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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浤 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夏 誠 華(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伍、現代台灣人（1895～1987）
雖然從大陸中國的角度看﹐台灣是中國的邊疆﹐但從海洋中國的角度看﹐則台灣無疑處於
中央的位置。早期中國對外﹐均以陸路為主﹐台灣並不重要。等到十七世紀海洋時代來臨
﹐台灣的地位就日趨重要﹐而有荷蘭人、日本人等等的注目。日本人領台以後﹐台灣開始
脫離移墾色彩﹐而進入現代階段。
一、亞洲第一民主國
清朝甲午戰敗﹐使台灣率先大陸﹐得到現代化。馬關條約談判期間﹐最先得到「清廷將割
讓台灣給日本」消息的人﹐是台灣巡撫唐景崧。該情報立刻流傳到台灣民間﹐一時台灣大
起哄動。尤其最感意外的人﹐是這五十年來﹐在台灣各地已建立基礎的當地官吏與地方首
富。86他們在一○五年前的想法﹐與今天台灣相當若幹人相同：希望維護現狀。但與今不
同者﹐他們以大陸統治為正統﹐必須維系。如果做不到﹐則寧願獨立﹐也不要給日本人統
治。
當時代表台灣的士紳若幹人與唐景崧商討﹐傳達「台灣獨立」的意思﹐這是《馬關條約》
簽訂後一個月 ── 五月十五日的事。同時唐景崧又公布：「部屬中欲回大陸者﹐可立刻
回去」。此外﹐北京清廷也在五月二十日正式解除唐景崧台灣巡撫的職位。87
但是﹐台灣士紳保衛鄉土的決心仍然不變﹐乃於五月二十三日發表「台灣民主獨立宣言書
」﹐推舉唐景崧為民主國的總統﹐將該文書送達各國在台領事的同時﹐著手防衛台灣的實
際作業。88不過﹐在宣布不到一個星期之內（五月二十九日）日本的陸海軍已經開始攻擊
台灣﹐並於六月二日佔領基隆。六月六日唐景崧從淡水「逃往」大陸。後來的劉永福將軍
在南部武力抗日﹐也不得要領﹐很快地失敗了。
政治面沒有立即轉換成民主國﹐並不令人驚奇。因為政治轉型的常軌依本文發現：必在社
會轉型之後﹐將社會與政治順序倒置﹐要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軍事與流血﹐或者來自文化
與經濟兩項更基礎因素的直接支持。可是﹐當時的台灣是不是有此條件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個移墾社會﹐正在努力於經濟的開拓﹐社會成員的主力在勞力密集
的開發自然﹐還沒有到科技程度較高的產業﹐從而無文化上的高度需求﹐人才也因而缺乏
。
所以從歷史角度看來﹐這是個標準的「臨陣磨槍」才宣言的「民主國」。社會上的成員﹐
在結構上與認知上﹐以及生活上﹐都沒有成為「民主」國家的準備。這個「民主國」﹐終
究是從當地若幹人內心所自然湧現的。雖然「名」與「實’@２煌耆□□希□□氈狙□咭?
不得不承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榮譽﹐應該歸於「台灣民主國」。89
二、日治下的台灣人
以大陸人為絕對多數的近代台灣人﹐在日本五十年的殖民之下﹐民族結構並未改變﹐大陸
來台者依然不斷。從表二看得最清楚：「台灣人」（其實應該稱「大陸人」）人數持續增
加﹐雖然比率稍降。而日本人與外國人在1927年已達24萬人﹐比1999年的今天﹐如果不計
菲傭與泰勞的話﹐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麼多來自先進國家的族群﹐會對文化、經濟以及
政治產生立即的影響。果然﹐在日治的五十年之中﹐台灣的文化結構與經濟結構﹐與政治
結構相同﹐都很快地進入比較上現代化的境界。
台澎地區有現代的人口統計﹐始於日據時期。學者指出：「此不僅因日本重視人口的登記
與管制﹐而且自1905年開始﹐施行人口普查。」90而且「日據時期日本在基本政策上﹐嚴
格執行切斷台澎與中國大陸的一切關系。」自1897年以後﹐大陸與台澎地區大量的人口流
動「幾全斬斷」﹐而日本來台移民者人數不多﹐故陳紹馨認為日據時期台澎地區的人口是
屬於「封閉性的人口」（closed population）。91
至於人口增長的情況﹐由表三可知其梗概：
就全島人口的密度而言﹐有以下的演變：從1905年的86.85人╱平方公裡到1940年的169.0
