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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則新聞，一則是中國保釣運動中引發的一系列打砸搶事件，另一則是位於中國太原的富
士康工廠工人引發的兩千人騷動事件。兩個事件時間接近，引發事件原由則不相同，但是
如果深入去看事件主角身分背景，或許會發現這兩個事件其實是同一個社會現象不同的呈
現方式。
在保釣的打砸搶事件中，依據新聞報導指出，各城市的涉案者他們的背景有一個共同點，
即是外來人口、年青、無業；富士康事件則是外來人口、年青，差別是他們就業中。兩起
騷動事件主角都是年輕民工或民工第二代，這樣的社會現象，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
已非新鮮事。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來自農村的這些民工貢獻了他們的青春與血淚，
締造了GDP規模成為世界大二大的經濟奇蹟，但是整個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他們卻僅享
有最小的份額。隨著經濟成長，貨幣供給與物價逐漸騰飛。而由於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
這些來自農村的移民實際上很難在城市裡落戶生根，也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教育、醫療等
福利，而在城市物價上升過程中，這些農村民工卻成了第一線受害者。
真實的農村生活可能不是電影畫面或文藝想像中的浪漫。農業的生產特性，讓這行業天生
具備了不穩定性與高風險，榮枯的快速波動以及在榮景時可能產生的大量人口，在荒年時
都迫使過剩人口遷移，事實上即使是收成好的年月，生活也依然是艱辛的。因為歷史上各
國的農業政策，通常都是基於掠奪而進行高壓管理。因此口耳相傳的遠方城市的繁榮發展
成了這些農民的機會。而近代以來工業都市的快速發展更吸引了那些陷於絕望、飢餓邊緣
的貧困農民，「渴望改變現狀」驅使他們前仆後繼地前往那憧憬中的蜜與奶之地。
事實上經濟的發展在型式上就是一種都市化的過程。隨著移民湧入，城市不斷擴張他的領
域，新來的移民在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從事著最低階的工作，也可能居無定所，但來自
同一故鄉的人或許會慢慢聚集起來，互相照應，在城市的邊陲形成自己的聚落。這些都市
聚落通常是新移民來到城市後的第一個中繼點，是這些農村移民來到這裡尋求融入城市生
活前的一個過際站。在英國記者道格桑德斯所寫的「落腳城市（Arrival City）」這本傑
作中，即描寫了許多關於這些城市新移民聚落的動人故事。而道格桑德斯稱呼這些新移民
聚落為落腳城市（Arrival City），事實上也是極為傳神的點出這些聚落的特點。
但是不當的移民政策或城市規畫政策，卻會扼殺這些落腳城市的發展力與創造性，因此新
移民聚落也常常成了城市中最貧困和危險的所在，變成城市原住民或管理者欲去之而後快
的所在。這是惡性循環，完全阻絕新移民融入城市的可能，阻絕新移民向上攀升的機會。
於是貧民窟成了落腳城市的代名詞，成了城市的毒瘤。
當第一代的移民歷經艱辛來到城市，他們忍受各樣惡劣生活條件，窮居在城市邊緣一隅，
經過多年之後仍然貧無立錐之地時，那這些移民的第二代就更無翻身可能，糟的是，移民
第二代和鄉村可能已失去聯結與認同，而他們又和第一代一樣是城市的局外人，回不去故
鄉也進不來城市成了這些移民的困境。這樣的困境逼迫這些人的人生不斷失速下墜。最終
成了城市的動亂根源。
事實上合理的、友善的移民政策可能改變這樣的現狀，在「落腳城市」一書中，道格桑德
斯詳細介紹了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蓋奇康度」（gecekondu）的發展，鄉村移民如何在
政策配合與居民努力下，跳脫出局外人的困局，逐漸改變了自己與城市的命運。依作者的
觀察，部分歐洲城市中的穆斯林社區保守的程度甚至超過他們來自的故國，因為絕望與無
助導致他們朝極端的方向發展，成了某種極端主義的溫床，倒是如果反過來，在產權自由
化與政府投入資源協助，這些保守社區會綻放生命力，一如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蓋奇康度
」。
回到最前面的兩則新聞，如同「落腳城市」中的那些孕育自絕望都市角落的黑幫或恐怖活
動，這些最激情的民族主義者正是來自於最絕望的城市角落。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中國
城鄉差異已大到「一國兩制」程度，這也是無論廣東如何提高工資也改變不了缺工的現狀
，而只能趕走一批產業外移而已。產權改革，已經是中國必須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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