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問題] 戰後德日受到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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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vanchist (revanchist) 看板: historia
標題: Re: [問題] 戰後德日受到的對待
時間: Wed Jul  1 14:38:53 2015

日本全民支持對外侵略

Axxxx:這是你無法證明的自我幻想架空事實

我找了網上三文, 說明”日本全民支持對外侵略”不是 "無法證明的自我幻想架空事實”,

   誰免除了日本國民的侵華戰爭責任      ——"戰後中日關係”系列(2)
   日本侵華戰爭的國民責任探析  付啟元
   日本侵華時為何“舉國一致” 作者：史桂芳


我只上網搜尋, 不去抄書照打,  因為抄書照打對某些人這麼做不值得.

三文頗長, 請耐心閱讀. 因為是網上搜索所得, 所以讀後有問題可在網上獲取更多資訊.





誰免除了日本國民的侵華戰爭責任   ——"戰後中日關係”系列(2)

中國媒體每論及抗戰，有兩個錯誤最常犯。
一是搞不清楚真正的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詳細]；
二是論及侵華責任時，往往以詭異的兩分法將日本政府和日本民眾割裂開來。
說什麼“過去的侵華戰爭只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所為，
日本人民是好的，也是受害者。”[詳細]
9月3日，是中國的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詳細]。
謹以此專題，紀念偉大的中國抗戰勝利67周年。

日本國民與侵華戰爭責任

將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區分開來，
將侵華戰爭的罪責全部推給所謂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
而將日本國民置於一種“受害者”的地位，完全違背了歷史的真貌。
為政治目的而扭曲歷史，短期可能獲益，但長遠而言，必然變成沉重而難卸的包袱。

將“日本人民”從侵華責任當中剝離出來，是斯大林的主意
就目前所見資料，最早提出在戰爭責任問題上，
將日本國民同日本政府區分開來的，是斯大林。
1949年7月，中共建政前夕，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
在談到對日政策時，斯大林認為：
“現在美國正在爭取日本，如果它達到目的，今後中國的困難將更大；
但如果你們能把日本爭取到你們這方面來，則資本主義從此將在遠東壽終正寢。
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你們爭取日本的障礙。
可是日本還有一批上層反動分子沒有被打下去，
今後你們的任務就是要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
（轉引自《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形成與演變(40年代後期—50年代中期)，
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

斯大林的建議得到了中國官方輿論的鼎力宣傳
遵照斯大林的建議，1949年後的中國政府，
長期致力於“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
斯大林的意見——“日本人民是好的，
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你們爭取日本的障礙”
——也得到了中國官方輿論的鼎力宣傳。
如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看法文章《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稱：
“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但是日本人民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
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朋友，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
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為反帝國主義而鬥爭的全世界的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
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中國人民所極為關懷的。”

因為堅持斯大林的這一“兩分法”，
即便日本來訪者主動“代表日本人民”對侵華表示歉意，
中國領導人也不會忘記將“日本人民”放置回“受害者”的既定角色。
如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會見大山鬱夫，
大山表示“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國人民表示歉意”；
周恩來則回答說：“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罪行，
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
同時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

再如1971年3月13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關西學生友好訪華參觀團時發表談話說：
“日本在亞洲成了強國，軍國主義的野心大起來了。……軍閥可以決定一切，
強加給天皇，所以天皇實際上也是個傀儡。
從1894年起一直到1945年共51年，（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是很大的教育。
所以，你們日本的資產階級南鄉三郎和毛主席見面時說，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日本人民應向中國人民道歉。
毛澤東同志說，不要道歉，
我們還要謝謝日本軍國主義。如果僅僅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不能教育中國人民。”

毛澤東1961年說：“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關係和同日本政府的關係”
60年代到70年代，在許多外交場合，
周恩來、廖承志等人在談及“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受害者”這個論斷時，
無一不提到是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導”。

那麼，毛澤東本人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呢？
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
毛澤東1960年6月21日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是如此評價日本侵略這一歷史問題的：
“中國地方大，打了10年內戰。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
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
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
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但是日本現在沒有負擔了，因為日本沒有殖民地，
相反地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在同來訪的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時如此說道：
“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關係和同日本政府的關係，兩者是有區別的。”
1965年11月25日，
在同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各代表團團長和其他日本朋友的談話中，
毛澤東又說：“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於反對帝國主義分子，
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
這個觀點在我們中國長期搞不清楚，是鬧了幾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
——雖然談的是“美帝國主義和美國人民”，但話卻是說給日本來訪者聽的。

周恩來對田中角榮說：中國人民“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
1972年，中蘇已經交惡，斯大林時代所賦予中國領導亞洲革命、
“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的政治任務已經不存在了，
但此時的中國外交政策已轉變成聯美抗蘇，
與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也就成了當務之急，
所以，“日本極少數帝國主義分子”和“日本人民”之間的“兩分法”，
繼續被延續繼承了下來。

1972年9月17日，廖承志在與日本自民党訪華代表團會談時如此說道：
“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侵華戰爭，使千百萬中國人民蒙受災難，
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同樣，廣大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中國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
從來把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嚴格區別開來。”。

25日，周恩來在歡迎田中角榮總理大臣宴會上的祝酒詞裏，
也如此說道：“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
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中國人民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

但中方的這種“兩分法”並未獲得日方的“共鳴”，
田中角榮的祝酒詞裏，將殘酷的侵華戰爭用“麻煩”二字一語帶過：
“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中日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
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如此輕描淡寫，以至於中方不得不提出抗議，
最後在恢復邦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才有了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
表示深刻的反省”——雖然用“損害”代替了“麻煩”，
但聲明仍然不承認侵華戰爭是“侵略戰爭”。

而在次年2月2日的日本眾議院，
議員不破哲三提問首相是否認為中日戰爭是侵略戰爭時，
田中的回答則是：“你要問我那次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
我的答復是，我無法回答這一問題，這還是留待將來的歷史評說吧。”

反觀日本，其戰後第一反應，是用“全民懺悔”來洗刷天皇的戰爭責任
與中共建政伊始即致力於區分“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相反，

日本1945年戰敗後，新成立的東久邇內閣在處理戰後事務時的第一反應，是用“一億總懺悔”來洗刷天皇的戰爭責任。
所謂“一億總懺悔”，即東久邇在1945年8月28日會見記者時所言：
“事已至此（戰敗），當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
另外，國民道義的頹廢也是原因之一，此時此刻我認為，
軍、官、民等國民全體都必須徹底反省和懺悔，我相信，
全體國民的總懺悔是我國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國內團結的第一步。”

9月5日, 東久邇又在第88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
強調戰爭的結束是由於天皇的“禦仁慈”和“大禦心”,，
強調昭和天皇是“和平主義者”，稱戰爭的責任不在天皇，而在全體日本國民：
“今天我們回顧過去，不是責備誰，追究誰的問題，
無論前線後方，無論軍、官、民，所有的國民都必須冷靜地反省，
今天, 我們只有進行總懺悔，在神的面前洗淨一切邪心，
才能把過去當作將來之鑒。”
（值得注意的是：東久邇內閣還刻意使用“戰敗責任”來混淆“戰爭責任”）

因為美國的干預，東久邇內閣維持不足兩月即被迫解散。
但新成立的幣原喜重郎內閣延續了前任內閣洗刷天皇戰爭責任的既定方針。
11月5日，幣原內閣做出《關於戰爭責任的決議》，
決議稱：“大東亞戰爭是鑒於帝國周邊的情勢，而不得已發生的”，
“天皇陛下堅決主張對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協”，
“關於開戰的決定，作戰計劃的實施，天皇陛下遵從憲法運用中確立的慣例，
不能駁回大本營或政府決定的事項。”

