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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清帝國領域上吞併其領土
就像清帝國在領土上的擴張展現它與其他對立強權爭奪霸權地位，其他貪婪成性的強
權的擴張回應了清帝國疆域的收縮。台灣是日本在1895年從清帝國手上取得的，很明顯地
在很久以前，日本就一直看望這座島嶼。在1593年，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試
圖強迫台灣向日本納貢但沒有成功，幕府在1609與1616年試圖佔領台灣也無功而返。
日本收服台灣的行動，其交會在中日爭奪琉球王國（Ryukyu）的複雜過程裡面。超過
四個世紀以來的1429－1879年間，琉球是個獨立王國，並與中國維持朝貢關係。在1609年
，琉球與日本之間的緊張關係推動德川幕府（Tokugawa bakufa）授權九州南部的薩摩藩
（satsuma clan）帶兵入侵琉球。此後，薩摩藩獲得向琉球收稅的特權，德川幕府（
Tokugawa Shogunate）授予琉球王國某種程度的自主並且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日本以這個
方法避免直接挑戰中國與琉球之間的朝貢關係，並且獲得琉球王國維繫朝貢關係因而附帶
產生的商貿特權。
作為一個已經習慣於擺盪在各大強權之間並且向他們納貢的小王國，琉球在1649年與
清朝建立外交關係，儘管它直到1648年仍效忠於明朝。日本渴望避免與更強大的清帝國發
生衝突，同時渴望避免犧牲琉球為它帶來的利益，讓它可以與中國進行間接的貿易關係。
所以日本試圖向清朝隱瞞它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無論清朝是否已經知道，它並未挑戰琉
球王國對於日本之間的關係。
1871年，在琉球王國與清帝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二百二十二年以後，一艘來自琉球宮古
島（Miyako）的船遇難擱淺在台灣東海岸，六十六名倖存水手中有五十四名被原住民殺害
。很明顯地，在1701－1876年間，總共有五十三艘琉球的船擱淺在台灣海岸。許多人獲得
中國當局的救護，但是其他船難的船員，包括1871年的船難事件的船員，都遭到原住民殺
害，儘管琉球官員並未對他們同胞的命運提出抗議，日本官方視1871年的事件是一個能夠
讓他們對台灣島提出主權要求的好機會。
1872年9月，在明治維新的兩年後，日本天皇廢止琉球由薩摩藩統治的特許地位，並
正式將它納入日本的統治範圍內，讓琉球王國的國王成為日本帝國的一個貴族。這是日本
終止琉球臣屬於中國的第一步，日本對琉球群島主張主權。日本政府通知美國、法國和荷
蘭政府，它已經將琉球群島的管轄權轉移到新成立的日本外交部。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
Sonejima Taneomi）從擴張主義的政策中行使這項單方面的作為，他漠不關心中國仍對琉
球擁有宗主權，而且琉球人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已經附屬於日本的統治。
日本與華盛頓之間已經簽訂條約保證雙方的友誼與商業關係，同時培理准將（
Commodore Matthew Perry）已經在1854年拜訪琉球王國並獲得禮遇。隨著宮古島船難的
記憶猶新，日本也向美國詢問，美國曾在1867年發動一支懲罰性的遠征部隊，前往台灣報
復羅妹號（Rover）在台灣海岸擱淺且船員被台灣原住民殺害的遇難事件。日本對美國行
動的印象非常深刻，並獲得前美國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為日
本獻策引用此事件做為前例，督促他們以自己的行動來回應琉球船員遭到殺害的事件。
李仙得在美國處理羅妹號船員遇難的後續事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並曾空想自己能
夠成為台灣的領主。他向日本人推銷自己去處理干涉事件，並獲得日本政府向他保證，如
果日本在兼併台灣並對它主張主權一事獲得成功的話，就獎賞他成為台灣總督。李仙得說
服他的日本夥伴，他們只需要一支超過兩千人的部隊就能夠得到台灣。
