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6

作者vves (民主！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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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Sun Apr 3 00:37:53 2005

※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6 時間: Fri Feb 6 00:14:20 2004 第六章　中國与國際社會 ------------------------------------------------------------------------------ -- 　　內容提要：世界冷戰格局終結以后，下一個危險源在哪里？對人類命運构成威脅的國家具有的四個條件。只有中國同時具備這四項條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敵國嗎？判斷一個國家的現狀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對中國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一　　隨著蘇聯帝國的解体以及東歐國家的共產党政權的相繼瓦解，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冷戰格局終于結束了。以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８．１９”未遂政變被粉碎為標志，世界翻過了歷史的另一頁。　　冷戰就像一場惡夢，夢醒之后人們才突然意識倒它的可怕。人類几乎是在自我毀滅的懸崖上蒙著雙眼走了那么長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闊步、彼此撕扯而對足下的深淵渾然無覺。只是到了今天，我們回過頭去尋找自己的足跡時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類竟是憑借著無數個偶然巧合、仰賴一個又一個奇跡才是自己幸免于難的嗎？我們在惊嘆人類自身的生命力頑強神奇的同時，也對造物主的惡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還要几次再造人類，讓他們在震駭中慶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這個家伙玩失了手呢？　　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歷盡劫波之后人類已全然沒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間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們在頻繁后顧的同時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駐足前瞻，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還是早已布下另一個致死的泥潭？或許，我們只能在安全島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們的是更大的誘惑、奸詐和風險？人類已經走上了另一次墜毀的邊緣？　　人類已經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腳步沒有踏空，都使人疑懼叢生，深信自己已經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正在一步步地走進既設的圈套中。問題是，下一次毀滅到來的時候，我們還能希冀神靈的庇護和僥幸再一次降臨嗎？　　我們不得不環顧自己的周圍，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這許多的同行者當中，誰是那個偽裝成信徒的猶大，他將在我們面臨深淵時狠狠地踏上一腳，使我們飄然墜落，再也無法生還？誰是那個害群之馬？野心勃勃，倔　粗蠻，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虛幻的理念而胡踢亂咬，扭住我們撕打，從而使人類同歸于盡、集体自殺？　　世界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盡早發現這個潛在的命運死敵，在它最終有力量做出危害性舉動之前把它扼殺掉。　　可疑者的名單是長長的一列，如果我們認定聯合國安理會是公正的，它沒有屈服于強權者的意志（事實上，美國人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聯合國的事例比比皆是，且這种局面以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或者說，几乎已构成了聯合國的歷史。）那么這份名單上已開列出下列國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古巴、北朝鮮、塞爾維亞、紅色高棉……。潛在的名單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貧國家。　　這個名單遠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為它反映了強者的意愿和好惡，聯合國的“大多數”通常屈從于強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國組成“安理會”，那么開列出的名單上的第一個國名將是美國。　　問題在于，強者和大多數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們放棄虛偽的自尊，理智地理解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認為強國和富國由于其經濟結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進性因而才富強的，這种榜樣性不正是光明和未來的代表嗎？人類各民族不都是企望著富足和強盛嗎？　　事實并非如此，強國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別是當一個強國處于由盛而衰的轉折期時，它所表現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瘋狂以及企圖拉住世界前行腳步的陰暗心理和無理行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動的力量的根源，戰爭往往由此而起。說到這里我們將提及蘇聯帝國的最后一位君主戈爾巴喬夫先生。人類將永遠贊頌他，為他祝福。當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強盛的軍事帝國行將崩潰的時刻，他為自己選擇了屈辱，但是為世界選擇了和平。　　同樣，弱國或貧困國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隨貧困的往往是孤獨、极端、虛妄和鋌而走險的思維方式。國家貧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經濟不合理造成的嗎？