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4

作者vves (民主！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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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Sun Apr 3 00:37:27 2005

※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4 時間: Fri Feb 6 00:09:15 2004 第四章　中國的干部問題 ------------------------------------------------------------------------------ -- 　　內容提要：第五個現代化──行政管理的納稅人觀念和雇員意識。　　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都可以作為權力异化的條件。　　像官僚主義開戰。毛澤東死不瞑目。　　含淚的妥協，是為了政權的穩定。　　監督權也是一种權力。幻覺，監督權可以不遭受污染。　　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等于把女儿嫁給了魔鬼。　　法律，保留孔眼是為了不使它成為繩索，于是它就成了現在的樣子，一張什么也捕捉不到的网。　　唯一的抉擇和出路──堅決制約權力！　　　　在觀察中國的社會狀況時，有一個難以黂避而又難以做出准确判斷的問題，即中共干部階層与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究竟處于什么樣的矛盾狀態，這种矛盾的性質歸屬及解決方式是什么？　　毛澤東把中共的“大官”稱為“資產階級”，這顯然不是情緒偏激時的用詞不當。研究毛澤東晚年歷史的專家比較一致地認為，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在對待社會各階層的態度上明顯有平民傾向和憤世色彩，而他發動文化革命的基本動机即清除党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具体對象是什么呢？如果按照通行的解釋，即劉少奇的忽略政治注重經濟增長的路線及其擁護者，那么很難理解毛為什么以打亂一切秩序徹底發動民眾的方式去解決這种純粹的思想路線之爭。而且，這种解釋也离毛的本意甚遠。　　毛澤東是把他的党內的官僚階層當作一個階級去反對的。他与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即平民与大官之間的階級斗爭。　　搞清楚這個問題是极其重要的。因為毛的頭腦中“階級斗爭”的概念的正确闡釋，可以成為把握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基本脈絡的鑰匙，并為毛澤東晚期行為和政策指導方針找到更合邏輯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矛盾性質的基本看法在１９５７年夏季以后發生了急劇轉變。如果說在這之前他曾幻想過要建立起一個和睦、諒解和家庭气氛濃厚的田園詩社會的話，那么在這之后他變得非常悲觀，一再強調階級矛盾的尖銳性和階級沖突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危言國家變質問題。兩次廬山會議上他都公開提出了要重新上山打游擊的問題。這种危險性是現實的、急迫的，毛有時流露出恐懼和沮喪的情緒。他的根据是什么？　　蔣介石及其殘敗的軍隊已經不再對毛构成威脅，而且他也從未把他們放在過眼里。國內殘存的敵對階級勢力實際上也微不足道了，毛雖然說“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但是這些孤立的個人已經很難真正堆共和國發動攻勢了。實際上毛對國內的安全工作是比較放心的，他說：“我們這個國家的肅反工作究竟怎樣呢？我看缺點是有，但是跟國外比較起來，我們做得比較好。”毛在６０年代初期強調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候，仍對殘存的地主分子表現了极為寬容的態度。他強調的是對他們的改造、教育和分化，并且斷言地主分子中的一部分已經改造好了。１９６４年５月他甚至意味深長地對四位副總理說：“一定要很好注意階級斗爭。……不能唯成份論，馬、恩、列、四出身都不是工人階級。” 　　毛澤東這里講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專指甚至是不包括隊在土地改革時期單純按照財富數額划定的敵對階級的家庭成員的斗爭的。　　美國為首的國際仇華集團的武力對中國构成一定威脅，但是它們的存在仍然不是“國家變色”的主要原因。毛對美國軍事威脅的判斷是輕松而又准确的。１９６０年３月他說：“美國和我們結的仇大一點，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華，也有間歇性。不僅現在有效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有較大的間歇性。”如果把間歇性理解為矛盾的暫時緩和或緩解，那么１０年以后尼克松總統訪華就已經証實了毛澤東的預言。而毛在此后仍喋喋不休地大講階級敵人的威脅和國家面臨的改變顏色的危險。　　