補償。但不要超越範圍去破壞港口或工業設施，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防止發生這種破壞。　　 “4．對上述戰鬥任務無保留的支持，您和漢堡市就能為我國人民命運的戰鬥作出卓越的貢獻。” 　　德國歷史學家賴默爾·漢森在《第三帝國的滅亡》一書中就這兩種不同的立場作了評論：考夫曼首先關心的是他所管轄的城市和市民的命運。漢森接著寫道：“與此相反，鄧尼茨卻是從更為重大的戰略整體著想。為了保證在俄國人入侵之前盡最大可能拯救東方的德國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門'就必須繼續掌握在德國人的手裡，但只有保住了漢堡－勞恩堡防線才能使這扇大門繼續敞開，過早地交出漢堡，就會破壞鄧尼茨的計劃，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把德國東部的難民從俄國人手裡拯救出來。考夫曼是從他對漢堡這一地區負責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的。在他認為毫無意義的事情，對負責整個德國北部地區的海軍元帥來說，意義卻是十分重大。” 　　從上述例子中，人們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個統一的領導，那末不同的部門就會根據不同的利己的觀點採取行動，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混亂的局面，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在這樣一種混亂的局面中，敵人也將繼續戰鬥，橫衝直撞。由於還沒有實行一種使敵人對停止戰爭行動承擔義務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說吧，德國城市還要繼續遭受轟炸和襲擊。　　如果在德國出現了那樣混亂的局面，那末也會對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產生反作用，而首先會在荷蘭、丹麥和挪威反應出來。那裡的居民很可能認為起來反對德國占領的時刻已經到來。如果駐紮在那裡的德軍起來製止這種暴動，那就會引起戰鬥和流血，而且將來會使德國同這些國家人民的關係更加惡化。　　所以，我在1945年4月最後的日子里特別慎重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即一定要立刻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德國領導，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結束戰爭。　　如果今天有一位歷史學家根據其他形勢或者不太了解當時上下級關係的情況而這樣寫道：為什麼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4月底就去奪取領導權，因為在一個國家面臨完全崩潰的情況下，人民是會服從任何一個奪得領導權並敢於發布命令的人的。那末，我想對這種看法作這樣的回答：　　 1945年4月底，如果我沒有受到當時最高領導的全權委任，就宣布說：“現在，我必須說，你們得照我所說的去辦。”那肯定有的領導人不會感到對我有服從的義務，更不必說是希姆萊了。同樣，敵國對“篡權者”這一行動會作出何種反應，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這個人提出一個連敵人也不起反響的投降建議，那末，這個人還有什麼用處呢？　　可是在4月30日晚上，我的心情大為輕鬆，因為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當我18點左右驅車從盧卑克重又回到普倫時，我的副官送來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海軍絕密電碼拍來的電報，電報全文如下：　　 “鄧尼茨海軍元帥：元首任命您，海軍元帥閣下，為他的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任命狀現在途中。您必須馬上採取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鮑曼。” 　　當我讀完這份電報後，一塊石頭從我心裡落下了。毫無疑問，我得馬上接受這項任務。因為現在我能夠進行處理和試圖制止這種可怕的混亂局面了。我還將盡最大可能把難民、士兵和許多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並儘快地根據我的方案結束戰爭。　　