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5

作者vves (民主！救中國！)

看板civic_life

標題[轉錄][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5

時間Sun Apr 3 00:37:41 2005

※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5 時間: Fri Feb 6 00:12:45 2004 第五章　中國未來几年可預見的社會治理方案 ------------------------------------------------------------------------------ -- 　　內容提要：治理整頓的要義就是部分地背叛或复辟。中國的第三代領袖將起自于“复辟”行動嗎？怎樣繼承鄧小平？　　不要迷信法制。　　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擴軍，是為了應付社會戰爭。地區緊急狀態与軍管，可行的選擇。　　不干不淨的行政權力。權力強化，三分弊七分利。地經濟水平需要絕對秩序。專制，秩序的保護神。　　如果能夠執行３０年的強迫教育計划，那么專制權力的一切過失和罪惡都將被饒恕。　　工作隊再度接管鄉村政權？　　部分地否定毛澤東是鄧小平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鄧對毛的否定顯得急不可耐。沒有理由怀疑他是出于私人成見或僅僅是為自己正名，因為他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清楚在毛尚健在時就否定他的文化革命，鄧的前途絕對是凶多吉少，甚至可以肯定他的行動在一開始就具有自殺性質，即不能見容于領袖，又絕不為多數社會公眾所理解。　　但是鄧還是以飛蛾投火般的勇气去干了。文化革命中當他僅僅獲得了一部分權力并且地位還相當不穩定時，他就開始策划對毛的否定行動了。１９７５年他公開拋出一個名為 “整頓”的綱領，開始在軍隊、工農業、教育和科技各個領域全線批判和控訴文革的罪惡。鄧的手法是一切反叛者慣常的邏輯推導方法：通過攻擊社會秩序惡化的現實以否定文化大革命；通過否定文化大革命達到部分地否定毛澤東，并進而引發一場民族的思想革命。　　鄧冷冷地譏諷說：雷鋒叔叔不在了。　　雷鋒，是高道德水平的社會秩序的象征。當文化革命使這個名字不再為人們所崇拜和效仿時，社會秩序的崩潰過程已經開始了。　　鄧小平的這場反叛運動失敗了。但是鄧還是贏得了向來以成敗論英雄的西方各國的极大尊敬。因為失敗了的鄧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品質和愛國精神。　　鄧表現出他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使用一切可行的自保措施加強守衛。据現有的材料証明，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所有“整頓”行動都事先征得了毛本人的統一，“要整頓 ”也是毛的最高指示之一。鄧是高舉著毛的旗幟去反對毛的文化革命的。在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工作中，鄧嚴詞強調秩序和紀律，撤換了大批文革中憑借造反有功而獲升遷的領導人。他僅僅干了８個多月，就取得了顯著成績，從此經濟由停滯轉向回升，全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１１．９％。　　鄧的支持者是周恩來。周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現也很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對毛畢恭畢敬，在大的方面從無違逆之舉；另一方面他又無數次利用了毛的指示解救了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遏制了林彪和上海幫文人的攻勢。由于周的勉力維持，中國經濟在文革中沒有徹底崩潰。　　周深知自己不是領袖之才，真正的未來領袖將是鄧小平。周的這种認識早在５０年代初就有了，他在同薄一波的談話中說：我欣賞鄧小平的領袖風度和才華（“舉重若輕” ──譯者注），而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周恩來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一反謹慎小心的工作作風，全力支持和鼓動鄧開展整頓工作。但是當周終于病重不能再替鄧做遮護工作時，毛澤東也發覺了鄧的反文化革命的意圖。　　毛澤東极輕易地就摧毀了鄧的防御体系，他說：什么三項指示為綱？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　　毛板起面孔宣布了鄧在政治上的第二次死刑。他對鄧的評价是：走資派還在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中國歷史上的這兩個政治偉人的對抗是极其嚴峻的。它絕不是宴會桌下的用皮鞋對踢，而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殺。誰也不會為友誼、溫情和老人的蒼涼感而放棄原則，水都是為了民族的利益而頑強地堅持著自己。鄧在這場并不勢均力敵的角斗中表現出自己的愛國情操。如果僅僅是為了反對毛本人，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狡猾的策略和戰術。例如，他再等待一年不到的時間，毛就將辭世西去了，那時他的行動將再無羈絆。另一個惡劣、有效而又非常普通的戰術是引申歸謬法。推波助瀾或者僅僅是消极旁觀著毛的路線最終結出社會的惡果，從而誘發人民的反抗，一切罪惡都將由毛來承擔。　　鄧沒有這樣做，因為如果任由錯誤泛濫的話那么受害者絕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將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國的政治角斗場上，只有愛國者才可能成為贏家。鄧是怀著赴難者的悲壯去投入戰斗的。　　毛立即就部署了對鄧的反擊。他甚至等不到周恩來逝世就在全國開展了針對周和鄧的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毛已自知自己來日無多了，他撕破臉皮對自己昔日的老戰友和几乎是相伴一生的政治伙伴進行了最后的攻擊是為了保衛自己的文革遺產以及為自己身后的中國規定一條正确的道路。毛是荒唐的，但不能不承認他也是偉大的愛國者。　　鄧以沉默相對抗。在沉默中他已經不把毛看作是一尊神了。在那時也許有几分沮喪，怀疑自己是否還能再得到一次政治上的机會以抒發抱負和理想，他雖然比毛年輕一些，但他們畢竟是同一代的人。他也有怨憤，毛的蠻橫無理和昏聵輕信甚至深深地激怒了他。但是鄧絕沒有因此而對毛本人產生絲毫仇恨的心理。他和毛都是政壇上有造詣的拳擊手。擊倒毛不是出于仇恨而是為了証明他的錯誤。有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鄧只要再有一次机會，他也要不遺余力地鼓吹對文化革命的批判，對毛澤東晚期錯誤進行否定。當毛已經完全成為一位神志不十分清醒然而又濫用權力的昏君的時候，鄧仍沒有完全否定毛這個人。　　鄧已具備了成為在毛之后的下一任領袖的條件：對前任者的部分繼承和部分否定。者不是出于策略考慮，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舍此之外的全盤繼承或全盤否定都是錯誤。無論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或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都只能照鄧小平的方子去抓藥，這几乎是中國甚至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條規律，這其中的哲學原因和實踐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真正能把握好繼承与否定的尺度，并且像鄧那樣真誠地實行這個方針則很難。　　极左派官員們給鄧起的綽號是“還鄉團長”，意指對文化革命的成果進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普通社會公眾卻稱鄧為“鄧大人”或“鄧青天”。鄧大人一詞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語言很難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個失敗了的愛國者的象征，又是一個反抗的符號，人人都愿意听從它的召喚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隊伍中去。鄧憑借著對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對國家的忠誠，在爭取民眾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戰胜了毛澤東。這說明拳擊并沒有結束。　　斗爭的爆發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節事件。當處于昏睡狀態的毛又一次清醒過來時，他除了下令對鬧事民眾進行堅決鎮壓之外，還驅逐了鄧小平。毛作完了這兩件事似乎心安了許多，他以君王的口气和胜利者的語調喃喃地說：天下已定。他是在告誡和提醒鄧不要再作徒勞的努力了。因為胜利，毛的溫情主義又顯露出來，他在又一次陷入昏睡之前指示要保留鄧小平的党籍，以觀后效，并且把審查鄧案的領導權交給了華國鋒而不是江青和張春橋。這是決定性的，鄧极大可能因此才保住了性命。　　以上講述的不是一則宮廷故事，而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政治對抗，是兩個偉大政治家之間進行政治交接的過程。這也許是一個极端的例子，但是政治家交接往往甚至是必然表現為一場對抗，后任對前任的既繼承又否定，使交接成為輸油管線上的一個泵站，社會進步從此獲得新的動力。　　在前任已經死亡的情況下，后任試圖去改變些什么尚且不易，因為一大批“忠臣”是必要為捍衛既定的原則進行頑強的抵抗；在前任仍健在時就試圖否定他，几乎完全沒有可能。以鄧小平的威望、權力和能力都無法做到這一點，換一個稍微平庸者恐怕連自己的頭顱都難以保住。然而這种以卵擊石的反對聲音又是一個過程所必須的，它為領袖和民眾都提供了一個可供做出正确選擇的机會和對象。　　中國的最有權勢的一批政治領袖在毛澤東去世以后堅決地選擇了鄧小平。　　据一則未經証實然而可信度极高的消息說，１９７７年初以葉劍英將軍為首的軍事實力派領導人向党的主席華國鋒施加壓力要求允准鄧小平重返中央參与決策。華迫于壓力于當年５月派汪東興与鄧進行了接触。華同意了鄧复出，但先決條件使鄧必須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証。華和凡是派其他成員都很清楚，如果說鄧是一只猛虎的話，那么對文化革命的否定和批判就是他傷人的利齒。永不翻案是為了鋸斷鄧的牙齒。這不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衛毛澤東。毛在臨終前已經把看守文革遺產的重責托付給了華，他不能不小心謹慎。這個人忠厚的品質表現在無論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誠地效忠于毛。　　鄧卻在任何時候都反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毛与鄧的對抗就轉而成了華与鄧的對抗，与鄧相比，華已經遠不是對手了。　　鄧用經過仔細挑選的、語義含混兩可的詞句勉強做出了承諾。他必須再度獲得權力和在中央這個講壇說話的机會。在中國，權力是糾正錯誤的前提保証，而改變党的政治路線只能由中央做出決定。民意或民眾支持率只是做出決定的參考條件，在沒有普選制度的社會中社會公眾可以參与鬧事但不具有改變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鄧深知這一點。（林彪元帥也深諳此中道理，他認為在中國發生政治變革的唯一途徑是發生軍事政變或宮廷政變。他告誡過毛澤東，但毛對此嗤之以鼻）。　　在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以前，鄧小平就對凡是派展開了咄咄逼人的攻勢。他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為進攻的籌碼而對華國鋒派去的人要挾說，如果堅持兩個凡是，就不必為我平反了。他的原話是：“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 　　華國峰現在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接納鄧小平將是自己的政治災難，拒絕鄧的進入同樣是政治上的災難。鄧利用民意的潮流維護了自己的政治貞節，也為華的最終下台鋪設了道路，一個能夠為對手設置兩難處境的政治家無疑是個高手，但這個事例卻有力表明了中國民眾絕不僅僅是一個無所作為的存在，只不過他們的作用需要由政治家去利用才能顯示出來。　　鄧對毛的部分否定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和這個民族能夠繼續前進的新動力。毛的錯誤被揭示出來并給予糾正以后，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十几年的時間里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了國際大家庭中一個真正重要的成員。　　　　否定毛，使鄧獲得了成功；鄧之后的中國下一代領袖，他的成功起點在哪里？他也會否定或修正鄧的路線、政策的某一部分嗎？　　　　鄧對毛的否定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在繼承并堅持了毛澤東的大部分思想遺產的基礎上拋棄了毛的錯誤。二是毛的錯誤經過充分的社會實踐檢驗已經十分明顯，拋其它已經成為了全國民眾的共識。　　一個困難的問題是怎樣區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錯誤，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則根本談不上繼承与否定。平時沉默寡言但卻极有計謀的陳云輕而易舉地為鄧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論以時間為界限分成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必須堅決繼承的，第三個段落是徹底否定的，中間段落則參照兩頭進行取舍。鄧按照陳云的分期法順利地找到了“复辟” 的基點，使他自己的改革戰略与毛的路線某一段發生銜接，完成了以毛為起點的繼續前進的中國道路的開辟工作。　　從政治角度考慮，有繼承有否定可以滿足社會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從而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獲得保証。當然，陳的分期法也是鄧的規誡，越過任何一條線他都將失去社會的一部分支持，從而將導致鄧及改革路線的失敗。從以后的實踐看，鄧是深明其意的。　　時間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們也可稱其為科學的方法。但是一個人的思想和一個党的思想是絕對無法清楚地割裂開的。在堅決繼承的部分，一定有后來終于生演城大錯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堅決摒棄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設計呢？真正科學地分析毛澤東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這份遺產的工作，鄧留給了他的繼任者。　　鄧的繼任者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兩份丰富的遺產可以繼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繼任者永遠可以從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寶庫中汲取丰富養份并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明創造從而完成領導國家的這份并不輕松的工作。但是繼任者同時也是不幸的，因為他將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那個粗疏的時間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條也是陷阱。當社會矛盾充分展開以后，人們也許將會發現毛澤東在文革中的某一個正确思想不僅是智慧的帶有預見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選擇的正确的對策。突破戒條，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責難之中嗎？　　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中國歷史的一段盲腸，可以不留痕跡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瘋狂實踐是人類的一份遺產。中共是相信自我淨化的，不進行淨化這個党很快就會覆亡。但是，當它開始淨化程序時，它會發現毛澤東某些思索的深刻意義。突破就是否定，這需要勇气。　　毛澤東之所以犯錯誤并不是因為它在晚年趨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國家的前進步伐，相反，他太想使這個國家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的進步了。為此，他當然必須堅持以往的成功經驗。但是當他把過去正确的東西發揮到极致捧為神圣的教條以后，他的錯誤就發生了。強調党的領導在執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論；但在執政以后，當用党的領導取代一切管理時就是一場自毀性災難。只要是前進就難免有失誤，而堅持正确也會導致錯誤。毛不可能逃過歷史和時間設下的這兩個圈套，雖然這無損于他的偉大，但他的确給他的人民帶來了文革這樣的災難。　　問題是，毛之后的人們能避開這個圈套，比較聰明地避免錯誤嗎？他們也在堅持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指導國家的進步。　　當一個民族尚在能夠使它快步前進的道路上行進時，過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進步的同時犯下的錯誤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為在這一時間內這些錯誤与進步相比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顯著的，它有時甚至表現為前進所必須付出的一中犧牲或有害伴生物，消滅它就等于消滅了進步。　　在中國還有一种更有趣的現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對道德墮落的承認開始的。公民追求物質利益以及對金錢的欲望是這個崇尚道德的國家中社會成員的恥辱，但在以后卻被宣揚為經濟發展中應予承認的現實驅動力。企業主管人員謀求職務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開審判，而在以后卻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論上比資本主義的經理制更“反動”，因為承包人的獲利原因不僅僅在于他的管理知識，而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以個人身份參与國家資本利益的分配。當然這种“反動”也是在進步，它畢竟比之以前的党委書記領導或集体領導而任由國家資產無效損耗的狀況好得多。資產階級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肅，但有些被批判的東西在不久以后即獲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擊計划經濟优越性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語言，而后來人們自己把絕大部分國家計划廢除了。　　這也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這种過程也就誘惑著人們不斷去尋找新的攻擊目標。　　攻擊、承認、進步，這個模式体現了進步的節奏性，也表明了進步背后所蘊藏的隱患，被承認了的“墮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動進步的作用以外，必將以輻射狀向社會散步有害影響。　　因此，對于當前的中國及其社會問題，我們無法斷言哪些現象是真正的錯誤，哪些則是不可避免的犧牲，哪些現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卻被誤解為錯誤。