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版友提出的戰國時代人口普查問題
以下是小僕的所收集到的資料(藍綠色)以及 P 樣的見解(亮白色)
希望能解答版友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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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關於人口普查這一點，要從大化革新跟莊園制這兩點來看
在七世紀所推行的大化革新,內容裡面提到兩個相關的要點
1.土地國有化
2.建立戶籍跟帳簿，實行班田制及租庸調法
依照戶籍分法口分田，男子兩反田，女子一反120步，死後收歸國有
從這個時候展開第一次的人口普查
手邊有一份資料可以來看一下當時的狀況
筑前國島郡川邊里 大寶2年(702)
戶主 卜部乃母曾 年49歲 正丁 課戶
母 葛野部伊志め 年74歲 耆女
妻 卜部甫西豆め 年47歲 丁妻
男 卜部久漏麻呂 年19歲 少丁 嫡子
(以下略)
山背國愛宕郡出雲鄉 神龜3年(726)
戶主 出雲臣吉事 年34歲 癲狂 篤疾 左頰黑子
(以下略)
<正倉院文書>
班田制本身不是全國性的法律，而是一種「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慢慢實施的法律」，
這個法律的一大特徵是「極端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瀧川政次郎語），
不過雖說立意良善，由於人口本身會成長、田地數目卻不會成長，
加上實行上的種種困難，在延喜年以後，班田制這個名詞就從史料裡頭絕跡了，
從開始實行（通說為大化二年）到結束（延喜年間），歷時不到三百年。
但是由於農民的負擔日增，所以許多人乾脆逃離戶籍
要不歸到貴族旗下當奴僕，不然就是出家去投靠免繳稅的僧侶
國家為了農業的收入，只好頒訂「三世一身法」以及日後的「墾田永世私財法」
(簡單來說就是獎勵開墾而有條件的開放土地私有化)
但是這樣更助長了莊園化的情況發生
班田制的一個大問題就是
「隨著人口增長，田地沒有增長，最後田地不夠發」，
而為了要盡可能的開發新田，政府發佈「三世一身法」，
鼓勵人民自己去開墾田地，並且給予「三世一身」的優惠；
（三世一身：開墾田地時，承認拓荒開墾者三代之內擁有土地收益權；
但利用過去的灌溉工程開墾、所費工程較少時，只承認開墾者本人擁有收益權，
只要過了三代或是一代，土地完全重歸政府所有。）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後來便衍生出「三代（或一代）的時間界限快到了的時候，
民眾都不去耕田，結果田地再度荒廢、變成荒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政府逼不得已的頒佈了「墾田永世私財法」，
承認開拓的田地中，有一定比率「永為開墾者家族所有」。
這兩個法律跟土地私有化這個大趨勢有一定關係，
但是真要說造成「土地私有化風潮」的，大概還是貴族莊園不輸不入權的發達，
這兩個法律加起來的效果還遠不如不輸不入權的威力大......
在最後一次的班田實施時，人口跟戶籍產生了巨大的誤差
延喜 2 年阿波國田上鄉，五戶435人中只有男子59人
反映出了國家已經無法掌握負擔稅收的成年男子人口
其實大概在攝關政治開始的同時，
政府對人口的掌握能力就已經呈現明顯衰退的現象：
當時模仿唐制租庸調法而來的日式租庸調法本身不符合時代需求，
（在當時田地常常分割得零零散散，結果對一般農夫而言田賦顯得太重，
加上最可怕的「勞役」這關，一般農民家族幾乎負荷不起，
在這種前提之下，很多人寧可把自己的土地獻給貴族、甚或乾脆流亡）
因此土地開始以極快的速度往少數貴族家系手中集中、
而很多無處可去的流浪人（不是「浪人」）也都會到貴族的莊園去當長工求生存，
到了最後，基於莊園的「不輸不入權」，官吏不能確知莊園裡頭到底有多少人口、
加上莊園「不輸稅」，整個租庸調法根本推行不下去，
戶籍制度自然也都被破壞殆盡。
對戰國大名而言，他們客觀上是沒有那種環境去做人口普查的。
因為在戰國時代，人口的死亡、流動極為激烈，
為了確保穩定的稅收來源，與其用浮動不定的「人」作為徵稅單位，
倒還不如拿絕對不會長腳跑掉的「戶」（房子、田園）作為單位。
所以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戰國時代的官吏對「戶」知之甚詳、
對「人」卻是一問三不知的。
而且在戰國時代，
人口流動不是單純的「從A地流動到B地」，而是「從A大名手下流動到B大名手下」
除非A大名、B大名願意讓他們的戶政機密資料互通有無，
不然這個人必然會成為人口普查時的「黑數」之一。
舉例來說：某A是個甲斐人，問題是他本人卻位在三河、而在駿河曾經有犯罪被逐紀錄
在這種情況下，武田家（甲斐）的官方記錄中，
A會被列入「逐電（失蹤、逃亡）人口」；
德川家（三河）的官方記錄中，除非A在三河有一定的工作（如受雇當佃農等），
不然在德川家的官方記錄中，A這個人是完全不存在的；
而在今川家（駿河）的紀錄中，A可能會列入犯罪統計數字、
進而被納入駿河一地的人口總數裡頭（他既然會「犯罪」，你就不能說他不存在），
結果好了，A這個人現在人明明在三河，在人口普查上卻出現了完全不對的結果：
A同時「存在」於甲斐、駿河普查出來的人口總數裡頭，反倒不存在於三河。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戰國大名真的進行過人口普查，
這個數字的可信度也恐怕頗有問題。
另外一個重點是：對戰國大名而言，人口普查主觀上沒有其必要性。
在日本法制史裡頭，跟「人口數量」最扯得上關係的法律當推稅法，
而在戰國時代，雖說大名稅法大概還是有點唐律遺風、秉持「租庸調」的基本精神，
（名稱當然不同，不過內容類似）
但是對他們而言，他們的客觀環境讓他們很難做出精確的人口調查、
加上發展這種「以人課稅」所需的精密計算技術本身尚不是那麼發達，
基本上各大名的稅法都是以團體本位為主的。
比如說「年貢」這個概念，他們考慮的不是「每個農夫應該上繳收成的百分之幾」，
而是「每塊農地必需上繳收成的百分之幾」；
至於勞役，他們注重的也是「每塊農地必需負責多少勞役」，
而不是「每個耕作的農夫應該負責多少勞役」。
在這種法律仍採「極端團體本位主義」的情況
（非法學用語，僅為說明而創
除了特殊情況之外，權利義務的客體都是「團體」，個人沒有完全行為能力）
「個人」的重要性不高、自然更不需要花大錢去做人口普查。
一直到太閣檢地時,才逐漸開始消滅莊園制度中
「一塊土地多人耕作，但由於族繁問題，中央政府只按地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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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大助幸昌：
「將たる者の腹切りでは佩楯は取らぬ，我は真田左衛門佐のせがれ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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