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3

作者vves (民主！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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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Sun Apr 3 00:37:14 2005

※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3 時間: Fri Feb 6 00:03:40 2004 第三章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孤獨的民主斗士 ------------------------------------------------------------------------------ -- 　　內容提要：１９５７年那個夏季，誰應承擔罪責？知識分子在通向權力的道路上，必須經過一座橋梁。是毛澤東培養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這一代人卻把怀疑的目光轉向了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清醒者的思考和當權者的隱憂。　　寫大字報是非法的──徹底斷絕了言路？西單民主牆。兩個目標：新聞与言論自由。舊式民主活動的終結──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民主理想：自由、自由、自由；政府的有力回擊：責任、民眾！苦悶、孤獨、下海。　　考察中國大陸地區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國開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的４０年中的知識分子發起的全部政治性活動，得出的結論卻是非常不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在共產党一党專政的情況下雖屢遭打擊但卻始終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理想，并發動了多次悲壯的沖擊；另一方面，所有的這些斗爭運動無一取得過理想的結果，這不是指運動參加者的悲劇性結果而是指的是這些運動對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明确地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斗爭并未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非常遺憾的是我們只能得出這個結論。　　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從執政的共產党手中要求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并試圖用民主來改造權力，并因而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我們只能稱這些運動是舊式的民主運動。　　首先，這些活動主要是執政党的一种活動，或者是執政党內斗爭的一种反映，它的目標是政治權力和政權形式，因而不具有獨立性。文化大革命中盡管知識分子獲得了一次充分發表意見和呼吁民主的机會，但是他們的熱情和勇气最終証明只能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其次，這些活動雖然代表了一种健康合理的趨向并提出過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其發展下去的邏輯結果不僅不會是這些要求的實現，反而是動机的一种必然反動。因此甚至可以說，在中國的具体條件下知識分子的民主運動往往具有反動性，使他們自己一此次地搬磚運石加固了禁錮自己的院牆。這不是策略問題所致，而是中國具体政治制度的自然發展所必須借助的一种形式。　　最后，民主運動并沒有造就意志代表某一社會階層利益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這些活動始終局限于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獨立的知識分子圈子以內，因而只能是孤獨的、苦悶的、無結果的經歷与熱情的虛耗。他所產生的只能是几個流亡于外國的焦急、悲傷而又無奈的思索者。　　他們在思索中國問題之前，應該更多地思索他們自己的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集團，究竟是什么？一、１９５７年的悲劇：罪責与懲罰　　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和學者中只有一個一致的結論：中國知識分子与中國共產党的感情离异始于１９５７年初夏的“反右運動”。由于共產党未能平和順利地渡過這一關，未能把握時机真正地爭取到知識分子的理解与幫助，從此這個党也就走上了一條失誤多于正确的坎坷之路。　　但是對于上述論斷相聯系的另几個問題，至今沒有人得出過令人信服的結論。在１９５７年初夏之前，中共卻由于知識分子真誠合作的愿望和舉措嗎？這种合作僅僅是一种愿望還是存在著客觀可能性？合作破裂的原因，是歷史的偶然因素或客觀條件所致，還是有其中一方的主觀原因？　　對于准确地把握中國問題的本質，這些問題的合理解釋將是一個關鍵，我們從中不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共的執政歷史，更重要的是我們將准确地認識中國的知識階層，因為我們把中國的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這個階層的身上。　　１９４９年，中共從一個農民的反抗壓迫的党變成了在全國執政的党。為了适應這一轉變，中共不僅需要盡可能地吸引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建設，同時對自身也要進行專業化、知識化的改造。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將能否團結知識分子的問題提高到政權是否鞏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產党同事們提出告誡。　　毛澤東的建議無疑受到了中共党內那些農民出身的將領的挑戰，毛澤東的這段話可以証實這种情況。毛澤東說：“有些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不要知識分子也行。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魯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作用的認識無疑是很清醒的，但是這种認識存在著重大的隱患，如果把毛關于知識分子的另一些講話也參照進來，我們發現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點：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特別是進入和平建設時期）有重大作用；他們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他們是否向無產階級及其政党投降從而轉變立場；因此要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必須保持警惕，特別要保持工人和農民的領導權，知識分子必須接受領導。　　毛澤東是個英明的領導人，對知識分子表現出了應有的大度和寬容精神，但是他畢竟沒有完全擺脫開一個憑槍炮奪得了政權的農民領袖的狹隘立場和高傲心理，這是中共未能順利通過執政關的一個關鍵原因。毛對知識分子的有關看法作為指導思想以后一直影響著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　　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爭中，３０万知識分子被打成“敵人”而慘遭折磨，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從此不斷惡化，与毛澤東認識上的這种偏狹無關。如果說毛澤東必須要為此承擔責任，那也只是判斷上的一种錯誤，而錯誤的原因則是感情、認識与經驗的問題，并不是如他后來所說的“引蛇出洞”，由預謀地設伏，引誘知識分子把腦袋伸出來一刀切掉。這些化石無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飾。　　從知識分子方面看來，他們對共產党取代國民党執掌全國政權是很高興的，這不僅因為他們對國民党的腐敗早已厭煩、痛恨，而且還主要因為他們盼著有一個和平時期的到來，從而得以施展自己報國甚至是救國的才干。這可以從錢學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１９４９年后紛紛返回大陸這一事實中得到証明。熱情、希望以及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的知識分子的一般心理，這也為以后的悲劇埋下了不詳的种子。　　共產党和知識分子兩個方面都傾心結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誠最有善意的舉動，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階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嚴重的傷害，從此再也沒有親近過。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就在這里。中國共產党，這個依靠農民奪取了全國政權的党，這個發誓要依靠工人建設現代化的党，難道与知識分子真是一對天敵嗎？　　毛澤東的學生、中共元老之一的柯慶施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這樣一番評价：“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評論婢女的口气去評价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較低的將領則只肯用品評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識分子。柯在中共党內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權威解釋人和党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高級顧問。他對知識分子的這种輕蔑的態度和敵視，在這個農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內部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險的傾向，即執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識分子的。　　毛澤東在感情上也同樣排斥知識分子，但這并不妨礙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斷。１９５６年初，毛已經指出排斥知識分子的關門主義傾向是他的党在執政以后出現的一种危險的不适應症，而這种病症將嚴重損害政權的質量。毛甚至還發現他的党同時也在脫离工人和農民，他把它歸結于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和關門主義，是政權變質腐敗的前期征兆。毛在這一時期曾多次与人談起３００年前農民政權大順王朝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近一個多月就迅速垮掉的歷史掌故。他認為大順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權，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貪圖享樂，很快變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該殺李岩，是政權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支撐。　　毛在那時隱隱流露出這樣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農民，而坐江山絕不能沒有知識分子。他雖然為自己得出的這個結論感到苦惱和不快，但還是為此而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號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級政府加緊培養“自己的秀才”，毛在親筆寫下的這個通知中強調“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另一個措施是在党內開展反對關門主義的工作，設法打通阻隔知識分子与政權的那堵厚牆，從而使執政党不僅得到知識分子的擁護（或不与知識分子為敵），而且能夠領導一個复雜龐大的社會的政党。　　公正地說，毛澤東在他的党与社會產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評，認定症結的主要責任者和該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應社會的方向轉變，這都是极為難得的。那時，毛甚至有溫情主義的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長，把全中國比作一個可以和睦相處的“大家庭”。家庭內部當然有爭論和斗爭，但是這种打斗不會出危險傷感情，不是“狂風暴雨”，而是嬉戲般的“和風細雨”耍耍脾气而已。　　為了創造出這种气氛和團結的局面，毛澤東嚴厲地要求他的党開門整風接受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批評。　　這絕不是毛澤東的心血來潮式的浪漫舉動，在中共党內實際上還存在一個人數不多但勢力很大的派別，這個派別強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時的轉變以求得更新。這個派別的領導人即劉少奇。因此，把國家比作一個大家庭，就不是一個溫情的幻想也絕不是帶有欺騙性的宣傳口號，而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的一個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認真地平穩地溫和地建設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國，實現中國几代人的強國夢想。　　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義非同尋常的大事，從而明白無誤地宣示了這個党的決心。這三件事是：１．從党章中刪除了“ 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甚至公開地提到了反對個人迷信的問題）；２．明确提出曾指導党取得了戰爭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繼續适用于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３．宣布基本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已經結束，今后的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　　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西方學者常常會對中國共產党感到困惑難解。這個党作出的一些決定有時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議，有時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贊嘆欽佩。毫無疑問，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獨立地做出的這個決定，是它的歷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斷和選擇。不管是處于什么原因，它能暫時地拋開陳腐的階級斗爭教條，把党的工作目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說明了這個党具有務實作風和國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觀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夠在維護了領袖權威的情況下，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棄就圖新，并對今后可能出現的個人迷信和個人獨裁采取了預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執政的共產党中，只有中共嘗試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饋調适，這是罕見的一個例証。當然，如果中國從那時起能夠平穩地走上中共為它選定的道路，能夠不受干扰地堅持那條八大路線，那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也許已經是世界的第一號經濟強國了。　　２２年以后，鄧小平在中共１１屆３中全會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１９５６年路線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對個人迷信和加強集体領導以及實現党內民主決策等問題上，２２年前的認識甚至是更自覺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發生變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個正确的決議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腳步并從此歷經坎坷，開始了一連串极其荒唐的錯誤行動，直至發動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場持續十年的劫難之中？現在，人們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來解釋這次背离或叛變，但這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個原因首先發生了作用，它作為誘發點終于引出了更多的原因發生作用，并終于在合力的推動下使中共從正确滑向荒謬。　　找出首先起作用的這一點對中國人尤其重要。在一党專政的條件下國家政治運作總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類似的動作。為了避免重返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是應該知道更准确的情況嗎？　　１９５６年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是艱難的。美國人不僅組織了一個敵視中國的國際同盟，而且實際上已經沿中國東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條軍事封鎖線。蔣介石在台灣似乎也待得不耐煩了，拼命鼓噪要向大陸反攻，“解放人民”。這些情況當然會引起中共的緊張和警惕，但是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到中共的決策，特別是對其國內路線不會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此之前，中國的百万軍隊曾前出到朝鮮半島，為支持北朝鮮的軍事擴張而与美軍和聯合國軍大打出手。這場雙方死傷几十万人的戰爭在當時并沒有完全結束，而這并不妨礙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個正确判斷。所以說，國際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話，那也只是被中共當做進行國內鎮壓的一個借口而不會是初始原因。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這一時期也是事端頻頻。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事件”一直被宣傳為國際帝國主義与國內党內复辟勢力勾結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惡性証据。中共對這兩個事件的態度同蘇聯一樣強硬，特別是對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和鄧小平都先后与蘇聯党的首領進行交涉，催促蘇聯派出坦克部隊進行堅決鎮壓以保全社會主義陣營。　　但是我們現在至少可以找到兩個証据証明中共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共召開八大期間，毛澤東搞了一次政治意圖明顯的惡作劇，他決定同時會見對波茲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蘇共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見一開始，毛偏袒波蘭人的傾向就极為明顯，他一而再地贊揚波蘭党的反叛領導人哥穆爾卡，并鼓動在場的波共書記奧哈布當著蘇聯的面宣講波蘭人的反蘇情緒。在奧哈布講過之后，毛笑容滿面地表了兩個態：中波兩國過去是友好伙伴關系，現在依然是友好伙伴關系；如果哥穆爾卡在中國党內，我們不會開除它的党籍，允許他直抒己見。在場的蘇共代表團團長米高揚當時顯得非常難堪。盛怒之下，他把波蘭（奧哈布）和中國（毛澤東）放在一起相提并論，說他們是蘇聯的敵人。他說：“發表如此反蘇言論的人只能被當作敵人來對待；這也适用于那些喜歡听這种宣傳的人。” 　　毛澤東則笑嘻嘻地望著他那位蘇聯同志發怒。事實上，毛不僅喜歡听“這种（反蘇）宣傳”，而且對波蘭人滿怀同情和尊敬。　　布達佩斯事件爆發時，毛澤東的態度明顯曖昧，他是過了几天以后才決定支持蘇聯的強硬立場的。而就在這個問題上，他与劉少奇發生了第一次明顯的分歧。毛從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結論是，必須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以防止類似事件在中國發生。劉對毛的結論不以為然，他直言不諱地反駁說，只有盡快發展生產、盡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國出現類似危險的最好保証。　　社會主義陣營發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對中共的政策有影響也不是決定性的。劉少奇的意見也沒有被毛澤東批駁，這就証明即使中共的政策會因此而轉變，但轉變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從八大立場的后退，更沒有道理由此而決定把矛頭對准本國的知識階層。