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無益處的。從社會現象出發去上溯至引發這种現象的原因，你會發現這個原因非常堂皇、正經，令你望而卻步。例如，中國農村地區少年儿童棄學現象日益嚴重，直接原因是農民家庭生產的需要。當農民還只是在人民公社進行產品勞動時，父親對子女的讀書欲望表現出相當大的寬容，而進入商品生產后，即使是童工勞動，也能夠很快得到現金的酬報，父親于是成了監工。責罵農民的短視毫無用處，因為他就是農民，他只計算家庭收支賬。　　按照西方的標准，這种無法計算原因的結果的一再累積，就是社會的裂解。如果能夠認為所有新產生的社會惡劣現象都起因于社會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們將得到一個非常難堪的結論：改革的結果是不斷累積的社會分裂。這個結論是恐怖的，但在邏輯上确實嚴密的。社會分裂就是階級的沖突。　　中共的思想指導原則之一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它相信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因此它也應該承認人心向背是檢驗改革政策的標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時間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沖動和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選擇這种特殊事例，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中國公眾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進的改革政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縫隙。　　拿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中共官員開始使用這种居高臨下的語言抱怨民眾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夠用心理滯后等民眾落后論來堅決排除來自民眾的對改革決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損失和潛在威脅也是顯而易見的。最基本的危險在于，一旦試圖証明公眾必然的墮后性和心理上的怀舊傾向是無足輕重的，并以此作為縫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釋，把么也就暴露了公眾領袖們的英雄傾向和精英意識。因為這些領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訂者，于是錯誤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時錯誤的時机選擇將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應該是真理的体現，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謬不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會現實來确定，而且由時間的前后移動來确定。一個政策如果在理論上是經過論証的，在實踐上也是社會所急需的，而它面對的卻是嚴重滯后的社會心理和脆弱的公眾情感，它的推行將不僅為自己制造生產出數量巨大的反對者，而且也將因推行過程中發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產生錯誤執行或异變，從而為反對自己生產出實實在在的証据和口實。歷史將判定這類政策為失策。　　目前的中國已經明顯地進入了社會變革的加速度過程。一個突出的標志是經濟運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礙或困難都只能通過進一步改革才能獲得解決，而改革之后前面又會出現新的障礙。于是改革的速度越來越快，設計的領域也越來越寬。一個龐大的沉重的輪子一旦被推動起來，它的強有力的慣勢運動是人力根本無法阻遏的。鄧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哲學已經成了無法實現的經驗，人的被動地位已經無可改變，因為硬性的阻擋將是災難性的碰撞。舉例說，如果改革進程立即停頓在目前狀態下，那么社會經濟社會生活中許多尖銳矛盾將無法解決，財政收入不足、國營企業大面積虧損、資金市場單一与僵化、農民生產積极性下降，這些几乎全是國家命脈的問題必須仰賴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如果將改革從現有基礎上向后倒退，后果將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難在于它最終將碰上那些在過去１０年中由鄧巧妙地閃避過了的敏感問題，与這些問題相比較，過去的改革只能被稱為是一种修補工程。這些敏感問題因為涉及到了國家及社會的根本性質，触動它們將与已有的成規發生激烈的沖突。這些問題包括：國營企業的產權關系改革、銀行獨立地位的确認、城市福利保障系統的調整、國家雇員及國營企業職工勞動自由制度的制訂与施行，等等，這些問題組成了“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制度的各個具体內容。否定了它們也就是具体地改變了社會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一條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治愈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闡釋是：一、以公有制為基礎；二、非剝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講解中又把非剝削化詮釋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決不能導致貧富兩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鄧的定義中似乎排除了傳統社會主義定義中另兩條重要原則，即計划經濟和按勞分配，但是非剝削化与按勞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別，共同富裕則明顯地具有烏托邦的色彩，作為一條原則，它的作用無疑是一堵牆。　　很明顯，深化改革將与鄧的原則發生無法黂避的碰撞。鄧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時作了讓步，他說：判斷“姓社姓資”的標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鄧小平作了讓步，中國的社會公眾也會做出讓步嗎？鄧在１９７９年說：“中國离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如果按照馬克思的歷史進化學說理解“歷史倒退”的含義，乃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另一种語言。但是一旦將原則變幻未可變通的三個軟性標准，這里就發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變革。人民是否會做出“歷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經習慣与貧窮然而比較安全和平等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中國公眾，他們在變革發生以后將會產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懼和悲傷，他們會進行有組織的抵制和抗爭嗎？　　結論是不确定的。這一方面取決于新一代領導者的操作技巧和對社會運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決于社會的綜合環境。公眾對于單一性的打擊（必須承認革命是一种打擊）或許能夠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綜合打擊必將引發憤怒。　　從理論上說政府應該是改革的獲胜方，因為這是一場進步性革命而并非“歷史倒退” 。但是從實踐上看政府獲胜的過程決不會平坦，在巨大的困難和壓力面前獲胜的机率也將大大降低，甚至會成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漲、通貨膨脹、官員腐敗、競爭家具、生活相對貧困、治安惡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為點燃革命与反對革命兩种力量之間劇烈沖突的導火索，而這些問題的產生絕對是人力難以抑制的。　　如果再考慮進去下列因素：龐大的人口數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眾、低水平的人均國民收入和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封建式的經濟割据、已經明顯化了的社會人群貧富分流狀況，等等，那么中國領導人面臨的肯定是一個險象環生、危机四伏的社會環境。　　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是處境艱難的。在他們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業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著他們不得不向前行進，而在他們面前卻是牆一般的困難、障礙和許許多多偽裝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說，他們不會成為犧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這需要采取非常強硬的領導措施，使自己成為行動的主動者。　　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質和社會力量組成狀況來決定的。從目前情況分析，由于社會公眾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帶來現實可見的利益這兩個客觀現實的存在，目前中國的革命具有明顯的貴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稱之為精英們的事業。它的推動者主要由社會上層各集團組成，包括：國有企業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員和意識先覺者階層（知識分子和有技能的勞動者），而一般公眾只有在現實的擠壓下或制度的強迫下才會發生意識轉變。　　因此，這是一場少數人主動多數人被動或反動的革命。強硬的領導措施即由此決定了它的基本形式──革命時期的專制手段。這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我們經常怀疑中國當和政府領導人已經忘記或根本不理解毛澤東。他們聲稱在領導一場革命，但是他們卻沒有在革命已經發生以后像毛澤東那樣做出准确的階級動態分析和社會力量評估。毛澤東說，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或根本分辨不清時中央政府的政策將陷入盲目性。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場的确定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的政策性妥協和犧牲性打擊才是有意義的。政府不僅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場是代表并領導一种進步趨勢和潮流。這兩者之間在理論上應該是一致的，而在過程中卻存在著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這個概念几乎是包羅万象的，它的內部包含著許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階級。壓制与扶持并舉，是所有政權都在做的兩件事，他們也僅僅做這兩件事。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建立起自己的經濟体系時，成功地運用了壓制与扶持并舉的政策，一強有力的權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會為進步忍受了難以想象的犧牲。毛的經驗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嗎？時過境遷，公眾還能接受類似的專制嗎？誰也不能回答。　　能夠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國仍需要毛澤東的天才、魄力和無与倫比的統治技巧。　　中國的領導人常常對來訪的外國客人介紹說，中國目前社會安定，不存在尖銳的社會階層間的矛盾和沖突，因為各階層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們而且認為，只要經濟發展能夠始終保持一個适當的速度，安定局面將長久地維持下去。　　沒有理由認定中國人在虛言掩飾，但他們肯定是樂觀得過分了。中國目前已經大步地進入了一個劇烈的社會變動期，社會各利益集團間的對抗已經有了逐漸激化的跡象。如果說過去在社會主義經濟原則不被触動的情況下進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會階層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現實利益，那么深層次得体執行變革則是在各階層間進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調整，某些階層或群体的獲利將是以另一些階層的利益被損害為基礎的。利益調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則，既包括知識、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術性條件，更主要依据對資本的掌握程度。　　這种情況的出現与鄧小平設計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程序是一致的，但遠比那個設計的初始估計要嚴酷得多。因為富裕与貧窮之間的分化要走得更遠，持續的時間更長，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帶有明顯的剝削性質。鄧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沒有再強調過“非剝削化 ”這個原則，大約也是對這种令人厭惡的資本主義方式的默認。社會及其公眾能不能冷靜地面對這個嚴酷的分化過程則仍然是一個謎。　　目前，中國各地加速改革的勢頭极為猛烈。西部各省區和東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來只准許在特定區域實行的“特區政策”現在已經自動地在全國各地開花；一些經濟落后的地區的膽大妄為得官吏為了吸引資金和技術的流入，同時也為了加強自己在國內市場得競爭能力而自作主張地推行了許多未經立案論証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時，所有的這些變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點都是中央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國有資產的控制權、監督權，國有土地資源的拍賣權甚至是法律條文的解釋權。目的是釋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為基本手段增強地方的非自然的競爭力。　　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開始了又一輪變革和開發的熱潮。在經濟效益和資本收益率未獲提高的情況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１２個百分點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個各种級別各种名目的“特區”，出台了無數野政策，三個“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為和蠻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這种熱烈而混亂的局面就像千軍万馬一樣漫卷而來又裹挾而去。問題在于，洪水滾滾而過之后，被它沖刷過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社會潛在的危机是极為嚴重的。經濟列車的快速奔馳可以使危机延緩爆發但不會使它消失，相反會使它累積再累積。中國人和西方各國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發生，但是，主觀愿望和客觀效果畢竟是兩件事。　　一個改革中得社會是极其脆弱的，舊的体系被沖擊得百孔千瘡難以繼續發揮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穩定社會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會很難在哪怕是輕微撞擊中保持安定。中國是一個由１２億人口的巨大社會系統，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過程，實現重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時間。時間的距离造成了系統事實上的分裂和不平等。　　所有者一切，都是變革期綜合症的顯著特征。中國社會的變革期綜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們相互糾結，互為因果，构成了社會的基本矛盾构造。　　快速的經濟体制變革与滯后的社會心理意識之間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會的各個危机點。　　縱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對者。１９８９年，當西方公眾從電視屏幕中看到密如蟻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頭攔阻軍隊的汽車時，他們判斷中國政府已經失去了民眾，中國流亡作家劉賓雁甚至斷言中國現政權最多只能維持兩年。這些判斷時錯誤的，因為從電視上他們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眾之間的對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眾對權威和社會的泄憤，發泄之后則歸于平靜。　　中國公眾在產品經濟下生活了多年，習慣了那個安全而又超穩定的社會，當這個社會向一种有風險、有競爭、有差別、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會結构過渡時，恐懼、猶豫、彷徨等心理將自發地做滯后性調節。在整個變革期，人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觀念情緒和社會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動變化，這就不斷制造出負差感，產生今不如昔之感慨。這种心理潛流的基本特征是尋机發泄和排遣，而且敵視權威的傾向明顯。　　中國政府的心理學顧問們似乎一直把這种逆差心理稱為逆反心理，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逆反心理產生的原因在于權威的濫用，完全可以通過心理技術措施實現對它的糾正。逆差心理則是社會變化的心理結果，它只能而且必須借助某個緣由發泄出來，只有當社會變化緩解時它才能根本消除。　　社會逆差心理不是階級斗爭或政治斗爭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傾向和反權威傾向是絕對的。在整個變革气餒，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終窺伺著目標，尋找借以發泄的偶發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緣由。　　社會逆差心理的積极作用是對政府的權力行為和政策指導行為起著監視和威懾作用，逼迫它小心謹慎從事，盡可能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響則是趁亂打劫，使本來已經很困難的局面因為得不到公眾的一致支持而變得更加不可收拾。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懼怕這只猛虎和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貴族指導式變革，有些國家的政府曾企圖設計一個局外目標以排遣這种逆差心理產生的社會憤怒，即轉移公眾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掀起的反猶排猶浪潮即屬于這种情況。