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按照什么標准去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已經對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脅呢？這個標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參照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去制訂呢？二　　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處在不間斷的變化中。變化的結果和方向不僅影響本民族的命運，而且會极大的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因為一個國家的變化或者是引起別國變化的原因，或者是別國變化的結果。　　因此，國家變化在世界范圍內考察往往呈現出潮流性狀態。本世紀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時出現了德、日、意三個法西斯政權；戰后及整個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時出現了近四十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形成了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這些政權紛紛易幟，又相繼刮起以改革為名的資本主義政權、產權改造之風。任何一個國家的微小變化都可以找到國際潮流的影響，這說明國家或政權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說明獨立發展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幻想。　　這一特點也使我們對世界的未來及安全前景有了樂觀的理由。　　但是，國家變化的這一特征也同時說明了所謂變化的虛假性，它是不穩定的、由利益取向決定的。特別适當這种變化的直接推動者是國家的當權者時，變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現為前進性。當非洲的干旱國家宣布其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你很難判斷這個民族是在前進還是在倒退，而紅色高棉占領柬埔寨時，那個民族實際上有整整兩年時間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蠻之中。　　從來的統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號下進行。但是，從來的這些權威改革家推動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災難甚至正是由這些改革引發的。毛澤東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他領導的中國的确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當他一相情愿地企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進行徹底改造，推動中國社會進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時，他使他深愛著的民族蒙受了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大劫難，從而使這個偉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貶損。　　改革會引發災難，除了因為它是受國際潮流左右，帶有盲目性，以及是當權者推動帶有主觀色彩這兩個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眾性。一般群眾（特別是社會下層群眾，這部分群眾构成了社會的主体）因為有著強烈的改變自己生存狀況的愿望，所以是社會變化的天然擁護者。因此，這种由大多數社會成員組成的社會主体對社會變化有兩個基本要求或傾向：一是要求社會變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兩個要求沒有達到時，統治者与下層社會成員的改革同盟即有動搖瓦解的風險。所以，統治者往往為取媚于社會而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改革口號，這些假想目標進一步刺激民眾的理想狂熱，因因相循，使國家和社會的改革更新發生惡變。　　哲理，我們得出了促使國家和社會發生健康性變革的三個限制性條件：不是單純性受國際潮流影響的，而是發自本民族社會內部的一种經濟、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統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來自于社會主体；不是迎合社會大眾的強烈呼聲和愿望，而是社會优秀品級成員按照他們對理想的理解對社會進行切實的改造。　　在這三個條件中，我們排除了外部因素對變化的激化影響，也排除了內部組成因素中貴族与貧民階層對變化的主導作用，僅留下了“社會优秀品級成員”這一特定的社會階層，并將民族与社會更新變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在這一階層成員的身上。這并不等于說外部的与內部的其他因素對社會改革變化毫無影響，事實上，因為所排除的兩個因素在社會變化的進程中往往顯示出強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任何變革。但是，由于對這兩個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術范圍內加以解決，我們有理由不予考慮。　　這里，我們留下了第二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优秀品級？三　　我們的地球是這樣狹小。目前，擁擠在這個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達５５億，据最保守的估算，再過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類的總人口將達到或超過１００億。　　所有的民族，我們未來的１００億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權利。他們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發展，甚至他們還要求奢侈的虛榮心和自尊感，要求自己過得比別人更好從而支配別人，這個基本的動机就迫使各個种族以至于整個人類瘋狂濫用和肆意開掘這個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資源，并且毫無顧忌地隨意污染者人類自身的生存空間。而据最樂觀的預測，人類最終能夠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開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還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學工作者不懈地奮斗３００年！３００年后，地球上有多少人口了呢？　　前景黑暗得令人不寒而+B！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們自己將活不到那一天。　　