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tarako (跨越思念的彩虹橋) 看板 SARS
標題 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時間 Tue Apr 29 18:40:1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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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JOHNNY（廣州／實習醫生） (2003.04.29)
SARS陰影籠罩全球，然而，除了染病者，世界上沒有人真的知道SARS的滋味。作者在
年初染病，與SARS纏鬥兩個月，終於才死裡逃生。本文是他以親身經歷細說SARS病程，及
中國大陸醫護實況。
後來他們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則稱它為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
時，它還沒有名字。
二○○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歲，是醫科五年級生，再過半年，我即將畢業。現在在
內科當實習生，日子其實滿寫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來的醫師生涯在向我招手。當
醫師的感覺，應該說是集心智挑戰與物質安逸於一體的一種不錯的組合，我對每天所看
到的新病例，總抱著新奇的興奮感提供服務並學習。
我頓然覺得冷，那種寒勁兒，似乎是打從內臟開始
一月二十六日，醫院裡來了一位發燒的肺炎病人，他在三十一號病床。不論我們給什
麼抗生素，他仍高燒不退，終於在一月三十一日，我們決定把他轉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
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兩位病人後，主任要我隨救護車護送他轉診，因為他的呼吸
功能並不穩定。
在救護車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陣連續咳嗽，都會咳出帶有血絲的濃痰。病人把痰
吐在衛生紙上，咳完後，我急忙把氧罩為他罩好。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
只有二十分鐘的車程，救護車裡已滿是沾有血絲濃痰的衛生紙。救護車司機在第二天就發
燒生病，他在一個星期後過世，驗屍時所收的檢體後來成為北京病毒所的五個典型標本之
一。聽說那天送完病人後，救護車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滿地的衛生紙撿起來。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當時沒警告他那些衛生紙的危險性。
二月一號到七號，是春節假期，醫院裡只有少數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輪我值班
。二號下午，我回到內科病房作病歷紀錄。那天氣溫大約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
在寫病歷時，我頓然覺得冷，而且愈來愈冷，那種寒勁兒，似乎是打從內臟開始。我覺
得很不舒服，於是就回到宿舍坐在書桌上看書。沒多久，我開始冷得四肢發抖，就是加
上毛衣仍沒幫助，後來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覺。
小小刺激，引發一陣長達數分鐘的連環性咳
「肯定要發燒了。」我想。於是就試著要躺到床上去，從書桌到床邊，僅只兩步路，
但我卻覺得渾身無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覺。那天我除了起來拉了兩
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窩裡。我的同寢室室友回來了一下就走了。我請假，但沒告訴
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號早上，我到急診室去，他們給了我一些退燒藥。吃了後，燒有點退。但下午我的
燒又復發，於是我再次回到急診室，這次他們給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沒作任何住院的建
議。最終，我就在宿舍裡的被窩再熬了兩天。沒與任何人聯繫，也沒任何人來看我。我
想起醫院上個月收了兩例非常嚴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則沒救成功。我們
都很清楚，那位來自河源的病例，在轉診之前，已感染了數位河源的醫生與護士，但我
們並沒多談此事。
兩天後，我開始咳嗽，那已經是我發燒後的第四天了，我終於接受了那個可能的事實
。
我到主任辦公室，說：「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好像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實他自己也已在發燒了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醫院裡陸續已有多位教授，住院醫師，及另一同學發燒。
我被放在三十一號病床，雖然不情願，但他們告訴我院裡就只剩那張床了，本來是三
人一間的隔離病房，現在只放一張床。因為前一位三十號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
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零零地一個人死在這張床上的念頭，卻時而出現在我腦海裡。
我入院時的胸部X光片顯示我的左右肺都有些陰影。我的體溫一直沒降，咳嗽也持續著
，任何一個小小的刺激，都可引發一陣長達數分鐘的連環性咳嗽，主任來看我：「妳會沒
事的。妳的胸部Ｘ光片沒有惡化。」
深呼吸時，那種吸不到空氣的感覺會更加
我知道他在騙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續惡化中，我已在夜間偷偷看過。但我體諒他的心
意，這個病沒有特異性療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時會降到谷底。醫師們僅能
提供支撐式療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統逐漸產生。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與運氣。
「我一定要努力撐下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我不斷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開始咳出帶有血絲的膠質濃痰，就像三十一床病人在救護車上咳出來的
那一種。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時那種胸部無法擴充的沈重感，或許是那種吸不到空氣的
感覺會更加強，都讓我覺得渾身不對勁。那種瀕臨窒息的片刻所引發的恐懼與焦慮，時時
刻刻圍繞著我。後來，我的每一個心跳都會有一陣胸痛。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直到後來
任何肢體的動作，都會讓我喘不過氣來，我變得非常虛弱。但是，我的腦袋一直很清醒。
我盡量保持靜止不動，我知道我要很努力地活每一分鐘。
十一號那天，我聽到主任說要把幾位較嚴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們是處理呼吸
疾病的專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這麼期盼著。
他們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時，我已經非常虛弱。安頓下來後，陳院長來看我，他的
聲音冷靜而沈著：「你放心，我們會照顧你。」我只能點頭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
會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個病。我至少可以做得
和她一樣好，我的年紀是她的一半。
話給我的母親：「我可能就要死了......」
在初五，我終於打電話給我的母親：「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難過，當醫生這行，
就是這樣嘛。」我可以聽見她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哭泣。我可以想像：她開始去張羅火車票
，坐飛機並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因為她從沒做過飛機。但要與春節返回廣州的工人潮競
爭一張火車票，應該會像是一場戰爭。
我的母親終於在十二日號來到了廣州，也就是我進入呼研所的第二天來醫院看我。她
說：「你一定要堅強，撐下去。」在層層防護的衣帽與口罩內，她默默地落淚了。
在未來的兩個星期，我的生命與類固醇、加壓氧氣、母親的關愛、我自己生存的毅力
、還有我對呼研所醫師的信心、都是環環相扣的。我在三月初離開醫院，又回到了學校
宿舍。經過兩週的閉關，我又出現在病房裡，看病值班。
「活著真好。」
「生命真是可貴。」
這些不請自來的念頭，會在我腦裡出現。但有時我也會想到那些消失的護工，他們大
都來自貧窮的農村，每天以個百元的工資，二十四小時幫忙看護病人。
在「那個病」盛行時，他們也跟著醫護人員一樣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們一生病
，就從醫院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他們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沒人過問
他們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統計資料中，病人的職業別不會出現有「護工」這兩個
字。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美鄉，
以台灣公衛醫生身分訪視北京與廣東，所採集的一個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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