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本書展開思考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台灣值得一戰？是什麼讓
北京感覺到危亡？北京對台灣議題的態度必須要瞭解到它是由許多條影響力所匯流而成。
關注焦點包括主權與領土完整，其抽象地表達了民族主義、CCP角色轉變所產生對於政權
正統地位的憂慮、接受台灣獨立可能引發內蒙古、西藏與新疆的『骨牌效應』的憂慮、在
兩岸關係中具有主導地位的政治與經濟因數所引發的變動過程、以及確定會影響PRC對台
灣立場的許多因素的變化。然而，本書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把台灣議題當作是一個國際化的
領土爭議，而不只是內戰所遺留下來的一個國內衝突。
北京的對台政策途徑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特別令人注意的重大轉變，即更加地依賴軍
事武力的脅迫性質與武力的展示。可以確定的是，這個高壓的手段以及好戰的外表只是兩
手政策中的那一支強硬的『手』，溫和路線的那一隻手則鼓勵台灣人民增加與PRC之間的
經濟互賴，並且共享屬於同一個國家的宿命感。另外，一個公開的問題在於PRC意圖在戰
鬥中使用什麼程度的軍事武力，或者說它究竟設計出什麼樣的軍事手段才能夠在與台灣戰
鬥中占盡上風、制止對手並且避免必須真的進入戰鬥階段。保羅．胡斯（Paul Huth）發
現到在領土爭議中以動用武力做為解決方法是相對罕見的—相較於將它的意圖軍事化，向
它的對手發出信號。或許，PRC的意圖只是威嚇台灣和它的華盛頓盟友不得逾越它的底線
。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統一過程和平順利的話，PRC可能不會入侵、佔領或統治台灣。它
可能試圖保證它能夠否決或限制台灣不與其他強權互動，弱化北京的安全感，並且讓PRC
可以自由地利用台灣的地理位置優勢，把它的武力向國外投射出去的方向前進。這是一個
宗主權關係，出現在它的『一國兩制』原則的核心裡面。藉由奠基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上，
它也可以展現它的權力與聲望。
儘管如此，動武解決台灣議題的前景明顯出現在PRC軍事現代化的焦點裡面。其中指
出著北京的耐心已經耗盡，同時指出著國家將會在已經無法達成和平統一的情況下，咬緊
牙關進行戰鬥。似乎明顯可見到PRC不只是準備與台灣的軍隊作戰，而且還要和美國與日
本的軍隊作戰。這麼一來凸顯了一個問題：是什麼因素促使它逐漸增加越來越好戰的立場
，以及為什麼是現在？
為了得到答案，本書將兩岸糾葛追溯到1949年以前，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從歷史
裡面出現的模式讓吾人瞭解到，中國的統治者們關心的是這座島嶼的戰略價值，台灣的位
置產生龐大的重要性。這個關注焦點幾乎總是被外國強權試圖將台灣帶進它們的戰略軌道
裡面，以及（或者）將台灣當作是它的『橋頭堡』，影響它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吾人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影響因素在1990年代結合，推動北京採取新的對台灣政策途
徑，至少部分來說，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致。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PRC認為李登輝已
經『退出』數十年以來國民黨的推動統一政策。隨著國民黨在2000年輸掉總統大位以後，
已經放棄統一的承諾。民主進步黨以執政黨身份出現在它追求台灣獨立的歷史上，已經是
一個深沈的警報，並不會因為陳水扁式的內政與外交決策方式而減少他對於統一的不感興
趣。
如果台灣議題純粹只是北京與台北之間的雙邊事務的話，那麼吾人可以輕易地做出結
論，認定1990年代的失望與警報就已經足夠讓PRC苦惱，因為和平統一的希望將會從它的
手中消失掉。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無疑地不再將台灣視為『伙伴』，願意一起以非
暴力的方式解決這個突出的爭議。因此，吾人可以理解PRC會決定訴諸更具高壓性質與軍
事化的方法。甚至當威脅使用暴力不只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或是明智的—北京面對局勢的
回應。
如果這只是個雙邊爭議的話，吾人可以預期到陳水扁在2004年輸掉選舉的話，PRC會
