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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地位的爭議，應該是個不言而喻的領土控制權的問題。但若是從領土爭議與
地理的概念，去搜尋台灣議題的眾多研究文本的話，會發現它的數量過於稀少。
從中國對台灣關係的角度，以及雙方之間互動過程的角度來看，已經有眾多理論途徑
被用來分辨行為者的動機，然而，地理與台灣的領土價值之間的關係，卻被一般人視為是
附帶或是毫不相關的。台灣經常被認為它的唯一價值就是北京賦予它的『中國的一部份』
的身份，而不是被鑲在一個地理架構內的特殊實體。
的確，當領土議題出現在學術的思考層面中，它很有可能是PRC政策的一個驅動程式
，頻繁地假設它盡量遠離其他因素，或把它與其他因素之間的距離最小化。北京與台北爭
奪台灣的『國際空間（international space）』詮釋權－台灣能夠在這個範圍內，以國
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一個行為者身分發揮功能－比起為了地理空間而戰，它能吸引到更多
的解析性思考。但是對某些PRC戰略家和政治人物來說，台灣的領土價值卻是至高無上的
。
若是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並以這個角度作為橋樑，把學習國際關係與政策的學生和
學習歷史的學生們連接在一起的話，那就很有可能看到雙方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檢視，
PRC為了爭奪相關的權力空間而戰的途徑，從地緣戰略的概念產生出來的是『從地理、地
形與位置的知識架構出來的框架中，產生新的科技以及新的戰略意義』。這意味著，從地
理架構之內－以及為了回應這個架構－戰略被當作是一個戰術步驟序列而發揮效力。PRC
發展角度的轉變，以及在國際舞台中建立它的地位，這些態度已經帶領PRC的分析家從地
緣戰略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正確地評估把台灣納入其統治下的戰略目的，而不只是為了達
成統一國家的歷史任務。
隨著PRC的權力逐漸擴大，該國已經為了發揮影響力，或為了控制更多的空間，藉以
保護它的實體利益並且實現更重大的地位。在這個架構下，台灣議題的重點不只是因為它
是什麼（because of what it is），更是因為它位在那裡（because of where it is）
。當然，吾人必須同樣謹慎，若只是從地理上的某些永久物理特徵而評估台灣的領土價值
，只會對國家的行動產生死板且確定性的解釋。地理的物理性質可能是永久的，但是與它
們相關的價值卻不一定是永久的。更精確地說，領土價值應該被視為是，地理的永久物理
特徵影響戰略的優先選項，後者不斷改變如何評估前者產生的結果。這些戰略優先選項可
以為了回應科技發展或其他具驅動力的因素的交會或融合，因而產生改變。因此，一個複
雜且不斷演化的動態過程產生地緣戰略的思考層面，並且也獲得後者的反饋。
值得強調的是，某些PRC分析家所提到的台灣地緣戰略價值並不是新產物。在中國內
戰之前、在冷戰之前、在PRC建國並且爭奪中國代表權之前、以及在台灣人獨特的政治認
同覺醒之前，中國的政治人物就已經把台灣看成是一個能夠保護它的東南沿海免於外國強
權襲擊的自然屏障。這就是為什麼在研究當代兩岸糾葛時，值得回顧1949年以前的中國對
台灣關係。
台灣：緩衝區或橋頭堡
為了重新定義台灣議題的研究途徑，吾人必須拋棄某個觀點，認為當今的兩岸議題只
能被解讀成CCP領導的北京政府和ROC統治的台北政府之間的雙邊敵對關係。在1949年以前
，中國的統治者之所以會關注台灣，原先只是將之視為是他們與敵對強權之間的關係的副
產品，因而試圖佔領或影響這塊島嶼。在某種程度上，爭奪這塊島嶼的初期階段，預示了