（但是必須承認匈牙利事件對毛澤東產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終不能忘記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類似條件反射式的恐懼心理。“裴多菲俱樂部”、“納吉 ”等字眼一再在他的頭腦中閃現，他因而就一再地把這些异端當成帽子甩給他周圍的人。這場惡夢一直做到他臨終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擊鄧小平“扮演納吉的角色”。）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說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澤東的溫情主義幻想開始破滅，那么他在當時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終認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內伙伴而并非知識分子。他對知識分子是輕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們當成主要危險，所以匈牙利事件不會誘發他發動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爭”。　　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后，中共內部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別的勢力發生了重大調整。那些農民出身識字不多但憑借戰功升至高位的將領失去了發揮自己專長并進一步獲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緒，并對越來越受重用的知識分子干部怀有敵意。這些將領在進如城市擔負起管理城市的職責時由于知識、經驗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們產生了嚴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視個人威信和職位權威，而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清高驕傲風格又恰恰對這些束手無策的將領的尊嚴构成威脅。雙方的矛盾如果還沒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銳。中共高級領導人高崗在极恨時曾粗野地把知識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 　　毛澤東的基本立場當然是偏袒幫助自己打天下的農民同事，因為戰爭的殘酷充分地証實了這些人的忠誠。毛一再教訓知識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從文盲上司的領導，并威脅說，知識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決定于這种服從的恭順程度。但是，由于兩方面在教育、知識、修養和實際工作能力諸方面事實上存在著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終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兩個集團，并圍繞著“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穩江山”的問題展開激烈的較量。　　許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統治思想的重要部分來自于對古代統治術的吸收和運用。中國歷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無一例外地要對功臣進行大面積的誅殺和貶黜，這是穩固政權開創繁榮局面一個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狡兔死，走狗烹；帝國滅，功臣誅” ，這是哀嘆也是歷史的總結。　　毛澤東不承認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堅持認為自己所領導的革命与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著根本性質上的區別。把這种區別极端花絕對化正是毛犯錯誤的根源，他完全沒有看到這兩种革命之間的基本相同點，即起義軍的主体都是農民。毛決定不拋棄功臣。　　即使如此他還是遭到了許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負責干部肯定在他的耳邊不停地將一些攻擊知識分子的話，并試圖用農民在戰爭中對他的支持和情誼打動他。在這种包圍中，毛澤東的感情處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頭腦仍能保持清醒。他在當時即使還沒有產生走馬換將，重用知識分子治國建國的念頭，那么他至少已經認識到了他的農民出身的同事們已經不能胜任領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工作了。　　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軍管被貶斥回鄉或進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彭德怀等一批農民起義軍領袖的地位開始下降。彭抱怨說：“我老了，對毛澤東沒有用了，不重要了。” 　　僅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還臨危受命，擔任志愿軍的總司令在朝鮮作戰。他的抱怨說出了事情的客觀本質：農民干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對知識分子進行嚴厲打擊的反右派運動之后的兩年，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主要針對彭德怀的反右傾運動。這兩次運動的目標都是“右”，因而人們一直認定彭是右派知識分子的一個同盟，這實在是很大誤解。人們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講話稿，就可看出這位元帥對右派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的。這兩者之間的相同指出只有一點，就是都直接或間接地攻擊了毛的獨裁作風，而中共以后的歷次斗爭都与此相同）。　　事實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這不是毛澤東，而是在中共党內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并由于戰爭胜利轉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個知識分子集團。一般認為，這個集團的首領是強硬的党的二號領袖劉少奇。　　中共的知識分子干部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所謂吃過面包的，他們曾在歐洲或蘇聯系統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以后又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參加斗爭。但是由于長期戰爭的殘酷環境以及中共內部更殘酷的清洗，建國以后仍留在高層決策圈的只有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几個碩果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數少及較少勢力背景，他們才可以穩坐高位）。　　另一部分則是參加了中共及其農民軍的中共城鄉土產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僅人數眾多，是農民軍中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經逐漸顯露出來。在戰爭期間，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這些知識分子擔任的，而在城市開展諜報工作并策動社會各界反政府活動則完全是這些党員去作的。實際上，中國城鄉知識分子（主要是農民家庭出身的）不僅具有較高的實踐經驗而且也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正是那一時期中國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領導力量。　　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內部形成立即就顯示出了其對權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識。他們不僅直言不諱地要求更多的權力和更高的職位，而且還明白無誤地表示出對單純農民出身的同僚的輕視。在中央，劉少奇試圖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澤東在党內的絕對權威。　　以中共八大為開端，党的團結一致實際上只能保留在宣傳口號中了。在党內，一彭德怀元帥位代表的農民將領集團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文官集團的沖突隨處可見。毛澤東身處調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雖然能夠純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調動著雙方的此進彼退并維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傾向和立場將決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運，所以，雙方在對他進行全力以赴地爭取的同時必然會對他產生更大的怨恨。從容、瀟洒地游戲与哲學、詩歌和權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時會成為眾矢之的和受夾板气，這或許正是毛所潛心研究的謀略哲學──辯証法。　　中共內部還有其他一些派別。他們在那時几乎是無關緊要的，而且他們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僅僅追隨著毛澤東，察言觀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寵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帥）。這是一個穩固的三角架結构。元帥們与文官的較力构成了穩定的權力支點。許多評論家認為，毛澤東其實只要設法維持這种平衡就夠了，他完全應該無為而治。而事實上這三方面誰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靜無為，對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們各自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去積极進取，從而造成了最后的攤牌和翻臉。１９５７年在廬山劉少奇冷這臉龐館毛澤東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時的心情肯定是輕松欣喜的，然而當元帥落敗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對毛澤東了，這也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為頭號敵人并肯定潰敗的命運。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終于將劉擊潰以后，他自己既沒有了敵人也沒有了可資利用的同盟者，這時，他身邊的那些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終于有了一展拳腳的机會。他們把毛的偏激和歧見發展到极致，從而最終完成了打倒毛澤東的工作。三敗俱傷，民族受損，這是在悲劇落幕時觀眾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這個國家的沒有競爭對手的執政党，沒有競爭，因此就無法順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調适更新，而這個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轉移工作重心的設想，這就不能不引發激烈的內部派爭。這是避免無競爭條件下自然敗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澤東在中共党內正處于舉棋不定又左右為難的困難處境中。一方面是農民將領的牢騷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讓他講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為的文官們催促他迅速棄舊圖新，真正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毛再這雙重攻勢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從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擊應該先打那個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進行中從未真正构想過這一拳要打在与党內意見紛爭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識分子身上。事實上，他是決定先鎮壓農民出身的將領的，因為他們在進城以后的表現已經一再讓他丟了臉。第一個動作是党的八大會議上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沒有彭德怀。緊接著，毛宣布打開党的大門，對“三個主義”打一場“人民戰爭”。在這三個主義中，如果說官僚主義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話，那么命令主義和關門主義就是明有所指的。這兩頂大帽子或大棒子是專為那些在進城以后既愚魯無知又飛揚跋扈的農民出身的中共各級干部預備的。事實已經很清楚，毛澤東經過痛苦的抉擇后終于在感情上開始闖關，決心向自己的功臣、愛將然而已明顯不合時宜的老朋友下手了。　　打可以不還手，但決不會不叫痛、含冤、申辯。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帥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辦法還擊的。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他終于抓住了毛澤東、劉少奇的小辮子而与毛劉翻了臉，甚至罵了一些粗話。毛澤東則以一頂“裴多菲俱樂部”的帽子輕而易舉地把他擊垮了。　　多數將軍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辦法要比彭德怀聰明有效的多。不是“敵國滅、功臣誅”嗎？那么我就要証明給你看，“敵國”并未滅亡！一大批“共產党政權并不穩固”、 “階級敵人”隨時反扑的証据飛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台灣島上的蔣軍動向及國內少數及其民眾騷動都被解釋為政權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對毛澤東進行恐嚇。　　事實証明這些恐嚇不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終生未愈的恐懼症。１９６０年他發出了“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的指令，由憂慮而疑懼，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時炸彈”并堅決地打倒了，終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澤東的确已睜開了疑懼警覺的眼睛，開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圍內搜尋潛在的階級敵人。但是，這一年對知識分子的一网打盡式的沉重攻擊的初始原因還不能歸結于中共內部這一派人對他的游說。這种游說只是提供了一种條件，這個條件要依据其他條件發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說它不能成為繼發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條件。當你真正表現不當從而提出足以說明問題的証据時，這龐大的為自己生存而戰的工農干部群体決不會緊閉嘴巴或視而不見。他們所形成的輿論力量將借助与毛澤東之間的那种砍不斷的親情和友誼而發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國知識分子的“賤”在這個關鍵時刻卻表現得极其充分。男人對你露出笑臉時你就撒嬌、“翹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無論從策略上還是從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慮，他們都必須團結、尊重農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絕大部分問題上做出堅決讓步。　　１９５７年的歷史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還遠不具備獨自管理這個龐大而又复雜的國家的知識、經驗、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國家也遠沒有進步到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參与管理的水平。或者雖然有了這种需要，但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參政所必需的條件。　　中國共產党奪取了全國政權是一种歷史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一大批工農干部接掌了國家的各級政權則是一种歷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現了這樣一种局面，知識分子在團結、讓步、尊重工農干部的領導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會帶來重大損失的官僚命令），都會触怒政權傷及自身，都是對國家的損害和對民族進步的一种犯罪。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歷史形成的現實。　　這一切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太難了，對他們的要求又太高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集團，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頑童（我們以后還將看到，違背歷史似乎已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遺傳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現在，幸存下來的知識分子們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認他們在當時确曾企圖從共產党手中接取權力。這是不真實不可信的。或許那不是每個具体人的明确意圖，但卻使他們在給共產党提意見是表現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傾向。當他們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時候，當他們激憤地聲言“共產党不如國民党”的時候，這种傾向和政治意圖不是再明确不過了嗎？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識時務不顧大局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屠殺了自己。全部問題或初始原因只能從這個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尋找了。　　我們必須知道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國信服地帶的最大城市武漢爆發了一場規模和聲勢都很大的反對共產党的學生運動。學生們走上街頭示威游行。（以大學生為主，并又相當多的中學生和教師、店員參加）。在游行隊伍中有人喊出了“歡迎國民党回來，歡迎蔣介石”的口號。一部分學生向市民演講時鼓動市民“勇敢地起來推翻暴政”。個別演講者聲淚俱下地控訴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來共產党方面的情報說，這次鬧事是國民党潛伏特務挑唆的結果，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來抓獲以兩個“特務”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沒有學生的激憤，挑唆是极難成功的。這次騷動應看作是共產党執政以后青年知識分子發動的第一次針對政權的示威活動。　　武漢的學生運動并沒有形成更大的連鎖性聲勢，在抓了几個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這次學生運動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向共產党和青年學生兩方面都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或者說是一個警告。知識分子和政權的傳統對抗并沒有因為共產党這個自稱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執政而終止，相反，對抗將以相互傷害情感的方式一再發生。為了避免對抗，雙方各自應取慎重或收斂的態度。　　這或許是中國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條曲折坎坷道路的標志。遺憾的是兩個方面似乎都沒有從中捕捉到應獲取的信息，而是分別選擇了錯誤的斗爭方式。１０個月以后，終于爆發了全國性的對共產党的抗議和控訴運動。　　毛澤東和中共的錯誤在于他們決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漢事件已經透露了事態的嚴重性，但毛澤東仍然決定要開門整風。這或許是由于他太過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眾之間那种神奇的親密聯結關系。不管出于何种考慮，他是不應該在矛盾已經趨向尖銳化，對抗情緒十分強烈而青年知識分子极不成熟的情況下，非常不合時宜地開始了共產党的開門整風，“希望党外朋友幫助”共產党改正錯誤和缺點。