毛澤東頭腦中的階級敵人，究竟指的是誰？那個階級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弄清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了解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思想轉變的過程。　　最早的問題應該發生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期間及以后。一般認為，右派知識分子用出言不遜的方式攻擊共產党，甚至要求國民党回來，這些言論對毛澤東產生了极大刺激，并由此而改變了他對階級斗爭狀況的判斷，這种推斷是符合邏輯的，而且也有明确的事實証据──３０万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終身戴上了識別政治身份的標記。　　但是這种推斷忽略了兩個重要問題。　　首先，毛在發動知識分子向党提意見的開門整風運動中的斗爭目標是誰？毛在确認右派知識分子是敵人的同時，是否也把整風的目標修定掉了？如果沒有，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關門主義仍是他心目中的大敵，那么他將采取何种作戰措施并且選定什么時間重新對他的党內產生的“大敵”開戰呢？　　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在反右派斗爭剛一結束立即就又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對党內敵人的斗爭上。他甚至宁肯從寬發落右派知識分子也絕不會放松對党內問題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澤東寬容大度地表示要對右派知識分子給予出路，他說：“几年以后，把心交了，摘掉帽子。”交心，仍然是對待家庭成員的態度和方法，而几乎在他講這番話的同時，毛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的趨向提出了一個令人心惊的新概念：党的干部中的特權分子正萌發成一個新的階級！　　為了從根本上阻止這個階級的生成，毛在這一年稍晚時候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突然非常幼稚地提出恢复“供給制”，即恢复在戰爭年代對干部實行的低消費標准的配給生活用品的制度。毛的建議在理論上是原始而有笨拙的，但他的用意卻是极為明顯的。當全部生產資料都收歸國家所有之后，干部將作為國家的代表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這樣，与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干部將不可避免地從擁有特權發展到侵剝工人、農民，最終以這种形式生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毛澤東力圖從馬克思的理論中找到依据。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被毛一再提及并加以創意性發揮。毛企圖用這個概念說明即使合理的、公平的“權利”仍是資產階級的權利。通俗或政治化的解釋是：干部因為戰爭功勞以及擔負領導指責，他們領到較多的報酬。這种比一般工人高出很多的報酬就是資產階級的權利。這种權利以及為了維護并擴大這种權利使他們自發地組成一個新生的階級。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講話中，對一些努力爭取較高級別和較多工資的干部進行了最嚴厲的斥責，他決定將“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牌子挂在這些干部中民憤最大一些人的脖子上。在一周以后，毛經過認真考慮，鄭重宣布中共內部有兩個派別，社會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兩派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現。　　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劉少奇及其官吏体系的。文革中對劉的“反動路線”作了系統的批判，但是這些批判都是牽強生硬的，直到現在仍無法明确找出毛与劉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應采取什么樣的政治与經濟基本戰略方面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點。劉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回答紅衛兵非法審訊的提問時也對此大惑不解，她在气惱的情況下把問題歸結于毛的心胸狹隘和個人尊嚴的維護上。她說：“我認為他（劉少奇）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學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對他的信任來看，應很早就提出的，但他１９６６年才提出，這是他最大的錯誤。”對于紅衛兵提出的劉的其他罪行，王光美女士都一一舉証劉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經請示毛以后才執行的。　　