一方面是人口數量和人的欲望的無止境的膨脹，另一方面是人類生存所依賴的自然資源日益枯竭。而人類賴以擺脫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卻相對緩慢。于是，這樣兩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張力背离而去，撕扯著人類社會整体，像一根繃得過緊的皮條，最終會因達到极限而被扯碎。　　人類社會整体被扯碎，這意味著什么？自相殘殺因而由于熱核武器的使用而同歸于盡？　　上帝既然締造了人類，將不會再讓它毀滅。或者如大多數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個造物主，他們在創造人的初始以及人類不斷更新進步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高舉著那把捍衛人類生存的利器。這就是物競天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則。　　這一法則強調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競爭，它更注重的是适應。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應的個体、群体、种族或國家才當然具有生存發展的權力。而落后或不适應者，只有改變自己以求适應的權力，無權要求其他！　　世界發展到今天，國家的獨立和完整邊界仍被尊重和承認，但是整個世界作為一個信息不斷流動的大系統，其內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沖得搖搖欲墜。因此，落后的民族國家在開放的世界系統中完全無法保持其自身，它們將被無情地改造、同化、消滅或者廢除，從而為人類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犧牲。　　上述觀點是本世紀初葉生物學派思想家們得出的一致結論。令人遺憾的是這個雖然偏頗但卻接近真理的結論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謬鼓吹和血腥實踐而變得臭不可聞。然而戰后者５０年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從未放棄過同化別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貧困國家從自身的悲慘處境中也悟出了同樣的道理，或者已經看到了更加悲慘的未來，從而發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這或許就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質的原因。　　作為一种報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段時期內，有兩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最廣泛的傳播和确認。　　首先是馬克思先生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二戰后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各國共產党人及其領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這种學說作了善意的改造，從而使它成為一种伊甸園式的輝煌理想，并且由這种理想出發產生出深及社會結构各個領域的一整套治國安民措施。領袖和子民們都深信沿著這條健康的發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達到光明燦爛的理想天國──共產主義。問題在于，無論各國的共產主義理論与方法存在著多大的沖突和歧解，它們的基本實踐卻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勵克己，在經濟制度上實行抑富扶貧。　　共產主義思潮曾經在世界上得到最為廣泛的傳播，它不僅被絕大多數落后國家所認同，而且在西方工業社會中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現在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在競選期間被老一代政治家們攻擊為共產主義的朝圣者，因為他在年輕時曾熱衷過參加某類政治活動。無論如何，共產主義學說确曾獲得過重要的胜利，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進入八十年代以后，整個世界對共產主義的熱情突然急劇降溫了，當蘇聯共產党被宣布為非法而停止活動以后，共產主義几乎成了惡魔的同義語。絕大多數共產党執政的國家几乎同時宣布廢棄執行了几十年的共產主義政策，開始實行資本主義方式的改造。　　但是這并不說明共產主義作為一种學說的失敗。馬克思先生的學說在更准确的意義上是一种資本主義理論，它极其正确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事實上，就在共產主義在東方示微的同時，馬克思學說在西方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熱潮，几乎全部的金融經濟理論都在馬克思先生論述的基礎上得以更新、改造。抑富助貧也成為一种成功的資本主義模式，克林頓先生的經濟政策的基本支柱即為向富翁們增稅！　　這一現象又說明了什么？　　另一种思潮即民族生存權力和民族平等權力的泛濫。戰后，特別是本世紀６０年代以后，作為舊的世界秩序的終結以及對延續几百年的殖民統治的清算，民族國家獨立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近几年，國際政治地理的變化無不与民族問題相關，只是由于國際地界早已划分完畢，因此民族獨立和自決的斗爭方式才以國內政治斗爭的方式進行，但其激烈程度并無稍減。不僅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相繼分解，而且分解后的國家又面臨進一步的分裂風險。民族問題在西方工業國中也有強烈的表現。　　從國際政治或全球經濟運行的角度分析，蕩這個世界最終按照單純民族的標准划分成數百個甚至上千個獨立國家時究竟是一种災難呢還是一种福祉？作為一种人類固有的原始情感，民族情緒應該被看成天之信條得到充分尊重并進而成為國際生活的一個准則呢還是應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忽略、削弱、批判？　　目前，民族問題至少已經出現了下述麻煩，使國際大家庭根本無法按照一個公正的標准或統一的尺度發表相應的意見，使其成為政治斗爭的一個工具，對民族自身造成損害倒在其次，這种狀況的延續最終將使世界出現更加混亂的局面，并最終削弱公正或國際公理。　　民族問題与歷史問題糾纏在一起時，任何處理辦法或解決方案都是不公正的。在歷史上，南非無疑是黑非洲人民的土地，但白色人种至少已經在這里進行過二百年的開發治理，誰更應該成為土地的主人？阿拉伯被以色列占領的土地的歸屬問題如果按照單純歷史的標准去評斷，則更是一本爛賬。歷史是漫長的，土地曾几次易主，究竟應該按照哪一段歷史去仲裁？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始終是民族融合的過程，單一民族國家的建立正因為与這個歷史事實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諸多爭端，使問題极端复雜化。　　其次，蕩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邊界發生沖突時，基于同樣的原因也呈現出是非不清的混亂局面。　　