目前的領土爭議。台灣若擺盪在敵對強權之間將成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而在中國人手上
則變成一項戰略資產。PRC的領導者並不是第一個如此看待台灣的中國統治者。
在中國與其他具有霸權地位的強權互動過程的關鍵時刻中，台灣被賦予的價值，如果
不是被與中國對立的外來強權打造成最靠近中國沿岸的橋頭堡，並且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
生不利，就是在中國手中成為一個緩衝區，作為一塊屏障，保障中國東南沿岸的國家安全
，無論是象徵性或實體性的價值，它能夠抵抗外敵對中國的侵略。這個構成元素在當今的
兩岸對立中，已經被PRC官方立場的論述所掩蓋而失去眾人的關注。受害者心態、民族主
義和愛國主義交會而成的這一股趨勢主導了不久之前的過去與現在這兩個時段。關注焦點
重視的是政治人物的性格、語意上的爭吵、以及具有宣示性質的政策意義，這些都掩蓋了
檢視地緣政治潛在變動過程的觀點。
對於現今的PRC戰略分析家，對於國民黨內部領導ROC政府終止對日戰爭的國民黨人士
、以及對於清帝國朝廷裡面那些面對著所求無度的歐洲人的官員們，對這三方面的人來說
，台灣這塊島嶼只被視為是把它併入中國版圖裡面作為一塊龐大的緩衝區，把中國東南沿
海以及來自海上的外來威脅劃分開來。無法控制台灣而產生的憂慮是害怕國家的劣勢直接
暴露在那些貪婪的對手眼前－無論是現實上或想像出來的－它們都會削弱中國的國家安全
，或是阻礙通往海洋的道路。
可確定的是，當落入對手而非中國手中的話，台灣會是個威脅。荷蘭人動用海軍武力
挑戰明帝國政府，向中國要求建立貿易關係並且保護它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基地。1624年
，明帝國要求荷蘭水手把業務移轉到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這座島嶼，直到被鄭氏政
權指揮下的水手與海盜擊敗為止。簡單地說，他們被視為是『紅髮野人（red hair
barbarians）』並且短暫地控制中國東南沿海水域。鄭成功（Zheng Chenggong）擊敗荷
蘭人，同時抵抗滿州人侵略者在1644年建立的清帝國。他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王國，並與
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分的效忠明帝國人士結盟。
鄭氏政權可以生存的部分原因是它擁有的海上武力優勢。建立清帝國的征服者奠基在
騎馬的陸地軍事武力上。在這個時段內，清帝國與前明帝國海軍當局合作，建立一支強大
的海上武力，扭轉局勢並且消滅鄭氏政權在台灣與中國沿海的各個據點。
接下來兩個世紀內，清帝國宣稱擁有台灣的立場並未受到任何挑戰。就在這時，英國
以當時最強大的海上武力身份出現在太平洋，但是它的目的是在台灣建立東印度貿易公司
的據點，而非在政治上控制這座島嶼。在鴉片戰爭（Opium War, 1839－1842）後，英國
與其他強權為了商業因素而動用海軍武力滲透中國內陸，在河岸上的港口建立貿易據點，
同時清帝國仍努力隨時注意外國人在內陸的動向。雖然英國並未兼併台灣，它已經壟斷這
座島嶼上的貿易，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仍是唯一在島上建立領事館的外來強權。日本在十九
世紀末期的快速擴張以及海軍艦隊的發展，快速扭轉英國在海上的主導地位。
在1874年，日本對台灣發動一場懲罰性的軍事戰役，藉以回應琉球群島漁民在船難後
漂流到台灣東南岸並被『原住民』殺害的事件。英國為了維護它與所有貿易國之間的雙邊
利益，採取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而不進行任何干預，日本在當時很有可能因為英國的
立場而獲利並進行這項行動。