這樣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劉少奇的“最大錯誤”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沒有找到与毛澤東共同的語言。毛澤東的憂慮是隱藏在內心的，他雖然也多次公開披露了他對党變修國變色的警告，但這些議論常常与階級斗爭車在一起，使他的同事們根本無法揣測他的本意。他講得越多，劉及其同事越下手狠抓恨斗殘余的敵對階級分子，紅衛兵時期甚至采取屠殺手段從肉体上消滅這些分子。毛的內心隱憂大約只有張春橋等少數几個人才真正把握到了。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也可以証明這一點，据未公開披露的材料說，鄧小平在被放逐到江西省進行勞動改造之前，曾与毛澤東進行過一次談話。鄧在談話之中對毛之所以選擇林彪元帥作為接班人的原因作了評論，他說林是“無功受祿”。毛澤東笑著回答說：“你也不必就此大泄不滿。” 　　鄧以他的精明點中了問題的要害：林彪因長期在家養病而逃過了被毛列入“大官”階級的厄運。有類似情況的大約還有其他几位后來也爬上高位的人。鄧小平在當時只能發現毛与林之間親密關系的表面原因：喜歡被人奉承和善于厚顏無恥地奉承領袖這兩者之間的一种不令人羡慕的聯系。鄧直言不諱地預言林不會有好結果。鄧低估了毛，因為毛很快就對林也失去了信任。林的過分熱情的奉承詞語使他感到不舒服，但這仍不是主要原因。林無功受祿，一旦擋了大官（接班人）并且還想得到更多的權力時，立即就被對“大官”保持天然警覺的毛列入了“資產階級”的行列。　　中國的這段歷史頗像封建王朝中屢見不鮮的官吏沉浮演義。但是決定官吏沉浮的人物是毛澤東，而他絕不是一位封建皇帝。影響他對官吏取舍的使他頭腦中那种越來越強烈的隱憂──共產党的大官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人民的對立物。這种隱憂仍然未能形成准确而有力量的理論語言，而只能借助階級斗爭和國家變色等咒語似的警告傳達給別人。當然，別人也只能盲目地捕風捉影地去抓“階級敵人”，這無疑又增加了毛的苦惱。　　其次，１９５７年整風中的确有一些老干部如柯慶施等在毛澤東的耳邊對知識分子進行詆毀，稱他們要奪共產党的權。知識分子的一些過激言論也的确激怒了毛，但是，運動的突然中途變相真是一場有預謀的引蛇出洞嗎？知識分子反映的中共干部腐敗的事實對毛沒有一點触動嗎？他決心要掩耳不听，為部下遮掩嗎？　　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忽略了這個事實：１９５７年夏季整風運動期間，各地匯總的有知識分子揭露的中共干部腐敗無能事實的材料曾在一段時間里大量飛到毛澤東的書桌上。毛曾日以繼夜地看這些材料。他對自己的老部下和哪些僅憑戰功升至高位的農民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這些揭發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最惊异而又最難堪的是：干部腐敗無能的事實几乎全是真的。　　的确，毛后來把棒子掄向了頭腦發熱、同樣有一腔愛國激情的知識分子頭上。但這已經不是是非選擇，而是一种政治抉擇，毛不能因為身上沾污了狗屎就把自己殺掉，他必須保衛共產党的政權。　　毛這樣做肯定是不安和痛苦的。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澤東有兩個重大的個人變化，一是辭去了國家主席職務和几乎全部國家事務工作，退居二線；二是他從此放棄了他曾深感興趣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他一生的其余時間里再未重新拿起過《資本論》等書籍。按照他的秘書鄧力群先生的說法，毛已對純粹經濟學或經濟現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開始關注經濟体系中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雖然与大躍進的經濟計划失敗有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党內干部發生的問題在纏扰著他。他在思索，究竟有多少人實際反對社會主義。發動大躍進也是這种思索的一個結果，他企圖借助列宁式的無報酬勞動來洗淨干部們身上的細菌。隨著經濟上的失敗，這個思想改造工程也未取得成果。毛以后沒有重新嘗試過無報酬勞動試驗，但淨化思想和純洁意識卻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個大題目。他強迫自己必須迅速找到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去純洁干部的思想改造他們的世界觀。　　劉少奇的方法是笨拙的。王光美承認：“他特別談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資本主義复辟的問題，他經常向，但想不出辦法。”劉少奇組織領導了１９６４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明确提出了要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展斗爭。