無意義的瘋狂和無道理的憤怒是公眾情緒互染的基本特征，當一個政府心怀叵測地有意點燃這种情緒并將它導向局外目標時，這個政府已經成了罪犯，因為它將民族引向了災難。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國掀起過排猶浪潮，它的結果是法西斯專制獨裁政權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選擇了戰爭、破坏和仇恨，從而使民族蒙受了難以洗刷的恥辱。　　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區几所高校的學生曾試圖開展一次針對政府的學潮。由于不具備挑起聲勢浩大的騷動的各种條件，這次學潮的規模极其有限，僅以几千名大學生的一次疲憊冷清的夜間游行即告結束了。天亮以后，沮喪的學生們擠進了几十輛大公共汽車，這些車時寬容大度的學校當局派來接他們返校的。　　這次學潮雖然并未產生社會的連鎖相應，但它有兩個傾向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游行隊伍呼喊出反日口號并高唱帶有民族情緒的抗日歌曲。中日之間的巨額貿易逆差已經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學生產生了民族被辱感，他們呼吁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學潮結束以后北京師范大學當局宣稱從學生中抓住了一個挑撥离間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這個“坏人”。　　外界對后一件事件反應冷淡，認為是中共慣常的沖淡矛盾、嫁禍于個別人的手法。但通過對公開和秘密渠道透露出來的各种消息進行綜合分析，可以發現該“混入者”的确給大學生們帶來了許多他們不知道的“消息”和秘聞，并在他們之中傳播者一种民族憂慮情緒。因為沒有最后的審判結果，我們無法知道該混入者的最后命運，但是這一事件給人的啟示是明确的，即中國社會將逐漸產生職業的“挑撥者”，而且社會人群也為這种職業提供了市場，因為社會逆差心理的負值性特點使人群的被辱情緒急于得到發泄和解脫。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未曾卷入過民族間的仇恨。馬克思和毛澤東都認為民族矛盾就是階級矛盾。但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去闡釋，民族情緒僅僅是社會矛盾的一种發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階級內容，更不必然具備進步意義。中國目前正被卷入一股開放國門的熱潮中，全民族對試圖進入這快大陸賺取利潤的外國人表現出令人感到拘謹不自在的熱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長，人們的期望目標嚴重受挫，這個民族會不會轉而產生強烈的仇外排外情緒呢？　　這是個難以輕易下判斷的問題，但肯定是中國民族最危險的一個舉動。西方一般對這個問題持悲觀看法，認為或早或晚，或規模大或規模小，仇外情緒總會有所表現。很可能出現的一個鏡頭是，一個外國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為被傳媒渲染為暴力強奸，有哭訴有聲討，進而波及其它，進而引發騷亂。政府此時的處境是最艱難的，勸誡或平息騷亂將引起逆反心理，招致“賣國”的罵名；順應民眾情緒則使國際形象受損。　　但是，中國經濟如果能夠較平穩地度過艱難變革期，并且在國際真誠援助下進入良性循環（不出現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過是惡夢而已。中國已經跨上了世界的列車，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國的列車上。這時，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經濟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現，是不公正國際經濟結构的反映。　　中國社會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農民。農民的社會地位指標系上出現了多項負值。其中，迅速發財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觀上的不可能之間的巨大落差和城鄉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縮小并且正在逐漸擴大的嚴酷事實，這兩項負值對青年一代農民的心理影響是悲劇性的。据“美國知音”記者的報道，目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沮喪情緒，特別是在中西部單純依靠种植業的省區里，農民對前景的悲觀失望表現在他們開始痛恨一切官吏。對中共的咒罵和隊官員的不信任是公開的。　　又一個不幸的事實是，在農業區農民憤世情緒可能借以發泄的媒介無几乎數不胜數。工業產品的价格、鄉村發展所必須的捐費、某項政策法規以及鄉村行政官員的一切權力行為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憤怒爆發。農民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動蕩的“高危”群体。　　一個單純農業社會的國家不存在類似問題。亞洲的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農民群体較小，他們發泄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棄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則可能以輕賤的態度接納他們。中國的低經濟發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動的或自發的方案都成為不可能。放棄土地的農民如果達到１０％的規模時，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嚴重的飢饉；大批農民進入城市將是城市的災難，在那里發生的階層對抗將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現；鼓勵農民在鄉村的土地上開辦工業項目是符合人權法則和公平法則的，但是從長遠的經濟效果看這是一項后患极多的短視政策。大量低技術、低稅收、高污染、高耗能的農村工業品只能以行賄的方法擠入有限的國內市場，很難說這是對國民經濟体系的有益行為。農村采礦業的肆無忌憚地發展對國家資源的破坏和浪費是十分惊人的。村辦煤礦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對有色金屬礦產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鄧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時地方官員曾引導他參觀了一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電冰箱生產厂，告訴他這是農民辦的“鄉鎮企業”。鄧在极表惊訝的同時是不是也會產生錯覺呢？　　一個國家的政府對破坏性的原始工業盲目發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員的無知，實在是出于無奈。真正了解農民，對農民不懼怕不遷就并且能夠有效管束的人，大約只有毛澤東一人。鄧小平在這方面對中國政權建設的貢獻是，他一再對那些認為農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經心的官員們發出告誡：必須認真解決農民的問題，否則農民將向我們挑戰！　　橫向攀比心理制造著社會隔閡，并由此而發生社會分層。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會成員或群体的意識中存在一條均等線作為衡度自身和對象的社會地位標准，并且僅僅是單向地向上攀比，對超出均等線以上者產生強烈忌恨的同時對自身產生被虐幻覺和怜憫。　　局部范圍的相互攀比是人類社會始終存在的一种現象，它之發生在同一階層內部或兩個階層的銜接部分，它的基礎是對榮譽感和尊敬感的歧變型追求；全社會范圍內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會心理，這种情況在人類的歷史上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它不僅發生在不同階層之間而且通過心理演變使階層界線變得清晰可辨。這是中國和前蘇聯目前發生的情況，因為人類沒有先例，很難判定它的最終變化方向是什么。　　發生的原因是清楚的，專家們比較一致地認為：當一個社會由人為的平等進入自然的不平等時，事實上的差距与意識、感情、道德上的不适應時產生攀比性社會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會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護以及社會沒有頒布明确的反平等綱領則是輔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覺是對絕對平等的追求，而絕對平等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表現為一种反動。所以，這种社會心理的作用結果和性質評价也是兩方面的。在主觀上它要求社會倒退到過去的平等去，在客觀上它從意識上把不平等的事實确定了下來，它完成了從無階級到有階級的過渡。這种過渡一旦完成，社會攀比心理將立即轉變了它的存在形式。　　如果說縱向失衡必然產生憤怒，而憤怒必須得以宣泄，而橫向失衡則只產生憂郁，憂郁根本無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對社會來說是一种更危險的情緒。因此有的專家稱它是階級仇恨的初始狀態和原動力，或者至少是階級意識生成的培養基。　　橫向失衡心態的持續存在對中國來說尤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說舊式的民主運動是一場意義不大的朦朧的社會沖突，那么由這种心態培養起來的新的反對派則有了更明确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斗爭目標，而且他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自己的宣傳對象以及依靠對象和同盟者。當這种失衡最終轉變為某种覺悟時，社會沖突也就具有了階級性質。　　在中國訪問時發現中國人最忌諱討論社會的階級分化問題。官員們矢口否認有這种可能的存在，他們只是低調地談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國傳統心理，譏笑自己民族意識上的不開化狀態。中國心腹地帶的河南省和湖北省曾發生過几起偶發性的農民集体對抗政府司法机關的案件，對這种現象所顯露出的社會未來趨勢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員也僅僅表示了“不平則鳴”的理解和同情。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階級分化趨勢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稱是“死硬持不同政見者”的大學研究生解釋說中國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大陸和台灣。他本人雖然對中共持不新任態度，但是堅決反對台灣的脫离中國的企圖，如有必要，他愿意為此而投入戰斗。這個人其實是一個挺熱情的愛國者。　　中國統治者中大約只有毛澤東一人敢于毫無顧忌地大講階級存在和階級斗爭，大講你死我活的階級恐怖。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錯誤的意識上的原因，因為在他的那個時代中國大陸實實在在地只存在一個半階級，即名為資本主義而實際上与資本并無聯系的工農勞動者和并非資產階級卻代表國家掌握資本的干部階層。干部階層并不是一個完整形態的階級。但是毛澤東仍是個有先覺才能的最智者。面對一個平靜的极少波瀾的社會，他的平民意識和被虐幻覺卻非常濃重，他為未來中國無可避免的階級分化而深深憂慮。他終于發動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試圖組織這种趨勢的可能。　　中國現在仍未完成階級分化，只是有了貧富區別。但是一切跡象都在表明階級分化的過程已經開始，因為貧富的區別之大，已經不能再用知識技能和勤勉程度的區別來解釋貧富區別的發生原因了。隨著改革的深化，政府已經公開承認了非勞動性收入的合法性。這樣，依据對資本的占有程度而形成的真正貧富差別將會出現。　　這几乎是一個無法黂避的事實，即社會分化過程与改革的過程是同步狀態，同時開始，同時完成。應該說明的是，与兩個過程結合以后社會應進入一個高層次文明期，這是形成的階級也可以理解為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階層，因為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必然表現為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和對抗，它們可以也只能共生共存。但是從對社會財富的擁有以及獲取財富的方式上看，他們完全是嚴格定義上的不同階級。　　中國的情況与絕大多數國家可能出現的情況完全不同。這個國家有著自己的特殊條件，它在一個時期內無法走別人已經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國官方的統計材料，目前中國公眾民有資金的總額已經超過了兩万億人民幣元。這個數字大約是國有固定資產价值額的兩倍。而在改革初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間資金力量只是國家資本總額的１／２００。這种變化和這些數字的意義是深刻的，它至少說明了４個問題：　　1. 改革的實際結果与它的初始設計已經發生了分离。國家力量被相對削弱，而民眾資金力量卻迅速崛起并變得越來越強大。改革不可逆轉，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脫离了指導者的主觀意志，呈自然運動狀態向必然目標自然運動。　　2. 依靠國家公有資產是社會全体成員保持大致平等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社會結构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物質基礎。社會基本運轉方式的變化無可避免。　　3. 由于力量對比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已無力控制民有資金向資本形態轉化；民間資本的自然運動必然重复資本由積累到積累集中的過程；以資本占有為依据的階級分化成為社會現實而不僅僅是臆測。　　4. 在這之后發生的一切社會斗爭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義。　　這是一個自然過程。但是決不能武斷地說這個過程一定具有社會進步的意義，對中國尤其是如此。龐大的人口數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質，低經濟發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資源的匱乏，特別是發展的不均衡，這些基本條件的存在要求社會安全必須以低水平的平等作為保護。當這种平等一旦被破坏，社會的安全、秩序以及社會進步都將遭受毀滅性破坏。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是正常的進程，發生在中國就是一場民族悲劇。　　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員几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為理想而斗爭的獻身者，他們也在為這种悲劇的可能出現而焦慮不安。從目前中共決策層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去分析，他們似乎企望依靠“宏觀控制”這個手段去強行扭轉某种趨勢的發生，但是他們很快就會發現這樣做是很困難的，因為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力量只服從利益的指揮，而國家已沒有力量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支配民間資本。即使可以這樣做也只能取得暫時性的效果，從長遠看這類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對手，力量對比將更趨惡化。　　宏觀控制的基本含義是用經濟手段作為杠杆去調節“力量”的作用方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揮力量。一种悲觀的估計時，中國已經失去了做這种調節的物質力量和最佳時机。宏觀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經濟生活中，這种力量的名稱是“權力”。用專制或不講道理的手段強行阻遏、導引、中斷某种有害進程，例如中斷民有資金資本化進程，在特定國家特定時斷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國急需權力的干預，因為社會和它的人民還沒有做好面對變化（社會基本結构的變化）的准備。　　資金資本化的傾向已經日益明顯，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府正在對此進行頑強的抵抗。雙方斗爭的焦點和主戰場是在國家銀行，即對國家銀行保有的資金的爭奪上。　　中國公眾手中的資金絕大部分是以國家銀行（中國目前尚沒有私營銀行，但已經存在秘密的地下資金拆兌融資市場，這是又一個危險來臨的信號）存款的形式存在的，存儲余額已達到1.4万億人民幣元和約１００億美元。這股巨大“力量”的進退和取舍實際上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國家之所以能夠使社會基本上仍按傳統的運轉方式運行，保持著有控制按計划的改革程序，或者社會之所以仍然能維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這部分資金在目前仍由國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股力量不再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輪經濟開發熱潮引發了新的一輪价格上漲，与城市居民密切相關的零售物价指數的上升幅度已超過１４％，而銀行儲蓄利率僅為１０％左右。兩相對照，中國民眾又一次意識到自己在銀行里的儲蓄看似安全實際上卻在逐日貶值。他們開始惊恐不安，但是他們畢竟已經開始成熟了。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眾的惊恐，促成部分資金轉化成社會購買力，從而不僅刺激生產而且刺激市場。因此在壓力下政府堅持不做出類似調高利率的動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搶購劣質日用品的風潮完全沒有出現，僵持的結果是民眾的覺悟和反叛。在觀望了几個月以后，民間資金開始從銀行流出，先是搶購黃金和硬通貨，隨后即轉向有利可圖的其它各項投資事業上去了。民眾的考慮是簡單而又實際的，他們不愿看到這一筆節衣縮食積蓄的貨幣被無形掠奪，他們渴望著筆錢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們的背叛以及尋找投資出路是無可指責的。　　另一方面，經濟開發熱潮不僅刺激了對資金的渴求，而且為資金迅速獲得高額利潤造成了數不清的机會。國家的宏觀控制措施是銀行能夠提供的貸款數額根本無法滿足需求，許多机會只好眼睜睜地錯過。于是，經濟開發的熱衷者們開始轉向民間渠道去籌集資金，而民間資金也恰好正在尋求出路，供需雙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時間全國各地涌現出一批“實力”雄厚的民間投資財團。　　地方政府、企業集團和民間投資公司在与中央政府爭奪民有資金時既厚顏無恥、不擇手段，又帶有明顯的賭博性質，凶狠而不預留后路。它們以高出國家銀行一倍至兩倍的利率無限量地吸引零散資金，并立即把這筆資金投入賭戲中。風險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內即獲厚禮的地產投机是目前中國大陸流行的賭博游戲。　　很多跡象表明，國家銀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為個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誘惑在這場資金外流的風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為原則上一切集資活動必須由銀行批准或提供擔保。