動机也許是善良的，通過對共產党及其干部的作風進行批評來緩解民眾的怨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風度的。但是，這個時机選擇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學生跳著要自殺時你恰好給他系好了繩套，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動机。　　許多人証實毛澤東在事后的确講過開門整風就是“引蛇出洞”這類話。一個民眾的領袖引誘民眾犯錯誤再揮棒擊之，這不僅損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們自己的心靈。但是從更多的事實去分析，這句話不能作為毛對知識分子的有計划有預謀地屠殺的証据，也不能証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陰暗与狡詐；相反，這只能証明他的行動不自覺、盲目和迷惘。事實上，這句話不過使他在事后為遮蓋自己的錯誤及安撫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飾性表演。如同一個調皮的女人，先是對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著遭人強奸，再后是鎮定自若地聲稱在施美女計以捕捉坏人。政治家們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勢一開始尚可控制，處理武漢事件的余威使知識分子們不敢輕易講話，中共各級官員奉中央指示拼命動員他們開口（當局勢翻轉時，這些官員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則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當青年知識分子終于開口提意見時，局勢就迅速惡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學校園里，幫助共產党整風的會議迅速變成了對共產党控訴的集會。一位大學男生拿出一件布滿血漬的外衣，聲淚俱下地控訴共產党在鄉村實行土地改革是對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為；一位大學女生則揭發了她被農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經過。新婚之夜，她被那位農民咬得遍体傷痕。零一位青年教師則以挖苦嘲笑的口吻歷數了共產党派駐大學的領導干部的無知、粗魯和無能。這些會議常常以打倒共產党或相類似的口號結束。　　更多的控訴和揭發是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在醒目之處，任由人傳抄散發。社會上已有共產党即將垮台的傳言，一般社會民眾對這類傳言似乎樂得其成，并無反感。　　較有政治經驗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向共產党提意見時所采用的方式及語言都比較緩和，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往往都能戳在這個執政不久尚無統治經驗且干部素質不高的党的痛處。上海的一位大學校長抱怨自己毫無實權，而党員副校長卻大權獨攬。一日該副校長因公進城將离校數日，臨行前竟張貼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間其職務由校長暫時代理！　　這類笑料當然會引起公眾對執政党的普遍性不滿和義憤。　　局勢進一步惡化的証据是一些共產党的干部開始投降認錯。（公正地說，這在前執政党國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這說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學的共產党員干部在听了學生的揭發控訴發言后，竟羞愧難當，當眾向控訴者三鞠躬，并聲言“代表党” 向該學生認錯、道歉并進行撫慰。還有個別青年党員當眾宣布要推出這個“腐敗、變質、暴政”的党。毫無疑問，中共基層党員的這种舉動進一步助長了青年知識分子們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學生已經開始走出校園。一場風波有可能演變為一場破坏性騷動。　　于是，毛澤東就不能不采取行動了。結果是悲慘的，几万名青年學生和一大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權力，被發送到鄉村或工厂去接受勞動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識分子從此再也沒有受到社會的信任，沒有能夠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執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這個悲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需要一個穩健的執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次運動似乎使民族同時失去了這兩者。中共与知識分子失去了這次結合的机會以后，使中國喪失了民族進步与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這大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共產党執政條件下第一次進行民主運動的最重要的 “成果”。本意是爭取民主進步，卻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結果，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僅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說造成悲劇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成熟，這似乎令人很難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為他們除了知識和一腔熱血之外几乎一無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殘、戲弄和折磨，這是中國社會各階層中磨難最多的一個群体。其實，知識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個意義是說這個群体具有先進性。當整個民族和社會還不具備民主、多元、科學的意識時，知識分子的熱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會割裂，成為孤立与軟弱的一群。　　回顧１９５７年的歷史，中國和西方的許多學者傾向于把責任推于毛澤東身上，指責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种推諉不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時，十几億中國民眾也不可能接受這种結論。一個偉大的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民族絕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１９５７年的悲劇只能說明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就的知識分子（包括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天生就有著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執政党、与國家政權、与領導民族前進的主体力量相結合從而發揮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　　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澤東不斷重复講述的這句古老格言實際上記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傳統和歷史。因為他們只是可怜的被豢養的一群，是這個或那個階層的工具、附屬品。他們的意志早已被閹割了，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有單獨构成過社會生產的一部分。　　知識分子這個社會集團只是在与生產資本結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國家的權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這個權力。者不僅是知識獲得解放和應用的一個環節，也是國家進步所必經的一個程序。　　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就從來未有過与生產資本接近的机會，而在共產党執政以后更徹底斷絕了這种可能性。在實行完全國有化經濟的中國，掌握生產資本的知識官僚話的國家，知識分子可能成為官僚，但不會成為生產資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們對政權改造的熱情与理想，他們對民主化科學決策制度的追求与爭取，只能是社會的不合時宜的反動，毫無實際意義。　　中國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詩人說：“我們今天的犧牲，是后來者前進的鋪路石。 ”詩句美麗，富有想象力，但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談。政治体制的演化不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所以，決策体制的科學化与民主化并不是前人的預演、流血犧牲或堅持不懈的斗爭而爭取到的，就如中共犧牲了無數生命雖然終于奪得了政權但并沒有奪得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對中共感到失望，因為它沒有兌現曾許諾過的公正与民主，這种抱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共產党也沒有得到的東西，怎么有可能給予別人呢？）科學民主的決策体制是一种經濟產物，是科學的、自然的、合理有效的社會經濟運作秩序的一种适當的反映或表現形式。只有當知識集團終于能夠与生產資本相結合而不僅是生產技術水平得到提高而且是經濟成長秩序趨向合理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將是一种必然。　　這一結論适用于對中國知識分子發動的一切爭取民主的運動的評价。也适用于對近十年來中國發生的許多政治風波的分析与觀察。這些運動不是沒有獲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節事件）但是他們得到的絕不是民主与公正。二、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的天堂与煉獄　　關于文化大革命，無論是中國的政治家還是西方的學者，都共同認定這是毛澤東個人同時也是全民族的一場悲劇。并且認定悲劇發生的原因在毛對革命純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懼而對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過敏性反應。中國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責任推給兩個陰謀集團──林彪元帥的軍隊集團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團。認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應是他們，而毛則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騙。　　毫無疑問，文化革命打發動，請注意，我們這里僅指發動而言，与毛澤東的理論偏頗有關。他相信資本主義复辟的廣泛性和危險性；他斷言那些曾跟隨他奪取了政權的人正在變成人民頭上的官僚，他們正在斷送革命事業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官僚階級”；發動群眾起來造反、動員群眾進行反對官僚階級的斗爭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論傾向，公正地說只有最后一條即發動群眾造反是偏頗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而這條錯誤也導致了文革的一切損害和災難。至于前兩條，他僅僅是說出了一种存在的現實。文革一開始就被當作頭號走資派被打倒的劉少奇的看法也是這樣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劉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紅衛兵的“審訊”時為劉進行了頑強的辯護，她說：“劉少奇并不是夢寐以求資本主義，他是想搞社會主義的，說猖狂复辟不是那樣，是愿意搞社會主義的。他特別談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資本主義复辟的問題，他經常向，但想不出辦法，無辦法沒有水平，無魄力像毛主席這樣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難的處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當眾公開地諷刺毛澤東的“魄力”，可見對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憤恨的。事實上，打倒与被打倒的雙方，也僅有這一點即發動群眾的問題上有不同。　　現在中國的一些人不承認那時的中國有一個官僚階級，有“复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他們認為如果不進行災難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事業將不會發生中斷，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建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把歷史的發展及中斷歸結于一個人的精神過敏或沖動性決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實。　　我們換一個角度去談論這個問題或許會是事情顯得更簡單清晰。如果１９６６年中國不發生文化大革命，中國是否存在政治危机？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將以什么形式爆發并可能把中國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決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是什么？　　毛澤東顯然對于這場客觀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認識的，而到了晚年，他也認識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沒有能夠解決好這場危机。臨終前，他曾對華國峰、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講了深藏于他內心深處的一些話。　　毛澤東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与蔣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個海島上去了。抗戰８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异議的人不多……。另一件是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是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　　“血雨腥風”就是秩序被徹底打亂。毛對生命即將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生存是中國秩序的一維護的全部條件，一旦這個條件失去，中國的秩序還有保証嗎？　　出于對民族的責任感，秩序毀坏的恐懼一直是毛澤東意識中一個沉重負擔。事實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國即將發生一場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顯現出來了。一党長期專政造成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則批示中寫道：“我也同意這种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与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認識斗爭對象、革命對象。” 　　倫納德‧賓德在其所著得《政治發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羅列的危机表象在中國全部發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經濟發展上的主觀意志及勞動者的低積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為浪費，社會缺乏推動經濟飛升的利益動力和机制；知識分子反權威情緒高漲，官民對立和校園騷動普遍存在，無政府傾向在醞釀中；為了穩定社會，政府會采取強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識統一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敵人 ”。　　這些現象与中國當時的情況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學雷鋒運動，１９６４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都是試圖用道德教化和純洁思想的辦法以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從民眾中“揪出階級敵人”則是典型的專政或恐嚇。這些現象正好說明了中國的政治需要它們，說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容忽視。　　賓德認為，社會危机實際是社會的變化向既有的政治結构發出了挑戰，并使之動搖。中國的社會變化主要表現在執政條件下以及實際完全國有化經濟的條件下，中共的党員特別是它的高級官員与民眾的關系已由共命運共死生的關系演變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國家的代理人与國家的雇員的關系，新的上層社會及一個占有資本的階級的產生使人民政權的性質發生了改變。一個真正建立在全國民眾擁護的基礎上的政權尚未鞏固即已開始動搖。如果我們把諸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等詞匯按它們的實際意義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澤東相同的結論。　　解決政治危机的辦法只有一個，即實行卓有成效、措施得當而又由控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將自然結束，但它在結束之前一定要經過無秩序、造反、暴力甚至戰爭和革命這樣一個根本無法躲避的困難階段。　　當危机已經擺放在毛澤東面前的時候，就如同也擺在了劉少奇面前一樣，他們根本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他們既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開創的事業在內亂中“自然結束”，又困于理論上的偏見而不可能主動領導“改革”。這些理論偏見，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覺悟第一位的、無產階級專政、計划經濟体制等等，在當時是無可怀疑無可動搖的。即使是后來的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當時擔任中共的總書記，他在當時也絕沒有想到要去動搖、否定或改變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的。這种理論上的固執和偏見是二次大戰中產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蘇聯的領導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們，他們所持的偏見雖然內容不同但卻更固執）共同的歷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貫對教條主義持蔑視態度的毛也絕不可能沖出歷史。所以，我們不能為此而過責或過譽某一個人。　　毛澤東的個性和魄力或許正表現在這一方面，他面對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條活路來。（或許他有把死馬當活馬醫德悲劇意識，但他仍表現得很樂觀。因為他堅信一旦把人民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以后總會找到解決危机的辦法。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眾的民粹主義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澤東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這一招棋實際上來自中國的一個古老謀略，即以亂治亂，“亂了敵人”，毛說。既然政治危机會自然地引發造反和無秩序，那么我將用先机發動的造反運動去釋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無秩序始終控制在攻擊敵人的方向上。這個敵人當然是指潛藏在中共党內的官僚階級。所以，一切現象和事實都可以証明，中國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權的持有者有意引發的、針對自己的政府的一場經過設計的革命。是毛澤東 “這位進行了反對中國舊制度的革命的人，現在尋求發動一場針對他自己創造的新的政治結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魯金斯研究所）。　　換一句話說，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卻是必然的結果，是結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澤東的悲劇不在于它發動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歷史的必然結果主動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試圖以自己治理使這种結果成為一個可控過程。