但是運動中倒霉的認知是那些挂著牌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對劉的不滿是在這一時期加劇的，因為他已經對劉在這場運動中的做法有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坏印象。反修防修，防止在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必須解決“大官”的問題，而劉對此無動于衷或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的党內肯定不乏拍馬者。丹林彪后來的成功肯定不是他的拍馬術取得了回應效果，因為毛澤東在這方面仍保留著超凡脫俗的气質。林彪經過長期的冥思苦想，憑借自己的机敏和与毛同為農民出身這個有利條件，終于摸准了毛的脈搏，獨出心裁地開出了一劑反修防修的藥方：大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這實際上仍是淨化靈魂的老一套，但林畢竟貼近了毛的真實意圖，從而獲得了贊賞。如果再加上鄧所說的“無功受祿”，免去大官之嫌的原因，林被迅速提升并被确定為毛的接班人就是當然的事情了。　　有一個事實也是极為重要的，在党的中央一級領導成員里，真正保持了農民式思維習慣和儉朴克己式生活習慣的只有毛与林及朱德等少數人。其他的領導者如劉、周、鄧等人則由于經歷不同而另有不同的生活情趣及學識修養，道不同不相与謀，這不僅從表面上构成了不和的一個原因，而且也為毛的反大官思想的來源提供了一個有价值的線索。　　毛澤東在１９６０年寫下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在這篇筆記中他突出提到了干部子弟問題。毛認為，由于蘇聯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結果舊式的等級制度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了，只有干部子弟才有提升的机會，而農民和普通工人卻沒有。這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這种有害的傾向也會給中國造成威脅。但是毛在筆記中對中國的干部子弟問題只是比較溫和地提出了自己的憂慮：“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有些學者認為毛在當時既已提出干部子弟由于將繼承父輩的地位和特權，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并在延續几代后轉化為一個階級的看法，這是沒有多少根据的。毛作為中共最大的一個干部和一個父親，在他的一生中至多只是對干部子弟的特權有一种替平民感到不公的感慨。他晚年支持平民子弟張鐵生上大學和對沒有特權關系走后門的插隊落戶青年家長李慶霖的同情的事例可以証實他的這种不平之感，但他的注意力始終是放在握有權力的第一代人身上的。　　１９６４年前后毛對党內腐敗現象提出了最嚴厲的批評：“現在几包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個女儿就更不用說了。” 　　在這一十七，大批机關干部去農村和城市街道等基層單位進行為期一年或兩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干部的工作成績主要取決于他們是否能夠挖出更多的坏人以及發現更多的触目惊心的事實以印証毛關于階級斗爭尖銳存在的論述。許多事例帶有人為加工甚至是創造的痕跡，但是絕大多數丑聞正是中共基層干部低文化素質、低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驕橫狂妄的真實反映。這些材料源源不斷地上報到毛那里，反過來又增加了他的憤怒和憂傷。國家的權力如果是掌握在這樣一些人的手里，我們的國家還能不變色嗎？他不斷地這樣問別人也問自己。　　也就在這一時期，他對列宁的思想作了發展。列宁認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來自每日每時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小生產；而毛卻認為這种小生產能夠与党內的有特權的當權者相結合，并且有后者的腐敗變質生成資產階級。問題的焦點甚至不在于腐敗，不在于你娶了地主的女儿就去替地主講話，而在于權力的腐蝕作用。究竟用什么辦法來保証權力不為個人所用而成為特權，用什么辦法才能有效地對權力進行監控和制約不使它發生异變呢？毛澤東在他以后的２０多年余生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艱難的探索，作了各种大膽的試驗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种大動蕩大瓦解大奪權的試驗，但他在晚年時還是發現一切照舊。他失敗了。一般的看法是毛澤東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兩個，而這兩個原因又不是共同存在的。　　西方學者傾向于同意毛澤東的判斷，即中共干部握有特權的事實已使他們成為公眾的對立物，這是社會主義經濟死板模式下根本無法克服的社會死結。毛澤東不能解決這個矛盾的原因在于他的經驗和眼光過于狹隘，既不可能吸取西方的民主政治經驗又不可能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點入手去解決問題。　　這實際上是主張資本主義補課論。