至於我是如何去完成這些工作的，我將在下一個問題中予以回答。三十三您是怎樣著手結束戰爭的？您對此有些什麼方案？　　我的政府綱領是很簡單的。我願意盡快地結束戰爭，但主要的著眼點還是在於把盡可能多的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實際上這也是我在領導海軍的最後幾個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標。但現在不同於過去幾個月。大批的難民和東線的德國士兵已經離英美佔領區愈來愈近，他們也許還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達西方，從而這個地區的戰爭有可能立即結束。　　因此，我必須使我的投降方案適合於救人這一目的。我試圖採取相應的步驟來打動西方同我簽訂特別投降協定。對我來說，盟國自1943年2月以來就提出的全線投降的要求，在1945年5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來，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蘇占區的德國士兵交給斯大林。目前還在東方的那些難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為此，我試圖先讓德國西北集團軍群與蒙哥馬利元帥領導下的英國人實行停戰並談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們已不能或已不必為了守住盧卑克和漢堡之間的大門而在易北河畔繼續作戰，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還呆在梅克倫堡這塊未來的蘇佔區的難民拯救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英占區去，那末，對我來說，這就成問題了。　　向英國人部分投降的這一決定是我打算結束戰爭的方案的第一個步驟。1945年4月30 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為他的繼承人的電報到達後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軍少將用以下的話概括了這一決定。他馬上就將這些話寫進了筆記本：　　 “結束吧！這場英雄之戰已經打夠了。保護人民的財產，停止無謂的流血犧牲。為拯救人們——士兵和平民——免遭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而繼續與東方作戰。特別要考慮到在梅克倫堡的難民、在勃蘭登堡的溫克集團軍和在保護國 [ 譯者註：指捷克斯洛伐克。 ] 的舒埃納爾集團軍群；要在易北河畔勞恩堡繼續作戰，以便讓盧卑克與勞恩堡之間的大門敞開。” 　　只要易北河畔勞恩堡那裡已無必要繼續進行戰鬥，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馬利談判投降，我在4月30日晚約請馮·弗雷德堡海軍上將於5月1日從基爾到普倫來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為我方代表與英國司令談判，並儘早地告訴他此行的任務。　　這是我在4月30日晚所作出的關於人事關係方面的第一項指示。至於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幾點首先應該提及的：4月30日下午，我在盧卑克希姆萊那裡。他在那些尚未被敵人佔領的區域內還有充分的權力。與他相反，我在陸上是毫無權力的，因為海軍已投入海上作戰，海軍師團被派去幫助陸軍制止俄國在東方的推進。在盧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這樣的印象：當希特勒決定撤銷戈林為他的繼承人以後，希姆萊以為他將成為希特勒的繼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為國家元首之後，我感到首先有必要與希姆萊取得諒解。同希姆萊合作，對我來說，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觀點使我難以同這個納粹警察頭子共事，儘管我還不知道他在集中營和屠殺猶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月30日晚，我委託我的副官打電話給希姆萊，請他當天晚上到我這裡來。希姆萊拒絕了我的副官的邀請，於是我就親自打電話給他。他答應了，當天夜裡12點鐘左右他在六名武裝黨衛隊軍官的陪同下來到我這裡。