但他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和經過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他本來可以采取修補的辦法延緩政治危机的爆發（蘇聯的危机整整延緩了２０年），但是他卻急不可耐地自己親手點燃了引線，結果自己就在那場洶涌而來的危机中悲慘地逝去。１０年為集中，每當他試圖去控制局勢時，他必然會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帥，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幫文人。這些陰謀家的崛起不過是毛澤東所犯錯誤的一個轉移形式，可以審判他們，但不必過多地從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謂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眾，如王洪文、張鐵生、李慶霖等）。根本原因還在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那一代政治家在認識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貫說法，就是誰也逃不了歷史。　　上述結論可以從文化革命的歷史功用上得到驗証。進行這种驗証的另一個好處是使我們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國社會是否真地存在一場政治危机”這個問題上過多糾纏。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職重新掌權的中共老干部都堅決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秩序上去，他們為此做出了真誠的努力。鄧小平也做過類似的嘗試，包括重新提倡學雷鋒運動，大力進行社會主義制度优越性的宣傳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動。但是民眾的反應不僅僅是冷淡甚至是憤怒。官方要求徹底否定文革，民間卻要求對造成文革災難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進行反思。官民之間認識上的這种距离實際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學生風潮的內在原因，也是鄧小平推動經濟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眾輿論力量。　　歷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來的斷口處重新銜接起來，中國最廣大的民眾對這种意圖同樣提出了堅決的抗議。這既說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又說明了文化革命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有著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民眾運動。這個特點決定了它把中國的１９６５年模式（當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較長時間，按一般說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個政治要點都發揮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從而暴露出這些政治要點在實踐中的荒唐和理論上的謬誤。　　這些政治要點包括：a.階級斗爭；b. 共產党一元化領導；c. 群眾運動天然合理（造反有理）；d. 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e.生產作料全民所有的絕對优越性；f.党的最高領袖是天才。這些要點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被認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的罪魁禍首。蕩文革結束以后，從劫難中走出來的社會公眾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領導人承認并接受他們的感受，對上述政治要點逐一清理、重新認識，而不是簡單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結。改革的目標必須落實到清算這些要點上，在做到這一步之前，上下之間在認識上的差距將長期存在，并且成為新的社會不安定的緣由。　　當人們對上述政治要點產生怀疑時，他們實際上已對１９６５年的社會主義理想和构圖發生了動搖。這就是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及政策的認識論基礎。認識上和實踐上的這种進步，很難想象會發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期的某一個時候，沒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們的認識要緩慢得多。如果說鄧提出的改革理論是一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革命性變革，那么這次革命也是循著“政治危机──造反──、動亂──變革”這樣一條必然的邏輯線索發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運這個概念的。但是命運与規律在概念上相等時，人們只能服從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場動亂不堪回首，几乎每個家庭每個人都在動亂中遭受過痛苦的折磨，而且這場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領袖主觀意志的產物，所以人們往往把它視做可以避免的人為災難，并因此多方指責毛澤東。這种指責當然于情于理都是恰當的，但卻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個人或群体的主觀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軌跡，這條軌跡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邏輯的。中國人只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才會從文革的污跡中走出來。　　西方的政治家們常常以文化大革命為口實嘲笑或蔑視中國的政党和民眾。的确，中國的執政党和社會公眾在那時都不夠成熟和自覺，而且他們也只能沿著歷史的延長線走向那場狂熱中，但是，他們有自己真正的領袖，這是他們的驕傲。毛澤東是失敗的英雄，他看清了歷史并試圖以己之力改變它；鄧小平則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災變剛一結束就迅速開始了變革的進程。中國人的今天已經比１９６５年前進了許多，因此，中國人的前方不會再有另一個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歷史過程的一個變形，這就是結論。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次特殊意義的考驗。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每個個体來說，動亂的十年是一個艱難痛苦的歷程，備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對于中國知識分子這個群体來說，十年的文化革命卻是檢驗自身的一個難得的歷史机遇。在完全無政府狀態、民眾极端狂熱、主体思想相當混亂的空間狀態下，任由這個群体去想象、設計、實踐炳檢驗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質。而中國社會的這個先進的代表未來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質、能力、缺陷以及歷史地位等都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充分顯露。他們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們的奮斗具有建設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檔案中對所有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備的紀錄。這就如同你面對一架測謊器，因為試驗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結論，但是在你爭辯的同時它早已把一切都輸入了電腦网絡。　　如果知識分子群体對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沒有把它們融入自己的意識而成為自己的自覺意識或資本的話，那么只能說明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來說并沒有适時結束，它一直延續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遠的以后。　　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犧牲和舍利取義為標榜的，而智慧、變通、效果和社會价值這些較現代的意識并沒有進入他們的道德范疇。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長達３０多年的時間里始終是以一种固定不變的思維方式反复運作自己并試圖運作社會，雖頭破血流卻鍥而不舍。行動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標准的陳舊与固執，自我意識的強烈与不自覺，理想的空泛虛無与刻意追求，這些混亂的思維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結果，也是在一個閉塞、孤立、思想灌輸和完全公有制環境下知識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狀態。　　在系統封閉、信息交換中斷的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這個社會最進步的集團發生了演變，成為一個不斷熵增、停滯盲目因而完全無序的子系統。這是他們所能接受到的信息來源只有兩個，一個是傳統，一個是統治者的思想灌輸。接受了前者，它們可以守節自好但對于社會的進步卻無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許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成了陰謀家的幫凶。文化革命終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鮮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少數，多數人仍處于閉塞狀態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經過濾選的信息，所以，這個階層仍保持著一种慣勢運動，成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從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看，觀念陳舊是這個階層致命弱點。當我們把中國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識分子身上時，他們首先必須進行的是自我更新改造。這种改造的基本點和標准是他們必須具有自覺的自我意識和明确的人權意識。這兩种意識是這個階層現代化的標志。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体，并以他們之間的激烈的內戰形式進行的。這种內戰盡管激烈、對壘分明，也產生了許多為主義慷慨赴義的烈士，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權和人權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見的。多數英雄是以捍衛“真理的純洁性”的面目出現的，如后來被极端推崇的張志新女士。張因攻擊毛澤東背叛了他自己极為劉少奇辯解而被投入牢獄。据傳她在獄中曾遭受毒打和強奸，但她始終不該初衷，堅持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批判和指責現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又被處決。　　類似張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結束以后陸續得到了平反昭雪。他們勇于反抗權威的精神和勇气當然令人欽佩，但是他們的行為并不具有警醒社會的意義。因為他們据以作戰的思想武器与他們所反對的東西同處一座武庫，屬同一体系范疇，所以這种對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會得到其他的結果。事實上張志新在當時几乎沒有被第二個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為人權而奮斗過一次的英雄是遇羅克。　　遇羅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對中共鼓吹的階級論展開了猛烈的抨擊。他揭露說：“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紅五類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紅五類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甚至成了准專政對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無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出身論的深淵之中”。　　遇羅克的這篇名位《出身論》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實，深刻地揭示了當局在革命口號掩飾下的封建主義性質。他強烈要求人人都應具有天生平等的權力。他說：“人的命運不應是在娘胎里決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應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的最早的一篇人權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獨立思考，以自由理想為武器對統治思想進行批判的一個罕見的個例。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當局逮捕，以后又經過公開審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處決。　　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論》在北京及全國擁有無數讀者。當這篇真正反潮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傳單形式出現以后，立即被傳抄翻印了許多份傳至全國各地，以后几名中學生又專為刊登這篇文章創辦了一份《中學文革報》，首期９万份竟被一搶而光。遇則借助這份民間報紙又連續發表了几篇文章，繼續對當權者的封建主義面目予以揭露和職責。　　遇在被處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決定了人的政治命運”的血統論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進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漸漸被當局廢棄。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報刊輿論主要對他反對血統論的事實予以褒揚，而只字未提他的斗爭在爭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義。至于獨立思考及人權等問題，則完全黂避。　　与張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個被冷落了的英雄。人們愿意承認文化革命反了錯誤，但是這种承認和對文革的反思都有一個嚴格的界限。可以用張志新為武器，不允許用遇羅克的思維方式為武器，這或許仍舊是文化革命的慣勢運動。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對舊的政權進行改造已解決有這种政權性質必然引發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開始他的這個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帥和毛夫人以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名，用政權和專制的力量將舊政權的各個政治要點加以強化，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為一种在狂熱革命口號掩蓋下赤裸裸的權力之爭。　　在這种情況下，真正按照貿的思路去思考問題者，都無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宣傳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則稱為“放毒”，而在知識分子中真正能夠理解毛澤東的意圖并敢于“放毒”者，几如鳳毛麟角。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學生寫給林彪元帥的一份“公開信”，這封信公開對林彪元帥和毛夫人歪曲毛澤東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并且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鐵一般的原則提出怀疑。　　“公開信”的作者是伊林‧滌西。心中指責林彪“沒有敏銳地覺察到文化大革命展開以后吐出來的問題，即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党和政府組織形式需极大改變，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极需創造出一個适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机器。而這些沒有強大火力的摧毀，沒有強大炮轟的振憾，沒有高溫度的熔煉，實現得了嗎？” 　　這為中學生的見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口中說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在于，他証實了毛澤東的意圖在于對１７年的制度進行思索和革命，而這种意圖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已有所響應。遺憾的是，伊林‧滌西只是一個极個別的例外，廣大的中共党員和知識分子以及林表元帥和毛夫人都不允許任何人對那一套制度產生怀疑更不允許對它進行“炮轟”、“熔煉”。　　伊林‧滌西的命運不得而知。　　毛澤東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識分子身上，他特別對青年學生寄予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發出了一條咒語式的指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９月７日，他又給林彪寫信，堅決反對工人和農民“干預學生運動”。如果青年學生能夠獨立思考，如果伊林‧滌西的觀點有机會傳播并被更多的知識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識分子們不是熱衷于奪權而是勤于思考，由他們形成的一個派別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將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現了。當然，這些“如果”近乎神話或完全是臆想，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既無權力又無能力進行獨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當他們獲得了獨立思考的權力以后，他們進行這种思考的能力卻在很長時間里都沒有得到增強，或迷信權威，或輕信“美國知音”。所以，只有當中國的這個階層能夠獨立思考時，他們才有了希望。　　伊林‧滌西現象雖然孤立，但卻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學的在校學生譚力夫是以狂熱鼓吹“血統論”而著名于當時的學生界的。但是，即使是這位封建意識濃厚這在當時仍能夠對強權維持的正統觀念提出怀疑。他否認毛澤東是神，不同意毛澤東的話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夠在公開集會的場合公開稱毛的有些觀點“過時了”。譚是以這种异端言論而被他的憤怒的同學逮捕并送往監獄關押的。　　無論是張志新還是遇羅克或伊林‧滌西，他們都可稱為知識階層的個別現象。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他們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們的思維形式陷入了一個難以擺脫的怪圈。　　如果把毛澤東的權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陰謀和出爾反爾都排除在外，我們仍發現知識分子的認識程序或思維邏輯呈現為一個循環的三角形結构：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思考問題→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會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証明我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　　這個結构的支撐點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則在于“無產階級立場”。　　這种思維結构產生的兩個最大的問題是苦修和造神。　　因為無產階級立場是思維過程的起點和終點，當自己取得“胜利”時應歸功于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場的正确。因此，為了不斷獲得胜利即獲得個人或宗派的利益，就要牢牢站穩這個立場；遭遇挫折或失敗（事實上知識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獲胜的机會），只能檢查自己立場的偏失而進行修正。