共產党依靠農民軍奪取政權以后，合邏輯的社會改造方案是在專制政權的庇護下發展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建設。中國的情況是１９５７年以后徹底地實行了全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從農業封建社會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跨入了馬克思社會發展鏈條的下一階段。這樣，社會公眾包括干部的文化、知識、意識水平和法律觀念都遠遠落后于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反過來對經濟基礎進行破坏性干預。換句話說，合乎社會自然順序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思想要借用社會主義的外殼頑強地發展自己。因此，干部特權化或資產階級化是難以避免的一种自然現象。它對仰賴社會主義生產來逐步改善自己生活的廣大平民公眾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合理。但是不合理的基本原因是社會內容与它的外殼嚴重脫節，這种矛盾無法在社會主義范圍內得到解決。　　中國比較保守的理論家認為党內階級斗爭只存在于毛澤東帶有神經質的意識中，事實上并不是普遍性的社會矛盾。毛無法解決這個矛盾，是因為他沒有治愈他的精神疾患。另一种更輕率的看法是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和党內干部腐化變質的恐懼和緊張，是因為江青、康生之流不斷在他耳邊吹風的結果。　　康生的确和毛澤東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他的思路比毛更狹窄，他試圖循著毛的定論推演出一個哲學的結果。康生告訴毛，資本主義复辟的危險和党內階級斗爭集中表現為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表現為干部在思想上的麻木和腐敗。　　毛對康生的結論未置可否，他當時關注的要點依然是權力和物質利益之間的那种惹人討厭的關系，而這种關系的結果必然是權力被利益腐蝕。這是一個近乎無解的難題。毛澤東有是對這种必然結果感到十分沮喪。文化革命中的九屆一中全會上他有一篇講話，莫名其妙地怀念起戰爭年代的生活。他說：“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制，舊事吃飯有個定量。現在進了城。進城市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了這些地方。進城又是坏事，使得我們這個党不那么好了。” 　　應該說，毛澤東的思索已經接近了問題的最本質的要害：社會依据什么對它的成員進行物質利益的分配。在生產資料完全公有的情況下，權力（包括官職和年資）事實上已經成為分配的一個重要籌碼，這是毛澤東對党不滿意對社會感到憤怒的主要方面。（毛澤東有幸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社會，權力在許多地方已經成了能夠直接交換錢的物質商品）。但是只要有管理就有權力，國有化的社會資產只能依靠或通過干部去管理。權力是一個無法黂避的客觀現實。　　毛澤東的思索在這一點上走上了歧路。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對權力本身做出動作，例如設法削弱它、分散它，對它進行最嚴密的制約和監控。戰爭年代的經驗是毛澤東不可能對權力的集中發生怀疑。大權獨攬，在他看來是戰爭獲胜的條件，也是經濟工作高效率的一個條件，當然他也承認是產生官僚主義的原因或主要原因。　　毛不愿意把權力分散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無法放棄党對一切的領導權。１９６７年７月，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奪取了政權，新政權的組成完全按照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則，所有的“服務員”（即市政府成員）將通過普選從普通公民中產生，工資待遇不變，他們定期向選民報告工作以爭取支持，未獲支持就意味著撤換。上海新政權的名稱即上海公社。　　毛澤東對這次直接的民主試驗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他把張、姚召回北京，命令他們把公社改為革命委員會，他斥問道：“還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領導？” 　　這次試驗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在已經相當混亂的社會里他只能制造出現多的混亂，但是這個試驗的進行及被制止，及明确地驗証了毛在對權力進行限制問題上的矛盾心理。他宁肯承認“党不那么好了”，也絕不肯放棄党的絕對統治權。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維持統一的唯一保証。毛沒有糊涂到放棄社會的統一和穩定去爭取公平合理的程度，雖然他對此并不甘心。張、姚的試驗极又可能曾經是毛的一個想法，他后來又制止了自己。　　不可能對權力本身做出動作，那么毛剩下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千方百計地對執掌權力者進行提純和淨化工作了。