看來他預料到在我們之間會發生什麼爭執。海軍作戰部領導人邁澤爾海軍上將也擔心我會同希姆萊發生什麼爭執，他事先就派遣防衛漢堡的一艘潛艇上的全體士兵到普倫來保護我，因為我在那裡的營房裡工作一直是無人警衛的。希姆萊跨進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說一點歷史事實：當時我把手槍放在寫字台上一張拱起的紙下面，打開保險，準備隨時射擊。我將當晚希特勒拍來的電報給他看。希特勒在這份電報中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他讀了電報，臉色發青，然後站起來鞠了個躬，對我說：“請讓我在您的國家里當個第二號人物吧！”我明確地拒絕了他的這一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沒講一句要反對我的話就灰心喪氣地走了。我鬆了一口氣，儘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萊是否還會反對我。這就是我當晚所作的第二個人事安排。第三個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和參謀總長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從來因斯貝格到普倫我這兒來。因為不言而喻，我必須不斷地、清楚地了解軍事形勢，以便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第四個人事安排是，委託我的副官打聽馮·牛賴特男爵的下落。這位德國的前任外長與我相識多年，我想讓他來擔任我的政治顧問。但是，沒有找到牛賴特。我拒絕了里賓特洛甫的由他當外交顧問的自我推薦。這時，我就請迄今擔任財政部長的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來我這裡，提議他擔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長並代理帝國政府首腦。我把我結束戰爭的方案告訴他。他請求讓他考慮到5月2日，然後告知我，他願意接受我的要求。後來證明，我除了這樣做以外，別無更好的選擇餘地了。　　這就是1945年4月30日晚我所採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經過，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日後貫徹我的意圖的。　　 5月1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國總理府發來的第二份電報。電文如下：　　“海軍元帥鄧尼茨(元首密令)：　　遺囑已經生效。我將盡快到您那裡去。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布這一消息。鮑曼。” 　　我從“遺囑已經生效”這句話中推斷，希特勒已經死了。我認為“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布這一消息”這句話是不對的。相反，在這一消息還未通過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佈因而引起混亂之前，我必須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實和我的繼承事宜告訴全體德國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無論如何要防止發生混亂局面。我首先擔心的是德國武裝部隊，因為德國武裝部隊在國家元首希特勒死後就不受誓約的束縛了。如果這個事實以其他途徑通知德國士兵，那末其後果可能是使部隊土崩瓦解。　　出於這些緣由，我於1945年5月1日在一篇廣播講話中向德國人民宣布：　　 “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因而接受了這一領導德國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務是拯救德國人，使其免遭向前挺進的布爾什維克敵人的消滅。為此目的，軍事戰鬥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阻撓這個目的的實現，我們也就不得不對他們繼續進行抵抗和同他們繼續作戰。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英美兩國的繼續作戰已不再是為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為了在歐洲散佈布爾什維主義了。” 　　