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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浤 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夏 誠 華(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肆、近代台灣人（1626～1894）
一、明末的情況
台灣國際化的現象﹐在十七世紀進入另一個高潮。除了主要從大陸移入者之外﹐日本人與
荷蘭人、以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同時來到台灣。
大陸各省來台者﹐不僅海盜、商人以此為根據地﹐而且漁民也因到海峽捕魚﹐而定居於此
。如萬歷四十五年（1617）澎湖曾有「倭流劫大金﹐所余船突犯泊此﹐遷延至十余日始徙
去﹐漁寮中人雲﹐每倭足跡所到﹐舉網輒多得魚﹐亦時從漁民索酒﹐持杯向笑﹐摩手若胥
慶﹐漁黠者議欲麻而醉之﹐而擒以獻官﹐然竟不果﹐既去住東番竹篸港。」55可見紫夾ꤿ
陸到澎湖捕魚的漁民已在島上搭寮居住了。
台灣也有定居的大陸漁民。《春明夢余錄》雲：「台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
﹐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初﹐貧民時至其處﹐不過規魚獵之利已耳﹐後見內地
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56
由於實際的需要﹐明朝政府早於萬歷二十年（1592）即答應福建巡撫許孚遠﹐募民來澎湖
墾荒。57很顯然﹐政治力在這個時候﹐改以積極的態度﹐介入台澎事務。隻不過剛開始﹐
僅止於墾牧﹐尚未派官駐守。
中國的政治力未積極深入台地之時﹐荷蘭人也來了。他們有東印度公司的支持﹐先抵達澎
湖。登陸﹐並做相當細膩的「田野調查」。天啟二年（1622）荷蘭長官哥路納利斯‧雷爾
生率領艦隊到達澎湖。58他在日記中寫道：「七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諸船駛向海濱﹐
正午三桅帆船吉裡克海號令（Zierickkzee） 停靠在深約八尋的地方﹐並用小船劃向小堂
（Kercken）﹐發現有三個漢人看守小堂﹐又在該處發現有數隻山羊和豬﹐牛四隻﹐據說
在島的北面還有許多漁夫居住。」59這時澎湖不僅已有眾漁夫﹐而且還飼養山羊、豬和牛
﹐可見他們是比較固定地住在島上了。
荷蘭人過了十天﹐也來到台灣﹐上岸﹐並與居民有深入對話﹐了解南北兩地的情況。雷爾
生的日記繼續寫道：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晨﹐有一個在福爾摩沙島上捕魚二年的中國人來到我們船上﹐他
說對福爾摩沙島的情形很熟悉﹐在大員（Teyoan）灣有很好的停船的地方﹐而且還有淡水
﹐如果我們願意﹐他可以帶我們去觀察。
後來﹐他們到達台窩灣（安平）港附近時﹐果然發現有許多大陸移民與當地土著居民住在
一起﹐如安平港附近有一條街﹐土番稱為蕭壟﹐「在此村男子所住家中﹐有中國人一、三
人或五、六人同居。」60很顯然﹐他們發現台灣雖有許多中國人﹐但態度開放﹐值得投資
與傳教。
西班牙人的動作似乎較荷蘭人略快。以北部為據點﹐搶先登陸。此時大陸人來台灣﹐已不
僅南部安平﹐北部基隆也有許多大陸移民。伊能嘉矩在《日本地名辭書續編》「基隆堡」
條雲：「西歷一六二六年（天啟六年）西班牙人初據基隆港時﹐港岸已有漢族移民部落。
」再如台東卑南地區﹐也有大陸移民。可見當時大陸移民已幾乎遍布台灣各地﹐並與當地
居民通婚。61日本學者中村孝志因此肯定地指出：「中國之知有台灣﹐已是很早的事情﹐
在荷蘭人到台灣時﹐已有相當多數的中國人定居於台南附近﹐例如Connelis Reijersen（
即雷爾生）艦隊的船員﹐在一六二三年（天啟三年）三月﹐從一個中國官員方面﹐已聽到
在台灣有許多中國人和當地的婦女結婚﹐又在蕭壟則有通中國話的土人﹐皆可為証。」62
顯見十七世紀上半頁的台灣﹐已因明廷中央的鬆禁﹐地方政府的略事經營﹐以及海路大通
﹐日人、荷人、西人、葡人前來﹐並上岸從事經貿活動﹐而成為頗為國際化的一個地域。
再加上中國因改朝換代的混亂使得自大陸移來的人民﹐不隻量大﹐並且攜家帶眷﹐開始有
組織有世代地繁衍開來。63據學者估算﹐澎湖的移民大約在二萬五千人左右﹐而且大多數
是單身漢。64
二、清代的情況
較大而有組織的移民台灣﹐應始自鄭成功。惟有系統地開墾台灣﹐應歸功於稍早抵達的荷