前面已經碩果，毛澤東者為民族的奉獻者用了他余生的２０多年時間和精力全力以赴地進行這項工作，但是成就甚微。在他臨終前不久，他不得不承認：走資派還在走。１９７５年他又一次重提“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又一次被江青和張春橋用來作為權力競逐和整人的武器。沒有人能夠理解這位老人。　　不僅僅是毛澤東，用內部整治的辦法使掌權者更廉洁是共產党歷任領導者的習慣做法。毛澤東之后，華國峰和鄧小平都進行過极為嚴肅的整党工作。但是除了在公開宣傳中所羅列的那些成果之外，實際效果并不顯著。中國大陸的社會風气和共產党干部的廉洁作風，都遠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６０年代了。　　他們必須找到一個新戰略。　　我們必須對毛澤東關于党內階級斗爭的思索和實踐做出評价，這不僅關系到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毛澤東這個人，更重要的是這种評价將使我們能夠准确把握中國社會的矛盾狀況以及正确測定它的走向。　　毛的這以理論在實踐上是完全失敗的。這里甚至可以排除林彪元帥和江青女士等极左拍利用和濫用這种理論去整人的情況，這种理論的實踐結果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階級斗爭的擴大化和党內斗爭的殘酷化。周恩來講過錯話、作過錯事，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中共現任的或已經卸任的高級領導人是几乎都在自己手里出過几起冤假錯案或整出過几個右派分子。很難完全用違心這個詞來推諉搪塞。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毛的這一思想是作為指導方針被全党心悅誠服地接受的，而在毛澤東仍然在世時，中國共產党和全社會都沒有能力也沒有一項成熟有效的制度使他們能夠制止毛的錯誤。抵制者中膽子最大的一個人是鄧小平，他敢于違背毛的意愿去否定那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他也很輕易地就被毛又一次赶出了中央委員會。　　在毛澤東時代，党的廉洁風气和干部的儉朴奉公是值得稱道的。令人怀疑的是這种廉政是出于自覺還是迫于威脅。很難認定這是毛澤東對干部進行世界觀改造的結果，謹小慎微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地位的不穩定，始終處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運動風浪中，這使他們不得不注意收斂自己的言行。　　有效的嚴謹的監督机制從未建立起來，依靠公眾監督被証實只是一种空想。群眾雖然有貼大字報公開披露事實的權力，但干部本人及干部所依靠的另一部分群眾也有貼大字報反擊和進行打擊報复的權力。從文革中后期開始，一般群眾不敢也無法再對干部進行有效的監督。　　權力對毛澤東的反擊也是肆無忌憚的。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普通社會公眾才親眼目睹了什么叫特權以及特權的效用，而在此之前他們對毛澤東關于特權問題的激憤議論始終處于似懂非懂之中。關系网在權力之間建立起來，一切緊缺物品或憑票証供應的商品都可以通過關系輕易搞到手。汽車司机、有處方權的醫生及住房管理員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職業。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論上完全由基層推荐的工農兵大學生中，干部子弟占入學學生總數的５０％以上，而解放軍官兵入學者的８０％是將門之子。其余非干部子弟學員也大都与基層實權人物有瓜葛牽連。　　据未經証實的消息，毛澤東用他特有的幽默語言評論這种狀況，說，后門堵住了，但牆壁推倒了。毛自己已是心灰意懶、無能為力了。福建一位小學教員向他寫信抱怨自己無能力走后門，結果下鄉的孩子不能進城安排職業。毛澤東也只能給他寄去３００元錢以表示安慰和歉意，一個“國王”因對官吏管教不嚴而對臣民表示的歉意。　　鄧小平信奉的一句哲學名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１０年以前中共高層的凡是派曾對這句話進行了認真的挑剔，但是也沒有找到它的明顯疏漏之處。　　但是用后來中國人的實踐再去檢驗這句哲學名言時，可以發現它在指導人們認識事物，特別是認識理論性事物時有嚴重的誤導性。理論是一個系統，如果因為它的輸出信息錯誤就否定了系統的全部組成部分，這是不公道的。就如同一道多步驟運算的數學題，不能因為得數与正确答案不符而一概否定全部運算過程。　　中國社會后來發生的許多悲劇性事實証明了毛澤東的資產階級就在党內理論的謬誤性，這是無可辯駁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倒四人幫身上。但是，這個理論也是一道多步驟的運算題，它是從頭錯起呢，還是僅僅在最后一步發生了偏誤？理論的特殊性還在于它具有相對值，其實踐的結果因時間地點的變遷有可能完全不同。毛澤東的理論完全或永遠也沒有合理之處嗎？　　根本否認毛的思索和憂慮，或僅把它看作是精神過敏性偏執者的一种恐懼性臆想，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大動亂，原因之一就是社會公眾對社會尤其是共產党干部的腐敗行為嚴重不滿而激起了公憤。