人╱平方公裡。此時的澎湖值得特別注意。李國祁發現澎湖在十九世紀具有特別重要的地
位。他說：94
澎湖是台灣地區的貧瘠之區﹐但由於歷史的因素﹐扼大陸台灣間交通孔道﹐故人口密度竟
然居於台澎地區的第一位。在嘉慶16年（1811）人口即有41,002人﹐平均密度為323.2人
╱平方公裡﹐甲午戰前1893年時﹐密度已高達532.4人╱平方公裡﹐日據時期最初減小﹐
後復逐年增加﹐至1904年時﹐再度超過500人╱平方公裡。
不過﹐到日本據台之後﹐整個局面變化了：台灣向外開放的方向﹐從原來的西向﹐轉為東
北向。在西向的時代﹐澎湖最重要﹐因此人口最稠密﹐其次是台南﹐密度為170.9（1905
）。到了東北向的時代﹐台北的密度成長加快了﹐澎湖則自1905至1940年﹐大致仍維持在
500人╱平方公裡上下。1940年﹐雖然澎湖仍然居冠（509.4）﹐台南仍然次之（274.5）
﹐但排名第三的台北的248.3﹐則已逼近台南。95
族群的認同通常具有延續性。台灣從清領變成日領的初期﹐日本學者也承認﹐台灣基本上
是中國的。矢內原忠雄說：96
台灣原為中國的領土、中國人的殖民地。像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在日本有其本據一樣﹐台
灣人在中國有其故鄉、有其共通的語言及習慣。
因此﹐日本的統治台灣﹐是將台灣從中國拉開﹐而與日本相結合。例如：在經濟上利用關
稅法﹐使台灣的貿易路線由中國轉向日本﹔又如阻止隻有中國人或台灣人的株式會社的設
立。再如教育上﹐以日本語文教授日本文化等政策﹐都是使台灣遠離中國影響的制度。此
外﹐社會面也有隔離措施：對於中國人及台灣人的渡航﹐設有特別的限制。即台灣人直接
由台灣去外國﹐必須攜帶依《外國旅券規則》（這是以台灣總督府令制定的）發給的旅券
﹔違此而去外國或欲去外國者﹐予以處罰。97
關於中國人的前來台灣﹐1895日令第二十二號曾經特別限制中國人的上陸及居住﹐但至
1918年﹐乃以總督府令制定與日本國內同樣的有關外國人入境的規定。這使大陸來台者﹐
在名義上成為「華僑」。98不過﹐對於中國勞動者的前來台灣﹐則有特別的取締規則﹔需
要攜帶中國勞動者經辦人員的渡海証明書﹐在該証明書所載的地點上陸﹐將上陸時還須取
得官憲的上陸許可証。99又﹐台灣不許設置中國領事館。但在另一方面﹐對於留居海峽對
岸華南地方的台灣籍人民﹐台灣總督府則設立學校﹐派遣教員﹐寄以教科用書﹐並使駐在
當地的日本領事兼任總督府事務官﹔至其領事裁判﹐則歸總督府法院管轄﹔所謂「籍對岸
設施以防衛台灣」100﹐無疑是一種極高明的借力使力防衛手法。
不過﹐無論日本政府如何動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決無可能忽視歷
史的自然延伸。台灣族群與大陸族群的交往無法被完全隔離﹐而大陸是台灣祖國的想法﹐
在矢內原忠雄撰書的一九二○年代仍然濃烈。吳三連的回憶﹐及於林獻堂故事﹐也及於樑
啟超與台灣人的接觸﹐可資佐証。101
首先他提及林獻堂叔侄接觸中文圖書的情形。他說：
林氏叔侄當然也是未曾采用過﹐不過他們由上海不斷購入中文書籍﹐為數不少﹐萊園五桂
樓的書櫥裡收藏很多中文的翻譯書籍有嚴復的《大演論》﹐日人翻譯的《民約論》（盧梭
著）、《社會平權論》（司迅塞著等）。林獻堂雖然未曾受新式教育﹐但他讀書極勤﹐對
於新的思想學問也有相當的心得 ── 具見於他所寫的《環球遊記》── 未始非受任公
影響鼓勵的結果。
其次又提及在日人領台十七年之後﹐故國之深仍廣泛而深刻﹐因樑啟超的短期來訪而波濤
再起：102
任公滯留台灣雖隻有兩周的時間﹐但是他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尤其是詩人、遺老的影響﹐
則極為廣泛而深刻。台灣的知識分子﹐十七年來（乙未割台到辛亥怡為十七年）受盡異族
的欺凌壓迫﹐一般父老們鬱結在胸中的一股悲憤之氣﹐因為任公的溫存與慰憮﹐才得到宣
泄的機會﹐同時﹐他們一顆眷懷祖國、熱愛民族的丹心﹐才找到接納的對象。
及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大陸興起自由、民主、共和之風氣﹐其勢洶湧﹐超越日本﹐自然也
對台灣產生影響。吳繼續寫道：103
在辛亥革命前﹐台灣的智識階級﹐可以說是除四書五鴃撙腄戮N榭啥粒□蛭□喂□撓跋歟?