再次，當古老的民族情緒被具有現代色彩的民權意識所認同時，歷史公正甚至是人類自身都將受到最嚴重的損害。因為在人類的情感發展過程中，除了原始情緒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發展還呈現出對這种原始情緒是而背离時而回歸這樣一种曲線式前進的樣式。每一個周期都應是人類更遠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權思想無可厚非，但這种鼓吹應具有歷史進步性而非鼓吹倒退。　　最后，因為國際政治對抗中對民族意識這個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僅得到強化而且發生了多种形態的裂變。特別是當這些變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瀕死的老樹的枝干上時，遠緣的和近緣的各种遺傳因子共同作用使它開放出強异的花朵，鮮艷、燦爛又邪惡万端。例如，當民族解放的理想、熱情与伊斯蘭遠古經典和習俗傳說相結合時，就產生出其式洶洶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它以勢不可擋的力量迅速沖決一些國家政府用權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壩，漫卷而去，它最終會吞沒掉什么這是极為令人擔憂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尋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　　民族意識已經給這個世界造成了難以排解的矛盾和麻煩，它總是和戰爭相聯系，這是我們已經熟視無睹的事實。但是，民族意識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定勢。作為戰后（或者說全部人類文明時）的一种重要支配性力量，它必須得到承認、尊重，而且它勢必要在更長的歷史時期內支配整個人類。　　戰后的全球政治運作和力量演變，實際上始終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間的相互對抗和相互聯合的運動构成的，這是世界的复雜性、多樣性、進步性的根源，也為世界各個組成部分最終能夠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我們無法判斷這三中思潮中哪一個更合理更具進步性，因為隨著時間地點的遷移，它們都在一身扮演著英雄和敗類、進步与倒退、維護者与搗亂者這樣兩种角色。但是，當這三种思想潮流滲入一個特定國家或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并且以法律條文或社會傾向的形式被表現出來時，它們之間的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對象具有了鮮明的特征，而且客觀地顯示出它在人類整体前進的過程中和民族進步的旅途上所處的階段性位置。我們因此不僅有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現狀做出理性判斷，而且能夠准确地預測到它的未來走向。　　這是用第三只眼睛觀察世界的為以有效的宏觀手段（它的基礎是微觀的技術分析報告和數量統計報告），因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見并且不設理論上的任何標准。四　　在戰后，東西方在嚴酷斗爭和對立的過程中，几乎同時接受了馬克思先生的學說，并分別進行了偉大的社會實踐。這不僅間接地說明了冷戰和對抗与意識形態并不必然具有聯系，而且鮮明地表現出人類對真理性認識的趨同傾向和服從本能。　　這是一個奇跡，但這個奇跡卻因為各國均把馬克思先生的學說改造成土產貨品而被差別所掩蓋了。差別不是塵土，不能因為要顯示思想的光輝而將它抹去。實際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夠變异成土產時才顯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　　大多數國家所犯的錯誤，正是因為它們的政治領袖和理論權威試圖恢复思想的純正性，并用正統的所謂思想指導自己的實踐。在這時，思想變得蒼白而且荒謬。　　東方陣營是以共產党專制政權的形式去實踐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這些國家中，馬克思學說与本民族歷史傳統、民族文化沿習、國際地位、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价值觀念相結合，甚至還与其政治領袖的個人性格、興趣相結合，產生了形形色色的共產党專政國家，构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　　但是，也正由于各國在嫁接馬克思先生的思想時它們所采用的母本之間存在著千差万別，所以開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這些表兄弟之間更多地表現出衣帽服飾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緣親近感維系的完整体系。在每個獨立個体的身上都無可掩飾地保留著它們的歷史繼承性。前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國傳統的新版本；中國的封閉、孤獨、驕傲以及宗法觀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場內部權力斗爭的樣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滿清王朝時代的印記。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等東歐國家在宣布自己改變顏色以后，仍未能成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員，或者根本沒有改變自己在歐洲大陸的傳統角色，既受東方大國的壓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馴順，又時時刻刻地表現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難以泯滅的仇俄心理。朝鮮（這里指朝鮮人民共和國──譯者注）同樣表現出兩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嚴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堅硬；另一方面它又隨時調整自己的立場以求得鄰近大國的保護，對此而心安理得毫無難堪之感。在歷史上，東亞這個半島國家与其鄰居的關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紀的中國盛唐時代。　　無可否認的是，在進行了共產主義革命及共產党專制政權建立以后，東方各國和各民族在戰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与進步，特別是在經濟建設領域，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計划經濟体制具有足夠的權威，能夠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財力資源進行某個重要產業領域的集中開拓和發展，從而取得在通常情況下看來是奇跡的成就。