十年後，法國試圖取代中國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國地位，並在1884－1885年發動中法戰
爭，中國人發動極有效率的抵抗。法國要求中國支付賠款，但被清政府拒絕，因此法國佔
領澎湖群島並攻擊台灣北部，這個地方的潛在價值是擁有船艦補給所需的煤炭。最初，清
朝在台灣的防衛軍隊能夠抵擋法國的攻擊。為了向中國施壓，法國便在1884年封鎖台灣海
運。
清朝的海軍武力遜於法國，因此無法突破封鎖，因而嚴重削弱中國的談判地位。然而
法國發現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強權，甚至連日本也不支持它擁有台灣，因為讓所有國家獲利
的對中國貿易將會遭到嚴重傷害。法國最後撤軍，與清朝政府達成協議並留下台灣。
雖然保住台灣，這個經驗卻讓清帝國注意到，如果敵對強權在台灣建立橋頭堡，潛在
地對它帶來戰略上的傷害。似乎不是巧合的結果，中法戰爭讓朝廷決定提高這座島嶼的地
位，從附屬於福建省的建制下提高成一個行省，並由劉銘傳（Liu Minchuan）成為第一個
單獨治理該省分的行政首長。劉銘傳隨後提出的計畫是提高台灣的防禦能力、把清帝國的
行政控制能力從該島一部份擴大到全島、並且改善它的基礎設施。這似乎反映出外國強權
長久以來就想要獲得台灣，這座島嶼現在擁有的戰略重要性和以前比起來相對地更加重大
。
十年後，為了爭奪朝鮮的控制權而爆發中日戰爭（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的談判過程中，日本使用和法國同樣的戰術。當時李鴻章（Li Hongzhang）帶著代表團
離開前往日本馬關市（Shimonoseki）與首相伊藤博文（Ito Hirobumi）和外務大臣陸奧
宗光總理（Matsu Munemitsu）談判時時，日本派遣軍隊攻擊台灣，藉以保護他們想要控
制這座島嶼的需求。最後在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時，清帝國將台灣
割讓給日本。
可以確定二十世紀的中國領導階層都警覺到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所產生的戰略後果。例
如，日本在1937年襲擊上海的軍事行動，就由從台灣的機場起飛的軍機支援空中轟炸。甚
至在1942年年初，連美國的計畫家在思考起訴日本的戰爭罪刑時，瞭解這座島嶼的戰略價
值並寫道：
當福爾摩沙在一個不友善強權手上，特別是在一個海軍強權手上，對於東南亞與大洋
洲民族的和平發展與國家安全，以及我們與這些民族的自由往來，都是個長久性的威脅。
美國對日本進行的一項作戰就是轟炸位於台灣島上且對日本有戰略重要價值的目標。
的確，日本的威脅一日不從台灣撤離，中國就一日不會安心。而戰爭計畫的一部份就是在
日本戰敗後將台灣從它的領土中切割開來，蔣介石因而重申中國對台灣的主權，部分來說
，他將之合法化的一個理由，就是認為這座島嶼的戰略價值就是防衛中國東南沿海。
當蔣介石在1949年撤退到台灣避難以後，他用不同的角度評估這座島嶼的地緣戰略價
值，他視台灣為對中國大陸發動懲罰性的攻擊行動的堡壘。CCP的領導階層擔心美國把台
灣當作進行惡毒的反共行動的跳板的可能性，可以確定他們看待台灣的角度來自於戰略因
素而非民族主義因素。
甚至在當今這個時代，台灣在一個非中國強權的手上，它已經成為中國的潛在與實質
威脅。的確，當這座島嶼每一次都被其他強權統治而非被中國統治時，該強權就會被中國
視為對中國大陸的政權抱持敵意。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對於荷蘭人、鄭氏政權、日本人、
ROC等這些政體，都將之視為是競爭者或對抗者。美國，當它在1950年阻止PRC襲擊台灣時
，北京也同樣地將之視為是敵手或對手。
彼得．霍華斯（Peter Howarth）所做的結論是：『自從海上力量成為東亞國際政治
的一個主要因素，台灣這座島嶼就擁有了至關重大的戰略意義...時至今日，這座島嶼始