將它的軍事準備行動放慢速度或降低規模。雖然陳的人氣暴跌而且反對黨在2006年試圖彈
劾他，PRC堅持繼續發展它的軍事武力，試圖以武力奪取台灣並且統治台灣海峽與其周遭
環境。
另一個因素無疑地已經影響北京的決定，就是PRC在戰略上與美國對立以及對日本的
顧慮。的確，中美對立與中日對立這兩者重疊在台灣海峽雙方的對立局勢上面，使得台灣
議題是個完全國際化的問題。台灣議題不只是一個二元對立的衝突。長期以來，台灣就位
在中國人對於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所建構出來的中國『想像的地理』裡面。
在第三章與第四章所呈現的歷史證據，讓吾人清楚知道北京反對台灣自主的決心，並
不是PRC的獨特特徵。自從十七世紀以後，中國大陸領土上的統治者們就已經將台灣視為
一塊邊陲領土，中國只有在外來勢力或敵對勢力對它產生密集的威脅的時候，才會試圖統
治這塊邊陲領土，因為他們靠近並且觸及到中國的海岸。將台灣作為保障中國國家安全工
具的這麼一個概念，以及將這座島嶼視為是中國核心地帶的一塊邊陲的觀點，這兩者是並
存的。或許這座島嶼對祖國很重要，但不能完全接受它是祖國核心地帶的一部分。
或許，在過去四百年來某些特定時刻，中國的統治者看待統治西太平洋的觀點類似於
美國門羅總統（James Moore）看待拉丁美洲與迦勒比海的觀點。他們可能認定如果中國
不能控制這個空間的話，它的控制權就會被其他國家拿走—而且這些國家幾乎確定不會與
中國共享利益。PRC看待台灣的觀點似乎一貫地符合地緣戰略上反覆出現的衝力。或許，
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PRC視台灣值得一戰。
至於『為什麼是現在？』的問題，值得思考的是，當行為者感受到國際體系的結構正
在地底下進行重大的變化時，或是互相對立的眾多強權試圖重新修正它們的相對實力的關
鍵時刻，吾人會注意到利益的集中化，以及地理的政治化。如同第二章所提到的，將會提
高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或許並非巧合，PRC的戰略家所關注的地緣政治焦點出現在冷戰結束以後的那幾年內
，在這段時期裡面，美國人正在辯論是應該遏止中國或與它交往的利益，並且同時，中國
正在毀謗美國的單極地位與霸權身份。當日本重新思考它在亞洲的戰略地位的時候，又很
巧合地與這些發展碰撞在一起。這個過程部分助燃了PRC發展更強大軍事戰力的決策，並
將它的影響力擴大到日本的核心利益的範圍內。在這個關鍵時刻，日本也正在重新思考限
制其動用武力追求外交政策目的的憲法拘束力，日本的憂國志士們此時正在加緊審議，國
家的福祉在未來是否仍和過去一樣。
這邊所強調的是，海峽兩岸關係的惡化正巧發生在國際體系進行一連串本質性因素重
新調整的同一時刻，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崩潰，與這個重大變化有關的第一個災難性
衝擊是1989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以及PRC在遭到國際間一致抵制它對這場和平示威的暴力
鎮壓以後所進行的重新調整自身定位。
在1990年代中期，PRC不只試圖重建鄰國對它的信心，並且修補自1989年以後它與其
他強權之間正在倒退的關係，而且還努力證明它絕對不會進入政治改革領域的強硬立場。
同時，在1990年代，PRC體驗到非凡的經濟成長，助長它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有能力掌握
住未來可能實現『中國崛起』的可能。所以，一方面，北京面臨國際體系轉型所產生的不
安全感，使得它以灰暗的角度看待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以重新獲得的自信提振精神—繼
續維持成長與穩定—PRC將能夠迎接一個耀眼的未來。
脫離這兩個共識之外的任何PRC的大戰略以外都是虛假的。從繁榮、影響力、國家安
全與國家地位作為衡量措施的話，未來的權力基礎必須奠基在能夠持續發展下去的經濟成
長與政治穩定。從二十一世紀一開始，PRC政策主旨就瞄準在維持這樣的局勢，逐漸地從
現在的局勢前往它所希望得到的結果。
為了得到這樣的目的，PRC瞭解到它必須發展軍事戰力以保障它在這一個時代的國家
安全與商業利益，甚至瞭解到它自己必須先進行重大改革才能夠獲得最先進的軍事武力。
它也必須動用它新近取得的軍事武力，藉以保證它能夠保護資源的運輸—特別是石油與天
然氣—以及持續發展下去的經濟成長所必須的各種商業用品。它開始從開發海洋資源並且
開採能源與礦物的角度來思考它的目的。所有這些都增強它的立場，即PRC必須擴大它的
軍事戰力，能夠讓它以一個海洋性強權的身份發展國力，而不只是一個大陸性的強權而已