而保証永遠站在正确立場上的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觀”，改變自己的思想感情，脫胎換骨稱為無產階級的真正分子。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爭。文化革命中，中國掀起了持續１０年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覺的行為而并不是強迫所致。至少在知識分子中，學習的態度還是非常虔誠的。而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他們學習毛的著作時倒是常常流于形式。　　苦修不僅是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一條有法力的繩索，也是系牢中國社會進步步伐的一條繩索。“存天理，滅人欲”，中國几千年的社會變動都是由不學習什么著作的農民的暴動起義造成的，知識分子則极少參与或雖卷入卻仍要以“天理”規范行為，于是中國的社會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環徘徊。　　三角結构的支撐點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義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問題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個謬誤而用一生的時間去捍衛它，這也并不可怕，因為事實上真理的邊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國的問題在于人們一定要把那個“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絲含混。這樣就必須找出一個裁決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這是一位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講述的他的親身經歷的事件。農村的農民因家族原因和 “觀點”不同而分成兩派，常常爭辯不休。一次為一張攻擊“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大字報發生了爭吵。一派稱“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一派稱“毛澤東說造反有理”。爭執不下時恰好有一位修電線的工人來到這個村庄。兩派爭相請這位年輕的“無產階級”仲裁。最后，嚇得手足無措、語無倫次的這位電工的一句什么話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識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則是社會的最高權力（權力一旦充當了仲裁者它本身就成了被激烈爭奪的對象）。于是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不斷地造就權威和神以防止爭論沒有結果；而是當仲裁者的判斷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義時發生激烈的無結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絕對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源遠流長的并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學從來不主張對具体事物做出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解釋判斷。毛澤東先生把老庄哲學与馬克思哲學嫁接中和，提出辯証法思想，他對事物的解釋也是非常洒脫浪漫的，并不提倡絕對化。　　問題發生在毛把另外三個概念引入了思維認識過程以后又被知識分子們心悅誠服地認可了。這三個概念是：　　１、社會進化。按照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個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党和無產階級代表先進和未來，也只有它們擁有未來，其他階級則是“垂死的”。　　２、階級斗爭。每個人的思想意識都要打上階級的烙印，他的前途、命運、成敗都取決于它的階級歸屬。　　３、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別無選擇。　　毛是政治家，他的這套理論充滿著政治智慧和實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証明是具有很強的戰術功效的。當他面對這強硬的政治對手劉少奇以及劉所建立的強大陣線時，他只需說明劉及其陣線的階級屬性為資產階級就足夠了。一個盤根錯節由上百万官吏組成的并掌握了全國絕大部分行政權力的集團頃刻間即告瓦解。一個有趣的插曲是，當毛不費吹灰之力作完了這一切以后，他親切地召見了劉，用意深刻地把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博士的《机械唯物主義》一書推荐給自己的敗將，這就如同把對手擊倒以后又頗有職業風度地把自己的佩劍交給垂死的對手去觀覽。　　毛在對付林彪元帥的軍隊集團時同樣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號召全党：“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僅此一句話就足夠了，所有的軍人都忙著轉變“立場”，林彪元帥手中積聚的權力隨即就被剝奪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喪身于蒙古的沙漠，從而以自己的死亡証實了毛對他的“立場”的判斷，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預言：“只要毛主席說一句話，林彪隨時可能被赶下台 ”。有意思的是，為了防止這樣的災難降臨，林立果曾謀划用暴力消滅毛澤東本人。但是當真地要實施這個代號為“五七一工程”的計划時，林立果及其武裝小組卻發現了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擊斃毛以后，怎樣想社會公眾做出合理的解釋？很顯然，沒有任何人擁有可以宣布毛澤東犯了“立場”錯誤的仲裁權。也只是由于這個問題最終也未獲解決，起義計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筆記本上。　　如果有誰試圖真正控制中國的權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計較或爭取政府的職位，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奪得這個地位完全不需要法律的或党的程序。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公開的秘密，也是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眾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這位仲裁者不發生昏亂。　　　　毛澤東构筑的這個思想框架不僅在十年中運動了几億中國公眾，而且已經成為一种思維定是深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了。不僅老一代知識分子將繼續按照這种思考方式去參与社會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也要接受這种思想遺傳，盡管他們早已對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觀念上也混雜或改造了是非標准。　　我們很難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態度是一种進步還是一种危險。他們不能忍受一個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維方式將使他們在否認這個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為這些新崛起或被拉來當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來歷以及它們的內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國的政治制度或布什總統或撒切爾夫人都被擁戴為他們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標准時，這個國家不是分裂就是再過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以絕食的方式与政府對抗。他們理直气壯、大義凜然，堅信自己行動的正确性。每一位回答記者提問的年輕人都能托舉出這樣一些“標准”去証實自己的正義性。有著中亞民族血統的學生領袖吾爾開西說：“我們參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學生都是愛國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對政府的抱怨是：“爭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錯？”而他的未婚夫則說：“廣大市民和大多數政府官員都同情我們。”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卻熱衷于搞政治，這是文革中紅衛兵的悲劇，也是柴玲這一些人的錯誤。他們用以作為標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邏輯推演成謬誤，而他們卻把它們當成了仲裁者。愛國不等于說不誤國亂國，當時的慈禧太后和義和團都是愛國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們。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滿腔熱情地追求民主但他們得到的卻是极端的專制与恐怖。而民眾的支持在大多數情況下會使運動走向反動，把運動的領導人推向泥沼，有經驗的政治家是從來不為群眾的意識熱情所左右的。毛澤東就是在民眾的支持下打倒劉少奇的。當然，中國的民眾還真誠地支持過林彪元帥，那种真誠和狂熱，如同更早年代里日爾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樣。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為民族也是逐漸才成熟的。　　開展政治運動必須追求政治利益的實現以及在實現的過程中的每一個必要環節的充分運動和完備。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觀點的兩派民眾在全中國的范圍內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們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區別嗎？事實上他們都是為著純洁政權和保衛毛澤東的權威地位而作戰的，那么這個目標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實現，与民眾又有什么關系呢？　　西方公眾對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熱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詫异。　　美國人是以不關心政治為民族的顯著特征的，但是他們關心個人的利益。每四年一屆總統選舉時，美國公眾投票是絕不顧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決定取舍。個人利益常常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眾這個范圍內經濟利益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國的政治制度并非是無可非議的，其社會狀況甚至還呈現出某种嚴重的病態，但美國公眾的政治參与方式及政治思維方式卻是基本健康的。這就保証了這個國家的政治運行軌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墮落和判斷錯誤而出現嚴重的偏失。　　為了管理一個國家，特別是管理一個有十几億人口且文化与經濟發展都相當落后的國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眾更多地去關注經濟利益（首先使個人經濟收入及生活質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參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來所采用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們一方面拼命喚起公眾的主人翁意識，一方面又搞政治的神秘化，使公眾產生參与的焦渴心理。這是誤解產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會穩定也常常產生副作用。強求思想意識的純正、高尚和超前發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層次的和諧气氛，這种希望多半會落空。因為這會造成一般公眾不習慣或不能夠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會必然的現實區別開來，使人們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們現實可能的政治利益。這樣，公眾必然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著政府，當他們沒有看到一個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時，就會產生強烈的被愚弄感覺并盲目地匯聚成沖動的力量去攻擊政府及破坏秩序。這時的政府不僅動輒得咎，而且對付挑戰和危机的能力也大為降低，一個官員的一次丑行就會引起整個政府大廈的倒閉。當美國公眾對自己國家的民主政治太驕傲太崇拜時，他們就經不起諸如水門事件這樣的“政治雜碎”的沖擊。理想与現實差距過遠，使社會風潮不斷的一個主要原因。場而就職，一個民族就會因為失去明确的目標而虛浮、狂燥、固執、愚莽，自我毀棄。三、西單牆──一個政治反對派別的產生　　西單牆是位于北京市繁華商業街西單大街東南側的一堵長約２００米的灰色磚牆。　　這堵灰牆面對寬闊的長安街，并通過長安街与天安門廣場連通，兩處相距約兩公里。　　西單牆在文化革命中是北京無數個大字報自由張貼處之一，毫無獨特之處。值得一体的僅有一點，在１９６６年即將結束時，清華大學的一些具有賭博意識的學生冒險沖破禁令，在這堵牆及長安街的另几個地點公開張貼了“打倒劉少奇” 和“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這是中共党內的尖銳矛盾和斗爭第一次向社會作公開披露。据一些回憶文章說，當時站在西單牆前圍觀的人有數万之多，長安街及西單路口被擠得水泄不通。深夜以后，市政府工作人員和便衣警察將這兩條標語撕掉了，有少數學生試圖阻止，發生了并不激烈的爭辯。天明時，仍有不少老年工薪人員和藍領工人站在灰牆前，發呆、落淚。　　文化革命的結束是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毛夫人江青女士及她另外三位男性同事的被捕為標志的。這之后北京的大字報又掀起過一次熱潮，其主要內容是擁護中共清除“四人幫”的標語和口號，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隨著文化革命的結束和“四人幫”的被捕，中國各地都有不少人要求具体解決他們在文革中遭受打擊和陷害的冤假錯案問題。由于當時中共尚未來得及研究具体政策問題，地方政府手中沒有如何處理這些積案舊案的依据；再加上地方實權人物大多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積极平反文革錯案，所以數以万計的中國公民從各省匯聚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直接過問自己的問題。對絕大多數人的問題和要求，中央政府當時能做到的僅僅是安慰，勸告他們要相信中央，要有耐心。按中央政府的喉舌人民日報的提法，是“積重難返 ”。　　上訪告狀的人于是急不可耐地求助社會輿論。而當時中國普通民眾為一可以借助的傳播媒介只有大字報這一种形式。于是，從１９７７年盛夏開始，北京的大字報的數量又悄悄地增多起來。質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几乎篇篇都是以血淚事實來控告“四人幫”的罪行。寫大字報，除了借助輿論力量爭取自己的問題盡快獲得解決這個目的外，還有一個發泄自己的內心憤怒的心理需求。這恰好是公眾与傳媒之間的兩個重要關系。不幸的是，大字報作為媒体不僅簡陋、低效，而且极容易偏激、史實，极端化的自由傳播而不能加以導引、選擇、控制、回饋。　　１９７７年夏季西單牆就成了這類大字報的集中地。這是自發形成的，究其原因，最主要及最初的原因是這堵牆的位置和地理人文環境可以使這些大字報能充分地發揮傳媒作用。但是，當大字報一旦有了它的集中張貼處以后，它立即就具有了集群性擴散和效應放大的特點。它的傳播功效和缺陷同時得到放大，立即就是這种原始媒体不堪重負，并引出了下一個意料之中的問題。　　圍觀的人很多。在整個秋冬兩季西單灰牆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觀。許多外地游客一下火車就直奔這堵牆而來，北京市民尤其是高校中的在校學生和青年教師更是這里的常客。他們中的一些人既是一年前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擁戴鄧小平反對四人幫運動的中堅骨干，又在以后成了中國民間民主運動的風頭人物。　　對西但灰牆上的大字報在以后的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是另外兩類人員。一是外國通訊社的駐北京記者；一是政府派出的便衣警察。　　外國記者一般都知道中國政府當局對他們的戒備態度，但他們或是不愿守規矩或是抵擋不住這堵灰牆對他們的誘惑。他們不僅把這堵牆當成了搜尋新聞資料的圣地，而且還千方百計地企圖在人群中接触持异端政見的青年人和采訪大字報張貼者。在當時的中國，与外國人交往接触是一個敏感而又犯忌的問題，但還是有一些怒气沖天的申訴上訪者忽發奇想地想把自己的冤屈捅到國際上去，他們不怕甚至還希望外國人給他們的大字報拍照。　　政府的一般看法是外國人中多數是不怀好意者。西單灰牆是中國過去十年一切丑行和黑暗的最集中的暴露點，外國人頻繁在此出沒拍照，這是令人尷尬的。　　警察著便裝來到灰牆下，說明政府既不愿放松控制又不知道該采取什么程度的控制措施。市長吳德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也是指派警察充當同樣角色的，而后來的事實証明警察們在那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遠不是光彩的，他們記下的黑名單后來成了江青女士下令大搜捕的主要依据（當然，積极追捕那些被稱為“鄧小平的社會基礎”的青年斗士的人還是北京政府及其屬下的警察）。　　警察的出現既令圍觀大字報的公眾惊慌又令他們感到气憤。這是肯定有一种直接的聯想，由警察聯想到四人幫推行的恐怖政策和思想禁錮，這种恐懼几乎是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的感受。大字報的內容后來由一般的伸冤訴屈迅速向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向轉變，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咎于警察，但是公眾与政府和權威對抗的情緒總是要借助什么中介物表現出來。　　据德國一位記者報道，他目睹了灰牆下公眾与一位便衣警察的沖突。那位警察不夠謹慎，他只是更換了上裝，而且還騎來了一輛有公安局拍照的自行車。几位青年人圍住警察要求他交出記錄下的“黑名單”，被警察拒絕了。更多的市民則站在遠處發出一种怪叫聲。据那位德國記者觀察，警察在人群中顯得非常孤立。　　這件小事的意義是深遠的，它說明由文化革命中發展而來的公眾与政府的對抗情緒，并沒有因為四人幫的下台和新人執政而消除。這种情緒在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借助悼念周恩來和擁戴鄧小平而爆發過一次，但是這僅僅是借助的一個中介，它不會因為目的達到（鄧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時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為情緒本身并沒有目的，而只有對立物。公正地說，這种對立情緒是四人幫專制政策的一個必然的果實，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個黑色遺產，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須承受下來并設法消化它。但這并不是一件短時間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個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錯案則需要用几年的時間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糾正；而清除民眾中的對抗情緒和強烈的不信任感卻要用更長的事件。在這段更長的時間里，這种潛伏在民眾意識和心理上的情緒可能借助爆發出來的中介物簡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為預設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賽的胜利或失敗、物价調整及伴隨而來的謠言、對日本貿易的不平衡及誘發出來的民族情緒，到最后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這种情緒曾一次又一次地爆發了。文化革命的后遺問題和造成的痛苦大約要用几代人的時間才可能完全消除。這种痛苦既是民眾的，更是政府的。　　因為政府始終是這种對抗和不信任的情緒的針對物，所以如果我們以這种情緒為依据去判斷中國政府的政策，我們就犯了一個“立場”的錯誤。情緒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負責任。但許多有經驗的嚴謹認真的西方政治家們，卻錯把這种情緒當成了中國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如果真的任由這种情緒沖垮權威和秩序，那么中國將又進入一個大破坏的年代。　　中國政府似乎對這种情緒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斷和充分的理解。他們特別愿意相信這种憤怒是西方挑唆的結果，是“亡我之心不死”，這也是一种誤解。