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線到福建：清帝國征服台灣
帝國主義者的前進，霸權的累積，這兩者都關係到台灣的地位。把台灣納入亞洲的國
際史架構可以更加瞭解這個過程。清帝國的戰略評估已經被證明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各個
帝國在這個過程中正確無誤地意識到權力性的領土意義，而且也知道他們正在和對手們爭
奪控制地理空間。
與中國人的國家政治相關的世界觀點被記錄在地圖和文獻裡面，在這觀點中，台灣長
久以來就被視為位在已知領域之外（beyond the sphere of the known）。它與中國海岸
的距離遙遠到足以讓它被視為是一個未開化的荒蠻前線。直到十六世紀，這座島嶼仍舊只
是幾個與南島語系有關的原住民部落的家園，而非中國漢族人的家園。其中某些部落民族
殘殺船難漁民而得到野蠻的名聲，荒謬無稽的報告記載他們所居住的野性之地，強化了他
們的野蠻形象，也保證不會有多少中國人願意試圖直接前來探索這個被預設為嚴酷且不歡
迎外人的地方。
儘管如此，到了十六世紀中葉，經濟機會，以及沿著中國東南沿海的『推力』因素，
促使人們忽視明朝對航海業的嚴格管制，進入朝氣蓬勃的海上貿易賺取利潤，越來越多的
中國商人與日本人、東南亞人、歐洲人糾纏在一起。明朝自1550年代放鬆海洋管制，部分
是因為禁令的執行非常沒有效率，而且有越來越多的海上貿易企業開始擴大發展。儘管如
此，遲至十七世紀，台灣依然『在中國人知覺與行動的邊緣之外，幾乎沒有中國人移民前
來進行常駐性質的拓荒，只有漁民、走私者、海盜偶爾會前來拜訪，在治理並巡邏南中國
海的官方單位的紀錄與討論中，對它的印象依然是模糊難辨認的』。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與英國人，當時正在太平洋互相爭奪大型島嶼與沿海領
土上的商品運輸通道，他們正在海洋尋找競爭優勢。葡萄牙人在1550年於果亞（Goa）、
在1511年於麻六甲（Malacca）建立自己的據點。他們在1513年來到中國海岸，但卻被明
帝國武力驅逐出境。最終在1553年，他們獲得明朝的同意，授權給他們在一小塊土地上建
立倉儲據點，那一小塊地在那個時候成為葡萄牙人所擁有的澳門。
據說當時的葡萄牙水手，在橫越澳門與日本之間的海域進行貿易之時，已經記錄了台
灣的位置，至少最早在1554年，由名為羅伯．歐蒙（Lopo Homem）的葡萄牙製圖家所繪製
的一張世界地圖上，將一個平面球體狀記載為J. Fermosa。fermosa一詞意指當時的人們
在回報它的位置時，意為美麗的島嶼。台灣不是葡萄牙製圖家第一個以fermosa命名的地
方，也不是最後一個。然而，最晚到了二十世紀，台灣依然以Formosa的名字而廣為西方
世界所知。
中國旅行家前往台灣並與當地居民互動的證據出現在十六世紀晚期。雖然中國本身也
有屬於自己宣稱擁有台灣的驅動力，但這鼓動力出現的非常緩慢，而且不是為了中國人的
企業家與尋寶獵人的探索行動而出現，而是為了反擊外國人入侵。
雖然第一個指認出這座島嶼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但第一個到達它的出海口的卻是荷
蘭人。海軍上將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原本前往澳門挑戰葡萄牙人壟斷對中國
的貿易，卻在行進中遇到颱風而前往位在台灣西部以及台灣海峽中部的澎湖群島避難。接
著他在那裡試圖與福建省當局談判建立貿易關係，但是福建省當局堅定地拒絕並且考慮與
他們在台灣海岸進行貿易。在中國艦隊展示武力之後，韋麻郎駛向印度，並在1607年二度
前來打開貿易關係並且再度失敗，此後十五年未再聽聞過荷蘭人的消息。