《大東??爭終結?詔書》手稿（點擊圖片可看全圖）。

通觀裕仁《終戰詔書》，
815個字中根本沒有“投降”二字，也沒有承認日本“戰敗”。

對於其侵略戰爭，詔書也百般狡辯，說什麼戰爭是為了日本“自存”和東亞“安寧”，
日本仍舊以反抗歐洲白人統治，“解放東亞”的救世主自居。
並且，裕仁在詔書中所說的戰爭是指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間的戰爭，
而對侵略中國的行徑根本不置一詞。
對各國抗擊日軍的行為甚至用了“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的字眼。

但美國另有想法，通過控制日本媒體，
向日本民眾灌輸了與中國相似的戰爭責任“兩分法”
但和東久邇內閣不同，幣原內閣不再提什麼“一億總懺悔”。
這個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干預的結果。
美國戰後駐軍日本，一方面要壓制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的聲音，
如幣原內閣堅持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
即被美國認為有“美化聖戰”的意味而被禁用；
但另一方面，美國要維持其在日本的佔領，
勢必要採取措施安撫日本國民，若依照東久邇內閣“一億總懺悔”的路數，
則全體日本國民被認定為負有“戰敗責任”，
會嚴重威脅美國對日佔領的穩定。

故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部從從1945 年末開始，
利用NHK廣播連續播放《真相是這樣的》長篇系列報導，
同時通過各新聞媒體連載《太平洋戰爭史——不真實的軍國日本的崩潰》 ，
把適合美國現實政治需要的“太平洋戰爭史觀”強制灌輸給全體日本民眾。

美國在日本強制灌輸的“太平洋戰爭史觀”的主要觀點有五：
一，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始於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
經七七事變到最後發動太平洋戰爭，對外的侵略戰爭是連續性的。
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在中國。
三，美國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最大貢獻。
四，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者，
而天皇、宮中派(天皇身邊的重臣) 、財界、輿論界等屬於穩健派，
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
五，強調日本軍國主義者隱瞞了事實，欺瞞了民眾，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如此，美國雖然不像蘇聯那樣講究什麼“階級史觀”，
但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卻對歷史——日本侵華的戰爭責任——作出了相同的扭曲。

美國的扭曲宣傳，直接導致日本國民對戰爭責任缺乏反省；
中國的兩分法則強化了這種扭曲

這種宣傳，直接導致兩個嚴重後果：
1、誇大美國對日作戰的戰績，為日本以後輕視亞洲被侵略國埋下伏筆；
2、極端淡化了日本民眾的戰爭責任意識，
絕大部分日本民眾“自覺”地認同了自己就是美國宣傳下的“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而逃避了對戰爭責任的反省——據愛知縣知事45年9月8日的一份報告，
當地老百姓對“一億總懺悔”非常反感，
稱：“我們為了打贏戰爭，忍受了所有的無奈，
今天才明白知曉國力真相的領導者們的欺瞞政策”；
“為什麼不信任忠良的國民，公佈事實的真相，甚是遺憾”，
“直到最後，指導者還欺瞞國民，實在該死”，
“歷來的指導當局在國民總懺悔前，必須負起自己的責任”。

美國對日本侵華的戰爭責任的扭曲宣傳，顯然迎合了日本民眾的這種“反感”。
（資料轉引自王希亮，《評“一億總懺悔”與“天皇退位論”》，
載《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1期）

日本最大的非商業性廣播電視網絡NHK下屬的廣播文化研究所，
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戰爭》為題進行過一次輿論調查，
調查的第1題是：“說到戰爭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場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前南斯拉夫民族糾紛”
等選項中，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者占73%。

第2題“戰爭的印象”，有70%左右的被調查者選擇“悲慘”和“原子彈爆炸”。
關於日本一般國民有沒有戰爭責任問題，
有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時的國民是政府、軍部發動戰爭的受害者，
他們沒有責任”，勉強認為“從結果上看當時的國民與政府、軍部合作，
從這個意義而言是加害者，有責任”者不到30%。

出現這樣一個結果，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美國當年佔領日本期間的扭曲宣傳；
而中國自49年以來基於“階級分析”的“兩分法”，
顯然也有力地強化了日本民眾對自身無戰爭責任的認知。

就史實而言，將戰爭責任推給“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戰爭狂人”，實在很幼稚

但日本國民真的沒有戰爭責任嗎？
或者說其戰爭責任很小，已經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並反省的程度了嗎？顯然並非如此。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日本問題專家趙剛曾如此批評上述荒謬的“兩分法”：
“多年來，對日本國民性的認識，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
總以為歷史上日本對外發動戰爭，
僅僅是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戰爭狂人所釀造的悲劇，
與廣大日本人民毫無干係。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
但是，如果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稍作分析，便不難看出這種看法的片面與幼稚。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加騰清上侵略朝鮮，
妄圖遷都北京爆發的戰爭；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佔朝鮮，
偷襲中國海陸軍發動的甲午戰爭；
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中國境內挑起的日俄戰爭；
以及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
這些歷史上非正義的侵略戰爭，
有哪一場沒有得到過日本國民狂熱支持和擁護？
若沒有多數日本國民亢奮高漲的積極響應，這些戰爭能如此大規模地開展嗎？“

據歷史資料表明：二戰期間日本各黨派對戰爭議案表決時，
甚至連日本共產黨也投過贊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時，
美軍向日本本土發起最後的攻擊，在沖繩戰役中，
日本方面傷亡24萬餘人。其中正規的軍人僅6萬餘人，
將近18萬人則是普通的老百姓。
這些老百姓為了效忠天皇，進行‘大東亞聖戰’，寧願自殺身亡，
也堅決不投降。戰後，日本政府追查戰爭責任，
當時的首相東久邇曾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
日本共產黨也提出‘一億人民一億戰犯’，主張日本全體國民共同懺悔。
但是，這種提法並沒有得到多數日本人的認同。
當西方記者對市民採訪問及日本為什麼被打敗時，
多數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還沒有準備好’。

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輿論在進行民意調查時仍發現，
認識到過去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者不足50%，
而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生存不得已進行者占了50%；
同意這場戰爭是‘反抗歐美壓迫，解放亞洲諸國’者竟然占了45%，
而對此持不同意見者僅有25%。”

觀察民意何在的一個視角：
日本市場化媒體為爭取讀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戰爭的程度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明白一些，不妨以報界為例說明。
曾任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供述詞中，
曾有這樣一段陳述：
“1931年9月18日的滿洲事變，對幣原外相及所屬外務省官員來說擾如晴天霹靂，
受到猛烈衝擊，一時竟不知所措。按照對待突發事件的慣例，
政府決定了不擴大並迅速地實現現地解決事件的方針，並隨即將此會布於眾。
我主管的情報部奉外相之命，全力開展了支持和平解決事件的輿論動員。
但連過去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同情外務省的報紙，
此次亦與倫敦裁軍會議時迥然不同，未與我們保持步調一致。
倫敦裁軍會議時，在報紙的支持下，
政府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仍得以在條約上簽字，
這種氣氛的變化幾乎發生於一瞬之間。由於報紙及輿論站到了強力政策的一邊，
所以外務大臣及其部下深感運用外務傳統極為困難。”

——政府希望和平解決“滿洲事變”，因而展開輿論動員，
報界卻完全倒向民意，不與政府合作；
民意如此，怎能說國民沒有戰爭責任？

再如：《朝日新聞》在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始終主張裁軍。
但事變發生不久，即主動放棄了裁軍立場，轉而擁護軍部。
10月19日大阪憲兵隊向軍部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可以證實此種轉變完全出乎自主和自願：
“大阪朝日新聞社此前於社論及其他報道中，
從國家財政經濟立場出發，常強調裁軍論。
特別是編樣局長高原操、論說委員兼調查部長藤田進一郎、
經濟部長和田信夫等，此色彩最為濃厚，備受注目。
而日支衝突事件(即九一八事變)局面展開、國家面臨重要時刻之際，
暫時擱置裁軍主張。為決定對時局之方針，自十月十二日午後一時至夜八時，
召開該社主要領導大會……經各部長集體協議，作為大阪朝日新聞社今後之方針，
雖如從來強調裁軍，但當國家處於重要時刻，作為日本國民，
支持軍部、統一國論乃為理所當然。故決定抑制對軍部及軍事行動的發難批評，而應積極支
持之。”