在過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銀行机构的利益獨立化和合法化，這就為叛賣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這是對中央政府的一次聯合反叛，參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銀行分支机构和企業及部分民眾。國家銀行資金大量外流，私人資本卻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長。這個過程因為受到利益的驅使已經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訴人們這個過程或這种反叛的最終結果：這是一個資本集中的過程。絕大多數卷入經濟開發的民有資金隨著投机事業的失敗而化為烏有（中國目前還不存在破產概念，民有資金大部分為工薪節余，因此對民眾只是被掠奪而并非破產），或因通貨膨脹而實際貶值。這些投入資金在過程中變成了少數投机獲胜者個人擁有的資本，過程不斷重复就是資本的集中。　　另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是，中國大陸目前掀起的地產投資熱潮中，已經有數額巨大的台灣資本卷入了進來，在台灣本島已經形成一股對大陸地產投資熱，台資登陸的范圍已不限于沿海的几處灘頭陣地，中西部多處都插上了台灣資金的旗幟。冠冕堂皇的口號是愛國与合作，實質內容确實贏利賺錢。如果資本集中的過程以台資壯大而告終（概率极大，憑其資本的雄厚和經驗的丰富，大陸資本絕少取胜的机會），那么這一過程將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灣的一位新聞界人士面對著台資登陸曾調侃地說：大陸已經光复！　　國家政府的抵抗顯得軟弱無力，僅從經濟角度研究對策，只能陷入兩難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開展對資金的爭奪，那么資本的邊際效率就會相對降低，由此而發生的對國家經濟建設和民間工業生產的打擊將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發展速度、擴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場繁榮）、充分就業以維持社會穩定、增加勞動者貨幣工資等一系列目標肯定會落空。然而以通貨膨脹或增大財政赤字、印制紙鈔的辦法市民有資金發生事實上的貶損，這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張膽地擄掠只會激起更大的反叛。僅僅是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搶購大風潮、物价狂漲大風潮和隨后必然引發的政治抗議大風潮就足以使整個社會崩潰。類似的過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運行過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這個可怕的過程了。　　西方的一些經濟專家認為中國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運用行政手段迫使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适當下降，這樣不僅可以使地產投机和債券投机等泡沫經濟的有害之火自然熄滅，而且可以減緩物价上揚速度，是社會安定程度加強。更重要的好處是，經濟發展速度的減慢等同于社會變革速度的減緩，這樣可以贏得一段緩沖時間，使民眾的心理意識得以從容地适應和轉變。　　這個建議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國政府仍難以接受。在主觀上他們似乎非常忌諱承認中國經濟發展存在著過“熱”的情況，因為這等同于承認在指導上發生了錯誤。從客觀上來說中國目前也難以承受低速增長帶來的社會壓力。速度一旦減緩就會形成連鎖性反應，市場、生產、財政收入、企業虧損、債務以及對外資的吸引等問題都將無從解決。仍然是那個基本估計，這個國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馳的列車，它決心忍受一切犧牲和困難在車子上堅持住，當車子到達終點時，人們盼望著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終會找到解決辦法。良性循環將從終點站開始進行。　　李鵬總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時間之后曾對國民提出了一個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號：勒緊褲帶。這种富有犧牲精神的全民動員方式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馳的快車上堅持住不被甩下來，必須得到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犧牲。沒有這個條件，那么企盼中的終點站將難以到達。　　由此我們想到了共產党的另兩件傳統武器：思想說服工作和權力。　　如果思想說服工作不被濫用為思想恐怖，如果進行這項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那么民眾中的多數人是可以接受勸導并服從全局利益的。因為在一個長時間內，國家的利益与民眾個人的現實利益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結關系。　　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的几十年里中共傳統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經受到了很大損害，因為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圓其說，隨風轉向并帶有不加掩飾的壓迫震懾色彩而在民眾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厭惡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風腐敗，已經很難以身教人。但是無論如何，思想說服這种社會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須要使用的。在中共歷史上這种方法曾產生過巨大的社會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國性大飢饉和工農業生產結构的大調整，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做思想教育工作說服全社會團結一致渡過難關的。那個年代中國居然沒有發生飢民暴亂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企望思想說服工作能夠在９０年代繼續發揮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還必須改進說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當他們在面對民眾時，他們必須做到誠實。誠實，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訴民眾。虛假的樂觀就是欺騙，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許再一次蒙騙民眾。　　當一個社會已經發生了事實上的分化時，大多數民眾能夠保持冷靜是因為他們發現政府的權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會分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選擇，即它的立場問題。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普選制度，民眾無法通過選舉議員來确定自己對政策的選擇。即使如此，政府近憑良知也應該明确意識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眾的。　　無論是否承認社會分化或階級分化，中國社會的利益分化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企業的生產只有在計划經濟條件下進行產品生產，它們的生產目的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教科書中規定的“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業一旦進入商品生產的軌道，有了它自身的單獨利益，那么這种利益必然与社會利益發生某些方面的沖突。這种沖突并不是至類似逃稅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較量，而是良性壓迫与對良性壓迫的拼死反抗。李鵬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雙緊方針”，財政与信貸大規模緊縮是對市場的一次良性壓迫。在增強競爭力度的情況下，它要求企業必須進行良性調整，即提高產品質量、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并采用新技術，并在此基礎上降低能耗和產品成本。只有企業在這种良性壓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術更新。以產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緊縮了的市場參加競爭時，企業的利益才与社會公眾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鵬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業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瘋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國至少出現了三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企業以行賄手段開展非法競爭引致官員腐敗大面積發生；企業強行進入無資金無市場生產引致全國性的債務危机和庫存危机；企業為進行非法競爭采用仿制濫造手段引致全國性的假冒偽劣產品泛濫。非法競爭只要能夠贏利就具有了導向作用，一批循規蹈矩的企業主管人員因“無能”或無膽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業職工棄用。李鵬的兩年經濟調整期沒有引發全國性企業技術意識增強和技術革新熱潮的發生，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失敗的，因為它無法避免另一次無奈的調整期的到來。　　事情并沒有就此完結，企業即它們的代理人──地方觀念濃厚的地方政府還在不斷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盡快結束調整期，刺激市場的复蘇。這种壓力也反映在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僅僅是以地方普選方式選舉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這些“國會議員”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員或企業主管人。少數普通勞動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質問題很難在關鍵性政策問題上做出代表“ 人民”的選擇。而這些人之所以被選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們也不可能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　　中國的最高決策層的決策運作過程也許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壓力下，決策圈子內部究竟發生了什么爭論是不得而知的。但是“松動”卻是悄悄地發生了。　　中央政府運用權力的方向不應是針對民眾或銀行的出納台，它必須首先用權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權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對地方的制約更簡練有效，因為它可以僅憑結果而不必尋找証据就對干部予以處置。當一個地區可以制訂地方性法規認定“行賄”是合法行為時，法律尤其顯示它的蒼白無力。　　据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專家們提供的材料，中國政府官員甚至是普通体力勞動者都認真地讀過政治經濟學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員也証實了這一點。他們中的一些人能熟練地背誦馬克思的一些著名經濟學警句。但是令人十分費解的是在那里竟沒有人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著中國的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的結果就是階級對立。可惜，沒有人為此而憂慮。政府主管經濟的部門的官員悠然自得地說：秩序加強宏觀調控，把牢供求總量平衡這道關口，一切都將順利進行。　　是的，順利地完成“過程”。　　鄧小平曾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決不引進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點對中國來說是至為重要的。根据中國的特殊條件，一旦這個社會分化出不同階層的話，它們之間很難采取共生形態，階層之間的斗爭很可能以比較野蠻的形式進行。這將是中國和世界的共同災難。　　橫向攀比心理也是社會分層的一种必然性意識反映。這种社會心理由一般性社會情緒向危險的爆發點發展。這個過程的階段性特征恰好是社會分層狀況的衡度計。　　在初始階段，表現為一种向上的情緒，社會出現了明顯的“上層社會”的圈子，年輕人和老年人都以能進入這個圈子為榮，富翁階層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成為社會的時尚，被先是城市后是鄉村的人們爭先效仿。高消費品成為榮譽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購買能力的追求高檔消費品成為一般家庭的苦惱。　　社會分化的這一階段的明顯標志是：專為社會上層人士設置的消費場所的建立。例如，私立學校，高收費診所和舒适病房，貴族体育俱樂部及高价精品商場等等。這些場所的設置不僅僅是為了提供高价然而是舒适优良的服務，它們的出現的客觀作用是為上層人士提供了彼此熟識交往的社交場所，使這些人數雖少但卻富有能量的人物得以組合成“團体 ”。　　發展階段，表現為一种沮喪或絕望情緒。黑社會犯罪組織、嬉皮士青年和落魄文化人團体大量出現。對服裝的追求是兩极化趣向，奇裝异服、肮臟衣裝和華貴西裝都擁有大量的喜好者。酗酒現象將相當普遍，開始出現城市型流浪漢和無家可歸者。在這一階段社會下層人物已經不再關心政治，但是針對社會的報复和發泄性的犯罪行為開始發生，特別是類似對公共建筑物的爆炸、縱火和投毒等惡性案件將時有發生。嚴重破坏社會秩序的行為往往能得到公眾輿論的姑息和同情，輿論和道德發生分裂。　　可以确証社會分化已進入這一階段的明确標志是：因為經濟困窘而發生的离婚案件和由一切原因构成的自殺案件數量急劇上升，非遺傳性精神病發病率增長明顯。　　完成階段，社會表現出沉默和消沉情緒。這一階段的明确標志是：皈依宗教的人數激增，秘密政治團体、激進的文化人團体、城市武裝小組相繼出現。非法的或合法的反對党成立并有不斷壯大的趨勢。　　在上述關于個階段特征的分析中，沒有列入軍隊在社會分層過程中的特殊表現，這是因為不同國家的軍隊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礎，難以做統一的特征歸類。而在事實上軍隊在這一過程中的變化是十分鮮明的，几乎可以作為一個單獨的衡度計測試社會的變化。隨著不同階段的臨近，軍隊在政權中的地位、對文官政府的權力制約狀況、紀律、職業化和官兵關系等方面都有著方向特定的變化。社會分層，軍隊自身也會出現裂痕，但是部分軍隊發生武裝反叛的情況只有在國內戰爭已經爆發時才會出現。　　中國目前已進入社會分層的初始階段，這個判斷應該是無可爭議的。令人吃惊的是它在進入這個巨大歷史變化的前沿階段時表現出來的積极、興奮和迫不及待，几乎所有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在短短的几年內全部顯現出來。社會平靜地接受了變化。對于這种情況所能做出的合理解釋是社會對于進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為一個貧窮的又及龐大的社會在長達４０年的時間里竟人為地保持了統一而沒有發生社會分層畢竟是非常不自然的。（城鄉之間以及干部和民眾之間已經具備了分層條件，由于同樣的人為原因而沒有形成真正的分离）。　　但是，社會分化的速度過快和民眾態度的過于天真和樂觀，實在是蘊含著台大的風險。因為當完整地完成了這一階段的各种變化以后，社會將在慣勢作用下，加速度地進入下一個分化階段，光中的心理根本來不及做出調整，無法接受哪些接踵而來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政府大約會針對某些社會現象進行反擊以安撫民眾，但是這類反擊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的，不可能取得效果。　　因此，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社會在進入分層的第二階段時，社會環境將發生惡變。不僅一般的對抗行為會以更激烈的方式進行，而且某些至應該在第三階段才可能出現的特征性行為也會提前出現。　　激烈、政治化和非理性，很可能成為中國在社會分層過程中的行為特點。　　無法建議中國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制止社會的這种自然滑動，因為作為一個自然過程它是無法扭轉的。中國人曾做過努力。１９７８年開始進入改革進程以后，几任政府首腦和當的總書記都非常明智地甚至是帶有預見性地對社會的“墮落”進行過嚴肅的斗爭。這期間曾開展過几次以淨化道德、純洁意識為目的的社會性運動，包括重提學習雷鋒、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建設精神文明活動以及反對精神污染、反對和平演變等等，如果再計入先后几次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那么這十几年的時間几乎是由一連串的運動組成的。然而，這些社會運動顯然帶有太多的官辦色彩，最熱情的一方是政府本身。關于這些運動的效果，官方与民眾的評价也相去甚遠。官員們在對外國來訪者的談話中堅決否然這些運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似乎一切都是滿意的。一般青年知識分子卻樂于看到官方的努力付諸東流。　　幸災樂禍是一种對抗情緒，也是心理是衡的反映，無非是以惡毒來發泄而已。　　承認分化并找出造成分化的加速度進行的真正原因，這是中國領導人目前應該致力的一項工作。　　西方的專家們認為中國領導人在觀念上犯了一個重要錯誤，他們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政權內部也有一個利益對抗和分層問題，而且這种對抗是一种天然行為。　　中國人正在重犯他們的祖先在紀元前一千年時的“錯誤”。周天子裂疆封侯，是因為中央政權沒有力量有效地治理如此廣闊的疆域。因此天子給了公爵、伯爵和南爵們以相當充分的自主權，調動他們開發封地經濟的積极性，希望枝榮而本固，中央政權和中央之國可以收到更多的稅奉因而更富強。但是事与愿違，演化的結果是諸侯紛爭，百家爭鳴，中央政權一再衰敗終成傀儡。　　中國人人為那個時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驕傲、最輝煌的時期。天子、諸侯、大夫、家臣，層層分權，層層架空。當最終失去了權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產發展了，思想學術空前繁榮（諸子百家即出現在這一時期），社會迅速進步，由殘酷的奴隸制過渡到比較文明的封建制農業社會。　　中國在進行經濟体制改革時強調的是簡政放權，給地方或企業以自主權和積极性，其出發點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榮而本固，或用《人民日報》引用的民謠語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規定了兼顧國家、集体和個人利益，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收益分配原則。