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會團体的确對中國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間行為都持支持態度，但是這种情緒的緣始并不是西方用飛机空投下來的，它是文化革命和專制的產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國自己的歷史。　　當我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階段社會的這一個特點有了准确的把握時，我們才能比較超脫地站在高處看清楚中國發生的一切對抗和沖突的真實面目，才能真正了解這個國家的人民和政府。當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壓制和愚弄，他們的憤怒是不會通過華國峰的一次政變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這個民族將因為它的軟弱無助而喪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糾纏于過去的情結而無法解脫，這個民族將給世界一個愚昧、固執、不理智的印象。　　西單灰牆上的各類大字報在１９７７年底達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報不同，西單牆的大字報從未遇到過反駁或批評的情況，往往是互相鼓勵、同情、支持，從而形成一种激憤的氛圍，使大字報的內容迅速轉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貴州一位署名“鐘鳴”的小學教師之手。鐘在一份題為《誰之罪》的大字報中憤怒地發問：“西單牆上揭露了數不清的血淚冤案，人們不禁要問，罪魁禍首是誰？是四人幫嗎？那么四人幫是怎么得勢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証了他們的權力，使他們得以作惡？” 　　鐘鳴繼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滌西之后，又一次把攻擊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憂慮地說：“誰能保証又一個四人幫不會君臨我們頭上？我們怎么才能使我們的儿孫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憑借什么？” 　　鐘的大字報迅速得到響應。在這份大字報的空白處被人用鋼筆寫滿了支持的口號，另外几份言辭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繼貼到了牆上。　　很難評价鐘鳴的文章有什么意義，但可以肯定地說，他的提問是企圖引導人們去怀疑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個錯誤。很明顯，文革動亂剛剛評定下來，掀起這樣一場從根子上動手的論爭無疑又是一場更大的混亂，中國已經很難承受這种打擊了。從這种角度看問題，即使給鐘粗暴地扣上一頂“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為過的，不論他是真的憂國憂民還是嘩眾取寵的冒險者（從以后的實踐結果看，鄧小平的策略，即拋開理論問題而直接從經濟改革入手，是中國唯一可行的漸進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對“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國激進知識分子的主要論題，沒有一次風潮不把制度扯進去，對政府失誤的批判也總要從制度的角度去算賬。現在流亡于歐洲和美國的中國民主運動的積极分子們，他們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發制度的陰暗和論証中國的政治制度与經濟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鄧小平的深謀遠慮和改革績效相比較，中國的這一代青年職業政治家則顯得非常固執和淺薄。　　另一類政治性更強的文章也大量出現在西單牆上。這些文章則是充分体現著中國政治的另一個傳統，即社會公眾和輿論對中央政府最高層次領導人選進行積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預。這种干預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難判斷究竟是高層人事變動被泄露了還是公眾輿論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記者們在抓不到任何証据的情況下也一致認定有一條秘密信息渠道勾聯著某些重要人物的辦公室和西單那堵肮臟不堪的灰色磚牆。許多高級干部的子弟游蕩于這堵牆之下，似乎也在佐証這這种猜測（高干子弟是中國是政治活動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這些消息靈通人士不斷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聞向社會散布，不僅使江名譽掃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鄧小平的聲望。据許多專家分析，清明節事件的策動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團）。　　西單牆在１９７７年春天開始大量出現呼吁鄧小平再度出山的標語，以社會輿論和民眾呼聲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權力机构施加壓力，強烈要求啟用鄧小平、陳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成為最高決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軍各机關也隨著開始啟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齡的干部回到了領導崗位。　　被西但強烈如要求中央罷免棄用的干部黑名單的前兩名是華國鋒總理最倚重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和中央警衛部隊司令汪東興。華國鋒在當時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國民眾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澤東的新神，在這個時候西單牆開始攻擊他的政治盟友，很難令人相信這是輿論的成熟和准确。　　吳德在以年前的清明節事件中屈從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力而出頭扮演了鎮壓群眾的總指揮的角色，一般公眾對他深怀不滿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東興列入黑名單則顯得蹊蹺。汪主持中央机關的警衛部隊，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眾對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廣泛流傳的說法汪將軍在華國峰和葉劍英對四人幫發難的行動中起了重要作用。這种說法是可信的，沒有警衛部隊的支持，逮捕四人幫絕無可能。但是，西單牆的一批文章還是直呼其名地強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尋味的是，因為沒有更多的材料可資利用來引起公眾對汪的憤怒，西單牆不得不使用了中國自由大字報以來就有的傳統兵器：謾罵和造謠。　　中國知識分子在罵人時也极富形象性。僅僅一個“宦官”的惡名加之于汪的頭上就足以喚起公眾的丰富想象力從而把這名政治局委員的公眾形象和政治威信徹底敗坏掉。　　散布的謠言則是漏洞百出不經推敲的，但是社會公眾中被毛澤東培養起來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對抗權威心理是他們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牆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則丑聞：汪正在中共中央駐地大興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宮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詳細的報道，稱該地下宮殿的名稱是“逍遙樓”（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現的意義去理解，這個名稱是頹廢的；而按照中國社會風俗的意義去理解，該建筑的名稱有妓院之嫌）。　　這則謠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進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還影射攻擊了主政的華國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誰呢？你在讀了西單牆上的文章以后可以盡情地去想象。　　被西單牆攻擊的這兩位政治領導人在稍晚一些時間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擊。１９８０年３月他們同時被免除了職務。汪的錯誤是明顯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表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并強調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個綱，綱舉目張的思想（鄧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對這一思想）。在關于鄧小平能否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上，他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并對鄧本人表示了輕蔑。他說，鄧小平的兩下子已經試過了，不行嘛！“讓鄧小平馬上出來工作，把毛主席擺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還執行不執行？” 　　汪的這番話說過不久，西單強立即開始了對他的攻擊。中國政治公開到這种程度是令人惊訝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縱和利用西單牆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也不會有結果。無論這些大字報在呼吁鄧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對吳德、汪東興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輿論的作用，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厭惡的。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可以任由人們去不負責任的謾罵和詆毀，不管這位領導人的行為是否應該受到批評和指責，都是這個國家政治結构脆弱的表現。　　考察中國的民主政治活動，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給予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選擇中大約會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錯誤，因為他們往往以人品性格決定取舍，他們喜歡忠厚得近于木訥的華國峰。所以任由他們以西單牆的形式對他們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說長道短評頭品足，那么僅僅一個“兩個凡是”的問題恐怕要辯論几十年，那么改革還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開不透明的，言論自由就更無意義。假設西單牆上的一切言論和要求都完全是公眾的自發行為，僅受直感、情緒、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將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縱和利用的。從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單牆，中國民眾的“自由言論”什么時候沒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論權力的獲得仍要与社會歷史發展的某种進步相聯系，這种進步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獨立。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的開始，第一篇攻擊“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國民党員寫的，為毛澤東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打了開山炮。而第一個站出來揭發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匯報》主編徐鑄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國民党的立法委員！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寫文章提及此事時，仍怨憤不已。　　政治不獨立，道德上也很難守節，自己的嘴巴和筆杆都是別人的。以這种狀態還要積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嗎？　　吳德的繼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閉了西單牆。這堵牆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現在已經不复存在。市政府為大字報開設了另一處場所──月壇公園。不過，在月壇公園專設的大字報張貼處發表自己的文章，必須先向秘密警察交驗自己的身份証件。于是，這個張貼處完全等于虛設。　　北京市封閉西單牆的動机不得而知，公開的理由是不負責任及易被利用等等，這也的确是實情。封閉西單牆遭到了西方記者和許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議，他們認為這是共產党政權壓制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証。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請出上帝本人來仲裁了。　　西單牆的另一重要產品是秘密的政治團体的組成。人們去西單不僅是為了看大字報，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從北京西郊騎自行車到西單是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圍”。互相影響，秘密串聯，許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這個場所結識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國一位記者估計，到１９７８年春季，僅北京市就大約有了２０多個秘密的政治團体。這些團体有的組織嚴密有的相當松散，但是它們的政治目的卻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削弱共產党的領導權。　　如果按照這些團体的成員組成成分來分析，秘密政治團体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由外地來京城上訪訴冤的人員組成的。當政治性极強的大字報貼上西單牆以后，伸冤訴屈的血淚文章已經不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加之在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被迫焦急無奈地等待過程中，人們自發產生的互助互勵傾向，而同為無家可歸者自然會使得這些告御狀者產生群体意識和結群欲念。　　這种上訪者團体的特點是結构松散，人員流動性較大，沒有固定的核心成員。其成員的素質良莠不齊，而政治態度方面的差距則更大（有人是真心擁護共產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則是真心反對共產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團体中的三种成員。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爭和權力爭奪戰中的失意者。這些人既有政治經驗又有政治野心，它們唯一希望的是社會的混亂，以便改善自己的處境。因而他們常常充當謠言制造者和熱心傳播者的角色。他們雖然對中共政權构成了不小的威脅，但是中共對付他們并不困難。這些人后來多數被所在單位定為“三种人”，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處了极刑。　　另一類成員是所謂的“上訪專業戶”。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擊，或曾被打擊國但并非不公正。無論是什么情況他們有几點是共同的：素質低下、性格刁蠻，對于被打擊后要求的賠償條件高得惊人，而且這种要求（中國的政治術語是“落實政策”，非常令人費解，不知這個政策為何物）常常無止境，不斷增加一些絕無可能滿足的新內容，諸如子女職業、住房、高額賠償金及本人的職務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們的真實目的并不在于獲得平反和補償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這類人完全無辦法。好在他們緊緊是滿足于職業告狀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則完全沒有能量。　　還有一類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訪群中的各型偏執症患者。很難确定這些精神障礙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還是他們帶“病”參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擊的。相當多數的人僅僅在臆想中受過迫害。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國根本沒有心理醫療网絡，甚至沒有這种概念，所以這些病人不僅自己拒絕承認有病，社會和政府也不把其當作病人看待。一個病人和政權發生政治性沖突，其悲慘境況及雙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國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對付政治犯的記錄（劉賓雁先生堅持認為在中國最北部的黑龍江省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惡劣先例。劉的說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時間里一些上訪者被送進精神病院，這不應被看作是迫害而應看作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　　上訪這組織的團体的領袖人物往往是最有爭議的，這些人素質雖然不高但及其熱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他們卻表現得极為單純、質朴，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識。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單牆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慘的。她遭到本單位中共党員干部的性騷扰，雖多方躲避及抗議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該干部強行奸淫。傅于是离崗開始長達一年之久的上訪告狀。告狀的結果是被奸污事實沒有确認，該干部位受任何懲處而傅女士的聲名榮譽卻被有權力者徹底敗坏了。　　傅女士以后曾組織過一次有數百名上訪者參加的向政府示威請愿活動（這是西單牆時期唯一的一次有規模的游行活動），傅女士因為這次活動而以妨礙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訴。　　有的文章說傅女士的這支游行隊伍曾喊出了一些過激或出格的口號，這是非常可能的。因為法庭在審理傅案的過程中曾發生了戲劇性的波折。毫無經驗的法官（因為中國在當時剛剛恢复公開審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沒有經驗的）突然發現事先已經确定下來的判決意見遇到了強硬的挑戰，傅在几經猶豫之后終于提出了能夠証實自己曾被單位里的中共干部強奸施暴的有力証据。据民間流傳的不可靠消息，傅在法庭上聲稱知道那位先生身体隱秘部位的明顯特征，而自己后來屢遭迫害的事實說明他們之間不是通奸關系。法庭确實為此不得不休庭驗証，并在休庭后再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流傳出來。　　這個案件的离奇之處在于審查妨礙交通罪是為什么要弄清是否遭受強奸這個事實，難道被強暴的女人就有充分理由去沖擊或妨礙社會秩序？傅女士是華國峰點名要以司法手段懲處的兩名持不合作態度者之一（另一名是魏京生），或許，出于同情，那些毫無經驗的法官用一种极富計謀的手段保護了她。　　第二類政治性秘密團体是由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干部子弟所組成的各种“討論小組”。干部子弟的特點是消息靈通、政治敏感且有比較廣泛的知識。這些青年由于具有強烈的“ 自己人”意識，所以他們在對當局的對抗中顯得非常無顧忌，甚至有撒嬌的成份。　　干部子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不明确，他們過多地關注現實的政治目標。西單牆上那些要求為清明節事件平反、要求啟用老干部以及對凡是派干部的侮損，基本上出自這些青年之手。許多西方專家認為干部子弟是中國最有政治頭腦的一批人，因為他們從來都把政治目標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結合在一起，而不作虛泛的空想。西單牆時期，他們最關心的是設法恢复自己父母在文革前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熱心社會改革的，因為如果一切都按中國社會原有的秩序穩定運行，那么他們的政治血統完全可以保証他們能夠獲得比一般社會公眾更多的深造及升遷的机會。這种优越的地位是他們既不可能成為与當局對抗的一支力量，又不會成為爭取民主化運動的積极參加者，因為這些和他們的切身利益大相徑庭。　　魏京生是秘密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編，這份刊物以攻擊時政為主要內容，編輯部成員和他們各自聯系的外圍人員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由他們組成了一個類似于上層社會的秘密政治沙龍的松散團体。