該社記者森恭三則如此解釋報社的立場轉變：“滿洲事變爆發時，
大阪朝日新聞社內的空氣是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但不知不覺就減弱了，
我們下邊的人不知報社方針是否改變了，報紙已開始對潮流妥協。”
（《我的朝日新聞社史》）

——要讓這樣一份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報紙改變自己的立場，
所謂的“潮流”，即民意基礎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實上，九‧一八事件爆發時，
日本報業早已完全實現了市場化，如何抓住更多的讀者，
是報紙賴以生存最關鍵的前提。
報界在九‧一八事件後迅速轉向，變成軍部的支持者，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各階層的戰爭狂熱空前高漲，
在“懲膺支那”的呼聲中，報界集體使盡渾身解數，爭取讀者，擴大銷售量。

因為迎合了當時讀者的心理。許多報紙銷量猛增，
僅從事變爆發到次年的2月29日，
《東京朝日》發行增加20萬份，《大阪朝日》則增加27萬份。
當然，稍後一些時候，日本政府完成了對報界的嚴密控制，
但九一八事變前後報紙的這種變化，
已足以說明當時日本民意何在了。

至於那種說民眾支持戰爭是受了某些勢力的矇騙的辯解，
不妨聽一聽日本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反思：
“許多人都說在戰爭中受了騙，可是，
在我接觸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騙過人……無計劃、瘋狂的戰爭的必然結果，
是使國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
儘管如此，諸位不還是相信只有自己沒有騙人嗎?……被欺騙也是一種罪，
從古至今這也不是值得吹噓之事。……而那些若無其事口口聲聲稱
‘我被騙了’的國民，恐怕今後也會再次上當受騙。
不，現在他們就肯定已經開始被其它的謊言騙得團團轉了。”（《戰爭負責人的問題》）

（編輯注：專題凡未特別注明出處的史料，
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

結語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裏，做這樣一個專題
除了澄清歷史真相之外，還希望它能夠是一面鏡子。
因為類似的全民瘋狂的悲劇事件，並不僅僅只發生在日本。
階級分析式的“兩分法”、“欺騙論”，是無法徹底反思日本侵華戰爭的，
自然也無法徹底反思其他類似悲劇事件。






日本侵華戰爭的國民責任探析    付啟元

歷史認識問題是當前中日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障礙。

長期以來，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被歸咎于少數日本統治者，
一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責任被回避或漠視。

在對日外交上我們抱著“過去的侵華戰爭只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所為，
日本人民是好的，也是受害者”之類的指導思想。

嚴格來說，
這種將大多數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分開對待的“戰爭責任區分論”
是為了爭取日本民心的政治策略，並非歷史原貌。

事實上，在日本侵華戰爭罪責問題上，當時的日本國民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區分論”只強調日本民眾“受害者”的一面，而忽視了其“加害者”的一面。
區分論的思維方式不利於我們全面認識日本軍國主義與右翼政治的民眾心理基礎。

二戰時期，日本除了日本共產黨和少數左翼人士開展了反戰運動外，
社會各界都投入擁護支持戰爭的浪潮之中，掀起了“舉國戰爭狂熱”。

教育界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日本政府為了實施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在國內大力推行軍國主義教育，
特別注重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從1890年開始，
日本教育界把《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總綱領，
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的最高宗旨，使小學生長大之後絕對服從天皇，
無怨無悔地供其驅使。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日本加緊對華發動侵略戰爭，
國內也由准戰時體制進入戰時體制，
教科書則變本加厲地向兒童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20世紀40年代修訂本的教科書則極力鼓吹聖戰，宣揚天皇制，
稱“日本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國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國”，
要求學生們為此而感到驕傲，叫囂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是精英，是亞洲各民族的領導，
肩負著把亞洲其他民族從歐美殖民主義統治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重建世界道義的神聖職責”。

這年的教科書中特別增加了題為《無形的進城》的課文，
以一個陣亡者的母親的口吻寫道：“我親愛的孩子，仰光已經攻陷
了，你也一起進城吧，儘管你已經粉身碎骨，也不會再發出聲音了。
敵機被打得火焰打冒，機翼在空中肢解，你微笑著打開機艙蓋，與僚機告別，
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鮮血染紅了萬里長空。
可愛的孩子，你將成為天皇的禦盾而永生。”

可見，當時軍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實際是鼓吹“愛國就到別國去，
進行掠奪，屠殺別國人”。[1]

新聞界煽動舉國戰爭狂熱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大眾傳媒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

戰爭期間，日本的大小報刊，加上電影、展覽等傳媒的合力，
將日本引向戰爭狂熱的浪潮中。
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報紙不但喪失了作為新聞輿論的監督職能，
反而主動委身於軍部之下，欺瞞國民，煽動戰爭狂熱，
淪落為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宣傳機器。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
《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等大報社，
向侵華日軍各部隊派出大量的隨軍記者，報道事變的進程，
使片面和錯誤的信息大量氾濫，努力將事變描繪成完全正當合理的行動。
《東京朝日新聞》對“九.一八事變”作了如下報道：
“暴戾之支那兵炸毀位於北大營西北之滿鐵線，並攻擊我守備隊，
故我守備隊被迫應戰，以大炮轟擊北大營之支那兵，並佔領北大營。”[2]

其他各報的報道大同小異，如《每日新聞》從“滿蒙特殊權益論”出發，
認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日軍的行動是合法的“正當防衛”。[3]

日本的隨軍記者在進行戰地報道中，固然受到日本軍方新聞管制的束縛，
但是其中大多數捲進戰爭狂熱的漩渦，是不爭的事實。

抓住個別事件大炒特炒，是日本新聞界進行戰爭宣傳的重要手段。

1931年冬天，日軍侵佔了中國東北地區。
此時，侵華日軍中的步兵第三十七聯隊的井上清一中尉正在大阪家中休蜜月假，
將侵佔中國東北的戰場拋到了腦後。
可歸期已到，最後兩天產生了厭戰思想。
21歲的新娘井上千代子在井上清一將歸隊中國戰場的前夜，
用小刀切開了自己的喉管自殺。

井上千代子臨死前留下一封題為“軍人妻子之鑒”的遺書，
大意是說她以死言志，為了大日本帝國聖戰的勝利，
為了激勵丈夫英勇作戰，為了不拖累丈夫以絕其後顧之憂，只有一死盡責。

井上千代子自殺事件發生後，日本傳媒大肆渲染，一夜之間，
千代子成為“發揚日本女德的光輝典範”，成為“昭和之烈女”。

媒體稱井上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將士的士氣大受鼓舞”，
“所有皇國軍人為之感動”。

日本兩家電影公司以驚人的速度競相將其事蹟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
並將影片空運到侵華戰爭的前線在軍人中間放映。

在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中，
三個日軍士兵抱著炸彈撲向鐵絲網，用身體炸開了鐵絲網，打開了突破口。