１９８３年這個原則又被具体為“個人拿小頭，企業拿中頭，國家拿大頭”的指導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從法律上确定了“大頭和小頭”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執行結果卻是大頭与小頭的倒置。國家的相對貧窮和地方及個人的絕對富裕成為鮮明的對照。　　問題發生在觀念上，傳統的共產主義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認識的誤區，他們天真地認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國家、地方（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關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對抗！　　一個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沒有任何理由要犧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別是當官吏任免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會議以后，地方官吏与國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礎。他不再和國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義倫理的關聯。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這時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現。國家將地方政府官吏的選拔權和任免權交給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將選擇企業主管人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干部權絕對是資產權，因為一切干部從來都只向直接有權任免他的“人”負責。干部任免權的這种變動，從一開始就表明中央政府決心犧牲資產國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換取較高的經濟效率。或許中央政府僅僅想到了效率而對其深層后果茫無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權的遷移完全等同于資產所有權的遷移，企望從新增效益中由國家收回“大頭”。這是天真的。党指揮槍是因為党有決定干部命運的權力。當党中央放棄這項權力以后，槍只能听命于各個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領導人曾被各級地方干部虛夸浮報成績的惡劣行為气得捶胸頓足。如果按照下面上報的“成績”進行估量，中國僅僅再用３、５年的時間就會“超英赶美”，實現了經濟現代化的夢想。毛等人后來在經濟指導上一再犯錯誤，肯定与地方虛報成績有關，他們無法看到真實。３０年以后，中國的地方基層干部仍在向上封鎖，但他們這一次卻是瞞報收入、產量和增長。瞞報的目的無非是封鎖財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無法看到真實，低數字匯總隱瞞了超速增長的客觀事實。　　依据馬克思的觀點，人類社會分配有兩個古老的公平原則，即按勞分配和按資本占有產品。當一個社會的分配制度中前一個原則從屬于后一個原則，即通過勞動來分享和占有生產成果從屬于按資本占有產品，那么這個社會就完全具有了資本主義公平准則的特征。　　中國是否已經進行資本主義改造，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有責任有義務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向它的國民講清楚。一方面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在不斷生產出來，并不斷積聚成富裕和貧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產主義世界觀”去教育國民。觀念的虛幻和無依据，与現實的殘酷和不可逆轉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這种落差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一旦虛幻破滅，社會將處于受騙被愚弄的絕望之中，一般公眾和干部的心理是無法承受這种打擊的，這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危險。　　１９８９年以后，鄧小平一再告誡他的繼任者必須時刻警惕“輿論導向”問題，絕不在新聞自由問題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國的官辦傳媒卻從兩個方面极力使鄧的意見發展為一种錯誤。一方面，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杜絕一切“自由化”痕跡，向社會灌輸虛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經濟体制的爭論中卻极度自由化，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爭權的戰斗中。一位德國游客在中國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從官辦電視節目中看到企業主管人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抱怨。這３位國營大企業的主管人說，他們的企業之所以競爭不力是因為中央放權不夠。他們強烈要求与私營企業“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　　這种言論在西方人看來如同政變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動魄，但是中國官辦電視台卻不受約束地為他們提供講壇，而官員和公眾听到這些宣傳几乎全都無動于衷。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鄧小平的結論；中國社會維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結构主要依靠這些國營大企業的支撐。而當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擺脫了對國家的義務的負擔，“同私營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時，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還能夠存在嗎？　　取消社會主義，在將來是否可行暫不去討論，在目前是絕不可行的。社會和社會公眾都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准備。　　在中國，私下里發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違憲的，但是可以公開地做詆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宣傳，堂而皇之，大義凜然。這种現象是不可思議的。問題仍然是人們的心理承受問題，當有一天一切都從基礎發生了變化，公眾還天真地以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會主義中。受蒙騙是凄慘的。　　人們對毛澤東的誤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絕不僅僅是夢囈般的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嘆，他決定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權利”進行妥協，肯定是考慮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銳矛盾。毛不懼怕任何人，但他懼怕他的國家永遠貧困，他必須向效率妥協。　　沒有人理解他。張春橋奮起對這個資產階級權利進行口誅筆伐，已經違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結束后人們對毛的批評，又誤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國，維持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解決人民溫飽需要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公平；而刺激生產積极性和加快國家經濟建設速度，則必須借助“資產階級法權”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對效率的損害，而效率也會打破公平。　　毛在兩難選擇中肯定沒有忘記效率問題。因為他贊揚了列宁而批評了斯大林。他說：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宁則不然。列宁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茂說，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毛在這里有發牢騷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達出對國家狀況的不滿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無法在公平与效率這對矛盾中做出兩全的選擇。他的晚年經歷表明，他試圖用革命的辦法打破怪圈，既維護公平又用革命熱情和思想覺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敗了。毛的偉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認這种失敗的結局。　　毛澤東失敗了，毛以后的中國領導人呢？毛的失敗是說明在中國絕不能將公平与效率截然分開呢，還是說明可以反毛澤東之道而行，放棄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總結毛澤東，決定著以后的中國領導者和這個社會的命運。　　一些激進的經濟理論家向中央提出一個新思路，暫時犧牲公平，以高效率實現財富迅速增長從而實現新的高檔次的公平。這是一個誘人的然而卻是有害的建議。且不說由效率產生的收益根本無法成為國家政府的財富從而成為新公平的物質基礎，效率由于起點的不同而不均等，這种不均等將不斷放大不公平；即使這條建議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個時間延續很長的過程。在最終達到新的公平之前社會現有的公平將嚴重瓦解，社會能夠承受如此沉重的犧牲嗎？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時間說明，這個社會的公眾難以容忍對公平准則的放棄，即使是暫時的局部的。　　鄧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誡他的繼任者，社會穩定是第一位的。這是又一道難題，穩定的基礎是要保持大部分社會既有的公平制度，而這樣做要對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國有企業的自由競爭能力。這樣做能夠不招致地方和企業的抱怨嗎？　　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們常常能夠深切地感覺到中國政府在做出政策決定時的艱難，也深刻地理解了這個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層分化，政府絕不能走在社會進步的前方去領導或開辟進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須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邊，對社會的進步做出限制。　　英國記者達爾文‧史特寫道：這個政府不會產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斷制造出悲劇中的人物。史特的話是耐人尋味的，他或許能夠使人們增加對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增加對他們的尊敬。　　中國在進入了改革進程以后，社會發生了急劇、复雜、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是本質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難以把握。許多關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調整，個人与社會的關系，個人与組織的關系以及人際關系等都在重組之中。　　人們在變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為行為規范的一系列准則，感到迷茫、焦慮、無所措。社會心理表現得极為敏感和脆弱。無定向的局部變態失衡心理成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這种變態心理不僅進一步惡化了社會生存環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損，而且作為改革的伴生物，它間接或直接地調節著社會變化的裂度。　　局部變態失衡心理在中國社會的突出表現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義情緒、破坏性抗議行為非職業化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間，一位參加絕食抗議而体衰被送進醫院的大學男生對前來探視的李鵬總理講述了他所以要參加抗議活動的心理原因。他說，大學校園里存在著嚴重的信仰危机，學生們沉迷于出國留學、搞女人和賭博性娛樂，他和他的同學們為此而感到深深的憂慮。　　這位大學生的話感動了全世界的人。　　中國沒有宗教生活。人們的信仰來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偉人的教導，這本是無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區也在發生著。問題是人們信仰所寄托的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脫于世俗之外，又無法适應變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終未能成為人們可以作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會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穩定和發展的連續性，中國為社會提供的是具体化為毛澤東語錄的共產主義信仰，而毛澤東的話由于其階級性、政治性和實踐性特點而不具備成為一种宗教的條件，所以，在毛澤東之后，特別是在社會生活發生重大變化以后，中國會發生信仰危机是預料之中的。　　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是危險的。鄧小平曾极力使中國避免這种危險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權力之前，立即著手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澤東思想的形象。４月鄧給華國峰寫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党、全軍和全國人民 ”。在稍后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信仰，“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教育我們的党，來指引我們前進。” 　　鄧是否在那時就預見到了以后將發生的信仰危机，我們無法确認。但是鄧顯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個相當大的難題，即他必須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將產生一個副產品，即嚴重損傷毛澤東的形象，破坏人們對毛的迷信和崇拜，從而動搖三十几年來所形成的社會共同信仰。兩難，投鼠忌器，鄧在苦苦思索如何把這兩項工作有說服力又合邏輯地聯結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傷害毛澤東。　　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關聯：否定“兩個凡是”的觀點，從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文革的最后捍衛者──華國鋒派別，這樣做將否定毛澤東是一尊神，毛的話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這個觀念播入了全國民眾和党的意識中。信仰的政治化在這時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為就不得不傷及信仰本身。如果人們再把信仰偶像化，認定毛澤東個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華國峰就是護法神，而鄧小平卻成了信仰的背棄者。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邏輯的結果。鄧的第一個政治行動是絕對必要的，這在以后的中國發展中被証明了的事實，但是鄧本人是絕對不想動搖毛澤東的威信的。　　接著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行這項工作的必要前提條件和它的必然結果都是确認毛澤東本人對國家、党和全國人民犯下了嚴重錯誤，而不僅僅是個別言詞有誤。鄧小平和中國公眾都曾試圖在對文革進行批判否定的同時盡可能地為毛澤東開脫。把他描繪成“偉人犯錯誤”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負責。但是這樣做既不符合歷史真實又說服不了他們自己。毛澤東發動了文化革命并將領導文革的工作托付給了兩個集團，毛難辭其咎。鄧小平、陳云和彭真這些老一代革命者決定尊重歷史和事實，“為子孫后代負責”，在對“兩個集團”的１０名主犯的公開審判中并沒有把發動文化革命的主要責任推給他們。　　緊接著是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誣陷打擊的人徹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這些舉動當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誤，建國以后毛在政治指導原則上、對社會矛盾的分析判斷上以及經濟指導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錯誤。平反的材料完全一邊倒，給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這個“新社會”受到迫害和打擊，而毛不僅是在認識上陷入了錯誤，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損傷，毛与共產党人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決策原則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許多內幕材料被披露出來。要命的是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詞，他們把自己涂抹得無辜又無邪，忠貞而又善良，但他們受到了毛本人或共產党的打擊。這种宣傳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遺憾的是沒有人站出來講清真實，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輿論已經悄悄地發生變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試圖為歷史作辯護的言論都受到輿論的抨擊，青年知識分子更是拿著一頂頂“保守派”的帽子給人亂扣。從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腳來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國知識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驗証。　　