出于干部子弟的狂妄、輕率和無知，這份刊物的觀點也是混亂不堪的。但卻十分大膽、無忌、放肆，极專斷极自由地對時政予以評點。政府當局當然對此無法容忍。魏京生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被捕，１０月被判處１５年有期徒刑。　　干部子弟組成的政治團体不乏政治才干和智慧，西單牆期間他們最得意的政治作品是誘使已經掌握了中央主要權力的鄧小平對西單牆作支持性表態。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与一些干部子弟進行了接触。當他們得知諾瓦可將有一次采訪鄧小平的机會時，他們立即為諾瓦克列出了一個采訪提綱。結果是意料中的，鄧對諾瓦可講了“民主牆是一件好事”的話。但是這位富有經驗的政治家立即就對自己的失言作了完全意義上的修正。他說：并非西單民主牆上的所有大字報都是正确的。這樣，他就仍然能夠把主動權牢牢地操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對于西單牆前游蕩的那些熱情的青年斗士來說，他們得到第一句話就足夠讓他們頭昏腦熱了，他們接著就會犯下第二步的錯誤。　　干部子弟階層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和社交群体，在近３０年的中國歷史上扮演過相當醒目的角色，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的現象。這３０年可以從１９６５年北京市的干部子女在毛澤東的啟發下造舊教育制度的反計算起一直到最近大批高干子女進入中國党政的最高領導机构。這其中，最輝煌的兩個時期應當是１９６６年夏季的紅衛兵運動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節事件。前一個事件他們協助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同時也打倒了他們自己的父母，而后一個事件是他們与普通市民一起對四人幫的斗爭。這是一個覺悟的過程。　　必須指出的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四人幫及极左派与干部子弟群体是一對死敵。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江青硬是塞進了一條反走后門的內容。反走后門是反對干部子弟不去農村當農民而是憑借父輩的權勢和關系网上大學和在軍營里被提拔成干部。四人幫反走后門的目的仍然是在政治上打擊老干部，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走后門這個陰謀的表面內容得到了社會公眾的最大程度的擁護。　　在四人幫倒台以后，反走后門及反特權一直是民眾民主運動中最強烈的呼聲。而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這個問題在大學校園里是最易激起公憤的一個話題。　　如果拋開政治問題不談，僅從社會意識和情緒角度思考問題，我們會發現在反對特權這個問題上文革极左派与現在的民眾民主派之間有一個一脈相承的聯結關系。如果更冷靜地深入進行分析，我們或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久已存在的民眾民主意識是文革极左派得以上台的最适宜的社會土壤；而現在的民主運動及其思潮中明顯帶有文革极左派的思想遺留物。　　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作邏輯推理，可以得出一個很据警醒意義的答案：如果不進行社會秩序的改革，使其在競爭、平等、風險的基礎上趨向穩定和民主，而任由權力發生异變，那么民眾的民主意識与极左思潮完全可能互生。中國人，還愿意再經歷一次文革嗎？　　鄧小平對西單牆的態度變化表現了這位卓越政治家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极為難得的大局觀。　　鄧除了對諾瓦克表態說西單牆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還對一位日本來訪者講過這樣一些態度明确的話：“我們的憲法是允許寫大字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者批評人民群眾為發揚民主而采取的行動……應該允許人民群眾發泄他們的不滿！” 　　但是很明顯，中國尚不具備（在當時尤其是）進一步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其根本証据就是這种民主政治的辯論很快就會發展到失控的地步，這樣不僅會破坏四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穩定与團結的社會環境，而且從當時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鄧如果再進一步地提倡民主運動和縱容西單牆的大字報，他將成為又一個毛澤東。因為民主運動的發展勢必會沖擊老干部的利益，而鄧暫時還沒有一支可信賴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幫助他清除凡是派（華國鋒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權。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鄧說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實現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動、誘騙一部分群眾沖擊党政机關。……不但如此，他們還聳人听聞地提出什么‘反飢餓’、‘要人權’等口號，在這些口號下煽動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謀讓外國人把他們的言論行為拿到世界上去廣為宣傳。” 　　鄧最后憤怒地說：“有個所謂的中國人權小組，居然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怀’中國的人權。這种公然要求外國人干涉內政的行為，是我們能夠允許的嗎？” 　　第三類政治性小團体的成員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屬于平民階層的大學生。由于他們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過政治挫折和打擊，所以他們對政治平等的要求更為強烈。當他們孤單地忍受了多年，終于在西單牆下尋找到有共同經歷和語言的同齡人以后，他們談話的題目和思想從社會表面現象飛速向更深的方向轉移。對社會制度的怀疑和不滿是這類小團体成員維系他們之間聯系的共同情緒。　　西單牆之后，這類團体以松散的單線聯絡形式保留了下來。在長達１０年的時間里，每當中國社會民主運動的高漲期，這類團体的成員几乎都是活動的積极分子和骨干。他們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達到的政治目標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更有政治意義。目前活躍在西歐和北美的中國流亡的民運活動積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職業性的一群大多是來自這類團体的成員。　　根据美國和法國一些學者的報告，西單牆下產生的政治團伙之所以能堅持了下來并有可能成為流亡的中國未來的反對党的骨干分子，這些人在政治上終于与共產党決裂，其原因大約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過較重的傷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時在精神上感到壓抑和自卑。因而他們對社會以及對共產党的統治怀有強烈的抵触情緒和政治上的敵意。　　2. 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天資使他們能夠從外國思想界尋求政治營養并開闊眼界。這些人最初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變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論著感到親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資本主義和存在主義哲學。　　3. 自西單牆開始，這類團体的主要成員一直与外國有直接聯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歐美大學資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國外，較少拘束的環境使他們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統性發展。　　4. 西單牆事件結束以后，中共的基層組織對本單位參与西單牆、民辦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動的青年知識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視態度，這使得他們在政治上產生了絕望感，也斷絕了他們与當局合作的可能性。　　流亡歐美的中國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已經組成了一個有一定規模和明确政治目標的党派組織。不過，具有經驗的專家判斷，這种党派組織根本不具有在不遠的將來形成有影響的反對党的可能性。這不僅由于這些組織遠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國內公眾中發生影響的可能性，而且脫离了國內公眾以后這些職業政治野心家團伙完全陷入了純政治清談、歇斯底里仇恨、財務危机、爭奪領導權的混亂漩渦，這就使得這類政治團体永遠失去了成為能夠通過反饋系統來調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組織的可能性。　　從現在和比較長遠的將來來看，流亡的中國反對派不會對中共在中國的政權构成真正的威脅，它們從來不是，現在也不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被拋棄在國外的憤怒而無奈的一小群。　　在中國國內，目前尚無存在或生成反對党派的跡象及可能。共產党明智地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和比較寬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識分子的興趣開始從狹隘的政治院落轉向廣闊的商品市場，极端對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內也不會再度出現。當然這不排除在國家經濟發展嚴重受挫或發生指導性失誤時，仍會有來自知識分子的尖銳批評、指責。這類指責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再會發生政治對抗，因為中共一把這類問題納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疇，不再笨拙地上綱為階級斗爭或政治立場的沖突，因而不再繼續從政治上樹敵或培植自己的反對派別，這也是政治寬松的一個准确實例。　　如果來自知識界或社會公眾的指責比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領導者，則有一定的危險性。經濟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響到中共領袖產生的制度，因而這類批評或指責在比較大的程度上會涉嫌對共產党領導權的攻擊和否定，因而產生的情感地處往往使政府或中共應對失誤。過于嚴厲的反批評又會激起民眾的對抗情緒，釀成彼此傷害感情的小規模沖突。　　真正對社會构成重大威脅的是中國民間一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會党的出現，根据中國國內一些報刊的披露，這類會党或神道組織目前已發展到屢禁不絕的程度，其中規模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內發展信徒數百人，共產党的基層支部書記、村鎮政權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參加會党并成為骨干的現象。中國民眾特別是農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們比較容易接受低檔次神秘宣傳的蠱惑欺騙。當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會与農民日益強烈的致富欲望產生比較大的差距時，這類神秘宣傳則有了相當大的群体性社會對象。此外，農民一旦走出鄉土進入城市，眼界的開闊与自己經濟狀況的困窘也會形成較強反差，并因此而產生出莫名的憤怒情緒和破坏欲望，從而為怪异邪教的傳播提供了机會。　　經濟發展過程的突然性斷裂，即不合理增長速度的人為或自然的調整，將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發的關節點。而公眾的對未來的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以及政府的對前景的過于自信的宣傳，不僅會使繁榮的虛假成份增大，而且會在斷裂到來時產生更大的絕望和憤怒。四、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舊式民主運動的終結　　由于對中國社會的無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會在對中國問題的判斷上曾一度發生失誤。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而引發的北京學生風潮。西方政治家們曾對這次風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認為這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連鎖性崩潰的一個自然的組成部分。　　這种判斷出現了重大偏差，事實上，如果沒有西方個民主國家的積极參与和支持，這种學生風潮只不過是中國社會不間歇的騷動過程中的意見無足輕重的小事件，它的唯一功用是社會某种郁結的情緒的集体性釋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類似的風潮已發生過多起，并且逐步過渡到社會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脈動式風潮的可能。如果這种風潮的針對目標能夠擺脫偏激而趨向具体，而政府在處理時亦不偏重政治性判定，那么無損大局的請愿活動或示威游行應時暴露矛盾解釋分歧的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社會方式。　　習慣于思想統一秩序平靜的中國政府很難寬容大度地接受這种公開的抗議式行為，這是容易理解的。社會成份复雜、矛盾沖突趨向尖銳以及公眾普遍缺乏法制觀念，這些社會不穩定現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風潮都有釀成規模巨大的社會動亂的可能，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社會也發生了洛杉磯事件。中國政府在這次風潮初起時的緊張、僵硬以及因為基于平定風潮而發生的應對失誤應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事實上，它從未有過更好的不遺留問題的處理游行示威活動的經驗，即使如此，事實總是能夠平息。　　但是西方的參与卻使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時間延續較長、規模和影響擴大以及對抗形勢的爆炸性使這种變化的一個方面，但遠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國家直接插手中國社會的民主風潮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与西方社會的愿望正相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釋放情緒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動以及在行動中發現自己的盲目、無目的、無助益，加之政府在經過痛苦抉擇之后終于選定更現代的解決方式──暴力驅散方法以平息無明确意義的情緒騷動（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視方法，武裝驅赶是文明程度較高的專政措施）。當這一切終于結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眾在內的社會整体迅速進入了一個厭惡政治怯于對抗的高度冷靜狀態。這种冷靜狀態將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從而形成一個社會情緒松弛、對抗和緩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權在這個空白期內，采取更寬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經濟指導方針上不發生重大失誤，那么空白期將無限制地延長，甚至可能使中國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都不再把政治沖突作為社會的主題。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為中國過去一段時期內不斷發生的舊式民主運動的最后終結。　　西方現代社會學和東方的列宁主義學說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方式，但是他們同時又都強調革命的的客觀條件和發生基礎的重要性，革命必須是社會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會運動形式。人為制造的革命不僅顯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對社會又對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東歐和前蘇聯的共產党政權的瓦解或許具有革命的某些特點，而在中國，社會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類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為止，中國社會對共產党政權的基本要求仍然是經濟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強。這個社會強烈要求安全与穩定，為此它宁可犧牲一些顯而易見的革命目標。如對共產党官吏中的腐敗行為，社會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寬容和原諒。因此，以為一長推翻共產党政權的革命正在到來，這肯定是判斷上的重大失誤；而支持一場貌似革命的騷動并使之擴展成為一場規模和聲勢都很大的社會動蕩，則是一個低級魯莽的錯誤。這就如同在一個處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樣，這是現代檢驗技術和全体醫生的羞辱。　　關于西方的失敗，德國記者貝克‧布勞采恩認為：“只是在事件過去一年以后，西方人才惊异地發現那些持不同政見的青年人正在設法利用西方。他們不在乎運動的終結目的而只管助運動本身，因而當他們描繪中國社會的激烈沖突的虛幻情景時，他們實際是在极力鼓動西方的卷入，以壯大他們孤立弱小的反抗陣營。這是一些較少尊嚴感更乏政治經驗的青年反叛者，但單更富經驗的西方各國卻几乎同時被他們拖入了一場錯誤。” 　　布勞采恩的意見代表了事件過后西方公眾的一般情緒。他們有一种受騙的感覺，似乎在一場中世紀的拉攏盟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游戲中，他們僅僅充當了被利用者的角色。　　舊式民主運動的基本特征是它以爭取實現政治民主為號召為目的，但是因為不具備相應的條件所以絕對不會通過運動達到民主政治的結果。它甚至不是漸變過程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純粹是社會潛伏情緒的一次無奈的釋放和爆發。之所以把這种間歇的民主搏動稱為舊式的運動，還不在于它的組織形式的散亂和領導核心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對掉舊模式以后無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個有別于舊模式的新模式。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尚未提出對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這個模式的框架及邊界都無法确定，因此，即使一個政權在社會風潮中倒台，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曾經有過的類似革命一樣（這類革命常輔之以兵變，否則极少可能成功），新政權仍要在舊模式規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獲得滿足，但絕不會獲得發展。　　中國自共產党執政以來几乎成了舊式民主運動發生最頻繁的國家。當１９５７年知識分子集團向共產党的官僚主義作風展開攻擊時，這种運動就已經開始了。１９６６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節事件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反“四人幫”示威，都是這种運動激烈爆發的表現。而１９７８年西單牆事件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學潮几乎每兩年就爆發一次。　　這种民主運動的規模、影響和組織都遠遠超過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澤東親自發動、組織和領導的，在運動的初始階段毛就揮動權力把國家各級政權和官僚体系統統擊垮了，從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摧毀舊式官僚政權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許是巴黎公社時的委員平等投票制）。但是結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舊政權以后根本看不清新政權的影子，中國社會并沒有在這場亂糟糟的民主鼓噪中獲得絲毫發展。相反，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幫團一旦控制了政權立即就變了臉，成為一群絕不給民眾任何民主權力的獨裁者。人民在一場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無序、無理和壓迫。　　