例如，前蘇聯在于戰爭有關的一切工業生產部門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進工業大國一決高下的成績，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國在航天技術、核武器制造技術和少數工業項目上業已取得了与它貧困國力不相當的長足發展。　　問題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　　我們很難判斷一個國家在對其政權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以后，究竟對其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產生了何种影響。這一是因為各國對外宣布的統計數字（特別是年度增長速度）由于浮夸而喪失了可信性（如把羅馬尼亞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長速度相加，其現今的國民生產規模應已超過英法德三國總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回過頭去重新走上另一條發展道路，其結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測，即使借助現代化的電腦模型計算手段，也因其可變因素的复雜性而難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進行對發展速度的測算則無法比較選擇的得失，而測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須通過大致比較的手段。淡然，這种比較的方法仍有其危險性和不合理性，因為作為比較物的兩個對象都有著難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發揮作用。但是，如果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們則可以大膽排除。因為在我們進行的比較研究中是假設在政治真空中進行的經濟發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檢測出政治變量對檢測對象的非自然力影響。　　如果我們以上海和香港這兩個遠東大都會城市作為比較對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為兩個觀測點，我們即不僅可能對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發展變化做出宏觀的判斷，而且可以具体計算出政治變量的是技術良性影響。　　二、質量問題。考察經濟建設的質量有兩個重要的指標，一是綜合效益的評估，二是社會人文指標的評估。　　任何一項經濟（或工業技術的）成績都會引起民族國家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連鎖反應，而只有當這种影響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政治生活的質量的顯著改善時，才可稱為重要的經濟建設成就。　　由于反映經濟效益評估的一些專業性极強的概念、公式和數字為一般讀者所不熟悉，我們這里將盡可能避免作這种技術上的說明和演示，僅從動机和效果的一般情況做出考評。　　動机即發展工業項目時的出發點，一般地說，某項工業、經濟發展計划的制定是人為的或主觀的決定因素越少則該計划的質量標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國，前蘇聯在發展其國內某個工業或經濟項目時，其基本著眼點并不是國內生產或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是為著國際政治斗爭的需要，甚至僅僅是為著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說明政治選擇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虛飾。當經濟成績或工業項目被當成工具使用時，因而影響了它的質量水平。　　結果之工業建設成績的綜合影響，它的考核標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實惠。當一項工業成績与民族經濟的整体水平脫節時，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費。另一個災難性結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進步的道路。當１９５８年蘇聯領先于美國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喪失了對國家政策的批判性檢討的能力。　　与經濟建設成就相比較，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方各國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所取得的成績卻顯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權強有力的支持下，教育、衛生、藝術、哲學和科學文化諸方面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由于經濟上的不成功使這些發展難以為繼，當政府財力捉襟見肘，除了繼續給這些方面以道義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財力支持時，已取得的發展立即呈萎縮或下滑趨勢，倒退到它們各自在社會政治經濟水平支持下應有的位置。　　以中國近期發生的事為例。中國在實行改革政策前已經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級教育普及制度和城鄉合作醫療网絡，這在一般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极了不起的成績。但在實行改革政策以后，國家的財力開始分散，合作醫療网絡迅速崩潰，城市職工公款醫療的体制也即將解体。農村儿童失學大面積發生。為維持學校費用而向農民集資已招來并不富裕的農民的埋怨，如不維持學校則會在不遠的將來發生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危机，實際上，政府已處于兩難境地。　　這些國家的政治建設由于進入了一個誤區同樣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政治領袖甚至普通選民都有一個誤解，認為自己的國家在步入社會主義軌道以后政治建設的速度和達到的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物質生產的進度，并且這种超越必然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更強勁勢頭。　　這是對馬克思先生的學說的最荒謬的解釋和濫用。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過自己的見解，即社會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進步依賴于經濟的發展和物質成就。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發生歧解，這位哲學博士甚至冒著被政敵攻擊的危險而武斷地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社會的文化、精神、政治發展的指標受制于經濟發展的指標，即精神發展与物質發展階段相适應。　　