蘭人。165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及參議會向阿姆斯特丹總公司提出的報告說：「公司在
前一季節中收入九○萬斤糖﹐田中的新苗非常良好﹐估計明年可能增加半倍。」65蔗糖產
量劇增﹐而稻田面積增加更多﹐僅二年時間就增為三倍。66可見當時農業發展之快。對此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也加以証實：台灣﹐「延亙數千裡﹐土番雜處﹐天啟年間﹐歐羅
巴紅夷佔據之﹐於港口築城﹐與中國、日本、廣南貿易﹐海邊貧民流寓者﹐種蔗煮糖為業
﹐殆數千戶﹐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春﹐復遣通事舍人何斌及其酋長再來議貢﹐
何斌密進地圖﹐勸賜姓取之。」從這段記述﹐証實荷蘭人的主要目的是經商﹐其次是傳教
﹐移民的企圖不明顯。事實上荷人已據有面積更廣的爪蛙、蘇門答臘。或許由於人力不足
﹐對面積較小甚多的台灣﹐尚未從整體移移民來考量。荷據時期﹐大陸移民不足五萬。67
在北部的西班牙人亦相似。由於擁有菲律賓龐大的群島﹐再加上台灣的大陸人已多﹐且有
政治力量介入﹐因此逐漸撤出。等鄭成功以軍力硬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遂漸成為大陸人主
導的地區。
鄭成功抗清根據地是以閩南地區為中心﹐因此﹐他的部隊成員是以福建人為主﹐這批福建
沿海農民參加鄭成功的軍隊﹐跟隨鄭成功東渡台灣後﹐成為開發台灣島的新的主力軍。
鄭成功東渡之前已有把官兵眷屬遷移台灣的打算﹐永歷十五年（西元1661年）正月68
藩駕駐思明州……集諸將密議曰……前年何廷斌所進台灣一圖﹐田園萬頃﹐沃野千裡﹐餉
稅數十萬﹐造船制器﹐吾民鱗集所優為者……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
﹐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
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後﹐立即下令兩萬五千官兵及部分眷屬遷移台灣﹐69並「賜姓嚴
諭搬眷」70以政治力為主導﹐來重新規劃社會結構﹐是鄭氏家族統領台灣的主要原則﹐而
與荷蘭人經濟掛帥者不同。
不過﹐一旦上了岸﹐文化的陶冶與經濟的生產都成為當務之急。鄭成功剛踏上台灣島時﹐
即使富饒的西南部生產也很落後﹐當地平埔族及高山族居民「逐穗采拔﹐不識鉤鐮割獲之
便﹐一甲之稻﹐雲采數十日方完﹐訪其開墾﹐不知犁耙鋤斧之快﹐隻用寸鐵刮鑿﹐一甲之
園﹐必一月□□□□□□□﹐至近水濕田﹐置之無用。」71為了提高生產技術﹐鄭氏「每
社各發農□一名﹐鐵犁、耙、鋤各一副﹐熟牛一頭﹐使教□牛犁耙之法﹐播種五谷割獲之
方﹐聚教群習。」到鄭經後期﹐土著的生產技術有顯著的提高﹐如新港、72嘉溜灣、歐王
、麻豆四大社﹐已經「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原來一些「向之憚行者﹐今皆為
樂土焉」。73據統計﹐鄭氏時代的大陸移民﹐已有十萬人上下﹐但拓墾的地區﹐也局限於
今台南一帶。74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兵登上台灣島時﹐75
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
籐﹐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爾﹐茲則木棉盛出﹐經織
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
鄭氏三代前後二十二年的生聚教訓﹐顯然有了成果。根據這個基礎﹐清廷在瓦解鄭氏政權
以後﹐開始了大陸人口向台灣流動的新局面。這一階段改從候鳥式的往來﹐到單身入台定
居。原來大陸人民渡台﹐多是「春時往耕﹐西成回籍﹐隻身去來﹐習以為常」76此時逐漸
轉型。康熙四十年以後﹐閩粵移入人數眾多。
累積至嘉慶十六年（1811）﹐在台漢民已達二百余萬﹐與平埔族及高山族相比﹐大陸族群
已經成為開發台灣的主力。77而且逐漸改成定居﹐不過又因清朝政府日益不安﹐後來才又
開始嚴格查禁。不過﹐若單從各族群人口的消長來看﹐則明以前居少數的大陸移民﹐此時
顯然已經躍居多數﹐而且是絕對的多數了。
有人研究平埔族（圖四：「台灣平埔族分布圖」）人口的分布與成長﹐發現某種極怪異的
現象。78 他說：「荷蘭時代大約是四萬多人（一六四七～一六五五年的戶口推算）。」
與前述統計相比ㄐ憔儔鰣{絲塚□聳庇氪舐揭潑襝嚳隆５□誥□□槳俁嗄暌院螅□□萑氈?