對此，我於1945年5月1日向德國武裝部隊發布命令：　　 “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和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我接受德國武裝部隊各軍種的最高指揮權，決心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進行到正在戰鬥的部隊和德國東部地區的數十萬戶家庭能夠擺脫奴役和毀滅為止。只要英美還在阻撓我們進行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我就得把戰鬥進行下去。” 　　我要對德國武裝部隊說的話當然不止這些。在德國武裝部隊內部服從命令的義務問題以及由於希特勒之死而產生解除誓約的問題，使我在1945年5月1日傷透腦筋。假如士兵們以為他們的義務已經擺脫，因而可以回家的話，那末我想避免的後果——產生混亂局面 ——仍然要發生，而且會犧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對前線絕望的軍事形勢和土崩瓦解的陸軍部隊，要我通過士兵們的上級軍官使武裝部隊的士兵作出效忠於我的正式宣誓，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誓約問題缺乏自願和個人履行誓約的法律基礎，那末我必須對這個問題採取必要的解決辦法。因此，在5月1日，我在命令中告訴德國士兵們：　　 “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只有無保留地執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亂和毀滅。今天誰要是逃避責任而給德國婦女和兒童帶來死亡與奴役，誰就是懦夫和叛徒。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元首的宣誓效忠，從現在起就得對我——元首指定的繼承人——效忠。” 　　隨後到來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裝部隊的將士們都無條件地服從我並執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關於陸上戰線的談話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庫爾蘭集團軍和在東、西普魯士集團軍群的殘餘已經面臨絕境。但我知道，還應竭盡全力將這些士兵從海上撤回西方。與此相反，還在德國東線最北部的維斯杜拉集團軍以及仍然駐紮在南方的第九集團軍和第十二集團軍離英占區和美占區的分界線已經很近了，因而估計他們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護。　　在舒埃納爾陸軍元帥領導下東進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團軍群，看來情況有所不同。由於這一地區遼闊，與美占區離得較遠，因此我認為迅速撤回這一集團軍群是必要的。凱特爾和約德爾的想法則不同。因為他們擔心從這條戰線撤回部隊，會使部隊土崩瓦解，並且必然會使其落入前後夾攻的敵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據我自己的意見而對中央集團軍群所作的相應指示，準備就這個問題與陸軍元帥舒埃納爾或是他的參謀長進行商談。其中一個接到了我的指示後，馬上乘飛機到了我這兒。　　我所處理的其他一連串重大問題，那就是涉及還被我們所佔領的地區，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還有挪威、丹麥和荷蘭。那時，這些地方還平靜無事。可是，如果我們在各條戰線上的徹底失敗暴露給這些國家的話，那末這些國家內部情況的發展將會怎樣呢？這是不言而喻的！無論如何我還得在這些國家防止暴動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馬上同駐在這些國家的德國專員和在那裡的德國軍事首腦舉行會談，以採取相應的措施，使這些國家按照我的意願納入投降區域。我約他們於1945年5月1日來見我。　　與此同時，我還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難民從海上繼續運送到西方。陸地上的部隊和難民也同樣試圖盡快地到達英美佔領區。　　 5月2日，局勢有了急劇的變化和發展。　　英國人在勞恩堡築起了一座橋頭堡。