消息傳到日本，日本報刊馬上將其吹捧為“肉彈三勇士”。
四家電影公司爭先恐後地拍攝了有關的故事電影，
一星期之後就開始在日本全國上映。
短短時間內，日本電影公司竟攝製了100多部“肉彈三勇士”的電影，
煽動了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日本新聞界的宣傳鼓動更是變本加厲。
當1937年日本攻佔中國首都南京，進行血腥屠城之際，
日本新聞界的“捷報”、“號外”、“快訊”以及占地照片更是鋪天蓋地而來，
鼓動了上百萬東京男女為慶祝“聖戰”勝利舉行盛大的提燈遊行。
在進攻南京途中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兩個劊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居然被《東京日日新聞》吹捧為“英雄”，成為成千上萬日本少女心中的偶像。
日本傳媒把國民的戰爭狂熱推向無以復加的地步。


宗教界淪為軍國主義的御用工具

宗教界也捲入日本的戰爭體制中，神道教、
佛教等在戰時被作為軍國主義教育的御用工具。
神道教在明治政府成立後，即被定為國教，淩駕於其他宗教之上，
長期對民眾進行“敬神愛國、崇祖忠皇”教育，
宣揚“國家神道”、“聖戰”等。

戰爭期間，日本佛教中的淨土真宗派積極宣傳“敬神愛國”、“皇上奉戴”，
為侵略的正當化尋找“聖戰教義”和“聖戰信仰”。

該派還鼓吹日本國民為天皇盡忠，這樣死後能變為“天神”，
保佑子孫後代，
甚至號召婦女要有效忠天皇的“大禦心”，
做“靖國之母”、“靖國之妻”、“靖國之女”，
這樣才能洗盡女性與生俱來的“不淨”。

此外，淨土宗積極開展海外殖民地布教，充當侵略戰爭的現行犯。
到1944年為止，真宗大穀派布教所僅在東北就有80所。
真宗大谷派宣稱天皇的《軍人敕語》體現了真宗佛教的精髓，
鼓吹“利劍就是彌陀名號”，要為“皇威”而“沒我報國”，
替日本對外侵略張目。

在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期間，
本願寺派的二十三世法主大穀光照竟以將校軍人身份親臨南京慰問侵略軍，
無視血腥屠殺的罪行，盛讚“皇軍的武勳”。[4]

婦女界間接參與、支持戰爭

日本婦女是戰爭的犧牲者、受害者，但也是侵華戰爭的間接參與者和支持者。
日本婦女在舉國狂熱支持侵華戰爭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幾乎每一個家庭都被動員起來，加入了戰爭體制，家庭成為“第二個國民養成所”。

男人在前線，女人在“槍後”，使得家庭的“家”變成了國家的“家”，
以往家庭內和外的性別角色分工，一下子擴大成為以“國家”為界限的男女性別分工。

日本婦女在戰爭期間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成立支持侵略戰爭的婦女團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戰爭期間，
日本婦女不是作為個人，而是通過形形色色的婦女團體捲入瘋狂的戰時體制的。
戰爭期間影響較大的婦女團體有愛國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婦人會、
大日本國防婦人會[5]。
這些團體不同于戰前婦女自發成立的具有民主性質的婦女社團，
而是服務於戰爭體制的，擁護、支持戰爭的軍國主義婦女團體。
這些婦女團體具有大眾化的特徵，不但人數眾多，
並且囊括了幾乎全日本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地位、不同地域的婦女。
如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在1937年末會員人數達到685萬人[6]，
成員不僅有主婦、女工、女店員等各個領域的勞動婦女，
甚至連藝人和妓女也加入到了這一組織中。
愛國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於1942年合併成大日本婦人會，
會員人數達到了1900萬，1945年解散時，會員人數接近2000萬。[7]
該婦女團體幾乎網羅了全日本的成年女性。

像日本這樣把舉國婦女納入一個婦女團體，
並使之支持政府的例子在世界歷史上實屬罕見。

二是激勵士兵的作戰意志。

日本婦女採用各種形式激勵鼓舞士兵的戰鬥意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收集縫製的“千人針”贈送士兵。為“出征”縫製千人針，
是日本戰爭時期的風俗。
千人針的形式，大多是一種圍腰，也有的是小背心，
官兵要奔赴戰場時，其母親、姊妹、妻子、
情人等女性會跑遍鄰坊請一千位女性各縫一針，以製作此物。

據《郭沫若傳》記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
他的日籍妻子佐藤富子一天在街頭看到有好些婦女拿著布匹和針線巡行著，
請求過路的女人縫上一針。
一位年輕的女子攔住了她，央求她縫上一針。
那女人向她解釋：“這千人針縫好了送到軍部去，
可以作為前敵將士避彈的護身符哪。”
佐藤富子苦笑了一下，問道：“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麼話?難道你不是日本人嗎?”[8]

(2)在寫有“武運長久”的日本軍旗上簽名，贈給出征的官兵。
在東史郎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日本軍旗上，
就寫有“武運長久”的字樣，
上面“密密麻麻地簽滿了東史郎出征前鄉鄰們的簽名，
東史郎用槍挑著這面旗，率先攻進了南京四方城”[9]。

(3)在港口、車站迎送出發和歸來的軍人。日本婦女舉行聲勢浩大的儀式，
歡送士兵出征（日本女青年歡送自殺式“神風特攻隊”出動）。
當海外軍隊回國休整，陣亡軍人骨灰送返國內時，前往迎接。
婦女夾道迎接前線死亡士兵的骨灰，稱之為“無言的凱旋”。

(4)給國外戰場的士兵寄慰問袋[10]、慰問狀。
慰問傷殘軍人，軍人遺屬，祭祀軍人的亡靈等。
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會員們走家串戶地宣傳“肉彈三勇士”的“英雄事蹟”，
並募捐豎立了“三勇士”的銅像。

(5)不惜犧牲生命來激勵士氣。
戰爭期間，為勉勵丈夫無後顧之憂地從事侵略戰爭而在新婚後不久自殺的井上千代子，
以及以死來激勵日本空軍建立戰功的藤田多美子，
被稱作“軍國之妻”、“靖國少女”，並被作為日本女性的楷模而大肆歌頌。
而她們的死也的確起到了振奮日軍士氣的作用。

三是補充戰爭人力物力的消耗。
隨著青壯年陸續被派往前線，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婦女便補充生產勞動力。
許多婦女走上了原先由男人從事的工作崗位。很多婦女在軍工廠勞動。
機械製造等重工業領域工作的婦女，從1936年到1941年增長了5倍。
日本婦女到生產現場工作的人數，1940年約150萬，戰敗時達到五六百萬。
另外，為了確保實行總力戰的人數，日本婦女還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
結婚報國嫁給傷殘軍人，儘早結婚，為“皇國”多生養孩子，
把生育5個孩子作為目標。[11]

四是直接參與侵略戰爭。在“聖戰”精神感召下，
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主動充當了“從軍看護婦”、“從軍慰安婦”、
“女子挺身隊”隊員和“滿蒙開194日本侵華戰爭的國民責任探析拓團”團員。

日本婦女為了向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竟甘願做慰安婦，
讓屠殺中國人民、姦淫中國婦女的“皇軍”在她們身上發洩獸欲。
現在看來，慰安婦是極為不幸的，但當時她們，還有她們的父母兄弟都認為是光榮的。
1942年春，中國遠征軍攻打被日軍佔領的緬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橋。
當時守橋日軍叫隨軍的80名日本慰安婦撤離，
但她們說：“我們是為了效忠國家，慰勞士兵才到前線來的，要和士兵堅持到底。”
結果她們全部戰死。

在靖國神社供奉的240多萬個“殉國英烈”的亡靈之中，有57000多名是女性，
他們大多是“大東亞聖戰”中志願為天皇捐軀的“昭和烈女”。

另外，日本婦女還募集資金支持侵略戰爭。她們開展捐贈軍用飛機等多種募捐活動，
募捐所得資金和在廢品回收運動中賣廢品的錢都上激政府，
直接或間接地用於戰爭。

總之，如果沒有日本婦女人力、物力的支持，
日本的大規模侵華戰爭不可能持續14年之久。

左翼力量“轉向”