。這裡的問題仍然是PRC必須將多少程度的海軍武力投射到太平洋，無疑地必須從投射海
軍武力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
如同第二章所述，武力投射的本質就是地緣政治。當PRC試圖擴大它的海上疆域，就
已經影響它與美國、日本、印度和其他鄰國之間的關係。從第七章所呈現的明確證據來看
，某些PRC分析家清楚瞭解他們所定義的海洋目的，在於『突破』包含日本在內的美國武
力輪流對中國實施的包圍行動。
美國很有可能進行包圍行動，部分來說，是因為華盛頓指揮的是一支佔盡優勢的軍事
武力。然而，藉由獲得並且指揮西太平洋的基地與其他設施，美國也是唯一一個能夠將它
的軍事武力投射到跨越太平洋到達傷害中國沿海的國家。所以從PRC分析家的角度來看，
美國的包圍行動的其他層面，就是島鍊以及其他與美國共享安全關係的國家，台灣也是其
中一個。
因此，北京與台北之間的關係惡化、在國際體系轉型時期產生的美國『單邊主義』、
在PRC大戰略願景中逐漸成形地將武力投射到太平洋、以及部分把台灣牽扯進去的中美地
下競爭，所有這一切都讓PRC感覺到它的國家安全與未來福祉深深沈浸在地緣政治的背景
架構當中。
很自然地，當吾人為台灣的價值提供地緣戰略角度的證據，吾人必須謹慎地注意到，
因為無法分辨下級軍官從官方政策聲明中製作的社論所產生的分析陷阱，吾人必須使用良
好的判斷能力，分辨小報新聞與可信的新聞媒體之間的差異。然而，強調台灣在中國的未
來扮演關鍵角色的立場，滲透到具有影響力的軍官和無關緊要的軍官們發表言論的措辭領
域裡面，以及學者與分析家在頂級地位與不具聲譽地位的機構所發表的出版品裡面。無論
這一類主張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的文章是由將領們或學生們所寫出來，它們在本質上是一
樣的。包括圖像、問題與推理都令人驚訝地一致，使用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進行定位，就
某種意義上來說產生了地緣戰略理由的感覺，就算不是PRC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它也符合
潛藏在主流媒體論述模式裡面的一股強大暗流－動用武力達成統一是合法的。
困難之處是該如何分辨這些觀點—經由它們出現的方式廣泛地流傳—是否連接起這些
重大層面的決策過程。如果它們與決策過程連在一起的話，它們是否能夠引導政策，或只
是單純地為政策背書而已？關於台灣位在PRC國家安全與民族復興的核心地位的聲明，是
否只是『攻勢現實主義者』極端過敏的狂言妄語，他們藉由堅持動武與擴張政策，回應內
心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或者他們是以理性的觀點將台灣議題刻畫在中國的大戰略裡面
—當作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個觀點源自於這些軍事機構必須證明它們作為武裝部
隊的分支機構的身份是有價值的，並且也能夠增加它們的預算，或者只是它們在謹慎思考
戰略評估時附帶產生的副產品而已？當這些人用這種論調寫作，其中大多數強調台灣在
PRC發展海軍武力的重要性，以及台灣的位置作為進入太平洋的關鍵『門戶』的重要性時
，不過只是紙上談兵而已，只是反映出他們是不熟悉航海的人們如何操作海軍和如何建立
海上武力的觀點，又或者他們尊重專家們的看法？
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證明這些概念如何傳達到政策制訂過程裡面，以及決策者個人的意
圖究竟重要到什麼程度。當一個社會足夠開放時，就能夠預期到這個傳達過程有它自己的
可得性（accessibility）和負責性（accountability）。PRC擁有的保密（secrecy）、
掩飾（dissembling）和經過計算的模糊化處理（calculated obfuscation）等性質，讓
吾人難以精確地知道一個概念如何演變成為政策、誰是這個過程的作者（arthor）、誰是
編輯者（editor）、誰是審查者（censor）、以及誰是負責進行這個過程的發送者（
transmitter）。
反常地，PRC威權主義鼓勵改革所產生的多元主義，可能甚至更難以在閱讀北京的外
交菁英們所書寫的信仰與意圖中，得到令吾人信服的答案。國家以同一種語調說話的一致
性—就算不是如此微不足道—讓吾人無從聽到並且詮釋這一種語調。這股聲音裡面可能沒
有比吾人所預期還更明顯的標誌，而且也更加地不穩定。
PRC已經演變成只能容許一個聲音存在，或許更多的含意包含在『言外之意』裡面。
比起過去，現在擁有更多的『噪音』。然而，在公共論壇中看待特定議題，或是在公開場