他們就在5月2日從這裡發起進攻，很快便衝到了盧卑克。這樣一來，本來為從梅克倫堡地區逃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去的士兵和難民打開的“通往西方的大門”就關閉了。因此，我們在漢堡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抵抗也就毫無意義。這就需要我們盡快地設法與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領導下的英國陸軍實行停戰，著手進行部分投降。為此目的，我約海軍元帥馮·弗里德堡到我這裡來。但是，5月2日我們地區的公路遭到了英國驅逐機的連續射擊，以致在那一天要與弗里德堡會談是不可能的了。本著相同的旨在著手部分投降的精神，漢堡的作戰指揮官也接到舉行類似的投降談判的指示。　　同時，我決定將我的大本營從普倫遷往弗倫斯堡。因為我十分關心盡可能長久地保持行動自由。在英國人從易北河畔的勞恩堡向盧卑克發起進攻後，普倫就接近了現在為英軍佔領的地區。這樣我必須估計到，我在普倫隨時都有被英國人逮捕的可能。　　傍晚時分，戰鬥轟炸機的攻擊漸趨減弱。我約請弗里德堡於21時從基爾來萊芬紹高橋。我在那里當著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的面向他交代任務，要他設法與蒙哥馬利就部分投降一事進行接觸，要他在談判中提出連續海運士兵和難民的問題，還要求蒙哥馬利同意接受陸上的士兵和平民進入英占區。我派我最親密的同僚瓦格納海軍少將陪同馮·弗雷德堡前往。這位卓越的軍官十分了解所有的過程和我的一切決定。　　在5月2日晚上的這次談話後，英國戰鬥轟炸機又發動了進攻。飛機用前燈照亮公路以便準確地襲擊交通運輸。因此，我們在返回弗倫斯堡途中，還不得不經常停下車來。直至深夜2時，我們才回到那裡。　　 5月3日早晨，我特別擔心空襲是否又會開始，擔心在蒙哥馬利那裡談判的弗雷德堡關於停戰的請求是否會獲到成功。當上午一直保持平靜時，我很希望這是弗雷德堡的談判所起的作用。　　我在5月1日約請的各德占區的代表，於5月3日陸續到達。中央集團軍群來的不是馮 ·舒埃納爾而是集團軍群總部參謀長馮·納茨默爾將軍。他的觀點與凱特爾和約德爾一致。他還向我報告舒埃納爾也有同樣的見解：中央集團軍群要是立刻撤回，就有被俄國人突破和包圍的危險。於是我就同意讓中央集團軍群暫時仍舊固守在捷克斯洛伐克東部。但這個決定使我憂心忡忡，因為在今後幾天裡，在捷克斯洛伐克將會出現什麼情況，我們全無把握。那裡的德國專員弗朗克向我建議，策動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向美國要求投降，並請美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我同意弗朗克作相應的嘗試，儘管我十分懷疑這一投降的請求是否能夠從根本上影響盟國肯定早已作出的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未來命運的協定。弗朗克即於當天回布拉格，但一去便杳無音訊。5月6日布拉格發生了暴動。　　同駐在仍為我們佔領的挪威、丹麥和荷蘭那些國家的德國專員和軍事首腦談話時，我明確指示，避免任何與這些地區的民眾發生衝突，直至過幾天將這些國家成功地納入我們向英美投降的計劃之內為止。　　一些德國專員向我建議，把這些國家作為進行投降談判的抵押品。這一意見遭到我徹底而又嚴厲的拒絕。像我們這樣一個戰敗國，從這種抵押品中實在是撈不到什麼好處的。　　 5月3日，我接到了陸軍元帥凱塞林從南方地區發來的電報。他請求我准許西南集團軍群投降和繼續進行他們東南戰線的停戰談判。我自然同意了，因為這同我的方案是並行不悖的。　　在這多事的5月3日午夜前不久，弗雷德堡在同蒙哥馬利會談以後回到了弗倫斯堡－米爾維克我這裡來。這次會談的主要結果是，蒙哥馬利沒有拒絕部分投降，也就是說，沒有要所有戰線實行全面投降。我如釋重負。在我看來，我已邁出了第一步，同西方實行了停戰，還為把部隊和難民從東方拯救到西方贏得了時間。　　此外，蒙哥馬利在談判中曾要求把丹麥和荷蘭劃入投降區域之內。我立即委託弗雷德堡向蒙哥馬利宣布，我接受這個要求。這樣就有希望至少使這兩個國家能立即確保穩定，避免任何流血事件。　　在與弗雷德堡談判時，蒙哥馬利另外還要求在投降區域內交出戰艦和商船。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這關係到繼續在海上運送難民和部隊到西方去的問題。原先我一直以為，至少在波羅的海的船隻繼續開往西方是不成問題的。但現在，我只得讓船上的德國人——傷員、部隊和難民在丹麥港口登陸。儘管為安排適當的臨時住宿、給養和醫療盡了一切努力，但由於在丹麥到達了三十萬人而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然而我們必須承擔這些困難。　　