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與台灣的戰略焦點
幾乎就在日本投降，它的擴張主義潰散不久之後，國民黨與CCP雙方之間的派系對立
，爭奪統治領土而爆發席捲全中國的內戰。在這個架構下，台灣只是遙遠一側角落的一道
陰影。國民黨與CCP雙方都在1945—1949年間極端急迫地想要控制全中國。台灣又再度成
為中國一部份，但是它位處於CCP可延伸範圍之外，也位在兩黨主要競爭範圍之外。國民
黨快速移動前往控制該島嶼，它試圖『藉由清洗日本的影響力並將島嶼帶進中央政府的經
濟、政治與文化範圍內，將台灣去除殖民化並重新併入中國』。在這關鍵時刻，沒有人關
心共產黨已經把領土爭奪戰延伸到台灣的海岸。
然而，國民黨派遣到台灣的官員以及它的對台政策很快速地在島嶼人民之間引起不滿
。台灣人吞下他們的怨氣直到1947年2月28日為止，當時政府的官員在台北進行一陣掃射
讓人民爆發他們的憤慨和無奈。隨後則是人民對改革的眾多需求以及四處擴散開來的暴力
衝突，連帶著來自大陸的人們或是與國民黨政權有關係的人士們。台灣島上的住民與他們
的新中國人政府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政治不穩定引起隨後的軍事回應。
國民黨中央領導階層把軍事壓迫的餘波，視為是台灣人菁英因為與中央政府疏離並且
可能產生他們要求自主的願望，造成全島的反叛。更廣泛地來說，台灣人的國家身份認同
是從國民黨政權在228事件以後對島上住民的不公平待遇所產生的內化結果。
美國戰略評估中的台灣
國民黨笨拙地摸索如何將中國的統治再度引進台灣，引起了華盛頓的關注。在1948年
，美國人已經認定它不希望看到台灣陷入共產黨手中。所以，國民黨對於該島嶼實施的嚴
厲手段讓華盛頓感到不安。政治動盪似乎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
魏道明（Wei Daoming）是前中國駐美國大使，被南京的ROC政府派往統治台灣，因為
蔣介石和他的副手不停地干擾，他在擔任該島行政首長時，無能力實施迫切的改革而激怒
台灣人民。到了1948年晚期，在面對CCP的進擊時，蔣介石在大陸上的命運已經萎縮到致
命的程度。魏道明無聲無息地前往華盛頓試探它對台灣島上這一個分裂國家的支持程度。
蔣在不久之後把魏免職。然而在美國外交圈子裡已經開始討論在台灣島上繼續支持一個分
裂國家的可行性。保住台灣不淪落共產黨的手裡是美國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評估出來的結果
；問題在於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達成。
當蔣介石在大陸上已無存活的前景時，CCP擔心美國意圖幫助保衛台灣作為他最後的
堡壘，並且交換協議讓『該島嶼實質上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雖然美國實際上並未計畫殖
民台灣，華盛頓內部繼續討論著如何保護台灣不落入『克里姆林宮直接控制的共產黨人（
Kremlin- directed communists）』手中。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台灣已經擁有戰略意義。
吾人可以瞭解到為什麼CCP如此擔憂美國的意圖。
在繼續思考著在太平洋建立一個防線的架構下，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JCS）在1948年11月24日向國防部長（Secretary of Defense）表示他
們的觀點是如果共產黨得到中國大陸的話，福爾摩沙聯合邦（United States of Formosa
）的潛在價值就是作為戰時基地以進行集結部隊、戰略性空中行動並控制鄰近的海運路線
。
聯席會議警告，如果台灣落入『不友善政權（Unfriendly）』手裡的話，將會弱化美
國的國家安全，他們寫道：
除非台灣不會被蘇聯直接碰觸到，我們必須想到，一旦發生戰爭，敵人能夠主宰這座
島嶼為它產生的優勢，以及我們在日本與馬來半島海運線上的距離劣勢，這兩者結合起來
將會大幅度地強化敵人把它的控制權擴大到琉球群島與菲律賓，可能產生的戰略後果將會
嚴重損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在1949年1月19日，美國國務院向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報告提到它本身『連接到』聯席會議中的概念『美國的基本目的應該是阻止福爾摩沙與
澎湖落入共黨手中』。然而，國家安全會議希望強調的是盡一切可能動用外交與經濟制衡
方法而非動用軍事武力。據此，在二月初期，會議主席指出批准計畫，在台灣『發展並支
持一支地方性質的非共產政權』，藉以『阻止中國大陸進一步湧入』，並且『慎重地與有
潛力的台灣本土領導人保持接觸，以期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可以利用台灣的自主運動，這
麼做將能夠配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聯席會議接下來在1949年2月10日發表的後續備忘錄中，指出美國應該在台灣的海岸
駐紮一支小型海軍艦艇部隊作為展示性武力，同時配合經濟與外交措施。備忘錄的結論提