至少使他們知道﹐四書五經以外仍有學問﹐這是使他們真有「石破天驚」的感覺的。據甘
得中生前說﹐任公來台以後年輕一輩的智識分子﹐什麼「主義﹐思想、目的、計劃」等向
來所未有的新名詞大為流行﹐這當然是受任公影響的﹐一面也刺激青年的求知欲﹐對於新
的思想﹐新的學問發生熱烈的追求。上面所舉任公的影響﹐對於後來的民族運動大有幫助
﹐自不待言﹐……。
能夠產生這種回應﹐客觀條件在士紳階級的出現。清領時期台灣人的移墾性格﹐在一九一
一年辛亥革命之時決不可能完全消褪﹐但精英階層在經濟發展之後﹐才開始產生也是事實
。因此﹐任公於（農歷）三月四日抵台中時﹐櫟社為他舉辦歡迎會﹐即有三十二位各地士
紳前來參加。104在日人統治下﹐現代台灣人的性格逐漸顯露。
當然﹐從日本總督府的立場﹐台灣現代化縱不能免﹐淡化台人的中國意識則勢在必行。總
督當局即公布紳商條規﹐對台灣有學識聲望的士紳﹐依條例頒予御用紳士徽章（「紳章」
）﹐以資籠絡。並且﹐十一月十一日﹐訓令訂定壯丁團組織標準﹐準許設置壯丁團﹐維持
治安﹐此乃利用御用紳士的「以台治台」之策。105
雖然﹐日人攏絡台灣士紳階級「以台治台」﹐但是﹐除了若幹人甘為日人工具者外﹐大多
數的士紳階級多抱消極態度﹐或為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然﹐但根深柢固之中國民族意識﹐
畢竟不能完全消除﹐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民族差別待遇不能沒有不平。更有進步士紳順應
世界潮流﹐起而從事體制內改革的抗爭運動。106
蔡培火即提及士紳分作擁日的御用派、反日的祖國派、台灣派﹐107以及抗日派等。武裝
抗日的﹐黃玉齋又細分為六派：108
1. 「台灣獨立派」﹐其主張為﹐祖國無力顧及台灣﹐惟目前應爭取台民自治﹐未來或可
成為眭n□囊徊糠鄭?
2. 「台灣光復派」﹔
3. 「台灣民選議會派」﹐在日本統治下求內政的獨立﹔
4. 「台灣文化協會派」﹔
5. 「無政府主義派」﹔
6. 「社會主義派」﹐在聯俄容共時期﹐以在福建被刺殺的國民黨少將台中人楊子江為代
表。
年輕的學生也從1913年開始投入學生運動﹐而運動的舞台﹐不單限台灣本土﹐更越洋到達
殖民的母國日本﹐以及文化的祖國中國大陸。台灣方面﹐計有台北師范兩次與台中師范一
次騷擾事件﹐台北商工學校與台中一中的罷課﹐北二中的思漢、反日事件﹐台北帝大與台
北商校的抗日事件。109日本東京方面﹐計有主張民族主義的聲應會、啟發會、新民會、
東京台灣青年會﹐與主張共產主義的台灣青年會、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文化統一戰線等。
110大陸方面﹐則更加蓬勃發展﹐在上海、北京、閩南、南京、廣州等地均有許多集會與
結社活動。111
等到日據後期﹐日人在台有效采用文明化統治方式﹐雖較嚴苛﹐且以台灣為南進基地﹐進
行多方剝削﹐但治安良好﹐社會進步﹐頗得台人大多數的肯定﹐再加上皇民化運動有效推
展﹐台人對日人的接受程度﹐與其日本化的程度一道成長。
俟日本戰敗投降﹐台澎歸還中國之後﹐現代台灣人對日本的肯定與懷念﹐亦持續不墬。尤
其是民國36年發生二二八事件﹐駐台國民政府軍隊警憲與台灣人民產生激烈沖突﹐發生全
省性屠殺﹔民國38年大陸淪陷﹐國民黨政府播遷台灣之後﹐為求穩定中發展並肅清內姦﹐
被迫采取白色恐怖鎮壓手段﹐如此持續進行相當歲月。台人的歷史記憶﹐此時有了相當變
化：增加五十年日人統治的發展與穩定的經驗。這種經驗仍然清晰的時候﹐恰與大陸易幟
時期﹐國府軍隊、政工、警察、情治所做所為形成強烈的對比。此時台人歷史記憶的延續
性﹐遂不同於割台初期。台人的懷念﹐有文化性的中華世界傳統﹐也有現性高的日人遺風
。台灣的文化、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內涵﹐既更豐富﹐也更復雜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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