1622年，另一位荷蘭人雷約茲（Cornelis Reijersz），率領一支擁有六艘船的武力
前往澳門。他無法突破葡萄牙人的防禦，但卻惹惱中國官方，他們無疑地看到荷蘭人以很
不體面的方式想要建立貿易關係而感到不高興。雷約茲將船隊駛向澎湖，他佔領島嶼並強
迫中國人勞工為他們建造小型堡壘。從那時候起，荷蘭人向明帝國施壓要求同意貿易。談
判開始進行並在1623年結束，『達成的協議中要求荷蘭人撤往福爾摩沙，中國人將會盡其
所需地供應他們所需要的商品，以及進一步提供載滿五艘帆船的絲綢和其他商品，陪同一
位中國官員送往巴達維亞』。
接著發生一場意外，提高各方對彼此的不信任。『兩艘載滿可燃物的舢板船開火並燒
毀五艘停泊在漳州河上的其中兩艘荷蘭船隻』。戴維森（James Davidson）表示這是一場
刻意破壞。剩下的三艘船駛往澎湖，沿途中毀掉遇到的中國船隻。就在他們回到澎湖不久
後，中國人派遣一支艦隊封鎖荷蘭人陣營並威脅開戰，『除非荷蘭人撤營並到台灣去』。
魏而思（John E. Wills Jr）描述整場事件是明朝要把荷蘭人驅逐出澎湖群島，認為
那裡是明帝國的領土，並且願意與他們在台灣建立貿易關係。他的敘述指出著澎湖群島被
中國人視為是中國的內部領土，因此不歡迎外國人前來定居。台灣則是中國領土外的土地
，但是距離足夠遙遠到同意荷蘭人在那裡與中國人進行貿易，而且明朝準備好同意貿易，
除非荷蘭人是在一個『境外的（offshore）』地方進行貿易事業。
戴維森寫道，『他們當時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將島嶼正式割讓出去，考慮到中國人沒有
權利這麼做並且未曾宣稱擁有它，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件心痛的事情』。荷蘭人照做
，他們在1624年8月向台灣啟航並在當地建立據點，這個據點靠近現在的台南。他們立刻
著手建造堡壘作為基地，並從那裡把他們的權威與權力擴大到島嶼的西南部，中央山脈
以西之處。
從1620年代起，荷蘭人擴大他們的管轄範圍，本質上，他們是在島嶼西部進行殖民。
西班牙人無視荷蘭人宣稱擁有這座島嶼的權利，在島嶼北部，今日名為淡水（Tamshui,
Danshui）與基隆（Keelung, Jilong）的地方建造堡壘並進行貿易事業。然而，在1642年
，他們被荷蘭人擊敗並被逐出台灣，此後，荷蘭人的控制範圍擴大到整座島嶼，一時之間
無疑地成為該島嶼的領主。
在1644年，中國明朝被滿州人征服，他們把中國人的領土納入正在擴大中的清帝國。
儘管如此，仍有效忠明帝國人士不願意承認政權更迭的事實，其中一位抵抗者即鄭成功（
Zheng Chenggong），他是一位日本女人與一位權力龐大的中國男性商人的兒子，他擁有
龐大的私人－或說是海盜－艦隊，在明朝局勢惡化的時段主宰中國的東南沿海。鄭反對清
朝並且為一位明朝皇子防衛中國東南部的領土，他因而獲得『國姓爺（Koxinga）』的美
稱，意味著『這位領主與皇室有共同的姓氏（lord who bears the imperial surname）
』。荷蘭人美化他的事蹟，讓國姓爺這個名字在西方比鄭成功還來得響亮。
鄭成功最終被清帝國擊敗並退出他在廈門的基地。他和他龐大的部屬們試圖在台灣建
立一個新基地。鄭成功的父親曾經與中國貿易者在台灣設立他個人帝國的基地，時間甚至
比荷蘭人還要早。的確，鄭成功之父的過去身份是明朝官員與荷蘭人之間的中間人。所以
，鄭成功在1661年4月30日抵達台灣沿岸，身邊帶著數百艘船和超過二萬五千人，他宣布
他的父親過去曾經將這座島嶼『借給（lent）』荷蘭人，現在他要前來『收回（reclaim
it）』。荷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資產而與鄭成功交戰後戰敗，並和鄭成功簽署和平協議，