共產党的作風問題一定會形成社會問題，這是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就有的看法。他在那次中央机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講話時說：“干部群眾最為關切的有三大問題：一個是物价上漲，一個是干部特殊化，還有一個是房子緊張。人民群眾普遍對特殊化現象不滿意，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問題鬧事。西單牆和混在上訪人員中的少數坏人就是利用這個東西。” 　　相隔１０年以后，即北京事件平息以后，中國的人大代表鄭旭棠先生在香港《文匯報》撰文說：“根据內地１００多名記者就１９８９年時大難題進行投票的結果顯示，為政清廉問題高踞于第二位，僅次于物价控制問題。” 　　相隔１０年，問題依舊。中共不是沒有下手解決，而是沒有獲得改善和好轉的跡象，甚至有泛濫、惡化的趨勢。如果１０年前干部特殊化問題被“少數坏人”利用搞了一個西單牆事件，１０年后為政清廉問題則被同樣的坏人利用搞了一次規模更大的社會動亂，再過１０年，還會發生些什么呢？　　鄭旭棠先生在文章中質問道：中共“為什么面對党政机關內的貪污受賄行為蔓延卻表現得一籌莫展、軟弱無能呢？” 　　這個為什么肯定是令中共感到不快而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無意對這种腐敗行為縱容，而是下了很大決心要徹底整治的。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元老之一的陳云就告訴鄧小平必須抓住反腐敗問題不放手。他說：“執政党的党風問題是有關党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鄧小平以后曾几次轉述陳云這句箴言式的警告。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鄧對腐敗現象的評論是：再不治，中國要變色！　　３０年前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有變色的危險。３０年后鄧小平又重新提出了相同的警告，僅僅是巧合？所不同的毛澤東那時所看到的只是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看到的也僅僅是干部特殊化，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共產党面臨的則是一批人的腐敗了。　　問題仍然是應該采取什么措施進行治理。一些人寬慰鄧小平說可以用加強法制的辦法解決，但是這僅僅是寬慰而已。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它的議會制訂通過了數十种法律，但是党和社會的腐敗行為几乎和法制建設同步增長，毫無收斂跡象。法律的執行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當社會產生腐敗時，執法行動也難逃同樣的厄運。它不是神仙，無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根据中國的報道，中國各級司法机關和執法部門目前正在努力与自身的腐敗現象作斗爭。如果社會指望法律去清洁的話，法律机關的清洁問題又去指望誰？　　還有一种更危險的情況存在著。如果說１０年前官員接受小額饋贈還必須在极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那么現在收受大額賄賂已經是一种半公開的行為。道德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變化，不僅不再對地下金錢与權力的交易進行譴責，反而有了默認甚至贊同的色彩。公眾情緒也開始麻木，不再對社會風气好轉抱有奢望。据一項調查，１０年前社會公眾的心理是盼望能有傳說中的包公式清官出來治世，一部歌頌新包公的電視劇《新星》轟動全國，現在同類題材的節目被絕大多數觀眾冷落。　　現在的問題是：要不要回到毛澤東那里去？會不會重回毛澤東？　　鄧小平堅決認為資產階級是在党外的，它們不過是利用共產党內的腐敗以次為借口打倒共產党。他說：盡管反腐敗是某些人借以打倒我們的口號，我們仍然准備認真辦。　　中共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在１９９０年７月慶祝党的生日時說：要反對和平演變！　　這里是不是已經有了毛澤東的聲音？毛澤東并非從頭錯起，每一個不對中國怀有惡意并且能夠用研究的目光觀察中國事物的人，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毛是一個神，人們也許要過許多年以后才能理解他。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當人們終于理解了毛澤東并又一次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導去行事時，已經積重難返，中國已經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軌道。　　另一股軌道，是捷徑嗎？它能通向繁榮和富裕，安定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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