我毫不猶豫地將投降區域內的戰艦交了出去。如果說，這同所有國家古老的軍人傳統相矛盾的話，那末，在當時的這種形勢下，情況又當別論。假使我不同意蒙哥馬利的這個要求，部份投降就不會實現。由此而造成的後果將是德國北部重遭轟炸，使德國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也要受到損失。因此在同蒙哥馬利簽訂的投降協定生效的情況下，把倖存的德國戰艦交給英國人，對我來說是滿不在乎的。我向海軍作戰部部長發布了一項相應的命令。　　我很快就從向英國人順利投降的這件事中進一步得出結論：我讓地球上各個海域內的潛艇戰於5月4日中午停止，旨在盡快地結束與西方的戰爭。　　 5月4日我又派弗雷德堡作為全權代表到蒙哥馬利那裡去接受對方的要求，簽署投降書。5月4日晚上，我接到了弗雷德堡的報告，說事已辦妥。向英國陸軍的部分投降，包括上述擴大到荷蘭和丹麥的投降，於5月5日早晨8時超生效。　　這樣，我們就感到如釋重負。停戰的第一步已告成功，無需把德國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國人的手裡。　　弗雷德堡在蒙哥馬利的司令部裡簽署了投降協定之後，又奉我的指示，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以同樣的理由和同樣的方式向美國部隊實行部分投降。　　隨弗雷德堡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的金策爾將軍，於5月6日早晨到弗倫斯堡－米爾維克來見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託向我報告，艾森豪威爾粗暴地拒絕了特別投降。他要我們全線無條件投降；德國部隊必須在原地徹底放下自己的武器，就地當俘虜。　　出於人道主義，我不能接受艾森豪威爾的這一要求。不然的話，我就得把東線的全部德軍士兵立即交給俄國人。我之所以根本不能接受這樣一個要求，也是因為我知道，這樣的要求士兵們是不會執行的；部隊不願意呆在原地放下武器，也不願意束手就擒，而會亂作一團地向西方逃竄。因而我再次試圖向艾森豪威爾解釋我為什麼非要這樣做不可的原因。為此，我請約德爾上將來我處，授予他以下指令，要他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　　 “再作一次努力，講清我們希望向美國部隊部分投降的原因。如果您的要求象弗里德堡那樣遭到艾森豪威爾的拒絕，那您就提出附有以下過程的全面投降：這種投降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停止戰爭行動，但德國部隊還可以移動。第二階段才取消這種移動權。您要盡量拖長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無論如何要准許逃散的個別士兵進入美軍陣線。這樣就可以使更多的德國士兵和難民逃往西方。” 　　 1945年5月6日，約德爾飛往蘭斯。當天深夜我收到了約德爾發自蘭斯的電報：　　 “艾森豪威爾將軍堅持要求我們在今天簽署協定。否則，盟國陣線將予以封鎖，任何試圖作個別投降的人將不准進入，一切談判將予以中斷。我看要末發生混亂，要末簽字，此外別無出路。為此，請即電複，我是否可作為全權代表在投降協定上簽字。如果可以，投降即可生效。雙方將於5月9日德國夏令時間零時起停止敵對行動。約德爾。” 　　艾森豪威爾又一次拒絕了部分投降。美國人沒有理解已經開始轉變的世界政治形勢。西方的戰略目的達到了，但還必須達到盡可能多地佔領德國領土的政治目的。譬如，艾森豪威爾本應盡快地向東推進，搶前俄國人一步奪取柏林。但他沒有這樣做，而在易北河畔停了下來。這種態度的後果今天已經盡人皆知了。最後，我還想對這方面講幾句話。　　我接到了約德爾這份電報之後，知道除了接受艾森豪威爾的條件之外，別無他法。從5月7日到5月9日零時全面投降生效止，仍然還有四十八個小時可用來把士兵和難民救往西方。我因此就在5月7日凌晨1時左右打電報給約德爾，要他在上述基礎上宣布全面投降。　　那麼，德國士兵的命運怎樣呢？倫杜利克上將的南方集團軍群的士兵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區。但遠離美國戰線的勒爾上將的東南集團軍群的情況則糟得多。在同南斯拉夫的私下談判中，勒爾試圖為他的士兵爭取最好的條件，儘管這樣，今天我們知道，他們中間有數万人已在南斯拉夫的俘虜營中死亡。　　美國的加文將軍同意在德國北部讓維斯杜拉河部隊撤到英美陣線以內。同樣，第九集團軍和第十二集團軍也可越過易北河畔的美軍陣線。　　在舒埃納爾陸軍元帥的指揮下的中央集團軍群的士兵遭遇最為糟糕，雖然他們大批人到達了美國戰線。