日本接收台灣的詭計或許某種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這個時刻。副島努力說服他的上級同
意他的併吞台灣計畫，他寫道：
我完全相信我可以經由談判得到台灣南部，如果這是我們渴求的目的的話。為了得到
整座島，我們必須訴諸軍事武力，但是此刻非常難下決定。如果我們現在能夠得到台灣的
南部的話，我想，藉由外交方式，我能夠在四到五年內得到整座島嶼。
很明顯地，副島－從李仙得的指出中－預期他們在中國人注意到之前，完成他們回應
原住民暴行的行動，並且撫平日本的不滿，這些原住民居住在中國人在台灣的管轄範圍之
外，因此中國人覺得他們不需要負責。副島接著打算讓計畫成功過關的因素，在於中國人
無能處理原住民多次發生的暴行，由此承認台灣某些部分的主權並不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上
。
1873年，副島帶著新上任的使節，帶領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特別討論台灣原住民殺
害琉球船員的重大事務。雖然副島的代表團有許多目的，在6月21日，副島的兩位隨員，
柳原前光(Yanagihara Sakimitsu)和鄭永寧(Tei Ei nei)，跟著副島前往總理衙門
(Zongli Yamen)直接交涉台灣議題與琉球水手遇害之事。
許多理由讓這個主題陷入紛爭中。中國官員很明顯地忽略了把他們與日本特使之間的
討論製作文書紀錄。因此對於當時會議中說了些什麼只留下日本人這一方的紀錄。根據這
一份紀錄，柳原強調琉球水手被殺害，他強調在事件中遇害的是日本的子民，而非琉球的
子民。他接著談到台灣的原住民：
故而，我政府將出使而問其罪，惟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我大臣以為，尚未
告諸貴國而興此役，萬一稍有波及貴國所轄，無端受到猜疑，將由此而傷兩國之和。是有
憂慮，故而預先說明。
在日本的抗議下，中國人說他們『只聽到遇害的是琉球人，而不是日本人，而且很快
地提醒他們琉球是中國的財產』，數百年來是中國的朝貢國。
日本特使爭論琉球群島，說『琉球群島島上所有居民都是日本的子民。為何中國朝廷
無法限制台灣原住民的作為，何況台灣是兩種番人的家園，一種是「熟番（cooked
savages）」住在中國人的管轄範圍內，而另一種是「生番（raw barbarians）」，住在
中國人文化影響範圍外』。
柳原接著指出說到從清朝立國以來至今的統治者們看待台灣的戰略價值，為什麼這樣
的觀點會產生威脅。柳原認為台灣原住民的野蠻狀態已經在許多年內影響許多國家的遇難
船員。如果不能限制原住民的作為，他警告，這樣的狀況將會招引外國強權前來佔領台灣
，這樣的後果無利於中國和日本。
無論是否真誠，日本特使已經很清楚地向副島報告這一次的交流心得，其中一項就是
中國人不會干涉日本對琉球行使主權，並且也知道中國不願意管轄台灣原住民。在6月29
日，副島寫信向日本首相報告說總理衙門已經證實『中國的政治統治並未擴大到福爾摩沙
的原住民居住地，而且原住民所住的地方位在中國文化的範圍之外』。所以，他認定中國
人不會干涉日本對琉球行使主權也不會反對日本對台灣進行懲罰性遠征的計畫。
然而，日本並未立刻發動入侵。不久以後有一艘船從小田縣(Oda)出發不久後在台灣
擱淺，它的船員隨後遭到原住民殺害，日本隨即在1874年4月派遣遠征隊前往台灣，而且
中國在不久後知道日本入侵。
中國和日本都避免雙方發生直接軍事對抗，雙方在8月在北京進行談判。雖然雙方在
1874年10月達成協議，其中簽訂的內容並沒有解決琉球主權的議題，或許是為了在地圖上
故意呈現模糊的狀態。日本選擇把這份協議看成是中國廢棄它與琉球之間的宗主關係。相
反地，中國特別把這份文本看成是日本是為了回應小田縣的船難事件而入侵台灣，並不是
為了琉球的船難事件，並且因此，認為這份協議對中國宣稱擁有琉球宗主權一事毫無影響
。
的確，李鴻章（Li Hongzhang）在1874年代表中國簽訂這份條約，在1879年提到中國
官員很明顯地把琉球看成是依賴中國，而且因此『虐待琉球船難遇難者』是中國的內部事
務，中國將會根據這一點而考慮懲罰台灣原住民。這跟日本人有什麼關係？
儘管如此，在1879年，日本政府正式合併琉球群島。中國人抗議這件事並試圖將它國
際化，把美國前總統葛蘭特（Ulysses S. Grant）以私人身分前往亞洲作為中國朝廷與日
本天皇之間的調停人。李鴻章向葛蘭特提到擁有這座島嶼的立場並且解釋琉球島鍊對中國