合處理特殊事務上，領導階層與它的機構仍舊繼續只容許有限的思考。所以，因為中央的
控制仍是可能存在的，在過度詮釋已經出版的著作，以及從中央機關發佈的信號線索裡面
的言論時，吾人仍可能冒著過度詮釋的風險。當明顯有信譽的新聞媒體以及具權威消息來
源的這兩方面的資訊如果出現明顯的衝突之時，吾人不需要訝異當中的不協調意味著欺騙
，或者只是單純地表現出對異議的更大寬容。
在PRC的國家安全與戰略願景裡面，對於台灣的核心論調之間的衝突，很有可能反映
出內部的辯論尚未解決。對某些人來說，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在國家統一的層面中壓倒過
其他重要價值。自從1990年代以後，高壓性政策和軍事化行動的評估，確實一致地符合某
些人的世界觀與目的，他們進一步把統一的概念當作是戰略的急迫性。所以，如果吾人從
國家安全與民族復興的這兩個角度掌握住看待台灣的戰略重要性的話，看到PRC與美國互
相爭奪這座島嶼的控制權時，吾人就會傾向於建立政策並支持統一的急迫性，並且必須準
備軍事上的不時之需。
從台灣議題的地緣戰略角度來看海權的擴張並不是完全一致，儘管如此，前者已經引
發了後者。或許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決策者必須設想發展海軍武力足以應付美國
干涉台灣海峽所產生的『不時之需（contingency）』。當吾人回頭看望過去的歷史，看
到中國與其他強權為了統治台灣而引發摩擦，吾人會看到這座島嶼的戰略焦點，也會看到
符合這個目的所採取的行動，藉以保障這座島嶼不會落入其他強權手中。儘管如此，吾人
無法確定戰略關注焦點事實上是否已經超越其他理由。
例如，吾人知道施琅指出康熙皇帝看到納入台灣使帝國獲得地緣戰略利益，但是吾人
不知道皇帝是否心中搖擺不定，是否該接受施琅的理由或決策圈內其他人的意見，作為批
准將該島納入他的統治領域的決定。同樣地，吾人可以相當確定PRC的大部分領導階層，
也同樣瞭解從地緣戰略的立場看待台灣的核心位置以及它的地緣戰略價值，並運用它的地
緣戰略價值作為達成突破美國島鍊的目的。儘管如此，吾人不知道究竟是這個立場或其他
立場的邏輯，推動他們對台灣進行高壓的外交措施與逐漸軍事化的立場。吾人不知道是否
是民族主義作為PRC宣示性政策裡面的核心主旨去推動他們，或是因為美國與日本讓他們
自己產生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感，推動他們將追求主權與領土完整作為更偉大的戰略目標
的手段。
無論如何，即使吾人認定並未從地緣戰略的理由引導出中國對台灣政策的制訂過程；
或是決策者個人在決策過程中並未『依仗（count）』這類觀點；或是具有影響力的決策
者個人，在政治架構的運作中以他們『個人的』角度抱持較不具對抗性質的態度處理兩岸
關係與中美關係，吾人都必須特別注意地緣政治理由的含意。如果伴隨著地緣政治評估的
侵略主義已經不是北京對台灣政策的最主要動機的話，台灣海峽軍事化、培育海權，並非
意味著它在未來會繼續進行更穩健的政策途徑。尼許（Ian Nish）在思考日本在1920年代
晚期的行動時寫道：
新勢力已經在日本陸軍內運作...陸軍軍官已經變得更自滿於他們自己看待中國的角
度才是正確的，並且懷疑政黨裡的政客們的角度。陸軍的觀點是多方面的，而且絕對不是
『政策』。但是此時陸軍的提議已經得到更多人民支持，而且當今的政府，無論是否出於
自願，都很有可能受到誘惑而靠往他們那一邊。
相對於已成定局的可能性－即PRC即將走向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軍事擴張主義的道路，
這將會引起注意。另外，獲得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不只是在解放軍內部獲得支持。這
個角度在PRC已經備受關注。
吾人不能負起責任並且精確地計算出北京的台灣政策的地緣戰略理由擁有多麼重大的
影響力，它很明顯不會對於思考台灣議題的PRC民族主義者與戰略家造成困擾。如果它是
引起PRC行動的唯一一個動機的話，或甚至是思考領土不完整的主要理由的話，那麼PRC會
以同樣的價值觀思考並宣稱中國擁有所有這些爭議性領土，並且付出同樣的努力，起身而
行去收復所有爭議性領土才對。很明顯並不是這樣。台灣位在兩個戰略疆域的介面中間—
PRC統治的大陸疆域與美國統治的海洋疆域—意味著為了得到這座島嶼並對它施加影響力
，在一定程度上關係到北京努力調整海洋上的戰略平衡。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75.180.100.10
※ moredrink:轉錄至看板 DummyHistory 01/02 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