可是艾森豪威爾不同意其中大部分人通過美國戰線，他們被美國飛機驅集在一起，交給了隨後趕來的俄國人。在戰爭結束時，儘管他們很勇敢地盡了自己的職責，但他們多年被關在俄國俘虜營裡，有的餓死，有的凍死。　　我們在這些日子裡把多少人從東線救到了西方，根據現有史料確證，總共有一百八十五萬士兵，不過還有一百四十五萬士兵當了俄國的俘虜。　　在這些日子裡，還有多少陸上難民可以朝西方逃命呢？這就很難講了，肯定有好幾百萬。　　用船隻從海上運走的人數，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1945年春天運走了兩百餘萬人。在5月11日－至17日這些日子裡，還有十萬零九千二百零五名士兵、六千二百八十七名傷員，以及五千三百七十九名難民由返自東方的德國戰艦和運輸船隻送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港口。例如，1945年5月8日那天，即投降協定生效前一天，還有四萬三千人冒著俄國人的砲火，從東普魯士的黑拉半島由船隻運往西方。但大約還有二十萬人在5月8日仍留在這個半島上。他們渴望人們把他們運往西方去，這些都沒有得以實現。他們都當了俄國的俘虜。有關他們的命運大都無人知曉。　　我還想引用一些歷史學家關於這最後幾天的評論文章。德國歷史學家賴默爾·漢森在他的《1945年德國的投降》一書中寫道：　　 “鄧尼茨由此能在5月的第一周將東線的德國部隊的一半以上即百分之五十五運過英美戰線。從蘇聯人手下搶救出來的德國東部和中部的難民的數字則無法精確統計。　　 “歷史學家關於鄧尼茨的投降計劃的執行情況及其結果的評論完全是肯定的。卡爾 ·迪特里希·埃德曼這樣寫道：'在鄧尼茨的負責下，戰爭的最後階段靈活地進行了投降談判，並在這樣的處境裡，爭得了最好的結局。'米夏埃爾·弗羅因德也有類似的評論，並稱之為海軍元帥的歷史功績：'在他掌握德國臨時政府時，避免了全面的土崩瓦解。' 　　 “毫無疑問，他選擇的由帝國政府統一指揮的、分階段進行的全線投降步驟，應被視為他的主要功績。用統一指揮的方法來結束戰爭，使德國武裝力量有可能有條不紊地向戰勝國投降，並使德軍從戰場以外的德占區如荷蘭西部、丹麥和挪威和平地撤出來。分階段完成的投降就可能把一百八十五萬德國士兵以及德國東部和中部的大批難民從蘇維埃恐怖下拯救出來。” 　　至於艾森豪威爾在戰爭結束時的態度，1960年3月巴黎奧貝路出版的《政治與議會評論》寫道：　　 “鄧尼茨也說，艾森豪威爾是多麼固執地認為這是關係到尊重令人吃驚的在雅爾塔所承擔的義務問題。十五年過去了，這位司令該有機會來認識他所犯錯誤的程度吧！” 　　 1945年5月12日丘吉爾打電報給羅斯福的繼承人哈里·S·杜魯門，從這份電報中可以看出，丘吉爾早在1945年5月投降期間，就對歐洲的未來憂心忡忡：　　 “歐洲的形勢使我深感憂慮。我獲悉美國已抽調了一半空軍到太平洋戰場上去。報紙上盡是關於美國部隊大量撤出歐洲的報導。我們的部隊看來也將依據協定而大大減少。加拿大部隊肯定要撤走。法國人是軟弱無力的，很難起什麼作用。誰都可以看出，我們的武裝部隊除了用以控制德國的微薄力量之外，將會在短期內從大陸上消失。　　 “2．在此期間，俄國方面的情況如何呢？……如果英美軍隊撤走了，而法國軍隊的作用還不值一提，如果我們還剩下若干師團，其中主要是法國師團，如果俄國也許決定留下兩百或三百個師團積極活動，那末，一、二年內的情況又會怎樣呢？　　 “3．在他們的戰線前面落下了一道鐵幕。我們不知道內情如何。從盧卑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線以東的整個地區來看，無疑馬上會全部落入他們的手中。還須估計到包括愛森納赫與易北河之間的更廣大的地區。這些地區已為美國部隊所佔領。我認為，如果美國人從這裡撤退的話，不要幾個星期，這些地區都會被俄國人佔領。　　 “4．在此期間，我們的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敗塗地的德國所採取的強硬態度，而在俄國人方面則很明顯，可以隨他們的意願，在短期內一直挺進到北海和大西洋海岸… …” 　　這就是丘吉爾在1945年5月間所擔憂的事。可是現在已為時太晚。德意志國家已不復存在，它已被分裂。東歐已控制在俄國人手裡，至今依然如此。 =========================================================================== 這篇到此結束剩下的問題就是關於戰後審判以及對德國未來展望的題目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4.24.14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