人1905年之後所進行三次常住戶口調查﹐漢人已有數百萬﹐而平埔族人數﹐竟然約略不過
五、六萬人。林濁水因此認為：「兩百多年的歷史﹐平埔族人口長成率竟幾近於 零。」
79
其實主要的原因應在統計的難以真正落實。因為自大陸來台的多屬男性﹐在絕少女性的情
況下﹐台灣人口卻仍大量增殖﹐這除了移民的補充以外﹐自然含和當地族群通婚。所謂：
「內地無賴﹐多竄入生番為女婿。」80因此﹐混血應該是普遍的現象。由於大陸來台者日
益增加﹐成為島上的壓倒性絕對多數族群﹐結果不是大陸人土著化﹐反而變成土著大陸化
、華夏化（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漢化」）了。
以大陸移民居人口絕對多數的時代﹐從康熙年間開始形成。到了清朝末期﹐中日甲午戰爭
爆發﹐這前後一百九十多年之間﹐台灣人的近代性格已基本上形成。由於移墾的重點在產
業的初度開發﹐隻是大陸上的邊際人聚集之所﹐因此流動性較高﹐文明較淺﹐而開創性與
功利性則高﹐相對地就有一種「俗化」的現象。考其原因﹐主要的是人口中知識精英偏低
。
1. 移墾性高
許多學者研究台灣社會經濟﹐往往發現台民的近代甚至現代性格中﹐具有甚強之功利精神
、創業精神、市場取向或經濟取向﹐81閩南粵東原有重商趨利的傳統﹐清代台灣的「移墾
社會」﹐由於受移墾特殊情況的影響﹐經濟取向更為濃厚。移墾社會濃厚的經濟取向﹐一
則表現在大部份人具有高度的市場取向和積極的創業精神﹐另一則表現在社會重財之風特
盛。此種特性﹐在各地移墾社會色彩消褪之後﹐仍然沿續下來﹐成為台灣社會歷久不衰的
傳統。此種社會傳統﹐無論對清代台灣的開發﹐或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均有莫大的影響
。
2. 流動性高
活潑的社會流動﹐亦為清代台灣移墾社會的一個特性。安土重遷﹐每被視為我國傳統農業
社會的特色之一﹐但在移墾社會中﹐台民所表現出來的是頻繁的地理遷移。此種現象﹐雖
然受到移民同類相求、異類相斥移居模式的影響﹐但主要原因系在於人們的求名逐利的高
度敏感性﹐凡是有利可圖即蜂湧競趨。此種性格也被承襲下來﹐成為台灣社會傳統的一部
份。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易於遷移﹐對台灣的經濟開發也有正面的影響﹐此即促使
社會容易動員勞力與資本來發展產業。82
3. 俗化傾向明顯
移墾社會的另一特色是「俗化」。俗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上陋俗盛行﹐另一是
文教不興﹐精致文化無由發展。
(1) 其中陋俗﹐諸如衣飾侈僭、婚姻論財、豪飲呼盧、好巫信鬼與偏好觀劇﹐成為台灣移
墾初期的普遍現象。以康熙晚期諸羅縣言之﹐雖距清廷領台已有數十年之久﹐卻依然陋俗
充斥﹐有極明顯的「俗化」現象。《諸羅縣志》對此曾有詳細深刻的描述。83
(2) 文教不興是清代台灣移墾社會「俗化」的另一特征。實則清廷領台之初即已注意文教
的提倡﹐但是移墾所需人力過鉅﹐吸收了幾乎所有可用的勞力投入生產﹐使得年幼子女亦
多不就塾讀書﹐文教自然無由發展。
4. 精英人口比率偏低
另一方面﹐清代台灣社會的文教發展﹐有其結構上的限制：師資缺乏與師資素質不高。渡
海來台的移民中﹐雖亦有知識份子﹐然因人數太少﹐難以發生作用﹐加上他們也從事開墾
及經商﹐而無暇亦無意從事文教活動。因此﹐可供用的師資極為缺乏﹐執教者每多濫芋充
數。《諸羅縣志》描述：「內地稍通筆墨而無籍者﹐皆以台為淵藪﹐訓蒙草地﹐或充吏胥
。輟八比未久者﹐科歲與童子試﹐其姦滑而窮無依者﹐並為訟師」84。由於不重文教﹐師
道不尊﹐致有「延師課子﹐以薦主為重輕﹐一子從學﹐而有德色﹐或智過弟子﹐則師徒不
相得﹐即父兄禮意寖衰﹐不終年輒去」85之情形。風氣如此﹐自然阻礙了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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