到：『應當進行每一個合理的方法保持福爾摩沙在友我國家的掌握中，藉以緩和外交上的
風險與困境』。
然而，國務院堅持拒絕『以目前的局勢在福爾摩沙部署美國的軍事武力不只會在外交
上造成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也會對我們產生龐大的政治責任』。國務院的主張並未提
到阻止共產黨的『煽動與滲透』以及『可能會在那個時候向收復失土者發出消息說我們可
能希望利用蘇聯在滿州與新疆的行動』。
直到韓戰在1950年初期爆發之前，國務卿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的目的是『
離間』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希望讓美國與共黨領導的中國建立某種程度的和解基礎，藉
以抗衡蘇聯。隨後，他認為美國『對福爾摩沙公然表現出明顯的興趣將無法讓美國向中國
提供和解的立場』。無論如何，美國努力建立一個由既非與共產黨相關，亦非與國民黨有
關連的人士所建立的台灣人的國家。
在1949年8月，CCP與國民黨之間在大陸上的衝突即將結束。在華盛頓，國家安全會議
正依據局勢的變化重新檢視美國的立場。它向JCS要求更新台灣落入共黨手中所產生的戰
略意義。ICS在1949年8月17日回答它說，從二月以來，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對美國的整體評
估沒有改變。的確，『從那時候起，共產黨繼續征服中國已經強化這種觀點』。然而，在
看到預算限制和美國在其他地方的軍事承諾之後，各位參謀首長『不想關心福爾摩沙與澎
湖對美國有多麼龐大的戰略重要性...能夠承諾美國部隊在形同戰爭的局勢下前去佔領，
並且假設缺乏軍事措施會讓這些島嶼將在不久以後落入共產黨的控制』。同時，JCS也謹
慎看待『在未來的環境裡，戰爭可能自行擴大，採取公開的軍事措施必須從整體的國家安
全角度來看福爾摩沙最終的可行措施』。於是他們指出在思考應變措施時，應該考慮到萬
一『戰爭真的發生或進入最初階段』的可能性，而不是『在現今環境下甘冒風險在福爾摩
沙提供過度的軍事承諾』。
艾奇遜希望避免與CCP發生無法彌補的隔閡，這個立場不僅引導他的觀點，也反映出
他敏銳地瞭解到，美國支持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他似乎瞭解到從中
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失去台灣而無法強迫它行使自決權還不夠糟糕，如果有外來強權將
它當作是帝國主義的堡壘並在島上裝備武力的話，將會是更嚴重的結果。因此，雖然考慮
到在台灣建立自主政權的適宜性，美國政策的討論結果最終反映出艾奇遜的思考邏輯。在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公開宣佈他的政府的對台灣政策並且特別指出：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雄心。美國無意此時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
立軍事基地。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
入中國內戰的途徑。
所以，美國確定瞭解台灣的位置如何維護它的戰略利益，但是艾奇遜進一步以更廣泛
的觀點作為政策的基礎，使PRC感覺到它想要接收台灣所付出的成本將會比得到的利益還
要高昂。當然在此刻，杜魯門政府也決定讓蘇聯知道如果它想要得到台灣的話，美國將會
在路上阻止他們前進。或許這一點是為什麼杜魯門在聲明中使用這樣的字句。他說美國『
無意此時在台灣獲得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而且它也『無意現在的局勢使用武裝部隊進
行干預』。
杜魯門宣布美國的政策並未終止美國是否應該保障台灣不落入蘇聯手中的辯論。的確
，國家安全的建制必須思考是否重新修訂1950年春夏兩季的政策。在1950年6月25日，當
北韓向南方進攻的消息傳來時，並沒有做出任何改變，但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率先看到『中立化（neutralize）』台灣將會贏得先機。杜魯門決定授權第七艦隊進入
台灣海峽進行干預，或許這是先前無法預期到的結果—鞏固ROC與美國之間的聯盟關係，
並讓北京留下華盛頓以詭計踏進中國領土的深刻印象。
1950年6月的政治行為者們將焦點放在朝鮮半島危機，他們無法瞭解到他們現在已經
踏進將會持續超過四十年的冷戰邊緣。華盛頓可能以為台灣海峽中立化是一個暫時性措施
—回應金日成攻擊南韓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並作為與其他『自由（非共黨執政）』國家共
同協調進行的反共產戰役的第一場攻勢，儘管如此，它已經讓北京留下深刻印象，即華盛
頓刻意謀奪中國領土。PRC的領導階層將台海中立化視為是侵犯中國主權，因此北京保證
無論採取任何方式都要『解放（liberating）』台灣，此後，從地緣戰略的角度思考都比
起其他角度的理由都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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