毛澤東個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損本不應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這個形象本身也欠真實，沾染有過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在這個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會的理想和信仰，寄托著一种人民已經接受了的社會生活方式，對它的任何損傷都是對社會信仰的瓦解和動搖。　　毛澤東不同于中共歷史上的陳獨秀和王明。后兩個人的錯誤也導致過中共大批党員改變信仰，但中共最堅強的一小部分人仍頑強地堅持了下來。因為陳獨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產党強硬派（毛和鄧都是這一派別的骨干分子）所堅信的馬克思、列宁主義思想。他們的錯誤絲毫不能說明這种思想必然要破滅。換一個說法就是，陳獨秀、王明以及一共十個反党宗派首領，他們与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兩回事，他們或叛賣、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錯誤，都与革命的主線無涉。中國共產党的事業是按照這條主線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條主線的代表。馬克思、列宁主義是遙遠的、文不對題的、歐化的，這個主義在中國就是毛澤東思想。當毛澤東的形象受到損害時，這條主線也就發生了劇烈的動搖。從現在看，這或許是中國在擺脫文革走入改革進程的過程中付出的最大犧牲。因為這條主縣（它是一條能夠延續的生長中的線索）的另一個名稱是：獨特的中國式發展道路。當這條主線的某一段落變得模糊難辨以后，中國人向前繼續邁進時將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錯誤。對于這一點，鄧小平是清楚的。中國不可能走亞洲四小龍或日本、歐美走過的路，因為它是一個大而貧窮、文盲眾多的國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著毛澤東的足跡延長線走下去，摸索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如果說不對毛澤東進行批評和必要的否定中國就無法邁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對這种犧牲或痛苦的副產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產生波及面太大的災難性后果。進行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時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澤東的位置。　　從原則上看這或許是愚昧的，是反現代文明的，但是從實踐看，這樣做對于中國卻是絕對必要的。中國的明天是走向現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備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切必備條件，它必須首先把今天的日子過好，否則它就永遠也沒有了明天。明天或許是孩子們各自獨立生活，但是今天他們必須服從家長的管教，否則他們無法安全地長大。　　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指手划腳地加以指導，這是可笑的。因為它們在達到比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過一段愚昧、野蠻的道路。愚昧、野蠻是文明和進步的基礎和手段，這是世界歷史所講述的一個淺顯道理。　　中國的現實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錯過了這個机會。　　鄧小平堅決拒絕出演這個歷史賦予他的新角色。他公開說出來的理由是反對現代迷信，他認為領袖個人迷信給党和社會造成的損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鄧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兩次被無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僅憑毛澤東的一句話就決定了，鄧甚至沒有申辯的机會。　　鄧厭棄新的造神運動的另一個証据是他与華國峰的交惡。華熱衷于接受民眾和干部們的阿諛恭頌，使鄧終于忍無可忍，他本來是有可能遷就華的無能，允許他繼續擔任一個名譽性虛銜的。　　鄧大聲疾呼要改善党的領導制度，真正實現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較可靠的民主決策制度。他推舉胡耀邦擔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這一重要職位，令胡改任新設的總書記職位。這個職位的含義僅是一個會議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無論是對于胡耀邦還是對于胡之后的趙紫陽，鄧小平從未給予過公開的個人贊頌，沒有過人為地為其樹立威望的舉動，這不能解釋為他對這兩位年輕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為党選擇一個個人色彩太強烈的領導者，這樣的領導人很容易被捧到一個不适當的高位，形成個人凌駕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鄧在１９８９年徹底引退之前，他為党的另一為總書記江澤民格外加上了一個突出的頭銜──集体領導的“核心”。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領袖、權威以及樹立必要的個人威信的問題上，鄧是否在認識上曾陷入了一個誤區以后又有所覺悟呢？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變化發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這個事件肯定會給鄧某些极為重要的啟示。　　一位英國記者在北京事件發生時曾寫過這樣一段話：一面繡著“國務院監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幟的后面，緩緩地走著一支近千人的隊伍。這些紀律的檢查維護這也公開地違反了紀律，向自己的領袖們進行抗議。這是令人惊心動魄的。當這個國家失去權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亂套了。　　鄧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議，建立起個人的更大的權威，那么他的勸誡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眾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這一場悲劇呢？當然，這也是無法做出准确結論的。但是，如果沒有思想的權威，就只能動用物質的權威去恢复秩序，這就是軍隊。這是人類生活的又一個真理，只是在有權威的情況下社會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為秩序是半自覺半畏服的產物。　　中共的另一個判斷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這個党堅持認為，在文化革命的瘋狂和混亂中，國家和社會之所以沒有崩潰，生產之所以沒有完全停頓，是因為有了党的存在。這個結論是缺乏說服力的。事實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兩年里中共在組織上已經完全癱瘓了，也沒有地下組織的存在和活動。而恰恰就在這兩年中社會公眾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達到了最熱烈最瘋狂的程度。維持了社會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組織。　　鄧小平一再強調中國的國情是貧窮和落后，他還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的原則。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一個國度里民眾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為，它肯定帶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當這种“迷信”成為一种社會需要時，妥協比斗爭更明智。　　從毛澤東開始，中國開明的領導者和所有知識分子都渴望在這個國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烈活潑的政治局面。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春秋戰國時代即如此。他們聰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學是從爭論中產生的，但是他們又過于天真地認為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條件的。事實上，社會真正處于這种局面之前必須做出重大犧牲。首先犧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繼之則是權威和秩序。春秋戰國，戰爭持續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農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國現在能夠承受和容忍這种局面嗎？　　毛澤東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親手作過兩次試驗。第一次或被點燃以后立即就燒向了共產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滅了它。而第二次，他連扑滅火的力量都沒有了。　　在信仰問題上，社會從來不會留下空白。所謂信仰危机在實質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戰。中國的實際情況時，一旦允許對信仰和權威發起怀疑，外來的思想和理論就會迅速地涌入以填補真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為兩年前的清明節事件平反，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畢竟是民眾自發地對毛澤東的權威地位的蔑視和攻擊，平反就意味著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勵。這之后的一系列學生風潮和抗議活動不能說与此項平反決定有直接的關聯，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為一次民眾的政治反叛活動正名，這肯定是為后代知識分子提供一种隨時都會選擇的自由政治方式。　　１９７８年以后，許多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理論涌入了中國。這种現象与其說是開放政策的結果，不如說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結果，中國讓出了空間，為它們開辟了市場。　　對于中國的進步來說，新鮮的思想和理論不斷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從中獲得啟迪，開闊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國人首先要明确的是，這是一些在异國土地上生長出的花朵。記住，异國！不同的水土條件會生長出不同的果實。　　一個明确的前提條件是中國社會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將保持自己的政治特點，例如要保持共產党以党執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認這個前提條件是中國社會進步与穩定所必需的，那么外來的思想和理論就從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國的，因為這些理論產生的土壤上并沒有諸如共產党一党專政這類條件。　　西方的任何理論，包括純科學的經濟理論和社會政治學說，在進入中國以后大致會起兩個作用。一是与這塊土地上的政治條件發生沖突，如人權思想和民主政治設計等；二是起到誘導和啟發進步的作用，如許多微觀和宏觀經濟學說和現代管理觀念和方法等等。人權思想的啟發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直接指引中國人走上發展的道路。它們只能在被中國人自己加以改造以后才會成為有用之物。馬克思的學說是輝煌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知識分子毛澤東對它的改造利用，它在中國也僅僅只能停留在輝煌的水平上。它至多喚起几個勇敢的反叛者，但反叛不可能獲得成功。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中國目前也需要再造一個“毛澤東”。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至今無法看清的，即鄧小平以后的中國決策層的組成情況。毛澤東向來對高級知識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國是一個工人和農民的國度，只有了解工人和農民的人才有對中國決策的建議權和發言權。毛的這個主張無疑是偏激的，但是絕非毫無道理，因為這是中共几起几伏終于取得全國政權的留血經驗的總結。毛的告誡應該為他的繼任者們牢牢記住，絕不能給予那些有學問但不了解中國社會地層狀況的人單獨做出決策的机會。趙紫陽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几位留洋歸國的青年才子對他鼓吹管理就是生產效率。并由此而在全社會掀起了一股极熱鬧的“优化組合”熱潮。优化組合是現代管理科學的一种系統优化方案，它不僅是科學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當這項純技術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國的机關和企業以作為對從業人員和干部進行重新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強的中國底層社會固有的政治所操縱和利用了。“优化” 被普遍地改造為“淨化”。有權勢的基層領導人借此机會排除异己、打擊意見不同的人，淨化自己的權利環境，清洗報复舉報者和一切對權位造成威脅的人。權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監督。一些优化后的領導班子出現集体腐敗趨向，公開的行賄受賄行為開始發生；另一些淨化后的班子又開始了“同志”間的新一輪權力競逐。　　管理新技術的引用，并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轉化為生產力從而加強中央權力的統馭能力，相反，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基層單位卻加固了割据、离心力量，使中央政權對地方和企業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降低。　　這是可笑的，然而也使中國的一种真實。人們一旦了解了中國的真實狀況以后，立即就會對那些怀有优越感的，試圖對中國人進行啟蒙和訓導的歐洲人、美洲人和亞洲人產生极度的厭惡。　　１９３４年，中共在与它的敵人蔣介石先生進行決戰的關鍵時刻，把　的１５万主力部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德國人奧托‧布勞恩（李德──譯者注）和中國的知識分子周恩來，而把領導班子中的農民知識分子，桀驁不馴、出言怪异的毛澤東放逐到遠离權力的山區去了。權力“优化”或“淨化”的結果是，僅僅八個月時間，中共的根据地損失了９０％，紅軍主力部隊被迫開始了長達１万公里的大逃亡。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也使用了兩名德國軍事顧問。但与德國人相配合的卻是土豪出身的地方軍閥和更优秀農家子弟統領的黃埔系正規部隊。這种組合很難說是优化的，但是他們卻是這一次戰爭的胜利者。　　在失敗以后，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种轉變是一种“信仰”轉變的過程。從篤信遙遠的普魯士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堅信身邊的中國人毛澤東。他的后半生始終是克勤克儉地按照毛的指示而工作的。　　鄧小平与周恩來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似乎獨立地自然地完成了由洋到土的轉變，他并沒有轉向毛澤東而是轉向了他自己。而這個“自己”又恰恰与毛澤東完全一致，鄧因此被列入毛的宗派組織成員而被放逐。這种殊途同歸的現象完全可以說明“毛澤東思想”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現，而是那一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會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　　作為個人，鄧對毛是保持獨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對毛的個人缺點很不以為然的情況下篤信毛澤東思想，因為這個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當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開放、文明進步的理論時，他實際上是在作對毛澤東思想体系進行持續性發展的工作。　　信仰危机的出現說明中國認証面臨著一次轉變。抓住机會，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思想体系，即獲得了發展的毛澤東思想体系作為全社會的共同信仰，這個民族就能保持統一并獲得發展；集會放過，任由德國的、美國的、傳統的或超現代的各种思想理論流派參与決策和招兵買馬發展勢力，這個民族很快就會遭受重大挫折。　　沒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國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飽的矮個子中國人經俄國而進入歐洲大陸就食和尋求發展，那時就是歐洲人的末日。在中國問題上，世界的最佳選擇是既不干預又不“幫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對中國無用的思想開導他們，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干自己的事情。　　　　作為信仰危机的一個社會后果，職業行為的非職業化將成為一种普遍的社會現象；而這种現象不斷毒化和污染社會生活環境，又會進一步動搖社會的共同的信仰。　　職業行為非職業化一般被區分為職業道德墮落和職業權力利益化這兩大類，而在具体行為上實際并不存在區別，例如，以權謀私的警務人員實際上也是背叛了職業道德，而漫不經心的醫務人員常常是因為沒有利益的驅使。之所以要在類別上做出區分，是因為它們的行為主因和對社會發展狀況的反映上存在著根本性差异，在發展趨勢和解決途徑上也完全不同。　　以權謀私的非廉行為從比較單純的角度看，是社會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為上的表現，屬于物質的或技術范疇的問題。因此，這類問題無法反映社會的屬性或社會道德气氛，任何國家几乎都有此類問題的發生。中國的報紙大量刊載西方國家發生的諸如：吸毒、艾滋病、官員受賄、极端性宗教活動和官場丑聞、金元政治等等，并試圖以這些事例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會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預測，這是既無根据又十分淺薄的。上述的所有社會丑惡在中國大陸已經悄悄地發生了，而且發展勢頭迅猛，一兩年之后肯定會成為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引起公眾的強烈憤怒。但是我們卻無法据此做出中國社會已經腐敗的結論，因為類似官員非廉和社會腐化等問題，仍可在技術范疇內考慮解決。　　公正地說，中國今天的社會風气和官員的廉洁狀況根本無法与文革期間或文革以前比較，在那一個長時期里這片大陸是純洁的、干淨的，共產党曾為此而驕傲。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其經濟發展逐步市場化并有著最終進入良性循環的前景，你能說社會在退步嗎？　　