鄭成功允許他們撤離。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行動就此結束。
雖然鄭成功在隔年過世，在1661－1683年間，由鄭氏家族領導的一個獨立王國統治台
灣。清朝與荷蘭人都未曾默許－他們曾在1662年，在鄭成功死後派遣艦隊前來奪回台灣。
鄭成功的兒子以及他的繼承人鄭經（Zheng Qing）再度擊敗荷蘭人的武力，荷蘭人在1663
年要求福建省統治者協助擊敗鄭氏政權，但是福建省統治者雖然同意－但是很明顯他只想
借用荷蘭艦隊的武力驅逐鄭經留在福建的勢力，後來也沒有幫助荷蘭人奪回台灣。
清帝國試圖鎮壓鄭氏政權，並消滅他在台灣與中國東南沿海的勢力。儘管貿易繼續在
私底下進行，清帝國正式下令禁止該國人民靠近台灣。清帝國也重用施琅（Shi Lang），
他過去曾經投靠過鄭成功的勢力，而且是『清帝國初期非常少數的海洋專家』。
在1664與1665年對島嶼發動兩次沒有成功的攻擊後，清帝國與鄭氏政權進行談判並試
圖以某種類似宗主權關係的模式收服它歸附朝廷。魏而思寫道：『但是自從五代十國以後
，漢族中國人的語言與文化圈內就不曾允許朝貢性質的自主政權存在』。在其他絆腳石裡
面，鄭氏政權『合法化自己是效忠明朝的抵抗勢力的一部份』，它繼續沿用明代政權的年
號，而不使用清朝的年號，在達成和平協議的過程中，清朝皇帝已經向包括鄭氏政權在內
的其他政治領袖保證，他們可以不剪掉前額的頭髮與編辮子，或是他們的子民不需要移居
到大陸上。這些達成和平協議的努力後來都落空了。
鄭經與暹羅、日本、菲律賓發展出蓬勃的貿易關係，並曾邀請英國東印度公司前來島
上設立據點。當清帝國南部的各個諸侯在1673年發生叛亂時，鄭經曾在東南沿海建立據點
，再度立足並控制福建沿海的土地，直到最後撤離大陸之前，他在福建的大片區域進行長
達十年的統治。清帝國以武力反擊叛亂並在1680年弭平所有叛變並迫使鄭經撤離廈門，他
在該年的3月26日從這裡撤回台灣。
最後，清帝國決定消滅鄭氏政權，他的獨立地位以及海上武力都使帝國產生劣勢。鄭
經在1682年逝世，並由他的一位十二歲的兒子繼承他的地位。施琅帶著一支武力前來勸降
鄭氏政權，在1683年6月，他設法從鄭氏政權手中奪取澎湖，此後這支以台灣作為基地的
武力，其士氣就此衰落。最後，鄭氏的統治者被迫改變他們的立場並向大陸投降。清朝強
迫他們削髮，並且特別分封一個地位崇高卻毫無實權的公爵爵位給鄭成功的子嗣們。
施琅與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
遲至1683年，朝廷才對台灣的未來展開辯論。皇帝本人很明顯地對這座在他任內得到
的島嶼沒有深刻印象並且不願意主張對於這座島嶼的主權。《清聖祖實錄（The
Veritable Record of the Kangxi Emperor）》中紀錄他聽到擊敗鄭經的消息之後的回答
。他否認這座島嶼的重要性，表示：『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實錄中記載皇帝個
人對於把島嶼納入帝國的想法是：『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大多數官員看待施琅的遠征目的是－消滅鄭氏政權底下的效忠明朝人士－藉由政權歸
降已經達成。在這座島上維持駐軍還要花費額外的資源並且得不到利益。從朝廷的立場來
看，以及或許在中國的文人心中，台灣很遙遠、沒有接受文明開化、而且無關緊要。一個
官員為主流觀點做出總結，他說：『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