有更重大的戰略重要性：『作為中國沿海屏障，中國若同意日本吞併琉球最終將會失去台
灣』。李鴻章對於琉球群島的描述來自於一種特別的想法，這個戰略性思考從此刻開始往
後流入清帝國以及帝國之後的中國歷史。
在東京聽過日本的立場以後，葛蘭特只提供中立的意見，即中國應該『正式撤回某些
對日本政府具有攻擊性的對應方法』，意即他們和日本都考慮到指派委任專員解決爭議，
同時雙方都不允許外國干涉這場爭議。
對李鴻章來說，日本在1879年拿下琉球群島，他看成是拿走台灣的前置動作。在外國
干涉中國的數年內，台灣已經在1884－1885年間的中法戰爭獲得重要地位，當時法國試圖
取代清帝國，主張擁有印度支那的所有權。接著法國封鎖並攻擊台灣，意圖向清朝施壓以
接受法國對印度支那的要求。法國的戰術雖然成功，它也引起清帝國開始關注它的劣勢以
及保衛台灣的戰略必要性。自從1867年發生羅妹號事件以後，不相稱的海軍戰力以及保衛
台灣的弱勢，已經在象徵上與領土上雙重損害了清帝國的名聲以及權力地位。當與法國接
觸後刺激了清帝國強化它在台灣的存在以及控制，但是朝廷現在的回應太小也太遲了。
日本的擴張主義雄心推動了往後為了控制朝鮮半島發生的衝突，其結果造成爆發於1894
－1895年的中日戰爭。清帝國並未準備好保衛它的利益，因而它的利益快速消失，並被迫
在談判中完全俯伏在勝利的日本面前。這場衝突與台灣無關，但卻是帝國主義向外拓張的
產物，日本將該島嶼視為是捶手可得的果實。
日本陸軍以及日本海軍在朝鮮半島的戰爭中，雙方為了爭奪統治朝鮮的疆域，因而產
生把台灣囊括在要求清單的動機。陸軍要求伊藤博文首相向清廷堅持將遼東半島租借給日
本，高階海軍軍官則因為進行對台灣的懲罰性遠征，而在1985年的戰爭中崛起，並向伊藤
首相表達他們的觀點，其認為除非日本得到台灣，否則它還是會被其他強權搶走。台灣被
其他海上競爭者爭奪的角度，讓日本海軍戰略家擔憂琉球與日本西南部的安全。隨後，雖
然中日之間簽訂終止戰爭的條約，日本要求清帝國割讓台灣的決心未受影響。
這兩個帝國互派全權代表在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
。然而，並不是很清楚光緒皇帝是否批准這份條約。從清廷的角度來看，割讓台灣是非常
可惡的，但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可以把整部條約看成是勝利的日本對衰退的清帝國施加
冷酷的憎惡。
當內容被公開時，朝廷收到由超過兩千五百名官員簽名的反對意見，他們向皇帝請願
不要批准這份條約。康有為（Kang Youwei）和梁啟超（Liang Qichao）草擬一份『公車
上書（candidates’ memorial, gongche shangshu）』其中超過一千三百位舉人的連署
，呼籲皇帝不要批准條約並且訴諸武力收復失土。固然，推動這份努力的動機主要出自於
中國被日本擊敗的重大挫折，他們的愛國心因此被撼動，而不是出自於島嶼內部任何與台
灣本身有關的因素。在同一時段內，俄國、法國和德國的使節們都公開表明他們反對這一
份條約，但是他們反對的是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台灣似乎對他們的利益毫無影響。
李鴻章深刻地瞭解到他被罵到狗血淋頭，因為他無法向日本要求到更好的條件，他邀
請科士達（John W. Foster）到北京，這位美國前國務卿已經以私人身份陪同李鴻章一起
到馬關，並作為李的顧問，參與條約的整個談判過程，科士達到北京督促朝廷內閣檢視批
准條約的必要性。事實上，他主張不批准條約將使皇帝在國際上信用盡失。因此，朝廷在
5月8日批准條約。不久以後，日本屈服於德國、俄國與法國的『三國干涉（Triple
Intervention）』，被迫放棄奪取遼東半島的雄心。據此，在5月10日，日本天皇發佈帝
國敕令，將領土歸還清帝國。日本堅持要求台灣的決心未受影響。
在台灣內部，重要的地方仕紳們對朝廷的軟弱感到厭惡，並且決定把自己的命運掌握
在自己手中，而非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中，紛紛起義反抗。朝廷指派的高級官員們『紛紛入
獄或被放逐』，地方上的官員們則努力吸引龐大的外國強權前來干涉，阻止日本兼併這座
島嶼，後來都徒勞無功。
台灣仕紳們接近英國人詢問他們，以發展台灣自然資源的特許權換取保護該島嶼的可
能性。由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率領一個財團進入島嶼，他們事實上考