日本左翼力量的“轉向”，就是放棄革命、反戰的思想和立場，
轉而接受、擁護國家的戰爭政策，從“非國民”回歸為“國民”。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左翼力量曾奮起反對。
但是，當局連續不斷的逮捕，越來越烈的“轉向”風的襲擊，
不僅使左翼力量在組織上瓦解了，而且在思想上也崩潰了。

1937年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後，左翼勢力的“轉向”成為大規模的集團行動。
據日本司法省1942年10月的統計，在被捕的共產黨人中，被起訴的共2440人，
未轉向的僅37人，只占1.5%。[12]

左翼轉向風的出現，有國民性這一根源。
戰後長穀川如對戰時知識分子進行了反思，他內疚地認為，
如果知識階層完全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昭和日本恐怕就不會經歷那樣的慘禍。
然而，“日本知識階層有著強烈保持特殊的民族性或國民性的傾向，
即使確有知識，要從其觀念的偏執中解放出來是不容易的。”[13]

左翼人士原來期望國民會越來越多地跟隨他們前進，
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大多數國民的支持，
甚至往往得不到家人、朋友等周圍人的理解。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感受到舉國支持侵略戰爭的壓力，
這種壓力往往通過家庭、朋友、同事、鄰里有形無形地表現出來。
他們多數人越來越感到孤獨、壓抑、苦惱，受到社會主流的排斥，
只好重新回歸國家、社會、家庭。
日本當年司法省有關部門對共產主義者的轉向動機做過調查，
各種動機的比率(%)如下：
轉向動機
調查年月
國民的自覺
家庭關係
信仰、理論的改變
因監禁而後悔
健康、性格等關係
其他
1942年10月
32.0
28.0
14.6
12.4
9.6
3.2

“國民的自覺”和“家庭關係”是兩個主要動機。
實際上，“家庭關係”與“國民的自覺”是相通的，
回歸家庭也就意味著回歸國家（國民的自覺）。
“國民的自覺”成為最主要的轉向動機，表明國家觀念對人們影響之深，
它是日本傳統國民性的核心，即使共產主義者也很難擺脫。
從“非國民”回歸為“國民”，是左翼轉向的實質和根源。
絕大多數左翼力量的轉向，表明日本對外戰爭具有了某種“全民”性質。


結 語

由上可知，戰時日本國民曾盲從、協助乃至支持過侵華戰爭，
即日本國民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

國人之所以認為日本人民對侵略戰爭沒有責任，除了外交工作需要外，
顯然是受到了階級鬥爭論的影響。

階級鬥爭理論有自身的偏頗和束縛，並不能解釋一切現象。
用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解釋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就必然會得出結論：
日本侵略中國，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侵略、壓迫中國的被統治階級。
這麼解釋時，卻沒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

侵略民族雖也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
但這兩個階級卻又屬於同一民族，
在對外侵略時，表現為二者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鬥爭的民族性。
被侵略民族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受到侵略時，
他們都受到了欺淩和壓迫，多數情況下二者會共同進行英勇的抵抗，
這時二者也表現為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榮譽而鬥爭的民族性。

因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既有階級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並存的。

那種認為世界各國的被統治階級都是階級兄弟，都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
他們之間不可能發生互相壓迫和欺淩的認識是片面的。

我們向來只看到了日本人民受害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其更為主要的害人的一面。

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其人性，
人性是有缺點和劣根性的，總體便表現為人民有其弱點，所以不能盲目迷信人民。

對於日本國民戰爭責任問題，要從兩個層面看。
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國民在國內外輿論信息受到嚴格控制的軍事獨裁之下、
在軍國主義者的煽動下盲目地響應政府的號召，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
另一方面，
每個日本國民必須明確認識到自己在戰爭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強參戰，
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本著“愛國”精神積極支持戰爭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國民也需要進行反思。
每個日本人都有責任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反思，需要進行全民“總懺悔”。

關於日本民眾狂熱支持侵略戰爭的原因，筆者認為，
促成日本舉國支持侵略戰爭的因素當然不止一個，
但傳統國民性是日本掀起全民戰爭狂熱的重要原因。
所謂國民性，是指一種比較普遍的、甚至是主導的心態、傾向、潛意識，
主要表現在人們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

日本人特有而強烈的歸屬感---歸屬國家、集團，是日本國民性的主要特徵。
民族集團性是日本國民支持戰爭的重要思想文化原因。
集團性的特徵就是集團高於個人和個人對集團的絕對服從。
在國家、集團觀念的強烈支配下，日本人對內注重歸屬、忠誠，強調“忠君愛國”，
對外則是冷漠、孤傲、排他、自私。
與此相關，是奉行道德相對主義：判斷是非、規範行為的準繩，不是普遍的道德標準，
而是對自己的國家、集團是否有利，習慣於為了國家、集團的利害而協調一致、
共同進退。

濃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徵。
每逢政府發動侵略戰爭，日本民眾便狂熱地協助政府進行對外戰爭。
他們在國家權力和自身思想的指使下參與了侵略戰爭，
正由於他們中的多數人曾虔誠地投入了這場戰爭，
並把自己的命運與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才使得在整個戰爭期間乃至戰後，
沒有多少人對自己的錯誤思想、行為做出反省，
這也是日本總不能對這場戰爭有徹底的正確認識的民眾根源。

在戰敗後的1945年8月，
日本東久邇宮首相在講話中曾提出了“重建被燒為灰燼的日本國家時，
一億日本國民不得不做總懺悔”的“一億懺悔”論[14]。

我們不應再回避或漠視日本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
我們這樣講，並不是說日本民眾應對這場戰爭負主要責任，
而只是想揭示這場戰爭被人們忽視的一些重要內容，
從而更好地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在主要揭露日本統治階級的侵華罪行的同時，
仍然需要整個日本民族特別那些有過戰爭經歷卻沒有進行過反省的日本人，
帶著自疚、自責、自省的心理進行民族懺悔。

日本只有經歷了一個全民族的心理更新反思的艱難歷程，
才能有效阻止軍國主義復活暗流的湧動、蔓延，進而確保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參考資料：
[1]、[11] 吳廣義:5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6，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149頁。
[2] 《東京朝日新聞》1931年9月19日。
[3]、[5] 《每日新聞》1931年9月20日。
[4] [日]菱木政晴：《朝向解放的宗教》，日本綠風出版社，1998年。
[6]、[7] 胡澎：《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的軍國主義婦女團體》，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8、336頁。
[8] 余戈：《太陽旗與“千人針”.老照片（第42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第51頁。
[9] 朱成山：《我與東史郎交往13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年，第77頁。
[10] 慰問袋是日本婦女手工縫製的小布包，可以將日常生活用品放進去。戰爭期間日本婦女製作了大量慰問袋寄給在海外戰場的軍人。
[12] 孫仁宗：《日本戰時“舉國一致”與國民心態》，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研究論集（2）》，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29頁。
[13] 日本思想科學研究會：《共同研究轉向》（上卷），平凡社，1959年，第19頁。
[14] [日]東久邇稔彥：《東久邇稔彥日記》，德間書店，1968年。
作者簡介：付啟元，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南京市社科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南京，210018





日本侵華時為何“舉國一致”
史桂芳
作者簡介:史桂芳，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一景

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
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裏，日本把侵略的戰火燒到了中國、東南亞乃至太平洋地區。
為了動員國民支持戰爭，日本政府利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在國內進行排外主義的煽動，造成“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局面。