世界各國的思想家們始終對這一問題感到迷惑不解。先師的教導如此明白無誤，不容置疑，為什么各個共產党執政的國家卻無一例外地走上了另一條歧路呢？中蘇長期對立，向來反其道而行之，為什么在以發展精神文明為手段和借口毫不痛惜地扼殺根本沒有得到充分發育的社會物質生產能力，挂出政治第一這面旗幟的時候卻如此一致？　　進入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的反思中，這些國家的共產主義衛士們在勇敢地承認自己犯下的過失的同時，都對當時之所以走上歧路羅列出一些客觀實在的理由，這些理由表明了犯錯誤的苦衷和不可避免性。其主要理由是國際“帝國主義分子”的威脅、侵略和顛覆陰謀，外部的壓力造成了內部的失誤。　　這個理由是成立的，因為美國及西方各國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鮮戰爭時期）也先后出現過一段短暫的“黑暗”時期，其理由也是共產主義威脅的陳詞濫調。　　問題在于，西方為什么能夠迅速克服它的錯誤，沒有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東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古老的命題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東西對抗，全球冷戰或者是几乎要毀滅人類自身的熱核大戰的危及都已經過去了，西方并非無可指責，東方亦不僅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個人類由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訓，那么我們付出的代价就會全額收回補償，因為它將指引我們順利地毫發無損地渡過接踵而來的其他危机。　　如果我們自己就是上帝，我們也將對馬克思先生的學說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為它是人類最偉大的精神財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我們也必須尊重諸如前蘇聯和中國這樣一些國家對馬克思學說獨立地做出的選擇，并且怀著欽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們在實踐這一學說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气、決心和犧牲精神。我們必須認識到，盡管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沒有換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們自己拽入了一個可怕的誤區，但是問題不在于學說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當權者對學說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謬的解釋，全部問題都應歸結于命運，而命運就是各個民族自身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它們各自的歷史以及客觀環境所形成的條件。因而任何選擇都不是依照理念去決定的。中國大陸与台灣隔絕了４０年，兩部分中國又分別由敵對的兩個政党執政，但是假以時日，再過４０年，我們將會惊訝地發現這兩部分中國的發展軌跡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繼在兩地上演。這就是歷史和傳統的魔力所在。　　相比較而言，馬克思學說的引進對于中國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國家政治結构的重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執政党在國民中強化進行馬克思學說的思想教育，長達４０年，這一階段“教育”在民族思想發展的進程中決不會以空白的形式出現，當這個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以后，國民的思想意識不會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產党執政初始時期的水平上。作為一座橋梁，馬克思先生的學說將為中國民族的前進起著歷史的与現實的作用，因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滲入了整整兩代人的血液中，稱為國民性的一部分。五　　上帝并沒有完全剝奪窮困者生存的机會，它交給了他們一件翻身的武器：后起优勢因素。　　我們面前出現了這樣一种荒謬、悲慘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場面：當窮兄弟們挽起臂膀試圖以集体對抗、共同抵制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悲慘性處境時，常常顯得軟弱無力，一無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國家的發展進程逆轉或斷裂；而一旦這個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敞開自己的國門熱情迎入國際資本時，（此种行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為經濟入侵和喪失主權），并在引入資本方面義無反顧地同自己昔日的窮伙伴進行針鋒相對的競爭，雖然自己寶貴的血液會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犧牲部分利益換取了本國資源的開發、工業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長成以及國民觀念意識的更新，從而完成了國家經濟的起步。以南韓為例，這個半島小國再經過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經從欠發達國家成長為新興工業國，它不僅開始用同樣的方式向更貧窮國家（包括中國這樣的大國）進行資本擴張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產品領域早已具備同日、美等強國開展競爭的能力。（由專家預測，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韓將成為日本汽車工業的勁敵，而日本早已從美國手中奪取了相當大的汽車消費市場）。　　資本掠奪一旦由殖民方式變化為資本擴張方式，這种掠奪方式就明顯地具有了兩利性質。資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財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來世界各民族發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結果，因而成為當今世界各個角落的普遍現實。而改變這种狀況的唯一途徑是在承受痛苦和犧牲的同時充分利用落后國度固有的后起优勢因素。　　后起优勢指低消費水平形成的低勞動成本、低勞動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勢，以及由前兩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資條件。