社會主義是純洁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肮臟，這是中共的一個誤解。當他們用這种誤解去誤導公眾時，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眾對社會變化的承受能力，公眾必然會因看到社會出現肮臟現象而對那個唯一的執政党產生無法解釋的憤怒。　　對權力不能進行嚴密監督和妥善管理，權力必然會成為謀利的手段，在任何國度或任何性質的社會里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國家因為從法律上不相信道德對權力有約束作用，所以比較注重從制度上規定除對權力的監督和控制措施，權力還不能夠任意胡為。而中國的傳統是相信官員的道德良知，注重對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對權力的監控制度的制訂，因此權力被利益誘惑并收買的机會要比西方大得多。這或許是文化傳統或觀念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用人哲學“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荒唐可笑的，可中國自己卻認為只有如此才符合道德規范。錯的一方應該是中國人。因為他們的所有哲理名言都是在非商品社會條件下產生的，而中國人現在正致力于建設商品經濟社會。　　用几百雙眼睛日夜不停地緊盯權力，中國人慢慢就會明白這樣做的必要性。公開打出不信任的旗幟，嚴格內部檢控制度，這不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護。　　中國大陸目前出現了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這并不可怕。因為這個現象与社會階級分化的其他現象不同，它除了說明管理觀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進以外不能說明其他的任何問題，更不預示著社會將發生可怕的惡變。當然，因為腐敗而引起公眾的強烈憤怒，也會因此發生規模很大破坏嚴重的社會風潮，但這是對執政党管理無方的抗議和懲誡。一般地說，事態過后，社會仍會按照既往的步調發展下去。　　但是，如果官吏腐敗問題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不能獲得解決，并且有蔓延之勢，那將是中共真正難堪的時刻。在以后的時間里，中國如果出現了反對党，那么它的頭一條政治主張一定是反腐敗。它不僅要以此為綱領爭取民眾的支持，而且要把腐敗這塊招牌牢牢地挂在執政党的脖子上。這是世界各國普遍上演過的政治悲喜劇。　　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將使官員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國現在的難題是不能輕言政治体制改革，因為這方面的改革動作几乎成了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因緣。　　鄧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權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領導制度，大力加強民主建設，但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反響是非常奇特的，他們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產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議會民主制。鄧小平理所當然地予以回擊。　　中共以后在全國進行了几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其目的除了要穩定社會，制止不斷發生的學潮以外，更主要的是為推進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備。在１９８７年鄧与總書記趙紫陽已達成這樣的共識：沒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經濟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順利、深入地進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須与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決划清界限。　　無論在什么事件和從什么角度去看鄧与趙的這种認識，都是絕對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國党和輿論界打呼要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時期，這比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時間。而且，中共在同一時間并沒有忘記強化反自由化的宣傳，這优勢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這种周密的安排准備理應使計划中的改革順利進行了。　　中國的社會公眾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應。不知是出于錯覺，還是計划步驟本身除了問題，公眾對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應是恐懼。他們隱隱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職業穩定受到了巨大威脅。的确，包括“优化組合”在內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們早已習慣了的“鐵飯碗”。公眾的第二個反應就是對“改革”的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眾的這种憤怒以充分表現了出來。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對政治体制改革的宣傳极為慎重。在一些公開的宣傳材料和顯然是有大人物撐腰的報刊“社論”文章中，竟慶幸中國沒有在經濟体制改革的同時“同步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則將像前蘇聯一樣陷入极度混亂中。外國的一些評論家也持此种觀點。　　中國人多少有點儿對蘇聯人的處境感到幸災樂禍，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廣州街頭每一個被問及的人的共同情緒。但是蘇聯人也在看中國人的熱鬧。俄國的報紙談及中國時几乎也是一個腔調：政治体制改革不徹底，中國人的麻煩在后面。　　中國目前的狀況遠比前蘇聯各國為好，這個事實基本回答了兩种選擇的孰优孰劣。戈爾巴喬夫沒有能夠提出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這兩個最大的共產党國家在進行改革時的根本不同點。由于這一點的不同，這兩個國家將發生完全不同的變化。　　但是，中國是否不需要進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國的社會生活現實和日益敗坏的社會風气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未能在這方面做出強有力的動作，中國人將真的要在未來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煩，甚至這個社會將無法駕馭。　　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嘗試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也是一個謎。鄧領導的這場革命的真正困難之處在于触動民眾的利益時民眾將予以回擊，而民眾的利益是個彈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難等各方面的讓步，僅僅在兩個基本點上要堅守陣地，即：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給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終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獲得的社會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擊到這兩個基點，那將是改革領袖們的滑鐵盧。妥協是必須的。　　這兩各級點要求在經濟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時只能在職工已獲得的利益基礎上作向上的調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線的前提下拉開貧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線作有上有下的調整。中國社會固有的复雜有力的權力輻射效應使社會成員出現貧富差別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經濟性質，民眾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動的情況下對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澤東已經給了民眾的東西，鄧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國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現一股強烈的“毛澤東熱”，准确地反映了社會的這种情緒。　　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時向干部的“鐵交椅”和一般職工的“鐵飯碗”下手的。作為有資格的中國領導者，在作者中設計時應預想到這种情況：由于干部可獲得各种保護，鐵交椅在短期內難以打破；一般職工缺乏保護而使針對他們的改革立即就會成為事實。這种“ 時間差”實際上使這次改革蒙上了單向的對民眾基本利益進行挑戰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眾下手，使貴族精英意識還是單純的計划不周？　　另一個謎則更令人費解。在此期間中共的宣傳机构卻在极不准确地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獲得了社會的同情和熱情捐助。諸如此類事跡在報刊上被大力宣揚，這是明顯的誤導。改革的沖擊与人們心理上的承受力之間有著必然矛盾。正确的宣傳應該是打破人們對社會主義优越性的不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以虛假的事是來黂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沒有任何誤解地告訴社會公眾：這個國家使貧窮的，不僅無力解決許多儿童的醫療費用問題，而且也無力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你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在關于個人生活和保障的許多問題上，你們將不能依靠國家和社會，你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奮斗。　　承認這一點對中共是痛苦的，這個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他們畢生的愿望是讓全体公眾都過上富足的無憂慮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這不是烏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將來才會實現的理想。而現在，國家和社會絕沒有這樣的能力。　　要把真實告訴民眾，使他們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鍛煉，積极推進社會心理机制的“轉軌變型”，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經濟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傳內容。　　要做到這一點對中共來說又很難。他們必須不斷宣傳社會的“光明”，以維護社會人心的安定。又是一個艱苦的兩難選擇。　　在結束本書的敘述之前，我們無可回避地要對下述問題做出回答或預測：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社會的長久穩定？中國的現代化設計能否按期實現？中國政府將在社會危机發生時采取什么對策？以及如何評估這些對策的社會价值，等等。　　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保持長久穩定的可能性极低，這几乎是一個充滿風險、不斷沖突、挫折、錯誤甚至是激烈對抗的過程，一系列的兩難選擇形成發展与安定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難。但是這個過程并非是人力無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對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預見性，社會完全有可能以妥協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對抗和沖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　　最大的或最現實的危險來自于中國決策集團對社會發展的錯誤理解。在處理危机時，意識偏差將導致對策失誤。這是一個不斷發生錯誤和不斷糾正錯誤的過程。但是歷史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复雜條件對中共是极為苛刻的，它們不允許這個執政党在重大問題上及關鍵時刻犯錯誤。任何類似的錯誤都有可能導致整個過程的中斷。　　我們已經反复闡釋過，中國在目前階段尚不具備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机制和決策反饋机制的條件，雖然新的領導人力求對決策進行盡可能充分的咨詢、論証、預演，但是決策仍有較強的個人色彩和傳統色彩，這又增加了犯錯誤的机會和可能。　　如果說傳統的意識上的偏見是決策失誤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導這個古老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將遇到下列几個偽裝得极好的預設陷阱。　　1. 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鑰匙，速度与安定同步運行。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陷阱。雖然經濟增長緩慢會誘發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經濟高速增長也會刺激社會固有矛盾的計划，而由此產生的新問題卻是中共最不熟悉的。　　中國十几年的改革和經濟發展使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正處于舊的結构和体制趨于瓦解而新的可以替代的結构和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關鍵時期。應該明确的是，這种新結构和体制不是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廳里能夠生產出來的，它只能作為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才是有效的。因此，過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將使就結构迅猛崩潰，而必然滯后的新結构尚沒有生成，社會將發現自己突然陷入了一個空白期。　　如果說雙軌制已經給中國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和苦惱，那么雙軌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將是更大的社會危机。如果說雙軌時期不同利益集團都可同時獲取改革的紅利，那么在空白期与各軌有利益聯系的社會集團就同時失去了依托，開始從左右兩方面夾擊中央政府，政府將因此而舉棋不定，動輒得咎，宏觀一再時空、微觀早已失控。　　這仍然不是最危險的，因為仍由政府作為緩沖物存在。當左右兩方面越過政府而互相攻擊時，社會就已經處于完全失控的狀態了。　　９０年代開始以后，中國政府曾對公眾許諾要“認真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政策舉動的信號，并未見實際舉措。因為這個問題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結果，除非實現全面倒退，否則無從解決。在此之后，全中國迅猛地掀起了股票投机和地產投机熱潮，政府卻并未加以認真的制止和引導。炒股動輒就是几万元的賠贏，這不就是更明顯的“分配不公”嗎？　　１９８９年鄧小平決定引退時，曾面囑他的繼任者們要慎重從事，保持國民經濟年增長６％──７％的發展速度。１９９０年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十年規划”要求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６％左右。這是明顯求穩的速度規定。如果考慮到“七五計划” 期間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７.８％的速度，那么實際上就是要使經濟發展适當放慢速度。鄧的決定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調節經濟增長速度有兩個旋鈕。一是資金總投放量，二是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對經濟發展給予刺激。由于已經分析過的原則，中央政府對這兩根　繩都無法勒住。中國經濟就像一匹急躁的劣馬，任性地狂奔而去。据最保守的估計，１９９２年國民生產總值將增長１１％以上。　　中國人經常能夠創造出奇跡，在那里發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許他們不受某些陳腐規律的制約，能夠保持超高速度的同時又保持了社會穩定。　　2. 市場机制万能論与國有大中企業的經營体制改革。　　國有大中型企業經營机制的改革是中國目前經濟体制改革的焦點和熱點。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的文件稱之為“深化經濟体制改革的中心環節。”１９９２年預計中國財政赤字將超過２５０億元人民幣（應為２３６億元──譯者注），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增強這些企業的競爭能力，既開源又節流，意義是重大的。　　前蘇聯各國對國有企業的改造實行所謂“硬著陸”，既通過各种途徑將大部分國營企業轉變或改造為企業所有、集團所有或私有，限制國營企業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為市場經濟的開辟和單軌化創造條件。　　中國人雖然在搞“軟著陸”式改革，但是蘇聯人的設想也正是他們的設計目標之一。改造國有企業有著极大的誘惑力，然而也是改革從此走上歧路的重要契机。　　中國目前并不深刻了解市場經濟。他們或許看到了市場机制刺激生產的作用和對資源配置的靈活性。但他們對市場經濟的致命缺陷尚無深刻体會。試圖單純以宏觀調控的手段去彌補不足，是十足的書生气和天真。　　中國企望快速發展本國經濟，實現現代化，它的最大优勢之一是保有一個門類齊全的有一定發展基礎的國有企業力量。組成這支力量的企業只能有較少的自主權。　　實際經濟生活与模型論証有巨大差別。按照模型，市場机制的自發調節完全可以達到資源配置的最优態，而且也只有這种自發調節才能達到最优態。這是不錯的。但是必須記住，模型的建立是排除一切干扰的，如同物体在真空中運行一樣，這种理想結果只有在自由競爭的全部條件獲得完全滿足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否則，自發調節必然造成巨大荒謬和极度不合理的結果，而中國的國內國際環境，使它不可能“完全滿足全部條件”。　　在中國旅行時，每當听到官員對我這個來自商品國度的學者大談自由競爭和市場机制的美妙作用和神奇功效時，我都為他們的淺薄和偏頗感到沮喪。毛澤東先生曾多次講過他的干部缺少辯証法，我發現毛的這個評价正在得到印証。如果不能保存一直強大的國有經濟力量，使它們擔當起部分資源配置和穩定經濟的作用，社會的商品經濟体系根本無法協調運轉，在中國這個剛剛開始向市場机制國度的國家尤其如此。