一、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國內“舉國一致”的形成

1931年日本關東軍策劃、挑起“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利用報紙、
廣播等輿論工具，對事件進行歪曲性報道，稱“九一八事變”
是因為中國政府實行“排日”政策、中國民眾侵犯在華日僑的權益、
中國軍隊“暴戾”無理挑釁所致，煽動日本民眾的仇華、排外情緒；
媒體大量宣傳日本士兵如何在冰天雪地裏“英勇”地與“侵犯”日本“生命線”的
中國軍隊作戰，希望國民做軍隊的後盾。不明真相的日本民眾在收聽、
收看了這些報道後，無不表示應嚴懲“暴戾的支那”士兵，
維護日本“以10萬生命、20億國幣”取得的在中國東北取得的“合法”權力。
　
“九一八事變”點燃了日本青年的“愛國”熱情，很多人要求入伍，
到中國東北“保衛祖國”。
甚至有一些年輕人因為未被批准入伍或者未被派到中國東北而走上極端道路，
“兩名第8師團的士兵因未被選派到滿洲而自殺。
大阪一名24歲青年因未被選派出征滿洲，從新世界通天閣上跳下自殺” 。
　
在日本媒體的鼓動和政府的煽動下，日本民眾通過給出征士兵寫慰問信、
寄慰問袋、捐贈慰問金等形式，表達對“保衛”日本“生命線”士兵的敬意。
據1931年9月26日《東京日日新聞》報道，“滿洲事變突發後，
南陸相、金谷參謀長的房間自不待言，連報社的桌上也堆滿了從全國送來的血書、
慰問袋，其中不乏中小學學生的慰問金，這些學生把積攢的零用錢寄到部隊。
截止25日共收到慰問信2萬余封，現金2千餘元”。

1910年成立的日本退伍軍人組織“在鄉軍人會”是戰爭的積極支持者，
“在鄉軍人會”通過演講會、報告會等形式，
鼓動國民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支持戰爭。形成了“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狂潮。

　　自古以來以“相夫教子”著稱的日本婦女，走出家庭、走向社會，支持戰爭。
1932年3月，大阪婦女成立了“大阪國防婦人會”，
這是戰爭期間日本國內成立的婦女組織，10月改名為“大日本國防婦人會”，
它號召日本婦女要積極參加支持國策的社會活動，為“聖戰”作貢獻，
到1934年底會員達到123萬人。“大日本國防婦人會”
成員身穿白色圍裙，斜披寫有“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字樣的授帶，
成為戰爭時期的時髦打扮。“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組織婦女慰問出征將士家屬、
製作慰問袋、寫慰問信，照顧傷病回國的士兵、慰問陣亡者遺屬，
形成了所謂的“銃後支援”。

大阪步兵井上清的新婚夫人千代子為鼓勵丈夫出征中國東北，用短刀自刎身亡。
她在遺書中寫道：“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保佑大家平安，為國效力” 。
有兩名年輕的公共汽車售票員給部隊將領寫信，
表示：“一定要讓我們去作戰地護士” 。

1942年2月，“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愛國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合併
為“大日本婦人會”，他們將日本國內20歲以上的女子全部組織起來，
並在朝鮮、臺灣、樺太、南洋群島等地建立相應的組織。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政府成立了具有行業性質的“報國”組織，
諸如：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會、商業報國會、海運保國會、
大日本青少年報國會等組織，這些組織聲稱：“要赤誠報國，
努力保證後方國民安定，軍需品的供給，克服困難，為國運興旺作貢獻，”
在特殊的戰爭條件下，各行各業都要以國家利益為重，
放棄以往只顧自己贏利，追求個人收益的做法，
“重新從國家的角度把握商業原有的配給機能，確立國防國家需要的配給組織” 。
　　
在聽到日軍前線“告捷”的報道後，不少日本民眾表示出興奮之情，他們不斷為日軍
“攻城掠地”歡呼。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的消息傳到國內，
東京股價暴漲，出現了不少“南京成金”(即攻佔南京後出現的暴發戶)。

1937年12月14日，東京40萬人舉行慶祝日軍攻佔南京的提燈遊行活動，
文部省下令全國小學放假一天以示慶祝。

日本著名的鐘紡株式會社社長津田信吾聽到日軍攻佔南京後表示：“期望軍隊
打到南昌、漢口、成都，直到蔣介石舉手投降，
我們將提供部隊所需要的一切。……按照現在的樣子前進，一年就可以解決問題，
這似乎是快了點，悠著點吧” 。有人認為日本攻佔南京，
“今後隨著蔣介石政權沒落，日本將在中國實行大躍進，呈現出年末金融安定、
國內購買力上升，對戰後發展寄予無限希望的社會景象” 。

日本輿論一致認為隨著日軍乘勝前進，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對戰後日本的繁榮充滿期待，更加瘋狂地進行戰爭煽動。
　
　1937年8月24日，日本內閣通過了《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
要求“增強舉國一致，盡忠報國的精神，無論事態如何發展，戰爭如何長期，
都要靠堅忍持久克服困難，實現所期之目的。
希望增強國民的決心，為此，實行徹底的國民實踐” ，
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加大了國內動員的力度。
9月13日，日本內閣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
10月，在內閣的組織下，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質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
該聯盟在全國的道、府、縣成立相應的組織，各級行政長官兼任會長，
自上而下地開展“盡忠報國”運動。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展後，日本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
在政治的高壓下，原來對戰爭和法西斯持批判態度的人們，
多在半強制的狀態下，被迫“轉向”。
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矢部貞治在1937年8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
“政府、報紙、收音機全是蠱惑宣傳。
朝日新聞社的捐獻飛機活動，不由的使人反感” ，
此後，日本政府經常對學問、思想甚至宗教進行干涉，
凡不支持戰爭的，都被視為“異端”。

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佈了《國家總動員法》，
該法規定“本法的國家總動員是在戰時為達到國防之目的，
最有效地發揮全力，統制運用人、物的資源”
，從立法上加大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統制，該法令賦予政府統制勞務、
物資、資金、物價，介入勞動爭議和出版物等廣泛的權限。
1939年9月起，日本設立了“興亞奉公日”，
規定每個日本成年人每月要無償為國家勞動一天。

　　1938年1月16日，近衛內閣發表了著名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
公然藐視中國。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繼續抗戰。
為了早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1938年11月3日，
日本政府發表了“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的聲明。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會議做出《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的決定，
提出“在互惠的基礎上，日、滿、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 三項原則。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 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重申“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聯合起來，
共謀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 的原則，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近衛三原則”，

在中國全民族抗戰的打擊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變“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
準備應付長期戰爭。

　　隨著戰爭長期化的加深，日本國內生活必需品緊缺，黑市交易頻繁，
國民生活水平在下降。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強對輿論的進一步控制，
另一方面，利用媒體宣傳“愛國”，要求國民學會過艱苦生活。
有人宣傳“白米有害健康，搞壞了日本人的牙齒和胃口，應該吃粗米，
吃粗米還可以解決日本的糧食問題”
，還有人說吃粗米能治療脊椎疾病；
有人主張要改變日本傳統和服的長袖子和厚厚的帶子，穿戴便於行動的服裝，
衣服做成短袖，袖長在一尺以內，節約布匹以供軍需；
有人主張為了節省布料，要取消衣服上的寬帶子；
夏天不允許坐布墊，冬天除特別寒冷的地方，
一般不允許把兩塊布墊摞起來坐；日常服裝的面料要結實、耐磨，
不要用絲綢或繡花的布料，“衣服的膝蓋和腰帶最容易壞，
衣服要上下分開穿，穿兩件褲子、一件上衣，這是時代的需要。
女式服裝應儘量用紮腿式勞動服，逐步改男式和服褲裙為筒褲”。