儘管如此，施琅主張如果沒有得到這座島的話，它對於中國海岸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而且如果這座島嶼足夠富饒的話，就能夠充分滿足駐軍的成本。他是從經濟與戰略這兩
個理由看待台灣是有利益的。他的地緣戰略理由特別地充分。他曾經接觸過荷蘭人並且知
道他們有興趣再度前來佔領台灣。所以，施琅向皇帝表示如果無法把這島嶼納入中國，產
生的可能性就是讓它被潛在的、敵對的勢力奪走，並且再度變成海盜與罪犯的無秩序堡壘
。為了彌補把該島納入帝國所必須花費的必要成本。施琅向朝廷表示可以減少東南沿海各
省的駐軍，並把其中一些部隊轉移到台灣來。意思是說，施琅試圖把帝國的最外緣從東南
沿海擴展到台灣。
接下來的立場可能被稱為施琅的準則：如果一個自主的台灣沒有被納入中國的統治範
圍的話，它將會對中國造成劣勢，因為它可能吸收來自大陸上，對政權不滿的人士前來把
它打造成反叛中國統治者的基地，或是它將會落入或擺盪在敵對的、具有主權性質的強權
手中。台灣因這番論點而被納入中國，這是一個戰略上大幅前進的防衛據點，它保障中國
的柔軟下腹部，而且中國將因此獲得軍事戰力，能夠把它自己的武力向外投射出國境以外
的海洋交通路線。這個地緣戰略的評估觀點把台灣視為若非緩衝區就是橋頭堡。
施琅在1683年抱持的先進理由，某些部分來自於他對地緣政治和經濟的敏銳洞察。當
海上充滿豐富的海軍與海商對手時，台灣因為太過靠近中國沿海而不被允許維持自主，海
上防衛戰略需要中國確保島嶼是屬於它的。放任台灣維持無主權狀態，它只會吸引其他霸
權性強權前來，所有的可能性都將對中國產生威脅。
無法知道朝廷裡面為了什麼因素而搖擺不定，直到1684年，朝廷宣布台灣被劃為福建
省下轄的第九個府。或許是因為施琅的戰略主張而產生這樣的結果。無論地緣政治是否是
康熙皇帝所思考的最優先選擇，儘管如此，從現在來看，施琅的主張是相當具有先見之明
的，隨後的中國對台關係史將會以這個角度開展出來。
在任何情況下，朝廷都希望阻止這座島嶼變成叛亂者的天堂，並因此而實施部分禁令
，遏止人民遷徙到這座島嶼。朝廷已經把鄭氏政權的四萬名軍人潛返回大陸，他們其中許
多人都是樂意安心離開台灣的嚴酷環境，並且渴望回到大陸上的故鄉。有關海上活動的管
制禁令也直接影響在台灣沒有妻子或財產的男子回到福建；其他人則被要求向清朝當局登
記。在1684年年底，實施這些政策劇烈地降低了台灣島上的中國人口。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主張，從明朝流傳至今的主流想法是認為台灣『位於「
海外」（beyond the sea, haiwai）』；而且…它位於已知領域中的『荒服（
Wilderness, Huangfu）』。beyond the sea這個詞不只是描述性的，而且也是一個暴露
的隱喻。中國被它的文人概念化成大部分被自然特徵包圍起來的一個領域，關於台灣的相
關描述，皆強化了這座島嶼位在中國疆域之外的這樣一個概念。另外，一位參與辯論台灣
未來的官員，記錄中他錯誤地說道：『自古以來，就沒有一座海上島嶼曾經進入過帝國的
疆域裡面』。在每一本地方志裡面，台灣被描述成『遙遠的海外（faraway overseas）』
、『孤懸海外（hanging alone beyond the seas）』、『被海洋圍繞的一座孤島（an
isolated island surrounded by ocean）』、或是『遠在海角外（far off on the
edge of the oceans）』。
就像歐洲人曾經想像地球是個平面，以及人類家園以外的領域是可怕怪獸的家園，那
麼中國文人假想出來的影像中，有什麼東西出現在中國的已開化的、由上天所授與的各省
的安全境界之外？中國的文人與神話傳統將原始的野性以及幻想的特質用來描述一般名為
『海外（overseas）』之地，台灣則是特別的海外之地。居住在那一塊土地上的人類與獸