一旦這种优勢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認和國民情感上的認同，從而認真地在國際商戰中成為致胜的砝碼時，可以認定該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　　我們常常惊嘆中國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滿哲理而耐人尋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這种變化趨勢：水往低處流。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經濟地貌上的洼陷區，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樣，資本和技術（包括管理技術）受利潤的吸引匯向這個低洼區，并最終有可能填平它。　　資本輸入具有兩利性質，指的就是這种交流的客觀結果。實際上在資本侵略的過程中更多地表現出野蠻、破坏、干預，甚至會引發政治的動蕩和社會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來越多的跨國際團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利潤是建立在對方利益的基礎上的，同盟或伙伴關系的意識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戰略理念上，而且已經成為談判的基礎和獲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經開始向輕松的方向轉化。　　然而由于這种合作的基礎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為之的發展策略。而擁有資本的一方為了獲得更為有利的投資生利條件，必然對合作伙伴提出超經濟的要求，并對這塊獲利土壤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遠也不會消失；合作伙伴間將開展經濟、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沖突和斗爭。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對外開放和引入外國資本、技術和管理的問題上將處于一种尷尬的兩難境地：實行有利于外資的政策當然會加強國家在吸引投資的競爭中的地位，加快開發步伐，但這意味著對國家原有的政治文化傳統的劇烈沖擊，几乎沒有适當的緩沖空間和時間。除了刺激國民情感，忍受巨額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毀本民族脆弱的工業基礎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經濟結构相适應的國家政治結构和利益集團在經濟重建的過程中將受到最大程度的損害。必須指出，當經濟重建和改造工程結束以后，伴隨資本和技術涌入國門的管理意識和政治觀念將被國民所接受，從而形成与新經濟相聯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改造或直接奪取立法權和司法權。　　現代化進程和民族更新改造進程都是痛苦的，原因就在于這個進程開始以后必然發生的社會動蕩和政治陣痛。各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決定了沖突的形式上的差异，或流血或和平，或漸進或突變，但因為關乎巨大利益，沖突的激烈程度則是相同的。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國際潮流沖擊下，各個民族國家的國門首先是由當政者親手打開的。但它們在引入希望的同時也在開門揖盜，向自己宣戰。中國的改革領導者常輕松地說，國門打開了，飛進几個蒼蠅有什么可怕的呢？問題恐怕絕非如此簡單，中國的更多問題將在以后陸續出現。　　加強國家控制，限制現代管理意識的傳播与擴散，堵塞這种管理意識像政治權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權利對經濟改造和外國資本的命運的最終判決權，這一切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兩個：如果政治權力与經濟更新發生沖突，意味著投資風險的加大和資本生殖環境的惡化，從而削弱本國在吸引資本上的競爭力。如果政治權力与經濟更新進程能夠吻合，甚至能夠成為一种保護力量，那么這种愉快的合作關系也只是階段性的。南韓的全斗煥將軍和台灣的蔣經國將軍在他們的生前或身后都發生了權力交割。能否把這兩位獨裁的將軍評价為英雄，我們不在這里討論，但是，一方面是他們在運用政治權力完成了民族工業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沒；另一方面是權力交割后人民對他們的獨裁專制行為的批評和審判，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中國的改革之父鄧小平先生無疑是本世紀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闡明了削弱資本競爭能力和放慢技術引進速度后國家必然面臨的悲慘處境。他說：“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們甚至講出過更具刺激性的語言：落后將被開除球籍！意思是將有被從地球上消滅的危險。能講出這樣語言的人無疑是清醒的。以中國論，如果在目前進行的一輪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競爭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敵俄國和印度這兩個龐然大物肥壯起來以后，那么他的處境和命運將是可想而知的。偉大的中央之國像一塊肥肉，處在虎狼的包圍之中，（包括日本、韓國、台灣及正在崛起的東南亞各國），它將無一日可以安枕。　　正因為進退兩難甚至進退都會失据，所以在經濟体制變革、國門開放以及由此而發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過程中將始終伴隨著痛苦和沖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誤，不同集團利益關系的失衡，或者一個足以刺激國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發生，都會引起激烈的內部沖突。在兩個利益集團得以充分發育的情況下，沖突會演化為內亂或戰爭。　　危險源即在這里。六　　本世紀曾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在第二次大戰后世界卻維持了近５０年的和平。据各國政治家的一致推斷，這种和平局面還會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維持下去。和平的出現不是核威懾的結果，它只是表明，以爭奪殖民地為主要內容的舊的戰爭條件已經逐步消失，而以保護環境（生存、發展、投資等方面的環境）為基本內容的新的戰爭條件尚未完全生成。　　在這半個世紀中，局部戰爭卻此起彼伏，無一日宁靜。除了單純的國內党派或部族戰爭以外，反有第二國參与的戰爭或是舊戰爭的殘余，或是帶有明顯的新戰爭條件的色彩。以美國為例，越南戰爭的目的是阻遏蘇聯勢力在南亞的擴張，阻止東南亞各國在被輸出“ 革命”的影響下發生多米諾效應。這場戰爭不具有任何經濟色彩。而布什總統領導的巴拿馬軍事干預行動和海灣戰爭，其經濟意義則是首要的。特別是后一場戰爭，如果任由薩達姆將軍吞并科威特并威脅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國家，從而掌握住世界可供輸出的石油的大部分份額時，全球的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會發生災變，因此絕大多數國家主張對此進行堅決的干預和制止。