因為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勞動力極其缺乏，
大量婦女不得不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紮腿式勞動服是戰爭期間最流行的日本婦女服飾。
服裝的變化，反映著戰爭對日本國民生活的影響。
　
　為了造成“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局面，
日本政府在國內推行建立“一國一黨”新體制，統一國內思想。
1940年10月12日，成立了大政翼贊會，首相近衛文 任總裁。
在翼贊體制下，日本全體國民被編入町內會、部落會、鄰組等組織，
這些政府的基層行政組織要接受內務省、警察的指導，
定期召開常會，傳達政府的方針，動員國民購買國債、回收資源、
進行勤勞奉仕、防空演習等，對國民的生活實行統制和互相監督。
這些基層組織還負責糧食、食品、衣料、燃料等生活用品票證的發放，
如果國民不參加町內會、部落會、鄰組等官辦組織，就等於失去了基本生活來源。


　　二、“舉國一致”形成的原因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出現了“舉國一致”支持戰爭局面，
“舉國一致”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日本統治集團長期對國民灌輸“忠君”思想和“皇國”觀念，
鼓吹民族優秀論，發動對外侵略的合理性，深深地毒害了日本國民。

明治維新是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極不充分的情況下發生的，
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後，不得不借助於封建的意識形態實行統治。
1889年，明治政府頒佈了以“天皇主權論”為核心內容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確立了近代天皇制。
1890年，天皇頒佈了《教育敕語》，《敕語》以封建的忠孝為根本理念，
把學校、社會、家庭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
強調在家作“孝子”，在國作天皇的忠臣，在國家危急的時候，
國民應為保衛“皇運”獻身。《教育敕語》公佈的第二年，
井上哲次郎擬制了解釋《教育敕語》的《敕語衍義》，宣傳天皇如父母，
臣民如子孫的家族主義國家觀，要求人民對天皇要盡忠盡孝，“忠、孝”一體。

　　日本政府鼓吹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代，是從天而降的“現人神”，
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日本的國體無比優越，
“承接天照大神禦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 ，
要求國民忠於天皇，踐行“臣民之道”，
“國恩宏大，在天孫開闢之國，一切都是天子之物。
生則沐浴天子之水，死則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產于天子之土地” ，
甚至要求國民在吃飯、穿衣的時候都要想著天皇，時刻不忘為天皇盡忠。

近代日本政府通過神話天皇，鼓吹日本國體優越，宣揚大和民族優秀，
使皇國觀念成為近代日本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其次，日本政府掌控的新聞媒體，大量進行歪曲事實、煽動國民排外情緒的宣傳，
普通日本民眾很難得到真實的信息，不瞭解戰爭的起因、發展，
也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性質。
1938年4月，日本公佈了《國家總動員法》，規定：
“政府有權對報紙及其他出版物的內容進行限制直至禁止”
，當時日本的新聞報道以是否有利於政府的侵略政策為標準。
1937年12月在南京的大屠殺發生後，日本國民根本就無從瞭解屠殺的真相。
1940年12月，日本成立了言論統制機關——內閣情報局，
1941年1月又根據《國家總動員法》制定了對報紙等傳播媒體的限制令，
禁止有礙於國家重大決定的言論，甚至對一般性事件的報道也作了種種限制。

1943年陸軍報道部頒佈的《關於俘虜報道檢查注意事項》中，
明文規定禁止報道：“對俘虜進行體罰或裸體勞動等虐待俘虜的行為”和
“用俘虜做苦役的事件” 。

　　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地宣傳“皇國”國威，刊登各種軍國“美談”。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有3名日本士兵手執擲彈筒沖向中國陣地，
成為“人體炸彈”，這件事經報界大加渲染，很快傳遍日本全國，
日本作曲家甚至將他們的“事蹟”譜成歌曲，在社會上廣泛傳唱。
文學家大野葦平的小說《小麥與士兵》，以徐州會戰為背景，歌頌“武士道”精神，
獲得了日本文學界很有影響的芥川獎，這部作品被日本吹捧為世界最高的戰爭文學。
　　
日本報紙、廣播等大力向國民宣傳，“國內即戰場，國民即戰士的純戰時觀念” ，
要求國民養成簡樸的生活習慣，作軍隊的後盾。
報紙還大量刊登各地支持戰爭的捐款捐物情況，將捐獻者的名字刊登在報上，
擴大影響力。

　　再次，推行法西斯專制主義，鎮壓反戰言論和反戰團體，
強行將國民生活納入法西斯體制之中。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
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國內物資不足的問題日見突出，物價不斷上漲，
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嚴重影響。為保證戰爭需要，
日本對布料、主食、酒、火柴、砂糖等生活必需品實行票證供給制度，
主食每人每天只有330克。這些生活必需品都要通過部落會、鄰組等組織頒發，
等於強行將國民納入“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體系當中。
1939年9月實行
“興亞奉公日”後，又規定在“興亞奉公日”，國民要參拜神社，
全國禁煙禁酒，飯館、咖啡店停業。

這對國民生活影響最大的當屬徵兵、徵用。
據統計， “1936年日本陸海軍總數為56萬4000人，1937年為107萬8000人，
1938年達128萬9000人，1939年為141萬9000人 ，
政府大量徵兵直接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

　　由於政府規定的票證供給已無法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造成物價上漲，
黑市交易的猖獗，
戰爭初期日軍勝利而引起的“興奮”開始為長期戰爭下的厭戰情緒所代替，
有人對政府宣傳的“維護國體”產生了反感。
1940年代初，日本各地都出現了搶購魚、肉、蔬菜、水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風潮，
涉及經濟生活的“流言蜚語”日見增多，盜竊等經濟犯罪行為不斷發生，
據統計，1944年檢察廳受理涉及經濟案件的人數達165，945人，
比1943年增加17% 。

　　1930年代末日本人中就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反戰活動，
日本共產黨則站在了反戰的前列。日本共產黨員冒著生命危險，
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揭露日本政府侵略罪行，
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號召人民進行反戰鬥爭。
片山潛、野阪參三等都呼籲日本人民起來反對侵略，
建立反法西斯、反軍部的統一戰線。

　　日本政府對國內的反戰運動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進行嚴格的思想、輿論控制，
1943年日本內閣通過了《關於確立戰時國民思想的基本方策要綱》，
規定：學者、思想家要闡明皇國之道，清除學問、思想中的自由主義、
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徹底確立以真正日本精神為基礎的各種學說，
並且滲透於實際的教育教化之中。
1937年11月，日本政府逮捕了介紹歐洲反法西斯運動的中井正。
12月逮捕了表示不支持戰爭的加藤勘十、山川均等400餘人。
1938年11月，大內兵衛、美濃部亮等教授被捕入獄。在日本政的高壓政策下，
一些反戰人士被迫放棄原來的立場，表示與政府對外政策保持一致，
甚至日本共產黨員也有放棄原來立場的。如：佐野學、
鍋山真親等人公開發表“轉向”聲明。
由於日本政府對內實行法西斯專制統治，
日本國內的反戰團體及其和反戰活動受到嚴厲鎮壓。
日本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地下狀態，且生存環境更極為惡劣，不可能形成社會影響力。
而國民中的反戰組織、反戰活動又缺乏統一的領導和目標，難以形成規模，
這也是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出現“舉國一致”現象的重要原因。

　　三、對“舉國一致”現象的幾點思考

　　首先，戰爭期間日本國內“舉國一致”是日本政府策劃的，
國民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支持戰爭的。
近代以來日本政府向國民灌輸“皇國”觀念，“皇國”觀念，
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掌握著國家機器，控制著國內輿論，
國民不可能瞭解戰爭的真相。政府用欺騙和高壓手段，
鼓吹日本對外戰爭的“合法”性、“正義”性，脅迫國民支持戰爭，
這是造成“舉國一致”現象的根本原因。

大量的日本國民在戰爭中失去親人，婦女、兒童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他們同樣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政府對戰爭負有最根本的責任。