類都是想像出來的－因為沒有實際接觸的經驗－它的本質是未開墾的、未受文明洗禮的、
而且完全不像中國。歐洲製圖家會在地圖上繪製圖像，在已知的地緣角落處潛伏著魔鬼與
怪獸，讓他們的水手在前往接近地緣角落的旅途上產生恐懼的感覺。中國的製圖家在他們
的地圖上，把位在已知的地緣角落處之外的蠻荒之地標示為『海外（beyond the seas）
』。
至於台灣位在『荒野（wilderness）』範圍內的這麼一個概念，鄧津華特別提到『禹
貢（Tribute of Yu）』這一本典籍中所蘊含的思想，它把世界描述成為以中國的帝國首
都作為文明頂點與圓心，向外輻射出去的多個同心圓領域。以帝都作為圓心與文明開化的
頂點，以文明開化程度逐漸遞減的內在含意以及野蠻程度逐漸遞增作為向外輻射出去的原
則，帝都之外『是封建親王與諸侯的領域（甸服與侯服）（domain of feudal princes
and lords）』，接著是『綏靖的領域（綏服）（pacification）』、『結盟的蠻人領域
（要服）（allied barbarians）』以及『荒野（荒服）（wilderness）』。
鄧津華提出的理由，是因為與台灣之間缺乏接觸以及即為有限的瞭解，因而把它視為
是一個未受文明開化的前線。的確，『直到明朝晚期之前，「台灣」這個名字甚至未曾出
現在中國的文本資料中』。它在中國歷史裡面未曾佔有過重要地位，在中國文化的宇宙觀
裡面，它甚至未曾出現在朝貢國家的名單內。然而，從向康熙皇帝提出納入台灣的意見中
，施琅試圖消除掉台灣位在文明開化範圍之外的想法，並且主張台灣的位置恰好能夠保護
中國免於外敵侵襲。他提議可以把台灣當作是『藩籬（hedgerow）』，為中國東南各省阻
擋來自海上的外敵侵襲。
根據鄧津華所言，『清朝的文本中重複地出現「入版圖（entering the map’s, ru
bantu）」或「入圖記（entering the map and record’s, ru tuji）」意味著清帝國把
台灣納入它的統治範圍』。從某方面來說，因為使用這幾個字，在中國的地圖上並未描繪
出台灣。清帝國官方為了這件事情而欣喜若狂，他們在1759年併入新疆，證明清帝國的擴
張範圍已經跨越明帝國的極限。在地圖上畫出領土是一種圖像化的輸入，地圖因為呈現出
帝國領域的具體形象而獲得神聖地位。
從1684年之後的兩個世紀內－清帝國把這座島嶼指定為福建省轄下的一個府－直到
1874年－當時日本已經宣布它的意圖是攻擊這座島嶼的某個部分，藉以證明它並未處在清
帝國的控制之下，清帝國擁有台灣的立場，本質上是不受挑戰的。儘管如此，如果認為清
帝國控制整個台灣，或是它擁有台灣的主張等同於現代的主權聲明的話，這兩者都是錯誤
的。日本會在1874年暴露它的意圖，是因為在兩個世紀以前，清帝國對台灣只實施名義上
的控制。甚至十八與十九世紀的中國地圖，在中央山脈以東只畫出一條海岸線，中國的製
圖家並未具體地描繪出這個部分的內容，直到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以後，這部分內容才獲得
充分補充。這意味著，即使清帝國在表面上擁有台灣的這兩個世紀內，其大多數地區是不
被人所知悉的，因為帝國政權並未完全吸收這座島嶼，或是與已經居住在中央山脈與東部
海岸的『原住民（aboriginal）』合作共同治理它。最終，與原住民接觸所產生的摩擦變
成日本攻擊台灣的藉口，並且削弱清帝國擁有整座島嶼的立場。
當清帝國在十七世紀最後十年開始建立台灣的統治結構時，遭遇到原住民族的激烈抵
抗，他們積極地反對清帝國對他們實施行政控制。於是，歷經十八世紀並進入十九世紀以
後，清朝在島嶼內部畫出一道邊界，把建立在島嶼西部的控制區和無法進入的中部山區與
東部海岸區分開來。所以，直到1880年出版的台灣地圖才清楚且完整地描繪出西部海岸線