這場戰爭表明了新的戰爭觀念和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經濟活動的正常環境。當然，受到環境惡變的影響而受到最大損失的首先是美、日和西歐這些經濟大國。如果舊式戰爭被人們冠以“肮臟戰爭”的惡名的話，那么新式戰爭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義性或公正性。我們說“一定程度上的”，是因為在做出決定時人們根本不愿意或無暇分神去考慮伊拉克方面的辯解，不去考慮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分离是否公正。人們注意的只是這一事件對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　　關于這一點，即公正（或公理）的現實性、限制性、片面性，是至關重要的。它与強權無關，因而又具有公理的屬性，但它將在許多情況下与人們觀念上的公正標准發生沖突，當人們按照自己認定的公正去行事時，常常背离國際社會的公理或公正准則，這种背离如果嚴重地損害了既定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生長環境，那么接下去的只能是制裁和戰爭。　　近年來聯合國已經成功地扮演了國際事務仲裁人的角色，雖然在仲裁時往往沾染上濃烈的強國意志的色彩，但至少在形式上獲得了大家庭多數成員的支持。對此，中國人常常以棄權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保留性意見和不得不屈從的令人敬佩的克制。外交姿態的靈活性表明中國對自己實力認識的客觀性，還反映出對國際公正的理解与聯合國的其他成員特別是美國人之間存在著重要距离。中國是個大國，它的任何舉措都會產生國際性影響；中國有是個發展不足、有著深厚傳統色彩的共產党執政的國家，它必將在觀念領域与國際社會發生多方面沖突，觀念上的沖突又產生重要的國際性影響，這就是為什么國際上許多政治家和戰略理論制定者將中國視作潛在的或現實的危險源的原因。　　消除這個危險遠的唯一可行辦法是支持中國人取得經濟体制改革（在后一階段將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順利地實現轉軌和軟著陸，并從此走上平穩的自然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中國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個幸運。　　中國的社會穩定是有條件的，只有當大部分公眾都得到可見的明顯好處時，社會才處于馴順和穩定的狀態。而當社會的下層民眾的极端性情緒被社會上層政治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時，而且這种合力將使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產生斷裂或逆轉時，就會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雖然以青年知識分子強迫共產党交出執政權的形式出現，但它真正的原因卻是市民階層對社會進程產生的階段性不适和恐懼。青年知識分子是飄散在社會上空的云霧，他們不代表誰，只是反映社會的情緒并從混亂中希圖達到自己的一些意義不明的目標，如言論自由、自由派報紙等。在這一事件中，堅持社會進程的力量恰恰是執政的共產党（准确地說是共產党中的一部分），遺憾的是，西方絕大多數政治家卻沒有看清云霧下的真實。　　目前的中國，中間階層即商品財富的真正代表“优秀品級”尚未發育成熟，上下兩層社會勢力之間沒有形成堅固的隔离帶，一旦社會進程發生重大挫折或某一事件誘發了下層的恐懼和憤怒情緒，將會發生真正的麻煩。　　中國的情況較之俄國更險惡，因為后者在社會的經濟、文化、國民教育程度和政治規則等各方面的發展上遠比前者优越，且沒有龐大的人口之累，所以危机發生概率要小得多。中國經過近１０年的改革進程，經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不平衡是普遍的。外國資本与本國資本、發達地區与貧困地區、中央控制与地方分權傾向、社會原則与經濟刺激手段，獲利者与一般民眾，矛盾錯綜复雜重重疊疊，而且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數量巨大、低教育程度、未充分就業、經濟生活窘困得高密度人群中。可以說，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項舉措都是部分失誤，危机隨時都會發生，風險將伴隨始終。　　中國的社會改革進程已經起步，這一進程已無法逆轉。一旦這個過程斷裂，整個世界都將卷入一場災難。所以，世界要幫助中國，中國也要幫助世界。本書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政治結构、公眾文化心里以及社會經濟運轉的秩序、特征和支撐點等各方面進行分析，目的是使我們不僅能了解今天的中國，而且能清晰地辨清明天的中國的大致輪廓。　　我們將再回到那個老問題上去，世界的下一個危險源在哪里？對世界環境构成威脅的國家將具備哪些條件？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先生在全美新聞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的美國海外用兵六原則。　　第一、除非特定的交戰或時机被認為是對我們的國家利益极關重要，否則，美國不應在海外把部隊投入戰斗；　　第二、只應在具有取胜的明确意圖的情況下才投入作戰；　　第三、實施作戰應具有明确規定的政治和軍事目的；　　第四、必須不斷地進行重新估計并在必要時進行調整；　　第五、這應得到美國人民及其選出的在國會的代表的支持；　　第六、這應是最后一著。　　“六原則”以限制性條款的形式出現，表明了美國軍事力量使用上的收縮、慎重、有效和克制的傾向。在前蘇聯解体以后，盡管世界上局部爭端此起彼伏，但美國人并未充當假想中的全球安全憲兵的角色。　　但是美國人并未立地成佛。海外用兵雖然是“最后一著”，但仍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自然延伸的手段。　　六原則的第一條即對美國“國家利益极關重要”是啟動工作程序的按鈕，一旦触及它，其余原則則完全可以從程序上或技術上得到解決。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鮮半島兩個敵對政權之間爆發了戰事，杜魯門總統迅速做出了出動海空軍進行軍事干涉的決定。當法國外長羅伯特‧舒曼先生得到美國國會的正式通知時，他留了眼淚。他說：“感謝上帝，這次不會重犯上回的錯誤了。”舒曼先生想到了二次大戰前英法兩國沒有及時制止希特勒這段歷史。　　朝鮮戰爭也成為了歷史，但是人們關于災難或潛在災難的概念并沒有改變。這一概念在今天包含下列含義：　　极端主義的意識形態、由非邏輯的經濟政策導致的財政破產、非民主化的政治結构和決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權狀況，以及由上述因素引發的國內國際的動亂或戰爭，而當這一切与大規模戰爭手段如熱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相聯系時，國際干預將不可避免。　　于是，我們必須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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