慮買下這座島嶼，並允許讓清帝國保留名義上的主權，台灣的仕紳們也同意他們這麼做。
評估過這座島嶼的利益以後，英國戰略家認為他們已經擁有香港與舟山這兩座島嶼，台灣
只能為英國在太平洋沿岸的商業企業提供額外的邊際價值。雖然如果這座島嶼是割讓給法
國或德國的話，那麼買下它或許可行，英國沒有理由反對中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5月20日，由於英國人的答覆讓他們失望，台灣的仕紳轉而接近法國，希望他們保衛
台灣。當法國也讓他們失望後，仕紳們轉向宣佈獨立，盡一切可能的努力以阻止日本併吞
台灣。
英國不干涉保護台灣免於日本兼併的決心，指出著由一個正在崛起中的海軍霸權接手
這座島嶼。在倫敦的政治與軍事戰略家們認為獲得台灣無法為英國在太平洋上的統治增加
優勢，反而有可能為其帶來衰退。除此之外，互相制衡就是『合作政策』的基礎，這項政
策就是用來抑制外國強權並協助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
很明顯地，李鴻章感覺到『三國干涉』與台灣發生起義，這兩方面都已經強化他的談
判立場。科士達寫道：『（李鴻章）總督不接受我的指出，試圖用這些事件作為拖延移交
（台灣）的藉口，並且打電報給（日本首相）伊藤要求在談判的主題中納入遼東（半島）
』。科士達在5月13日的私人日記中寫道李鴻章告訴他說，中國要重開台灣割讓的問題。
科士達寫道：『我告訴總督說中國的義務是以善意立場向前並執行條約－我的指出不受到
歡迎』。
為了轉移國內對於李鴻章的不滿，朝廷指派李的兒子，李經方（Li Jingfang），不
情願地搭船到台灣進行將主權移交給日本的任務。考慮到島上正發生暴動並且把慍怒焦點
直接對著清廷官員，李鴻章擔心兒子的安全，懇求科士達陪他一起去。1895年6月2日，李
經方在科士達的陪同下，進行將島嶼主權移交給日本的義務。台灣在1684年成為中國的戰
略緩衝區－避免海上侵襲的自然屏障－在1895年變成日本的橋頭堡，在擴張主義者的冒險
行動中得到的第一個立足之地，其將在二十世紀前半期摧毀中國的主權。
結論
海峽兩岸議題的編年史，一般被認為是從ROC－PRC在1940年代的對立中開始展開。而
且，偶爾會回頭瞭望一下台灣在1895年被割讓給日本的階段。然而，檢視清帝國與島嶼之
間的互動並且追溯到十七世紀初期，卻是非常罕見的事。與兩岸爭議有關的分析文本，其
大多數分析的焦點好像是把兩岸關係侷限在一個邏輯裡，即中國爭奪台灣以及其他領土這
件事，與1950年以前的歷史完全沒有關係。事實並非如此。
清帝國邊界的擴大與收縮－不只是在太平洋，還有滿州、新疆與西藏，以及其他熱點
－能夠讓吾人看到，以地緣戰略的角度檢視領土的獲得與失去，在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論
述中變成一個重要的元素，影響了PRC看待台灣與其他爭議性領土的態度。台灣不只是北
京與台北自從中國內戰以來互相對立而追求的目的，更是被大多數PRC分析家視為，是為
了要在太平洋上追求霸權地位而與美國對立的這個架構中，追求國家安全與權力這兩個目
的。
國家獲取土地是因為相信距離產生一部份的國家安全，但也因為控制有爭議的領土是
比較權力的一個指標，正如同失去對領土的控制，就是一種比較上的劣勢。每一個國家，
更不要說是帝國，都不會很高興地犧牲它自己的領土，而且一個國家的領導階層，習慣上
都將喪失領土當作是國家安全與國家名聲的喪失。清帝國強大到足以從鄭氏政權手中奪走
台灣，並在施琅所形容『對著它流口水』的外敵面前掌握它。然而在滿州帝國解體的長久
過程中，在1895年喪失台灣被視為是毀滅性的。吾人推測清帝國已經在手上握有權力時抵
抗日本的入侵。就如同歷史的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成長配合清帝國主義的劇烈萎縮。
台灣變成一個領土上的徽章，標示出日本的擴張主義與清帝國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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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moredrink 來自: 175.180.100.10 (12/04 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