以及一道模糊且不精確的中間線，意指漢族中國人居住的地區只限於西部，而島嶼的中部
與東部，對清帝國來說是尚未進行探索且無法進入的領域。
這不僅代表台灣是在十七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初期才被逐漸同化，並被畫進地圖與文
本紀錄裡面，而且也意味著這座島嶼符合施琅眼中的戰略價值。鄧津華在參考文本中發現
到台灣被一再地當作是一道保護屏障的概念－『保台論的支持者希望它扮演的角色是中國
的一個「藩籬（hedgerow）」－或是「海上前線的一道長城（Great Wall for the
ocean frontier）」。她引用一個範例：福建海防志（The Record of the Naval
Defenses of Fujian Province, Fujian Haifangzhi）裡面寫道：『臺灣府處大海之中，
坐東南、面西北，為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這一本1696年出版的地方志把台灣描
述成為『福建外屏，山面內地』。鄧津華指出在併入台灣十年後，台灣的中央山脈在地圖
上呈現的意義是『一道防衛中國沿海不受外敵入侵的自然屏障（natural barrier
protecting the Chinese coast from outside forces）』。另外，康熙時代的地圖從中
國的角度往台灣看過去。這些關於島嶼的影像是從西向東望著台灣的中央山脈，符合參考
文獻裡面把台灣當作是屏障的觀點，『台灣的具體隱喻是一道柵欄』。所以結論是『過去
曾經把海洋當作是隔絕中國領土與外界的中間邊界，現在台灣島本身就是這一道邊界』。
領土的意義已經深刻地沈浸在國家意識當中，台灣在這一套領土模式中並不是『中國
的』。當中國核心領土的概念已經長久建立在中國菁英的頭腦裡面後，它變成一個工具性
的、戰略性的目的。甚至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台灣現今的形象已經變成中國人堅決完成的
某種堅持。
清帝國為了擴張，以及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工具性目的，而因四處吞併領土，台灣不是
唯一而是其中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從清帝國獲得－接著失去－曾經屬於它的邊陲
領土的較大架構中去看待現今的北京對於中台關係史的宣示性政策。從十七世紀初期持續
到十八世紀中期是清帝國吞併領土的過程，而領土瓦解的過程則持續到了1911年，或許可
以從帝國在亞洲與太平洋競爭，以及與列強之間發生摩擦的國際史角度，吾人能夠看到清
帝國四處吞併領土的過程，從十七世紀初期持續到十八世紀中葉，接著看到領土四散的過
程持續到1911年帝國瓦解為止。台灣和其他領土都曾經被清帝國吞進去然後吐出來。
清帝國吸收台灣的近因是它與鄭氏政權之間的摩擦，或許它對清帝國的核心利益來說
只是個次要的威脅。然而，如果施琅和康熙皇帝之間的對話有其它的含意的話，那麼獲得
該島嶼的核心理由就不是擊敗鄭氏政權，而是戰略阻絕的價值，其阻止荷蘭人與其他來自
海上的外國強權對帝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威脅－包括海盜與叛徒在內。所以，帝國擴張直到
有爭議性領土之間的零和性戰略評估或許讓朝廷感到心動。這個過程的價值並不只侷限在
併入台灣，而是清帝國對前線區的戰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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