一切与國計民生有密切關系的產品生產，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國有經濟的參与，它們只能服從計划而不服從利潤，服從全局而不服從本企業的經營指標。　　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育、環境和生活質量的綜合發展。這是共產党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原則，而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漸認識到了這一點。市場机制在完成除經濟指標以外的其他社會發展指標時，都是間接的方式，甚至為了利潤而犧牲其他目標，例如環境惡化、教育偏頗等等，中國在進行自己的現代化建設時，應避免重犯其他國家犯過的錯誤。　　經過近４０年的努力，中國人自己建成了一個國有的工業体系，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它獨有的优勢。由于這個优勢的存在，它可以避免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無法避免的問題。例如，資金投向的分散化和輕型化，調劑勞動力市場的無能為力，基本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非均衡產業結构，受价格導向的市場与生產的短期行為等。國家与社會的穩定，尤其需要國有經濟力量在安置失業勞動力、調整分配收入差距、吞吐物資、平抑价格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社會政治的角度進行分析，在中國，誰抓住了大中型企業的領導權，誰就抓住了國家的命脈和印把子，這就如同軍閥時代必須抓牢一支重裝備的主力部隊一樣。對這些企業進行經營机制的改革，給它們“自主權”，無异于縱虎歸山，使它們各自成為自己的王。中央政府再企圖指揮這支分散的軍隊時，必須予以收買，而這筆費用要比用于對虧損企業進行補貼的費用大得多。　　毛澤東有句至理名言，現在几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或政治野心家的座右銘。毛說：党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党。毛的語言雖直率而簡朴，但其內涵卻耐人尋味，顯露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心机和老辣。這句話等于告訴了你一個穩固政權的全部統治術和經營秘密，你要善于指揮自己的力量，而不要為這些力量所左右，即不用自己的受打自己的頭。　　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也許要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才會重新回歸毛澤東。　　3. 打破“鐵交椅”和干部選任的民主制度　　毛澤東在總結自己的治理經驗時一再強調說：我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靠的就是兩支干部隊伍。（指革命戰爭与經濟建設中培養起的兩代干部隊伍──譯者注）。干部隊伍基本穩定是政權建設和社會安定的同一語。　　在現代化進程中，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產生出政治參与要求。由于中國特定的政治制度，起自于基層的政治參与要求的目標不可能指向對中央決策發生實際影響，更多的指向則是對中層以下各個職位的干部的任免撤換。社會成員中政治參与的動机和社會利益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經濟結构中有挫折感的社會成員希望干部能注意到他們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相應的同情和保護政策；而對新的經濟生活比較适應，并且積聚了一些財富的社會成員則要求任命那些更有魄力推行改革措施的干部，從而不僅使他們的財富得到保護，而且能為增加財富提供更多的机會。　　毫無疑問，上述兩种要求都具有合理性，因而兩种完全不同類型的干部使社會安定和發展所必需的。中共目前推行的干部選拔方針，除了固守的傳統標准以外，更偏重于選拔 “開拓型”的干部，這与社會正在迅猛“變型”的過程是一致的。如果一個省的主要官員為這類改革開拓型人才，那么一個任期之后這個省的各級干部都將按照“類聚”規律調換成同型的人選。這樣延續下去，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政治要求由誰去代表呢？　　按照一般規律，當一派社會成員的政治要求和經濟利益根本沒有表達渠道時，他們不是改變自己的要求或壓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開辟非正常渠道伸張出來。這類非正常渠道隊社會安定造成的威脅是巨大的，它包括游行示威、秘密集會、地下組織和建立党團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還常常出現暗殺和爆炸等恐怖手段。　　既然有利益的分野，就必然有政治主張的對立輿斗爭。与其采取壓迫手段使這种政治斗爭社會化和秘密化，不如選用更利于談判和妥協的方法。社會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游泳池，它是全体社會成員的家。各派社會成員都在政府中或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們之間相互影響、協商、談判、妥協，使社會穩定地獲得發展。　　中國沒有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民眾團体和組織，如社區組織和獨立工會等，這又減少了利益緩沖的一個層次，從而使權力机构多元化更顯得必要。　　保持干部隊伍的穩定還有更為重要原因。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成員民主意識和現代觀念也開始生成和發展，這种發展的一個突出傾向就是反權威意識和自由化主張。從而与代表統一、穩定、權威的政府官員發生天然性的對抗。　　非常難辦的是，從表面現象看，在對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員們。因為當社會公眾以一种新的价值觀念來要求和評斷各級公職人員的素質時，他們可以從中剔選出許多觀念和行為的問題。如官僚主義、生活作風、效率低下、法制觀念淡薄、袒護同僚甚至有個別的以權謀私行為。剔選的過程有時伴有舉証，有時僅為單純性的厭惡，無論有無舉証，都能形成輿論。　　這是一次非常容易卷入錯誤的机會。迎合輿論，遷就民意，是錯誤的開始。公職人員和干部隊伍應該逐步更新觀念，并通過內在机制匡正自身，以适應社會的變化，但不是動手術般地割除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此時，“無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職人員處于“ 被告”或“被挑剔”的地位所造成的，并非整体的墮落不堪用。另外，干部隊伍在觀念上适當落后是一种保障社會安全的正常現象，對此亦應有正确理解。　　政府公職人員從整体上体現著社會穩定和正常發展，因而也代表了全社會整体的利益。如果這個隊伍本身不能獲得安定，那么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反過來就要對社會的安全發起挑戰。因此，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或發達國家的政府，都會在社會發生變遷的時刻設法保持基本干部隊伍的穩定，与他們對話，并在權衡利弊之后對他們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的政策。而在變遷結束政權穩定之后，政策可以相應嚴厲一些。南韓、台灣等亞洲准發達國家和地區大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社會過渡期。　　4. 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并不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愿意聲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過去政策的延續，因為改變政策往往是務實精神的体現。中國是個例外，它的政府強調政策的連續性，或許這是某种原則精神或尊嚴感的体現。　　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矛盾是層出不窮的，政府作為解決矛盾的對應措施，只能不斷更新和調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說過的話明天就不必算數，這是一种必然現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時是要對它的長期穩定性做出承諾的，這是為了使社會放心地接受并執行它，例如中國在改革初期推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几十年不變的政府承諾農民將不敢在承包地塊上作資金投入。當著類政策沒有与社會生活發生矛盾時，政策事實上已經變成了社會生活的慣常定式，它也會自然延續。　　另一類政策則要不斷進行調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訂的“反投机倒把條例”中的許多條款是違背商品流通規則的，現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廢棄不用了。進行這類調整時就不必承認“錯誤”，因為政府的任務就是不斷變動各項政策，就如同駕車者要隨時扭動方向盤一樣，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為車子在向前走著。　　有些政策的變動引起擺幅過大或缺乏論証會使人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怀疑，形成失望感，這會成為一些人与政府拉開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鄧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繼制定了鼓勵在職職工進行第二職業的政策。此項措施的用以無非是希望職工多一條增加現金收入、對抗通脹和物价上漲的出路，減緩因分配不公誘發的社會矛盾；但同時也是職業道德發生墮落的一個合法原因，弊端許多，絕非良策。　　類似的一些在頭腦熱脹時推出的政府決策大多將以個別人承受指責而被政府廢棄。　　5. 善意的宣傳誘導。　　對于政府來說，宣傳的唯一指導方針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實。舍此之外，任何其他動因的宣傳都應歸入“誤導”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驗到了誤導宣傳的巨大威脅，但它似乎并未意識到自己的相當一部分宣傳一直在起誤導作用。　　對于改革或政府執政的成績進行宣傳從來都認為是必要的，因為不如此似乎難以提高民眾士气与信心。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認識。民眾一般只對自己能感受到的社會進步成果銘記于心，而對官方喉舌的宣傳并不刻意去体驗。因此，官方的熱情宣傳自己只剩下兩個副作用，或誤導民眾產生過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產生逆反作用。況且，中共宣傳机构的名聲在過去曾受過很大的損傷，宣傳效應已經下降，加大宣傳量或增強宣傳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對“大躍進”的宣傳，１９６０年對“大好形勢”的宣傳，文革中對“偉大成果”的宣傳，雖已被徹底否定，但民眾心理上极自然地會把同一宣傳机构的這些杰作同現在的宣傳聯系起來，從而排斥現在宣傳的真實性。　　中共執政４０多年來對民眾最大的一個誤導是勸說民眾相信“奇跡”。它在推動每一個社會運動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訴民眾這是創造奇跡的開始。合作化、大躍進、文化革命最終都沒有產生奇跡。很奇怪的是中國政府為什么一直未能夠接受宣傳上的這一系列教訓，它現在又在宣傳“改革會創造奇跡”的思想。改革不會創造奇跡，它只會指引社會走上艱難的但會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跡思想卻會危害改革。文革結束以后，中國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誤全部源于對奇跡的不切實際的追求，華國峰的“洋躍進”，胡耀邦、趙紫陽時期對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開發熱潮等等，均屬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現。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說：“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誤還在于我們相當一些決策者的思想還沒有跳出或沒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產’的簡單化框框。只不過，‘革命’在這里換成另一個說法──‘改革’了”。　　宣傳只有在尊重事實的前提下，才會取得教育民眾的效果，同時也才會給宣傳者自己贏得尊嚴。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國政府為了實現社會和解，將北京街頭設路障和放火阻止軍隊進城的“暴徒”宣傳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為一般市民開脫肯定是善意的，但這不是事實，無益与市民的自我檢討，也使世界輿論對北京政府的宣傳產生不信任感。据后來披露的材料，事件結束一個月后，北京市五個城區共收審“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僅有１９０人，（指刑滿釋放和解除勞教的“兩勞”人員──譯者注），占總數的７．３７％。這個數字和比例雖比這類人員在同齡市民中的自然比例為高，但在“暴徒”總數中卻還是“极少數”。在宣傳中夸大這類社會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無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實性，不利于政府和民眾兩個方面做出正确的總結。這個材料之所以能夠披露出來是因為政府的這种宣傳傾向激怒了另一個政府部門。該部門主管監獄和對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傳直接否定了該部門對罪犯改造的成績。該部門的主管官員魏相如（音）不滿地說：事件中鬧事的前罪犯僅占五年來放回社會的同類人員的１．０８％，說明挽救前罪犯的社會工作經受住了血与火的嚴峻考驗。　　當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滿情緒能夠通過半官方喉舌披露出來，這是中國宣傳政策發生松動的一個例証。宣傳上允許講不同的事實，是保証宣傳的公正性的手段。　　筆者在中國旅行期間，曾隨同許多衣裝入時的中國人乘船游覽中朝界河鴨綠江。當船抵進北朝鮮的新義州市的岸邊時，船上的中國人高聲向岸上比他們更面黃肌瘦的朝鮮人呼喊：過來吧，這邊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義情緒給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國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蕩于飯店前廳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國少女卻更愿意兜攬南韓客人，引起出手闊綽，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騙。　　向富鄰居賣淫和譏笑窮鄰居，都是一种令人厭惡的社會習气。對自己的民族遲一种正确的態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傳教育內容，而不适當地夸耀自己的進步，誤導民眾產生狂妄情緒和民族优越感，則應視為宣傳的失敗。　　中國目前遠沒有達到富裕和強大的程度，与周邊國家相比較，它的人均國民收入和常規海外作戰能力（指軍事力量──譯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過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經濟成就。如果它的國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狹激烈的民族情緒，那么這個超級人口大國就已經對周邊國家构成了潛在的或未來的威脅，它在自己繼續進步的過程中將遭遇到強烈阻遏和預防性限制，這是中國政府和公眾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經濟進步盈余社會和民族的現代化同步，民族的現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眾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國的最重要的經驗和体會。　　如果說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卓有建樹的領導人，那么毛澤東遠比鄧小平幸運得多，他是在一個寬廣無比的歷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揮洒著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計、修改設計初稿，在歷史上重重地留下個性的色彩。而鄧卻沒有這种條件，在他當政時，歷史已經把中國逼入了一條狹長起伏的險路，他只能引領著自己的党和國人亦步亦趨地沿著歷史預留下的這一條唯一生路艱難走下去，稍一錯步或失足，就是整個民族的顛复。　　作為民族的精神領袖，毛澤東的基本風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樂觀精神。他面對著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從容談兵瀟洒取胜。鄧小平給世界的最深印象卻是一种負重感。或許整個民族仍是樂觀的，但那時因為沒有几個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臨的危机和風險。　　鄧曾几次想把責任交付給較年輕一代領導人，但胡耀邦、趙紫陽的相繼失敗不僅使這种交接顯得格外艱難，而且一步步揭示了這份責任的沉重性。繼任者必須謹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帶領整個民族前行。歷史條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沒有任何可能不犯錯誤，然而出現任何差錯和失誤，自己都將承受歷史的重責。這是一份絕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曾設想過，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鄧之間即完成權力交接，中國的情況將与現在完全不同。事實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鄧之間确曾發生過一次言詞激烈的個人沖突。在一次研究制訂農村工作政策的會議之前，鄧利用自己擔任總書記的職權，試圖阻止毛澤東參与其事。毛憤怒地提出了抗議。他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一本是《党章》，作為公民和党員，我都擁有發言權。　　按照中共党史權威的解釋，鄧當時完全是善意，而毛對于權力過于敏感。但無論如何，鄧小平當時既沒有搶班奪權的欲望，歷史也沒有做出類似的安排。歷史知識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澤東和完整的鄧小平。如果沒有后來的文化革命，毛澤東將是不完整的；而沒有經過磨難的鄧小平，也不會是現在的鄧小平。　　歷史為一對中國人厚愛的地方，是將完整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留給了他們。這或許是這個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遠也不要离開毛澤東和鄧小平。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22.21.27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1.151.8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