　　其次，“舉國一致”支持了日本政府繼續和擴大侵略戰爭，
日本國民應該反思“舉國一致”給鄰國帶來的危害，認識戰爭性質。

我們一直強調日本政府、軍國主義是侵略戰爭的發動者，
日本國民也是戰爭受害者，但是，在指出日本國民也是戰爭受害者的同時，
我們也應該對歷史事實做更加深入的剖析，闡明“受害”和“害人”的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國民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他們對戰爭的支持，
給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而日本國民普遍缺少這種“加害”意識。
日本國民既是戰爭受害者又是加害者，避免只談受害，不談責任。
分析日本國民這種“雙重角色”，
並不是要追究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或者減輕日本政府的罪責，
而是為了更好地厘清事實，避免戰爭悲劇重演。

日本少數右翼分子正是利用原子彈、大轟炸的災難，
來強化國民的“悲情”意識，片面強調日本是戰爭的受害者，為侵略戰爭翻案。

　　再次，通過分析“舉國一致”現象，可以看出實行民主、反對專制獨裁的重要。
戰爭期間，日本法西斯控制著政權，他們對民眾實行專制高壓統治，
在日本國內，不僅共產主義思想屬於非法，就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自由主義的言論也被禁止。媒體、評論家不可能批評政府的政策，
國民也無從瞭解事實真相。

另外，日本“舉國一致”與日本人的團隊意識、從眾心理有密切的關係。
日本人的觀念中，一個人必然或者說必須屬於一個團體，
否則難以在社會上立足。日本政府通過部落會、
鄰組等基層組織控制民眾的生活必需品，並組織慰問出征士兵家屬、
慰問傷員等活動，造成戰死“光榮”的現象。
在這種大的氛圍下，
習慣于隸屬於某個組織的戰死者家屬不可能表現出對戰爭的不滿，
反而以“忠君”、“報國”為感到自豪。
日本的反戰力量本來就弱，加之政府的高壓政策，反戰人士紛紛“轉向”，
日本共產黨則在困難的情勢下，堅持“反戰”立場。
　　
團隊意識在當今日本社會仍然有很深的影響，
日本每個人都屬於一個組織、參加一個團體，
就連家庭主婦都要參加“婦人會”、“媽媽會”，
游離於組織之外，很難在日本社會立足。

現在我們要特別警惕日本右翼勢力利用日本人的從眾心理和團隊意識，
通過否定侵略戰爭，歪曲歷史，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名，煽動民眾的排外情緒。
　　
總之，戰爭期間日本國內“舉國一致”現象的出現，
決不是偶然的，它與日本近代以來日本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與日本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戰爭期間的輿論控制有密切的關係。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為《對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國內“舉國一致”現象的剖析》







※ 引述《Anjou (小潔我愛妳)》之銘言：
: ※ 引述《revanchist (revanchist)》之銘言：
: : 作者: revanchist (revanchist) 看板: Warfare
: : 標題: Re: [問題] 戰後德日受到的對待
: : 時間: Tue Jun 30 09:52:18 2015
: : 這種以民選非民選或有否選民投票做為替日本否認侵略的說法,
: : 至少在二十年前就聽過了,
: : 它的錯誤如下:
: : 先說第四句 "日本人民是被迫上戰場" 是嚴重違反史實的說法,
: ~~~~~~~~~~~~~~~~~~~~~~~~~~~~~~~~~~~~~~~~~~~~~~~~~~~~~~~~~
: 請證明日本人民是歡歡喜喜上戰場的  都是自願從軍很歡喜的
: ( 少數的那些軍官你就不用提了  為了吃大白米參軍的窮人家子弟才是多數 )
: 你無法證明日本人民歡喜上戰場
: 你就推不了你下面所有的" 邏輯 "
: : 然後第五句" 也是受害者",
: : 不了解當時日本人心理, 想法和作法,
: : 還有歷史事實的人一定被騙也不知道自己被騙.
: : 被騙真的以為"日本人民是被迫上戰場",
: : 自然也就接受下一句也就是再被騙"也是受害者"
: : 從第三句"無民選政府基礎", 就很容易被騙入第四句, 再騙入第五句.
:   ~~~~~~~~~~~~~~~~~~~~~~~
: 這是事實
: : 而從第二句"軍閥", 就很容易被騙入第三句.
: ~~~~~~~~~~~~~~~~~~
: 這也是事實
: : 第二句第三句把日本全民支持對外侵略簡化為軍閥對外侵略
:                 ~~~~~~~~~~~~~~~~
: 這是你無法證明的自我幻想架空事實
: : 且魚目混珠說軍閥無民選政府基楚.
: : 而從第一句"日本發動戰爭", 就很容易被騙入第二句"軍閥", 再騙入第三句.
: : 第一句第二句沒有提及天皇責任, 沒有提及日本全民支持對外侵略,
: : 將戰爭完全推給軍閥.
: : 這種騙法很高明.
: 一點都不高明  因為事實推導得出事實很正常的
: 而你卻在最關鍵的地方幻想一個新事實
: 這才可怕
: : 它將敘述分為一句一句, 共五句, 每句與上下句有關係.
: : 一般人一讀之下可能就接受,
: : 覺得有問題也可能只在單個句子之間.
: : 如陷在有無民選政府基礎這個問題上, 那就被騙了.
: : 被騙的人沒想到這樣分為一句一句, 句與句之間有關係的敘述方法已經是扭曲事實.
: : 句子的內容是錯的, 此句引出的下句內容是錯的, 句與句之間的關係是有問題的,
: : 簡言之就是用這種敘述方法騙人.
: : 大家可以仔細想想從第一句, 第二句一直到第五句是如何引人入鉤又不被人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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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轉錄者: revanchist (118.170.78.189), 07/01/2015 14:40:20
→ Anjou: 整篇自我幻想出來的文章作為證據  唉  今天沒空批
推 moslaa: 辛苦是辛苦 不過想宣揚自己理念 應該好好排個版...
→ moslaa: 你這樣弄 我實在懶得看。好啦 我知道你要反駁樓上 科科
推 arnold3: 與其腦補不如直接找日本人問不就懂了
推 sperkood: 第14頁 琉球的敘述有問題
→ Anjou: 這篇文章就是標準的御用學者幫政府寫的東西  扭曲太多
→ Anjou: 可以批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多到不想兔槽
推 KK33: 一件事有許多不同角度,希望樓上立委可以學會從不同角度看事
→ KK33: 情,感恩
→ Anjou: 為了政治目的服務的歷史翻案文章跟政治偷渡文一樣可恥
→ Anjou: 你可是累犯
推 KK33: 累犯個雕,都立委自己說了算,現在還想兼任板主喔XD
推 sperkood: 樓上政治偷渡也半斤八兩阿
→ Anjou: 版主之前已經公告過你了  你最好小心點
→ Anjou: 6/06 JosephChen   □ [公告] 水桶注意
推 KK33: 很多版的版主都水桶過立委了,不過立委也不用小心就是了
→ KK33: sperkood板友認證立委偷渡政治,我認為算是公正
推 Rucca: 為了政治目的服務的歷史翻案文章？你再說你自己嗎安茹
推 Anjou: 你可以證明嗎??不然這算是一種污告喔
推 Rucca: 你又有證明這篇是幻想出來的？
推 tony3366211: 濠梁之辯
推 KK33: 立委還是先做到從不同角度看事情吧,不然得不到啟發
推 Leika: 史達林真的是人類史上很值得研究的 戰略家
推 godivan: 安茹的招式永遠是那樣，先把對方打成架空舉出來後就說不
→ godivan: 可信只有自己資料可信
推 e9089: 閱……有很多名不經傳的人寫的耶
推 cheng399: 若这篇小故事们都是真的，那恐怕日人也脱不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