毛澤東在臨終前決定不把繼承權交付給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魯的實踐者──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時，他的內心一定是悲觀和痛苦的，因為條件如此优越、動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試驗，不僅一無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動而告終。毛當然很清楚，失敗的責任既不在“國際帝國主義”又無法再推給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失敗的原因只在于社會自身所能提供的條件与民主理想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跨越的溝塹。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發生的清明節事件對于我們了解舊式民主運動的軌跡尤其有益。　　這次事件的誘因是清明節這個中國傳統的悼亡節日中，北京市民為悼念已故周恩來總理与市政府當局發生了沖突。而在實質上這是一場政權危机引發的社會騷動。毛澤東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為世人皆知的事實，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權究竟會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來之后，政權已經出現真空。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顯然有自己堅定的看法。他無論如何不能讓鄧小平自然地接替周恩來的國務院總理的職位，盡管鄧是周的追悼會上的致詞者，而按中國的慣例，致詞者就是當然的接替者。在臨終前那几個月時而清醒時而昏睡的毛澤東的意識中，對鄧的警覺性始終沒有放松。如果讓鄧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那么鄧的地位將變得不可動搖，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鄧將肯定會運用他的鐵腕把張春橋的文人幫團從中央清洗出去。這种結果是可笑的，文革從打倒劉、鄧始，以扶鄧繼位止，那么文革還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現在就打倒鄧，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澤東同樣也不愿選擇极左派人物去填補周恩來去世形成的權力真空。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時認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決定不能把激進派的人作為周的接班人來考慮。一個激進的總理非但不能把毛主義堅持下去，而且還將對社會發展產生強烈的不利影響，從而使其個人垮台，綱領破產。” 　　毛澤東最終選定華國峰仍然是基于保衛文化革命成果這個最高利益的考慮。華是文革受益者，在沒有了毛的時代里，他為了抵抗激進文化人和守舊的老干部的兩面進攻必然會走一條折中的相對平衡的路線。　　但是中國的社會公眾卻對毛的抉擇做出了激烈的反應，他們對華國峰雖然缺乏了解，但在鄧与江青女士之間，他們更希望鄧掌握權力。當鄧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后，他們的憤怒終于爆發了。富于進取精神和干政傳統的北京市民在清明節的自發集會，表達了他們通過對執掌政權者人選的干預達到爭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地表達了他們已對毛澤東感到厭倦的情緒。　　４月４日清明節這一天，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民眾達到５０万人。這是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眾自發性集會。這次運動也是中國歷次民主運動中效果最顯著的一次。它不僅間接低推翻了一個權力集團（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眾反四人幫的力量發動政變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權的），而且也极大地動搖了一個神的地位，毛澤東引起下令對參加廣場集會的群眾進行鎮壓而終于威信掃地。毛在去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關于他的政治笑話在地下流傳；而在毛剛剛去世不久，社會上已散布開關于他的兩個未成年私生子的謠言。這類謠傳是明顯不真實的，但是政治意圖和效果也是同樣明顯的，它們在敗坏著神的尊嚴，動搖著神的不可動搖的權威。　　問題在于清明節事件并沒有在民主問題上取得任何成果。四人幫是被一次組織嚴密的宮廷式政變推翻的，華國峰及其盟友控制住政權以后立即就高高地舉起了毛澤東這面大旗，并且以“兩個凡是”和毛澤東的一道手書的信任狀作為自己統治權的法統依据。在政治上，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沒有取得進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明确表示了守舊思想的華國峰先生，在以后的３年時間里，被全中國絕大多數干部和民眾一致推舉為“英明領袖”，并衷心地尊崇他為一尊新的神。　　我們發現，造神運動是中國几次民主風潮中具有明确目標指向的活動，很難說請中國人為什么以這种背离民主精神的做法作為通向民主目標的橋梁和途徑。可能的解釋時，缺乏獨立人格和主題意識的社會公眾只能把政治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個政治家的清明的品格上，而從未試圖從人本或人道的角度去觀察思考問題。所以，他們只是把政治運動當作了民主運動去參与的，從未能夠把這兩者作嚴格的區別。這個特點既是舊式民主運動的全部表象特征又是這种運動的致死症結。沒有一個政治家或當權者可以任由盲目的公眾（政治神秘化的情況下公眾的盲目程度加劇）憑著感覺去干涉權力運作，精明如鄧小平者亦如此。　　民主運動与政治運動在邏輯上雖然等同，但在价值上卻是完全异向。民主運動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体，不在于凌駕于人之上的上帝和神，更不在于是誰必然地或偶然地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權力。　　因此，舊式民主運動只是被動卷入的政治斗爭和權力角逐。（這一點在１９８９年風潮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公眾和知識分子為爭得政治平等和民主權力曾勇敢地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斗爭，但他們從未真正發起過一次為民主權力和政治民主化的運動。所以，他們在斗爭中只是政治和權力的一個道具，是一种被利用的力量。當他們越是忘我的投入斗爭，受騙的感覺也就越強烈。當他們終于厭棄了政治時，也許民主意識也就開始了覺醒。　　根据西方社會比較一致的看法，迄今為止中國社會最有才華和指揮的一代人是中國大陸被稱作“老三屆”的那一代中年知識分子。但是遺憾的是，這一代在當前已經成為了社會中堅和精英群的知識分子，由于他們從幼年時即投身反复無常的文化大革命并從而培植期濃厚的政治責任感和群体意識，這使得他們几乎完全沒有民主意識，這种狀況又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小小的悲哀。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為發端是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細節，這個細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這個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會內容。在胡的身上，至少集中了這樣四种社會情結：　　１．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規模平反歷史積壓的冤假錯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實施者。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產党老戰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長期受壓制的知識分子。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胡不僅是一個清正廉洁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澤東時代的對立物的形象出現的。　　２．胡在擔任党的總書記職務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為文化和思想的活躍創造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并且對青年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寬容態度。這雖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樹立了政敵，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學生心目中他卻成了一個思想解放和開明政治的保障者。　　３．胡在擔任中共紀律委員會書記期間及以后，曾熱情地呼吁堅決清除共產党內的腐敗現象。他极其嚴厲地對其中一兩起最惡劣的案件進行了公開查處。在社會中造成轟動影響的是發生在杭州的“兩熊案件”和發生在上海的“兩公子案件”。這兩起案件的共同之處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權勢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會公眾一樣對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報紙對此類案件公開披露并予以追蹤報道，以顯示党的清除腐敗的決心和能力。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執掌重權的老干部們的威信受到很大損害，但卻得到了社會公眾的熱烈支持。　　當然，胡的這种做法無异于把社會現實的階層矛盾，即干部和權力与普通民眾之間的深刻矛盾揭示于眾。這樣做的結果是誘發了民眾對政權的不信任情緒（另一說法是損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這种現實的社會矛盾面前，胡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民眾的一邊。　　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為和思想明顯有悖于鄧小平接力要維持的團結穩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鄧的改革路線），許多老干部將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權力后的憤怒發泄到胡的身上，充斥著激憤情緒和罵人字句的告狀信不斷飛到鄧小平的辦公桌上。胡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無意放縱既損害了党的領導又危害到社會統治思想的純洁和統一。胡自請免去党的總書記職務的內幕尚不為人知，但是肯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關。胡的免職，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使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則成了鄧小平及其改革路線的反對者。　　１９８９年的中國社會正處在新舊交替的混亂時期，經濟改革与舊經濟体制發生沖突形成市場和計划雙軌并存的混亂；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團發生摩擦和對抗。多种矛盾混交疊存，本來是推行逐步改革戰略過程中一种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符合以小亂釋放大亂的鄧小平工作原則。它的危險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時間內使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都成為改革的不滿者和受害者（意識上的和感覺上的）。這种戰略的胜机其實也是很大的，能夠小步前進必然也能夠小步退縮，不至于陷入只能進不能退的絕境；更主要的是，社會各階層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未收益而受到損害的是軍隊集團，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得不大幅度削減軍費支出。但是在危急時刻軍隊卻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鄧的一邊，這是令人費解的）。　　鄧及其同事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是社會道德体系會發生嚴重危机。無孔不入的商品行為不僅對社會原有的經濟秩序而且對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已經習慣于按舊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會公眾面對這种沖擊產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識和不安全感；而權力的大面積交接更替又使得權力被濫用以及用權力謀取利益的現象普遍發生，机會因為權力而不均等的社會現實突然顯現在人們的眼前，這又极大地誘發了民眾對權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對社會前途的沮喪、憂慮和恐慌。　　如果這是社會經濟運轉情況正常，上述危机也許會悄悄地渡過去。但是，由于對經濟超速增長的追求引發了需求拉動性的通貨膨脹，物价飛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年秋冬季達到了頂點（一般顧及單位貨幣購買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憤怒情緒隨著物价飛升而成倍增長。　　不滿和埋怨是社會的普遍情緒。小步推進改革的戰略在這時暴露出了它的弱點，經濟成果顯著時所有人都是它的擁護者和得益者；經濟發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不再擁有它的強大的固定的社會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表現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為這种反叛找到了一個恰當的道德上的借口。因為各階層都有理由把胡視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傷。于是，悼念活動迅速演變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對立的不同階層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陣線，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青年學生与要求恢复舊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隊伍。所以，狂燥和少理性必然成為這場騷動的明顯特征。　　較之歷次民眾參与的騷動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顯得更雜亂無章、更少理性目標和更多情緒渲泄，它距离一個民族成熟的進步運動更遙遠。各類陰謀家和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門的主意和策略雖然使運動增添了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緒的主流始終沒有淡化。　　這次事件仍然是中國傳統的民眾運動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為它們既沒有脫离開這類運動的一般性框架：對權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憤怒，對社會正常進程的自傷性破坏以及它的結果的反動性和完全無效用。　　必須著重描述的是這次騷動事件中一些戲劇性情節。在天安門廣場上几千名青年學生進行脅迫性絕食的舉動顯得既悲涼又輕率。這种東方式的抗議方式在這時使用尤其顯得不當。犧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貞義士慣用的取名法術，而當中屠殺自己以造成威脅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國的大學生們則一方面以這种自殺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誤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圖以自斃的悲壯喚起全國性的反政府情緒。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單純性抗議活動染上了某种難以理喻的陰謀色彩。　　在廣場上最受歡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對抗議活動的支持和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這使人相當不舒服地意識到學生們堅持抗議行動的意圖是喚起國際社會的同情甚至干預，于是這次民主運動也就更遠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獨立是民主意識成長的標識，企盼外援或試圖借助外力以壓迫或鞭撻本民族走向進步，這是奴性知識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國的青年們本不應褻瀆自己。　　縱觀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執政以后發起和積极投入的歷次以爭取政治民主化為目的的運動的一般情況，我們發現中國社會及社會的最進步階層目前均不具備自覺的、完整的民主意識，而且對民主概念的使用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國社會民主政治的實現仍是一個不可見的相當遙遠的未來目標。　　必須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的告誡是：社會的真正民主是內容与形式的鍥合一致協調發展的產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組織，有著多樣性和差別性特點，而它的內在的精神發展則是人類共同的進步原則。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識的培育養成是爭取民主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和唯一目標。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意識由于其特殊的發展過程而形成了嚴重缺陷，主要表現症候為：　　１．缺乏人格的獨立性。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在心理學特征和行為學特征上都表現出明确的趨群趨俗傾向。沒有獨立抉擇和獨立思考的習慣于勇气，因此較易于被偏激情緒和外來宣傳驅動，渴望權威的指導并熱衷于維護或再造權威。由于這种偏狹和局限，中國知識分子從未成為過運動的獨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眾民主運動均不具有民主性質。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養和自主意識的欠缺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体行為呈現低道德水准和天然違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產党提意見過程中的違憲言論，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動以及文革后歷次風潮中的過激言行，都是嚴重的自傷行為，使運動在一開始就偏离了目標并改變了它的性質。此外，思維的單線式合固執性造成了中國社會极少出現有進步意義的公正辯論气氛。公正的辯論是一個民族獲得認識上的進步的唯一可行途徑。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發生以后參与風潮的大學生曾獲得了与政府代表公開對話的极好机會，但是缺乏自律意識的大學生們由于無法本能地自主地判斷是非以及無法約束自体行為使其与法律自覺吻合，他們輕易放棄了這一對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會。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識。平等是民主的靈魂。在平等觀念的制約下知識分子的主体意識才不至于兌變為极端個人主義。中國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提出的民主性目標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為它們不符合全社會政治平等的原則。１９５７年的要求共產党放棄領導權，西單牆的要求實行三權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論徹底開放，這些民主要求無非是民主外殼的設計，雖然漂亮華麗但卻与中國社會的發育狀況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數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會全体成員包括几億文盲狀態的農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這种知識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會的公共利益的沖突或差距，表現了知識群体尚未具備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們努力從中共和政府手中爭取的平等權力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体成員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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