終被具有主導地位的海上強權，或其盟友所控制』。在這樣的角度中，PRC自從1980年代
以來就努力發展更強大的海上武力－在第七章將會更充分地講解這個主題－或許這意味著
『具主導地位的大陸性強權（the PRC）和超群絕倫的海洋性強權（the United States）
之間的戰略競爭的歷史模式再現於二十一世紀』。
台灣議題在1949年以後的思考遭到限制，而當這個議題出現越來越多的分析以後，吾
人已經錯失一種分析模式，即是將縱向的時間軸延伸到超越個別決策者的任期，並且跨越
各種政體形式的不同世代的分析模式。從一個更廣大的歷史架構中進行用地緣戰略的角度
檢視台灣，就算是當今這一代的地緣戰略家們所關注的途徑，都無法映照出過去特有的敏
感性質。當代的PRC戰略學者已經學習到、接受，或是重新發現到從地理與國家安全之間
的關係，他們觀察清帝國控制過去未曾與中國接壤的領土的動機，這個動機讓清帝國宣稱
擁有台灣的權利。
清帝國的邊界－當他們在十八世紀擴展到最大的極限以後－地理特徵就與戰略價值產
生連帶關係。簡單來說，中國文明的『核心（core）』，或是『家園（homeland）』，中
國人菁英就更加地從不受外敵入侵的角度看待領土，把他們與外敵之間的領土視為緩衝區
。清帝國在十七到十八世紀之間大舉納入作為緩衝區的土地，其所居住的大部分都是非漢
人的民族與政體。這些領土其中包含台灣，清朝官方在1684年正式將之納入，而在這一年
之前，這座島嶼從未與中國人的領域有任何關連性。
當吾人從這個思考模式回顧1949年以前的歷史，就能夠發現到台灣就處在帝國之間互
相競爭主權與領土的其中一塊邊緣地表上。此外，台灣從未被長久或牢固地掌握在任何一
個強權手上，它所擁有的這個立場是不含糊或無法被挑戰的。第三章將會特別討論這一個
議題。
很自然地，PRC的外交政策菁英以什麼樣的方式去理解台灣在國際歷史中的地位，影
響到他們如何看待兩岸糾葛的態度。首先，台灣是一塊中國的領土，作為中國犧牲出去的
代價，被日本的擴張主義佔奪長達半個世紀。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爭議，以及中國與其他侵
略成性的敵對強權之間的爭議，兩者交會形成的地緣政治架構，已經被內化成為『教訓』
，讓中國的戰略家們從歷史中學習到，並且相當謹慎地試圖運用在當今的環境下。例如，
有一份現今的文本主張：『從鴉片戰爭直到PRC建國的一百多年以來，外國侵略者反覆地
入侵台灣，並且從那個地方進行攻擊大陸的第二步行動』。
外國入侵者從1839年起『反覆地入侵台灣（repeatedly invaded Taiwan）』，並且
把它當作攻擊大陸的橋頭堡，雖然歷史學家可能反駁這種主張，可以確定日本是使用這種
方法的其中一個一個入侵者。相信日本利用台灣侵犯中國，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思考
模式，但卻非常契合北京從十九世紀就如此看待台灣的模式。這種思考模式進一步改良，
成為台灣被入侵者反覆地佔領並被當作進入大陸的跳板（springboard, tiaoban）。
這個歷史途徑讓某些PRC分析家認定，如果中國統治者們無法有效控制台灣的話，就
等於是歡迎入侵的行動再度發生。對某些分析家而言，在過去，台灣是東南七省之藩籬（
a defensive hedge shielding seven southeastern provinces, qisheng zhi fanli）
，到了現在則是通往海洋的前進基地。
重要的是觀察這個途徑的真實性，而不是將之解讀為中國人看待台灣的觀點在過去就
已經定型，並且從那個時候就隨著本能流傳到現在。就像外國強權針對台灣進行的入侵行
動雖然是經常性地發生，卻不是不斷地發生；同樣地，中國人把這座島嶼描述成為他們的
潛在劣勢，也是經常性地發生，而不是不斷地發生。台灣的價值會隨時間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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